为了实现尼克松的愿望，我在两条战线上采取行动。国务院指示我们的驻莫斯科大使雅各布·比姆通知苏联外交部长葛罗米柯，美国准备就恢复停火问题进行谈判，并讨论限制双方军备的问题。不出所料，葛罗米柯于二月十一日给比姆的答复是不明确表态。他说，苏联不能考虑停火问题，除非以色列首先停止其深入内地的轰炸。他不反对讨论限制军备问题，但是只要以色列还占领阿拉伯的土地，就不能进行讨论；换句话说，以色列必须从一九六七年占领的一切土地上撤出。所有这一切都可以在两大国的会谈中加以解决，苏联准备恢复这种会谈。
结果，中东危机加深了。纳赛尔在五月一日的演说中向尼克松作了公开表示，他以命令式的语气清楚地说明，我们的地位在下降。美国“必须命令以色列人从它占领的阿拉伯领土上撤出去”。纳赛尔要求我们，如果做不到这一点，那么，“只要是以色列还占领着我们阿拉伯领土，就不要给以色列以任何新的支持，不管政治的、军事的或者是经济的支持”。否则，“阿拉伯人就会得出必然的结论，认为美国希望以色列继续占领我们的领土，以便将投降的条件强加在我们头上”。苏联可能在中东取得主宰地位，这并不是异想天开；这一点从下列事实可以看得很明显，当时纳赛尔曾对一位著名的美国访问者、前世界银行行长尤金·布莱克说，他希望美国的任何外交倡议都通过苏联再提出来；他对于同我们直接打交道不太信得过。
接着，轮到莫斯科了。六月二十三日，多勃雷宁对我们的中东建议的反应较为冷淡。我问他，对于我所提出的关于撤退苏联军队的问题，莫斯科是否有答复；多勃雷宁回答说，我提出的问题太多，他没有记住。多勃雷宁满以为可以回避这个问题，因为国务院的正式倡议没有提到苏联军队的问题。他表示，他被他所谓的美国想“单方面地”掌握中东的外交行动的企图感到义愤。他宣称，谈判才是我们当前的问题，但是他认为我们以后会不得不回到莫斯科问题上。他不知道，到那个时候，可以作出什么样的“让步”。六月二十九日，在莫斯科，葛罗米柯告诉美国驻苏大使比姆说，苏联研究了我们的建议，没有发现什么新的东西，以前建议中的缺点，这里面全有。
计划已久的约瑟夫·西斯科中东之行——表面上说是要和大使们磋商，实质上是去试探和平的可能性——加深了人们的印象，说明美国对于苏军进入埃及并不太介意。苏联显示实力之后不久，西斯科就去履行这次使命，这似乎又暗示，苏联军事人员进入埃及并不是什么障碍，甚至还可能推动美国努力去寻求和平。以色列受到来自苏联和美国两方面的干扰，暂时停止了深入内地的轰炸，采取了一种更加有选择的报复性策略。这种姿态，在几个星期之前可能有助于改善气氛，现在则反而变成对苏联军事讹诈的一种让步。错上加错的是，尼克松选择了当时这个时机，主动提出了美苏举行最高级会谈的倡议，这就消除了苏联仅有的顾虑。一九七〇年四月，并非是尼克松最引以为自豪的一个月份。
在六月十日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中央情报局局长赫尔姆斯总结了恶化的形势。苏联在埃及有四至五个团的SA-3导弹和三至五个中队的苏联驾驶员驾驶的米格-21型飞机；这些数字是不用怀疑的。自三月份以来，苏联所派遣的军事人员现在总计达一万人之多，埃及摧毁以色列飞机的能力大大地加强了。日益增加的损失将对以色列造成新的心理上的压力。由于他们失去了先发制人的能力，以色列便很想控制苏伊士运河沿岸地区。因此，关键的问题是，苏联会不会将他们的SA-3导弹运进运河地区，并在那里驻扎空军，如果苏联这样做了，以色列会不会不向他们挑战。无论如何，苏联的综合性军事力量只要突然向前推进，形势便会很快地变得对以色列不利。
我认为，在我们没有弄清楚苏联在中东下一步的打算之前，就宣布这样一个决定，是非常不明智的。这时，我对尼克松改变主意的习惯已有经验，可以有把握地说，他一定会——用霍尔德曼的话来说——设法加以补救。因此，在把罗杰斯的备忘录送交给总统的时候，我指出，这一建议中的行动对国内的影响是不言自明的，“在国外，向苏联的压力低头的这种表现，光靠简单地否认是解释不了的”。因此，我建议，修改罗杰斯的建议来减轻一下对以色列的打击。或者是，我们同意补充一九六九年到一九七一年期间损失的飞机（补充到一定的数量为止，以免以色列人任意进行代价高昂的空袭）；或者是如果苏联运进的大量军火破坏了军事均势的话，我们保留一条生产流水线，并拨出一定数量的可以立即交付给以色列的鬼怪式和隼式飞机。甚至西斯科也对我（私下）说，他同意我的看法。为了避免因推迟交付飞机而引起的不良反应，我建议由国务院而不是由白宫来宣布这件事。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决定把问题说清楚，总统的行动并非出于软弱，苏联的军队是个严重的问题。六月二十六日，在圣克利门蒂的一次背景情况介绍会上，我主动地对苏联军队进驻埃及提出质问。我说，苏联把军事人员派遣到中东的打算是没有道理的。即使原先派遣他们去是为了支援纳赛尔，现在他们继续留驻在那里便构成一种必须认真加以对付的战略性威胁：“我们正设法按照这样的方式寻求解决办法，即加强温和派的政权，而不是激进派的政权。我们正设法驱赶进驻的苏联军事人员，不全是指顾问，而是指参加战斗的驾驶员和战斗人员。在他们牢牢地站稳脚跟之前就把他们赶走（强调部分是我标的）。”
实际的“让步”要比所看到的内容少。这个建议——认为和平解决方案可以建立和平秩序——是当作一种让步而认真地提出来的，它说明中东政策的前途是多么渺茫。要求以色列从占领的一切土地上撤军，而又不能保持同多数国家通常享有的和平关系，这是一件荒谬的事情。我们怎么也不能把在实现和平之后停止游击队的出击这件事说成是一种牺牲；任何人都不会持与此相反的主张。但是，多勃雷宁的停火建议看来似乎仍有足够的重要意义，它使我没有能一眼看出，苏联的复信没有回答我们二月十日谈话的主要问题，即我提出的对于他们派军事人员进入中东的警告。复信中对此避而不提的原因，很快就真相大白了。
拉宾有许多不寻常的优点，可是却不具备处理人际关系的天赋。如果我国把整个美国战略空军司令部无偿地作为礼物送给他，他会（一）、装模作样地认为，以色列总算拿到了他应该拿到的东西；（二）、他会从飞机上找出一些技术上的毛病，显得他接受这批飞机，是对我们作了一次极不情愿的让步。因此，一点也不奇怪，他没有接受这个补充飞机损失的方案。事实上，拉宾把梅厄夫人写的两封信（其中一封是亲笔写的）交给了尼克松。这两封信是根据外界已公开流传的报道来写的，认为我们可能推迟或拒绝以色列的关于飞机的一揽子要求。梅厄夫人写道，这一决定将会使以色列在军事上处于更加危险的境地，同时将进一步鼓励苏联和阿拉伯的侵略。她担心一种被人“遗弃”的感觉将会使以色列人更加感到绝望，因此也就更容易铤而走险，“人们对于这种形势所产生的严重后果怎样说也不会过分”。
八月十五日，拉宾大使到白宫来见我。他递交了一份果尔达·梅厄的外交文件，历数证据，指出在SA-3配合下的拥有十四枚SA-2的导弹部队进入停止一切军事活动的地区。结果，以色列损失了五架鬼怪式飞机（这就是发生在中东停火时期的怪事）。换句话说，我们在停止一切军事活动的协议开始生效时刻的前后，向苏联的第一次推进行动作出了温和的反应之后，苏联人和埃及人作了进一步的部署，显然，这是违反协议的。梅厄夫人要求当面向总统本人陈述她的看法。国务院认为这是不合时宜的，因为它正急于想要促使贾林所主持的会谈开始。与此相反，我则给拉宾安排了一个机会，让他把以色列得到的情报给尼克松看。拉宾利用这个机会把我们的情报界不愿意接受以色列所提供的证据狠狠地数落了一番；他说违反协议是千真万确的事。其结果是，尼克松批准将伯劳鸟式导弹迅速运交以色列，用来对付SA-3导弹设施，而且随后又同意于九月份会见梅厄夫人，那时她将到美国来出席联合国成立二十五周年纪念大会。
因此，一九七〇年春天，苏联的导弹和军事人员出现在埃及时，尼克松政府的反应也是这样。由于把精力都集中在越南、柬埔寨和老挝问题上，由于被国内的动乱弄得心神不定，还由于基本上认为是以色列的好战激起苏联采取军事行动，以致美国政府一直是摇摆不定，把遏制挑战的时机都放过了。
这种倾向由于其政治制度而更加严重。在这个政治制度中，政府往往是由好几个政党和独立小集团组成的动荡不定的联盟。这样一种制度不能很快地作出决定，也不能执行灵活机动的外交政策。任何一个主张让步的领导人都有可能遭到他的同事的攻击，并在国会被强烈地谴责为，如果不是卖国贼，那么至少也是狡猾的（或愚蠢的）美国人的应声虫。以色列的每次内阁会议都很适合于对和平建议吹毛求疵，使之不能通过，而不适合于制定一项长远的政策。有时，以色列发现，把作出困难的抉择的责任推卸给它的伟大的盟国，比由它自己去作出决定要更容易些。当许多以色列领导人心中明知必须去做某事时，就用“美国压力”当作一种托辞。
到了八月十九日，我们收到了新的证据，正如以色列人所指出的那样，违反停止一切军事活动协议的事情的确是存在的。这就迫使国务院采取正式行动。但是公开的反应——采取由国务院新闻发布官发表一项声明的办法——调子又是如此之低，以至于人们认为我们正在寻找借口，避免采取行动，而不是寻求补救办法：
到了八月十三日，以色列对苏联和埃及违反协议的指控传到了我们的新闻界，梅纳赫姆·贝京把他领导的反对党从一九六七年的紧急状态中组成的联合政府中撤了出来，并对果尔达·梅厄进行了猛烈的攻击，说她首先就不该同意美国的方案。然而，国务院采取的方针是，坚持认为美国还没有得出像以色列所说的违反协议的“结论”。我们驻以色列的大使沃尔沃思·巴伯奉命劝说以色列政府停止公开讨论这件事。而且，我们还要求以色列迅速指派代表参加贾林所主持的会谈。
正因为柯西金的信是这样冗长，又不要求实际上解决什么问题，我就开始认识到，这不是一个孤立的行动，必定是一个更大的计划的一部分，几乎可以肯定是战场上要采取某些具体行动的前奏。这封信的含糊其词，可以被解释为他们不希望得到一个可能会干扰他们业已决定的答复。从安瓦尔·萨达特和穆罕默德·海卡尔的自传中我们现在了解到，当纳赛尔一月底在莫斯科的时候，苏联已经作出决定，要把最先进的防空导弹送往埃及。柯西金的信不是一个警告，而只是一个烟幕。
和多勃雷宁交换意见，更进一步加深了我的信念：我们的路线错了。为进行有效的谈判所必需的力量均势根本就不存在。六月十六日我向尼克松送交了另外一份形势分析，就所提出的倡议提出警告：在作出对“停止射击并开始谈判”这一建议的评价时，必须考虑到我们去年所提的那些强制性的和平倡议的情况，“它们使那些对边境不断施加压力的阿拉伯人胆子更大了。以色列开始对埃及进行深入内地的轰炸，而这又转而促使纳赛尔引进大量的苏联军事人员和势力”。在我看来，新的建议也包含着同样的危险；我们最多只能赢得两个月的时间。
罗杰斯于是便阐述了国务院关于立即停火和通过贾林进行会谈的方案，好像赫尔姆斯没有作过上述的情况介绍似的。实际上他的这个建议像他六月二日和多勃雷宁谈话一样，默认了苏联军事人员进驻埃及。
我向总统提出的报告后来证明是高兴得太早了：“多勃雷宁作了一系列重要让步……在关于埃及问题的谈判中，我们政策比较坚定，这在所有有争议的问题上都收到了效果。苏联已经走了第一步棋——虽然这步棋的步子迈得不够大——至少它说明了寸步不让的方针是正确的。”总统对于苏联这种表面退让的态度作出了反应，他修改了原先关于向以色列提供军事援助的决定。尼克松懂得，如果拒绝以色列关于军援的要求，我们是无法向以色列提出停火建议的，因此，在同一天，尼克松批准了我提出的关于在一九七〇年补充以色列损失的飞机的建议，总数为八驾鬼怪式和二十架隼式飞机。我提出，暂时搁置一揽子交易的坏消息由国务院发出，他对此欣然同意，只是把尼克松式的手法加上：由我把尼克松决定补充以色列损失的飞机这件事立即通知以色列驻美国大使拉宾。
如果我和罗杰斯之间的关系较为融洽，我还可以充当一个调解人。但是，到了一九七〇年夏天，罗杰斯知道得很清楚，除了中东问题外，几乎在所有问题的重要决定上他都被排除在外了；要不然，他就是很迟才被邀请进来，以致他只能认可而不能参与决策。诚然，罗杰斯一定会注意到，总统的许多决定，都是在他出国访问的时候作出的，这决不是一件偶然的事。他的自尊心又不允许他承认这种事情会发生在他的老朋友总统的身上。因此，他就责备我。他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尼克松不信任国务院，希望一些微妙而敏感的事都由白宫单独来处理。但是，由于我的存在，使这种双渠道的做法成为可能。我很愿意挺身而出，同我的小工作班子一道去解决难题，而不需要各政府机构间进行什么联络工作。罗杰斯对这种做法很恼火，显然，这是由尼克松煽动起来的；同样明显的是，我是助长这种做法的。罗杰斯和我都没有这种气量设法走出这个我们应该认识到是不符合国家利益的死胡同。如果我们愿意克服我们那并非不严重的利己主义，我们本来可以弥补彼此之间的不足。当然，即使如此，在政策和策略问题上，我们还会存在着许多意见不一致的地方。
接着，在七月二十二日——正当一场军事冲突似乎已经是不可避免的时候——纳赛尔突然接受了我们的关于停火和举行谈判的建议。 停火和停止一切军事活动
我认为，通过提出详细的安全措施，缔结一项和平条约和撤退苏军，这样的做法将会鼓励以色列去进行谈判，它将使埃及有更大的可能性收复西奈半岛。苏联因以色列得到充分武器供应而面临战争升级的危险，以及一项可以接受的解决方案提供的应急退路。但是我告诫尼克松说，接受我的方案将会引起官僚机构内部的一场可怕的争吵：“我们在柬埔寨的遭遇刚发生不久，你将不得不压制一下内阁高级顾问的建议，并把一项迥然不同的政策强加在一个非常不愿意加以执行的官僚机构的头上，然后责令他们贯彻执行。”
总之，在尼克松政府内，我们是第一次经历到了苏联利用驻军来加强他们的地缘政治影响的计谋。在苏联所认为的势力范围内，克里姆林宫会大规模地、迅速地和无情地使用军事力量。但是，当它在超越东西方分界线的地方采取行动时，它的行动就非常小心谨慎了。起初承担的军事义务往往是有节制的，其防御性的动机还可以说得过去。在那个时刻，只要下决心和他们对抗，迫使其撤退，这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容易的。当苏联人没有碰到抵抗时，他们在行动上很快就会升级。值得注意的是，这样一种近乎公式化的做法——从埃及到安哥拉到埃塞俄比亚——会一而再，再而三地引起人们同样的怀疑和踌躇，这种怀疑和踌躇远不能使苏联有所节制，却反而只能使苏联军事力量大规模地卷入。
不管是什么原因，很有可能，我们迟疑不决的初步反应鼓励了纳赛尔加速其把导弹向前推进的步伐。事实上，我们亲眼看到春季一些事件的重演：苏联采取了有限的行动，随后便停下来巩固阵地，并分析我们的反应，接着是一阵急速而令人惊奇的集结。诚然，八月前半个月所发生事情的证据是不明确的，即有争议的活动到底是发生在停火生效之前不久还是在之后不久。然而，毫无疑问，不论事情是什么时候发生的，它是对国务卿于六月二日对多勃雷宁提出警告的蔑视，这个警告说，苏联在运河三十公里以内部署导弹不能被认为是防御性的。
不用费什么脑筋就可以预料到，至少美国（如果不是法国和英国）会作出答复，它主张在对等的基础上恢复停火……因此，苏联行动的结局将是把恢复停火的责任放在纳赛尔和阿拉伯人身上，从而也就是放在苏联人自己身上，而不是放在我们和以色列人身上。
五月十二日，在人们受到柬埔寨问题极端困扰的情况下，我忧心忡忡地为尼克松总结了一下这种愈演愈烈的僵局：纳赛尔深信，他能耗得过以色列人，而梅厄夫人则认为，同纳赛尔不可能谈和平。梅厄夫人准备坚持到底，直到阿拉伯人回心转意为止。以色列希望美国更加坚定地顶住苏联，给以色列更多的飞机。甚至于西斯科——由于他这次出访的结果——现在也建议要重新评估一下美国战略的一些主要设想。西斯科是正确的，因为这些设想全部都错了：
即使在当时，还有头脑顽固的分析家编造适合他们胃口的事实，决心要想恢复和平倡议。国防部的一位富有想象力的专家提出这样一种离奇的理论，说什么或许纳赛尔根本没有违反停止一切军事活动的规定。他认为，并不排除有这样的事情，即在停火开始生效之前，这些导弹就已隐藏在五十公里地区之内，只是后来才显露出来。这些导弹并不是被“引进”这个地区的，因此并没有违反停止一切军事活动的规定。但这种高明的推理却无法解释：为什么当允许埃及人进行部署的时候，他们却把导弹隐藏了起来；而当禁止他们进行部署时，他们又将它露出地面来。通过飞机所拍摄到的照片也没有发现大到足以能装得下这么多物资的导弹棚架或仓库，而把它隐藏在沙地里就需要有金字塔这么大的一个孔穴。
不久，苏联的这一行动就开始了。 苏联士兵和导弹出现在埃及
直到四月七日，多勃雷宁才回答这个问题。他问道，如果苏联的武器的部署仅限于亚历山大港、开罗和阿斯旺，我们对此是否会持不同的看法；对于军事人员，他就含糊其词了。我问他，这算不算一个正式的建议。他说他以后告诉我。但后来他一直没有告诉我。
几乎不可避免的是，更大的危机于九月份降临到尼克松政府身上。我们同时面临着几个问题：约旦的内战，苏联企图在古巴建立一个潜艇基地以及智利的阿连德政府上台。这既是新政府最危险的时期，又是新政府的决定性时期——局势比入侵柬埔寨时还要危险得多，尽管后者引起了一阵歇斯底里的攻击并受到了新闻界的重视。只有在我们战胜了这场风暴之后，经过一年半的苦心经营，我们的全球外交政策的各个组成部分，才逐步完备起来。
到八月二十九日，国务院的情报研究局局长雷·克莱因断定，在运河地区三十公里范围内现在已不止存在一个SA-2导弹发射场——对此，我们在上星期已提出了抗议——而是七个或八个SA-2导弹发射场，以及三个或四个SA-3导弹发射场。根据他的判断，几乎可以肯定，其中大多数导弹发射场都是在停火协议开始生效后建造的。八月三十一日中央情报局的一份评估报告也证实了这些判断。
我们一旦接受了挑战，下一步的行动就应该紧紧跟上。对于苏联运进先进导弹和军事人员的正确反应应该是对以色列增加军事援助——而不光是答应给一些补充飞机。这种做法将会表明，我们将奉陪苏联的武器升级，而且苏联的军事压力不是解决中东政治问题的办法——这是一个首要的条件，以促使苏联采取温和的态度，实现我所主张的恰到好处的战略。比尔·海兰，我的工作班子里的一位苏联问题专家，于六月八日恰如其分地阐述了我的看法的基本原理：
国务院的办法是要我们迫使以色列退回到战争以前的边界线，而在夏季之后，他们将得不到更多的飞机。还将要求他们同时放弃两个安全因素——他们的缓冲地带和得到更多的飞机的可能性。在边界处于更加容易受到进攻的状况下，随着和平的临近，他们编制内的飞机总数将会减少。另一方面，如果以色列认为，只要谈判进行得不顺利，它就会得到更多的飞机，它将不想把谈判顺利地进行下去……
在苏联人看来，在他们继续扩充势力的情况下，国务院的建议是一个软弱的姿态。我们的方案在军事上的影响很小，而且非常犹豫不定，以致会使他们不相信，我们打算在这个地区对他们的逐步升级采取相应的行动。他们认为我们三月声明是靠不住的；他们将以同样的态度看待这个倡议。
八月二十五日，在圣克利门蒂，总统、罗杰斯、西斯科和我举行了一次会议，罗杰斯指责我对于违反停火协议这个问题揪住不放，企图制造一次危机。因此，会议没有结果，不欢而散。但是，否认产生危机的事实或者指责带来坏消息的人，都不能避免一场危机的发生。到八月底，事情开始按照它们自己的逻辑发展；正因为我们佯称可以通过不遗余力地表示善意，以拖延作出决定的时间，我们就处于失去作出决定的回旋余地的危险中。
[1] 这里指迪安·艾奇逊在一月的来信，该信主张我们在处理中东问题时“不该管的就不管”。当时，尼克松表示，他总的来说同意艾奇逊的看法。
在这一段时期，美国由于政府内部对这个问题的性质看法非常不一致，也处于困扰的境地。国务院认为，困难的根源在于阿拉伯和以色列在领土问题上的冲突。专家们认为，一旦这个冲突问题予以解决，激进的阿拉伯人的影响就会下降，而且苏联在中东的作用也就会随之减弱。这些观点指导着我们一九六九年的外交政策，并且促使我们为全面解决问题而提出越来越具体的建议。
多勃雷宁的表情是和颜悦色的。对于美国关于停火的好意规劝，他转达政府领导人的信念说：“如果以色列停止对阿联（埃及）的轰炸，那么阿联方面也将在行动上表现出克制的态度，当然，就用不着发表什么官方声明来表达这个意思了。”换句话说，多勃雷宁是在提出一个沿苏伊士运河实行事实上的停火的建议。而且，多勃雷宁还愉快地宣布说，他已被授权和罗杰斯重新恢复双边会谈。他还预先告诉我说，在这次双边会谈中要提出的两点“让步”：第一，解决中东问题不仅要结束战争状态，而且还要建立和平秩序；第二，阿拉伯各国政府也将设法约束游击队在他们领土上开展的活动。
由于我们的回答软弱无力，苏联就必然会进一步施加压力。苏联的导弹增多了；军事人员的数量亦在急剧增加，在其后的六个星期内增加到约一万人。拉宾于四月二十四日通知我说，苏联的空军驾驶员在埃及内地的上空执行防御任务。因此，埃及的空军可以腾出手来对苏伊士运河沿岸的以色列阵地发动进攻，并变得越来越放肆。苏联和以色列之间要进行一场空战实际上已成定论了。
如果美国不用军事援助示威性地支持以色列，苏联就会捉摸我们为什么不这样做的道理。最后，他们会得出结论，是由于国内的政治和经济上的考虑，或者是由于军事升级的结果，我们吓得停步不前。
差不多将近一个月，我们没有从苏联人那里听到什么动静。预料苏联将有一些重要的活动——几乎可以肯定要把军事人员送进中东——我便利用这个间歇来制订应急计划。华盛顿特别行动小组各次会议都再次暴露了笼罩着一九六九年进行的国内辩论的意见分歧。我的意见是，如果苏联运进军事人员，我们没有别的选择，只有奋起抵抗，不管是什么事情触发了苏联这一行动。除非我们准备听任阿拉伯的激进分子拥有决定性的力量，否则我们就不能容忍新的苏联军事力量进入。如果苏联要以报复行动来威胁以色列，我们打算重新研究一下我们的计划；如果苏联采用由他们自己的军事人员操纵的尖端武器，我还要要求采取措施来防止以色列的空军受到损失。
最后，美国政府着急了。白宫宣布“立即全面地”研究形势。尼克松于四月三十日（就在他宣布对柬埔寨采取行动的那一天）授权我通知拉宾，尽管他先前已作出了决定，他还是要对以色列提供更多的飞机。但他仍然十分担心阿拉伯国家的反应，因此，要求不要公开此事，因而使这项决定失去了某些威慑作用。由于尼克松没有表明他心目中想要提供的飞机数量，因此有好几个星期，他被纠缠在政府各机构之间的纷争之中，那些人从一开始就反对出售任何飞机给以色列。因为即使是苏联的空军驾驶员出现在埃及，也没有改变官方的小心谨慎的看法。情报界一致认为，苏军所执行的战斗任务纯属防御性的。但是情报界又不打算发表一个明确的声明，以免束缚了自己的手脚；只是提出一条保留条款，警告说，“然而，形势一旦转变，就可以事先不经宣告而从根本上改变他们的任务”——当然，这就是问题的核心。
一九七〇年刚一开始，战神们就在检查各自的军备，因为很清楚，这些军备很快就要投入使用了。在苏伊士运河沿岸，每天都有战斗。一月，以色列开始用轰炸机对开罗附近和尼罗河三角洲进行“深入内地”的空袭，其目的是为了要证实纳赛尔的虚弱，从而迫使其结束所谓的消耗战。以色列总理果尔达·梅厄对访问者说过：只要纳赛尔还统治着埃及，就很难说何日实现和平。在约旦前线，巴勒斯坦游击队的袭击和以色列的报复行动都在加剧，形成一种恶性循环。在戈兰高地，以色列和叙利亚发生了冲突。最后，在一月底，纳赛尔突然秘密地访问莫斯科。此后，中东问题就开始日益和超级大国的关系纠缠在一起。
只有总统能够掌握航向，但他已决定在中东问题上不依靠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工作班子，而且也不信任国务院这个机构，因此他就没有可以赖以持续地执行政府行动的工具。他对于处理他的顾问中所产生的矛盾经常用的办法是拖延。在白宫所控制的工作领域内，这还不会造成很大的损失，因为在某种程度上，在总统不得不作出决定之前，我还能够设法应付几下子。但是在中东的这个易动肝火的问题上，采取这样的办事程序，就有措手不及的风险。由于尼克松每年照例要到圣克利门蒂去逗留几天，这样就更加危险了，因为这减慢了所有要总统来解决的问题的运转步伐。加之，尼克松还没有认真严肃地考虑他是否应亲自过问和苏联举行最高级会谈这个问题。
但是美国政府还不准备采取这样的方针。而我们拖的时间越久，要付出的最后代价就越高。我们痛苦地、尽管是缓慢地理解到了这一点。事态的发展终于迫使我们采取行动。在这年秋天，出现了一系列的对抗，在这个过程中，苏联的推进起初是遭到阻截，最后是被顶了回去。 美国在外交上的一项倡议
[2] 冈纳·贾林，瑞典外交家，一九六七年被任命为联合国调解中东危机的特使，他与阿拉伯和以色列的领导人举行了多次会谈。——译注
我的建议表明，在中东问题上我并不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充其量不过是，我的建议能使总统停下来再作一番考虑。这样，当苏联正在决定下一步行动的时刻，我们也许避免了一件会引起他们冒险的事情。
尼克松政府感到很受鼓舞。罗杰斯声称他有功，因为是他想出的倡议——西斯科私下对此表示异议，他坚持说，是他首先想出这个主意的。尼克松认为，是他在七月一日的强硬讲话发生了作用。谦恭并非是我的长处，但我不愿意把某些“成就”归功于我在六月二十六日和三十日的强硬的背景情况介绍及我与多勃雷宁的谈话。或许我们都有些对的地方。不管怎样，后来事情很快表明，我们高兴得太早了。
苏联所崇拜的是权力和实力，他们最懂得军事力量。当然，这并不是说他们一心想打仗，或者是说，他们主张不分青红皂白地使用武力。但是，他们不懂得克制，他们鬼迷心窍，最后使他们得出结论，可以得寸进尺。
我没有能力使这样一种战略得以采纳。我们的政府机构责备以色列，认为他们应对苏伊士运河沿岸的紧张形势负责，认为——不是没有证据的——以色列深入内地的轰炸惹起了苏联的反应。它们主张对苏联军事行动的“解决办法”是迫使以色列采取更加灵活的态度。宝贵的时间在枝节问题的争论中浪费掉了。我们的情报界集中精力试图估量，如以重武器进行精确的计算，军事平衡是否实际上已经被打破。所有这一切都没有抓住要害。不管人们对于以色列采取较大的灵活性持什么样的看法，我们首先必须挫败苏联人和阿拉伯的激进分子，不然，以色列的让步就会被看成是由于运进了苏联军事人员的结果。随着他们的要价逐步提高，我们的处境就会越来越坏。一旦苏联在中东站住了脚，而且又有了战斗力量，而我们又承认了这种力量，那么政治平衡就会急剧改变，军事平衡也随时会被苏联打破。对于目前的状况，以色列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是我们只能在战胜了苏联的军事挑战之后，才有可能去处理政治问题。
由于当时我任总统助理的时间还不长，而中东问题实际上又是国务院管辖的范围，因此，我的这种观点就占不了上风。无论如何，在我的白宫生涯的那个时期，当各政府机构的意见不一，而总统又没有他自己的定见时，我的影响就最大；但当各政府机构之间的意见一致时，特别是在中东问题上，我的观点占上风的可能性就最小。在目前这个问题上，尼克松对问题的估计和政府各部比和我接近得多。他在柬埔寨问题上花去了大部分时间；他对莫斯科最高级会谈寄予很大的希望；他希望中东这个问题会自行消失，如果不消失，他和我以后还可以强行解决。
现在，总统和他的高级顾问——罗杰斯、穆勒、莱尔德、赫尔姆斯和我——不得不召开一次会议。会议于九月一日在圣克利门蒂举行。总统指示，在开罗和莫斯科都发出非常强硬的抗议，他要求以色列派一名代表出席在纽约由贾林主持举行的会谈。九月三日，国务院公开证实了违反停火协议的事实。这一次不那么含糊其词了，但措辞还是相当克制的，表示我们只通过外交渠道来处理这件事；与此同时，国务院一个劲儿地催促贾林召集的会谈赶快开起来。
到七月一日，尼克松从柬埔寨问题的痛苦中基本上恢复过来。虽然当时他还没有准备过问阿拉伯和以色列的问题，但是对于苏联军队进驻埃及所引起的地缘政治性的危险，他心里是明白的。当时罗杰斯正出国访问，尼克松便利用一次电视讲话的机会，表明他基本上同意我的分析。他警告说，两个超级大国可能在中东问题上引起对抗，美国不会容忍那里的军事均势遭到破坏。“一旦力量均势有了变动，以色列比它邻国弱一些，就会发生战争。因此，维持均势是符合美国的利益的……当苏联派驻军队支持阿联时，这就使美国有必要估量一下苏联的作为；而且一旦力量均势遭到破坏，我们就要做我们认为必要做的事，以便维持以色列与其邻国相抗衡的力量。”
表面上看来，这似乎是个强硬的警告。然而，实际上这一声明所起的作用是给了苏联一张空白支票；它默认，除了不得进入最靠近苏伊士运河的地区外，苏联的军事人员可以进驻埃及。事实上就是告诉苏联，他们可以自由地在埃及集结大量的部队，只要他们不直接进入战斗地区。他们的确集结了部队。在两个月内，只要一有机会，他们就能够将他们的作战部队迅速地推进到战斗地区去。我的同事比尔·海兰总结了这次日趋严重的危机：
因此，当发生了一件事情，而这件事尽管与整个问题不直接关联但却会促成问题的解决，政府的考虑总是倾向于作出最低限度的反应。二月底，法国总统蓬皮杜正在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尼克松对这次访问是非常重视的。由于蓬皮杜对于美国国内可能发生的反应不太敏感，也可能是对此漠不关心，蓬皮杜于一月份和新成立的穆阿迈尔·卡扎菲上校的革命政府签订一笔军火交易，在四年内卖给利比亚一百多架幻影飞机。从国家需要来说，利比亚是不需要这么多的飞机的；的确，在那个时候，整个利比亚也只有少数几个飞行员能够驾驶这种高级性能的飞机。显然，这些飞机是打算供其他的阿拉伯国家用的，也可能就是埃及。可以预料得到，美国国会中的以色列支持者发出了非常强烈的抗议。蓬皮杜和他的夫人所访问的每一个城市都发生了示威游行。在芝加哥，发生了一起非常恶劣的事件，一些示威者对蓬皮杜夫人表现得极其无礼，以致蓬皮杜断然中止了他对芝加哥的访问，回到了纽约。有好几个小时，他似乎还想取消在纽约的逗留，乘机返回法国。蓬皮杜永远也不会忘记这个不可原谅的事件；从那以后，他对待美国的态度一直受此事影响。
过去十八个月所形成的特殊的外交程序，以及罗杰斯和我个人之间的对立，使得合理地讨论这些问题几乎成为不可能的事。尼克松喜欢通过他的助理们而不是通过他的内阁进行工作，只要白宫的确控制得住局势，这还是能够勉强对付下去的——如果不嫌气氛紧张的话。但是当极为微妙的谈判不在白宫的控制之下，这个制度的弱点就变得突出了。国务院对总统的思想不很了解，无法鞭辟入里地执行其政策。它倾向于把事情纳入其偏爱的轨道，并把总统的指令解释成为适合其先入之见的东西，这就把事情搞得更糟了。因此，也不可能在有把握理解和实行总统指令的思想基础的情况下，草拟这些指令。
为什么纳赛尔在这个时刻接受我们的建议，这件事要等到把埃及和苏联的档案弄到手之后才能搞得清楚。他也许是害怕以色列人进行一场先发制人的打击。他和他的苏联顾问可能把尼克松和我发表的白宫对报界的声明理解成为美国有介入的危险。根据后来所发生的事情来看，很有可能他和苏联人从一开始就想利用停火建议，正像利用流产的三月建议那样，作为一种掩护，以便冒最小的风险来推进其导弹设施。
在那个时候，这样一些考虑往往是被人摒弃的，因为我国政府当时正全神贯注在以色列对我们倡议的反应上，而以色列又是非常顽强的，它言辞尖刻，行为粗暴，这并不令人感到惊奇，因为两千年的苦难把对悲剧的预感深深地铭刻在以色列人民的心灵中。以色列这个小国家，人口只有二百五十万，处在近一亿潜在敌人的包围之中，而这个地区又屡经帝国兴衰，一再易主。它的处境时刻都在提醒每一个以色列人，历史是瞬息万变的。以色列人的生存范围是这样的狭窄，以至于它的领导人对于高尚的外交姿态或惊人的外交行动都不轻信。他们把生存和深思熟虑看得密切不可分割，而这在外界的人看来似乎是（有时的确是）过于谨小慎微，冥顽不灵了。即使当以色列领导人接受和平建议时，他们首先总是拼命反对一番，其目的是要表明，他们并不是那么容易对付的，从而使那些想进一步要求以色列让步的人感到踌躇不前。而且，当他们接受建议时，往往附带一系列无休止的要求，包括各种保证、谅解性的备忘录和秘密解释等；所有这一切都是设法用来限制位处五千英里以外的一个较为多变的盟国的行动自由，而这个盟国却在供应其武器，支援其经济，庇护其外交地位，并且似乎还在不断地强迫其提出和平方案。
这一次，我们政府在如何对付这个问题上是意见一致的。罗杰斯和西斯科同意，我们必须作出坚定的回答。二月四日，我们把总统的复信送交给了苏联。复信坚决地驳回了苏联的指责，指出，双方都违反了停火协定；埃及在一九六九年初就开始采用消耗战，故意使战争不断升级。尼克松的复信警告说，苏联威胁说要增运军火，如果这样做，必将把几个大国都更进一步地卷进这场冲突之中：“美国正密切地注视着中东力量的相对平衡，必要时，我们将毫不迟疑地向我们的友好国家提供军火。”这封信的结尾驳回了苏联的下列主张，即在任何别的和平问题得到解决之前，以色列必须撤军。
……看来很明显，埃及人在继续进行萨姆导弹的活动，这是违反停火协议中停止一切军事活动这一条规定的。他们没有采取行动来恢复或调整到我们所抗议的二十四个导弹发射场前的形势。……自从八月十日以来，我们至少看到装备齐全的萨姆导弹发射场的数目增加了百分之五十……活动还在有增无已……对于埃及人来说，沿运河建立起来的防御性导弹设施似乎比和平谈判的意义更为重大，因为以色列人已经很清楚地表明，他们在停火前的形势没有得到恢复之前，不能继续谈下去……
尼克松由于受了国际和国内各种考虑的影响，态度是自相矛盾的。他同意我的地缘政治学的分析，在我的一份备忘录上他批示道：“‘不偏不倚’是正确的政策——但我们的利益毕竟是——要给苏联造成最大的麻烦——不要因为阿拉伯和以色列的冲突就忘掉了这个利益。”同时，他倾向于政府部门的意见，认为根本的困难在于以色列的政策。他怀疑，苏联所表现的无能为力，会不会使得阿拉伯人真正地丢掉幻想。我在一份备忘录中提出的这种可能性，他在上面批注说：“我根本不同意这个结论——苏联人知道，阿拉伯人的谈判能力是很强的——我们一直在得意地注视一九六七年以来苏联在中东的‘失败’——国务院和其他部门都说，六日战争是苏联的一次‘失败’。事实并非如此。他们成了阿拉伯人的朋友，而美国却成了阿拉伯人的敌人。从长期看，这符合他们的利益。”
当然，问题是如何使尼克松的两个批注一致起来；我们默认他们军事人员进入，让他们在这个地区作为主导力量出现，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如何给苏联人制造麻烦呢？尼克松从来不用抽象的办法来解决这些问题，他宁肯等待一个需要作出决定的时机。他在持有不同意见的下属面前往往表现为自相矛盾——既鼓励他们，而又只是当他们涌进他的办公室时才表态；在中东危机在国内的影响问题上，他也采取同样的态度。尼克松总统认为，在他的整个政治生涯中，犹太社会的大多数领导人都是反对他的。他曾开玩笑地说，那一小部分投票支持他的犹太人一定是对他崇拜得五体投地，即使他和以色列闹翻了脸，他们也可能会紧紧地跟随着他。他老爱对他的同事和来宾们说，“犹太人院外活动集团”影响不了他。
与此同时，我的工作班子中的中东问题专家哈尔·桑德斯向我提出报告说，我们在九月初提出抗议后，苏联人和埃及人违反协议的行为实际上是加剧了。桑德斯是第一流的分析家和客观公正的顾问，并不是以反阿拉伯的偏见而著称的。但是，他写信告诉我说，在我们九月初在莫斯科和开罗采取的外交行动之后，根据U-2飞机所拍摄的照片：
我把这封信交给了尼克松，并指出，这是苏联对我们这一届新政府的第一次威胁。虽然柯西金并没有威胁要采取任何具体行动，但是，“以色列必须在其他问题解决之前先撤军的这种主张，是苏联一九六七年主张的阴魂再现，而这似乎是对去年夏天美苏会谈所取得进展的一个很大的否定”。与此同时，我把柯西金的信看成是整个过程中的一个部分；我们可以通过这个过程表明，我们在中东的地位是比较强大的。
为了配合公开声明，我们还把所掌握的某些证据材料通知埃及。但是，由于这种证据“不是结论性的”，我们告诉埃及人，我们将不作公开指控。我们把我们所认为的违反协议的事提醒他们注意，并警告说，类似这样的行动如果继续下去将会危害到和平谈判。我们还把我们在开罗的做法通知了苏联。最后，还花了很大的力气说服以色列人行动要有节制，不要用宣传去为将来制造麻烦。八月二十二日，当我们提出了“无可辩驳的”违反协议的证据时，我们在开罗又采取了第二个措施。
有人认为，苏联现在已经挽救了纳赛尔，他们双方都可能突然改变态度，准备认真地进行谈判。这种说法看来是可疑的。苏联在心理上取得了胜利而没有受到明显的惩罚，一般来说，他们的策略首先是巩固他们已取得的胜利，然后向前推进，边探路边前进。
我们的第一个行动与对抗相反，它是另一个和平倡议。我曾设法利用六月十日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一次会议，来对我们的战略进行一次根本性的研究。国务院先走了一步，把这次会议变成一次对于策略性决定的讨论。罗杰斯准备了一个复杂的方案，其中包括提出一项美国外交倡议，要求交战双方“停止射击并开始谈判”。要求以色列和埃及都接受九十天就地停火，并在联合国代表冈纳·贾林[2]的主持下举行间接谈判。为了鼓励以色列，美国将在七月和八月提供——作为对其军火需求的答复——三架鬼怪式飞机，以后每月提供四架鬼怪式和隼式飞机作补充之用。然而，这些供应安排得看“谈判是否……开始，并显示成功的迹象”而予以重新考虑。
首先，我认为现在提出一项重大的倡议是不合时宜的，除非它能解决苏联军事人员进驻的问题，在我看来这是问题的核心。因此，我提出了一个代替办法：我们应明确地告诉纳赛尔，只有美国才能促使以色列撤军，所有其他的道路都是幻想，而且我们将保证使这种情况保持下去。只有美国运送大量军火给以色列，以确保以色列的安全，而且埃及也愿意谈判和平的细则，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才能促使以色列撤军。作为协议的一部分，苏联的军事人员必须撤走。
国务卿完全不同意这种看法。他从欧洲发出强烈的抗议，说“他的”和平倡议正在遭到破坏；他甚至在七月十二日的一次电视讲话里谴责西斯科支持了尼克松。
一九七〇年七月在中东也是同样的情况。起初作为对以色列深入内地轰炸而采取的保护性行动，几乎改变了整个战略态势。我们的一些综合分析人员开始认为，以色列更加需要适合抵抗越过运河入侵的装备，而不是徒劳无益地消耗飞机来破坏运河那一边的日益加强的防空系统。这些论点忽略了这样一点：防御性的战略包含有消耗战的意思，对于一个和其周围的力量对比是一比三十的国家来说，这样一种前景根本上是无法接受的。以色列正濒于绝望的边缘，有可能被迫在力量均势遭到无可挽回的局面之前，采取先发制人的行动。纳赛尔可能由于过分乐观而不顾一切。对于激进的阿拉伯人来说，苏联正成了不可缺少的依靠对象。美国似乎还没有能够看到危险的实质，那就是，苏联在埃及军事地位的加强以及这个地区力量均势的变化。由于在不合适的前提下开始谈判，而且也由于我们向双方都付以报酬——给以色列以飞机和给纳赛尔以暗示，让他知道我们在领土问题上会给予支持——来换取一个他们比我们需要得更迫切的和平谈判，我们的威信受到了损害。我们对每一方都给得太少，这样反而使紧张的形势更加复杂化了。
拉宾对停火总体来说也是不太热心的。停火对纳赛尔有利，但并不解决什么问题。然而他认为，这项建议是重要的，值得亲自带回到耶路撒冷去。拉宾飞回以色列，五天后带回了内阁的复信：以色列将在下列条件下同意实行不公开宣布的停火，即同时停止一切军事行动；补充飞机的数字增加一倍；尼克松公开宣布保证维持以色列的空军力量和中东的军事均势。（这是我第一次直接接触以色列人的谈判策略。他们结合使用顽固坚持的态度和迂回曲折的策略，从而使他们的谈判对手疲惫不堪，最后只剩下一点为签署最后文件所需要的清醒头脑。）
政府各部门对此不太热心。政府中的大部分人把僵局归咎于以色列所持的不妥协态度。所有的人（除了我以外）都认为，在这个时候对以色列大规模增加援助，会“引起轩然大波”。至于应急计划，没有一个人能想得出一个言之成理的理由，来反对未雨绸缪。但是事情很明显，对于苏联任何重大的行动所采取的军事对抗，都将会面临官僚机构大规模的反对。国防部提出了一个正式的备忘录，强调指出，它倾向于政治解决——这就意味着，像越南问题一样，别的部门将背起这个包袱，并将承担风险。它并没有说明，我们将如何使以色列全部撤军（这刚好就是谈判桌上的唯一政治解决方案）；或者，如果苏联军事人员出现在中东，这种撤军看起来会不会像是苏联施加压力的结果。
⊙我们曾设想，以色列最后会赞同美国的公平合理的倡议。但是以色列断然拒绝了我们的各种方案，而且要求我们，不管谈判是否取得进展，都得给他们以军事上和经济上的支持。
如果美国对一个问题表示抗议，它就必须强有力地把它提出来，并把它所希望采取的补救行动作一番描述。用哀伤的语调最不可能得到令人满意的反应；它使人认为，抗议只是为了记录在案。它使违反协议的国家在国内没有改弦易辙的借口。当这是一个在政治上很敏感的问题而政策又不容易改变时，这就特别重要。八月二十四日这一天，贾林宣布开始和平谈判，其成员包括以色列、埃及和约旦的驻联合国首席代表，埃及断然否认了我们对违反协议的指控。开罗所持的立场是，它的行动与它对协议的理解是一致的；它将不把额外的导弹引进该地区，但是保留“轮换”它们的权利；它将不建立新的导弹发射场，但是保留“维护”和“修理”现有的导弹发射场的权利。开罗认为，以色列违反停火协议；并且还认为美国人把军火供应给以色列，这是与罗杰斯所作的保证以及停火协议背道而驰的。
八月八日，美国在给苏联人的一封信中通知他们说，我们将用U-2侦察飞机对停火进行监视。苏联人在八月二十八日抓住这个机会，明显地在这场争端中站到了纳赛尔一边。（当时我认为那封信是一个错误，因为这将鼓励苏联人主张为监视协议的执行而采取必要的行动。一般来说，在外交行动中，当我们还不准备接受很可能得到的回答时，就提出一个问题，那是不明智的。）他们在分送给华盛顿的西斯科和莫斯科的比姆的复信中，在U-2飞机的飞行问题上对我们加以指责，把它描写成为“新的复杂因素”；在苏联人看来，U-2飞机的飞行是与停火协议的条文相抵触的，侵犯了埃及的领空，牵涉到“极其严重的复杂情况”，而且也是“冒了特别令人感到惊异的风险”。我向总统提出了报告，并指出，苏联人可能有充分的理由要求由主持公道的人来核实停火。如果关于违反停火协议的指控只是以以色列人的监视为依据的话，那么苏联人和纳赛尔将会轻易地加以否认。
埃及和苏联两方面都继续拒绝我们的抗议，九月四日，开罗否认指控，与此同时，还反对我们不断地给予以色列军事供应，认为这与我们所说的保证克制不相一致。九月六日，苏联外交部副部长谢尔盖·维诺格拉多夫告知比姆，苏联并没有和美国缔结停火协议，因此，对任何违反协议的事不负责任。维诺格拉多夫指出，美国为了监督停火作了“奇怪的安排”，没有得到埃及方面任何请求就飞越西奈半岛上空，侵犯了埃及的领空。大约在同一个时间里，苏联代办在华盛顿递交了一封信，信中对于据称以色列即将对导弹发射场进行先发制人的攻击表示关切。苏联人要求我们采取行动对此加以制止。我们没有掌握这样的证据，我认为这是苏联长期以来要把我们置于守势的努力的一部分。我通知西斯科把这个警告不加评论地转达给以色列，但不要让苏联人知道他已这样做了。让他们充当阿拉伯人的保护人，从而在开罗得分，那是没有道理的。 以色列谢绝谈判
但是苏联的神经并不那么脆弱；他们的分析是建立在他们对自己利益的估计上的，而不是建立在感情气氛上的。由于莫斯科觉得我们真的想谈判了，多勃雷宁在七月七日和九日两次会议上的表现简直是再高兴不过了。他流露出愿意合作的样子，他表示不久将就中东问题发表讲话。他没有提到我们的警告。结果证明，我们的警告一点也不早。因为在七月初，苏联的导弹混合部队，在为开罗、亚历山大港和阿斯旺提供了保护以后，不顾罗杰斯于六月二日给多勃雷宁的警告，开始逐渐向苏伊士运河推进。七月二十二日，我把所知道的情况向尼克松提供了一个综合报告：苏联人和埃及人正在大致与运河平行的地带构筑起一个新的防御屏障，与运河相距约有二十至三十海里之遥。该屏障包括三个SA-3和十一个SA-2发射场，当然这些发射场还可能增加。屏障和运河挨得很近，足可以保护向运河对岸发炮的埃及炮兵阵地。至少，埃及进行一场消耗战的能力是大大地加强了；如果这个导弹武器系统规模扩大了，并继续向前推进——迹象表明已经这样做了——它就可以为埃及进攻西奈半岛准备条件。
当国务院接到一个为官僚机构所赞同的命令时，它是个效率高得出奇的机构。当它想把固执己见的上司拖垮时，备忘录的草稿可以在迷宫式的渠道里成周累月地旅行，但是当它接到一个它认为是明智的指示时，只消几小时文书工作一下子就完成了，官僚机构马上变得行动神速起来。因此，在尼克松的命令送交给西斯科的三十六小时之内，罗杰斯就发出了一个备忘录告诉尼克松说，他已经做好了准备，手边已有一个方案，可以用来“贯彻你那推迟增派飞机给以色列的决定”。
只有当我们表明甘愿作出这种选择之后，我们才可以期望使以色列人相信，作出一些政治让步是必要的，也才可以使苏联人和阿拉伯人相信，我们是不会被他们最近的行动所吓住的。
尼克松这样看他自己，但是不幸的是，他很少有机会在实践中证实他的这一理论，因为差不多在所有的实际问题上，他那不动感情的地缘政治学的分析最后所得出的见解，与其他人根据种族集团政治所得出的见解相去不远。对于他认为是反对他的任何选区，他在私下威胁着要进行可怕的报复。他会作出姿态表明——部分是做给他自己看的——他不受那种曾约束过其他总统的传统影响的束缚。但是，最后，当他面对着中东的强权现实时——经过一番迂回曲折和令人苦恼的对抗之后——为了国家的利益，他会奉行同样的战略：减弱苏联的影响；削弱阿拉伯激进分子的地位；鼓励阿拉伯的温和派分子以及保证以色列的安全。所以尼克松和我往往是先走一段不同的道路，然后在中东问题上要作出决定的时刻，我们又会会合在一起，取得一致意见，并在行动上互相支持。
苏联在阿联的行动的性质是不应低估的。你可能会听到（国防部）这样的论点，即认为这种行动是由以色列所造成的，或者认为它纯属防御性的，因此并没有威胁到以色列的安全。这些论点都没有谈到点子上：这是苏联政策一个不寻常的转折——苏联从来没有为了一个非共产党国家的政府而把他们的武装力量投入危险的战斗之中。
⊙我们曾设想，巴勒斯坦人的问题可以当作一个难民问题来解决。相反地，他们已成为一支半独立的力量；在约旦，甚至在黎巴嫩，在政策问题上他们已拥有否决权。
二月，我国政府正在研究以色列要求购买军援物资的年度清单。在一九七〇年，清单上有二十五架F-4鬼怪式战斗轰炸机、一百架A-4隼式攻击型轰炸机，以及一大批坦克和装甲车，所有这些军用物资都用不同方式的美国贷款来支付。政府部门的一致意见认为，未来三到五年，不用增运大量武器，以色列也能保持其军事上的优势。这种看法得到各部门的支持，这种支持是以深奥诡秘的综合分析为根据的，它非常符合这些机构领导人的政策意图。（事实证明，一九七三年的中东战争表明，尽管在一九七〇年至一九七三年运送了相当数量的军火，中东的军事力量对比已经变得比我们任何一个分析家所预料的要危险得多。）我们的官僚机构本来就不太愿意向以色列增运武器，由于在阿拉伯世界的朋友——如摩洛哥国王和约旦国王——来信提出警告，它就更加不愿意了。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得接受痛苦的教训，即只有那些具有明确目标的人，才能控制事态的进程。一个国家貌似谦恭，实际上举棋不定，是得不到什么好处的。因为对手可能把它的善意当作默允，把克制误认为软弱。当我们吃尽了苦头，最后奋起捍卫我们的利益时，他可能会真的感到大吃一惊——的确还感到是受骗了。这样的结果就是一场危机。
事情已无可挽回，到了九月中旬，我们的倡议已经走进了死胡同。在这场交易中，我们满足了自从三月以来就被搁置起来的以色列人的军火要求。我们增加军火供应的结果，与其说是赢得以色列在和平谈判方面表现出更多的灵活性，不如说是阻止他们发动一次先发制人的进攻，以制止埃及人把导弹向前推进——这是我们自己无法加以制止的。我们并没有因此在以色列赢得赞誉，而且还加深了阿拉伯人的不满。苏联人在埃及建立起了一支已经威胁到以色列生存的战斗部队，这支部队对于以后和纳赛尔串通一气，反对任何温和的阿拉伯政府将是有用的。我们所采取的行动并没有能控制事态的发展，它们随着事态的发展而发生，而且往往似乎是被事态的发展所压倒。最大的危险在于：苏联人明显地误解了我们的坚定性。
然而和以色列的交道还没有打完，我们就发现苏联人打算对埃及所采取的军事行动。就在以色列接受停火的那一天——三月十七日——拉宾通知我说，大量的苏联军火运抵埃及，其中包括最先进的苏制防空系统——SA-3地对空导弹。这种武器从来没有给过任何一个外国，连北越也没有给过。更加令人不安的是，和这种导弹一起运来的还有一千五百名苏联军事人员。显然，这仅仅是苏联一次大规模军事行动的第一部分。这一行动标志着苏联政策的一种不寻常的转变：他们以前从来没有用他们自己的军事力量为一个非共产主义国家去冒险。在我看来，很明显，随着苏联增派武装部队，并对这些部队加以保护和显示他们的行动成果，这就成了一件与他们切身利益相关的事了。
三月十日，多勃雷宁带着克里姆林宫的复信来到白宫。这是一封对我的二月十日警告苏联不要将军事人员派往中东的外交函件的答复。由于某种原因，筹划室不能使用，我们便在总统的军事助理人员办公室里会晤。军事助理人员办公室是在白宫的东翼，距决定政策的地点很远。真正起作用的工作人员和助手的办公室，多数都聚集在西翼的椭圆形办公室附近。衡量白宫助理人员的重要性有一条标准，要看他们离权力中心多近。许多助理人员宁愿待在西翼的一间小鸽子笼式的房间里办公而感到沾沾自喜，却不愿意待在三百码以外的东翼的较为宽敞而雅致的房间里，或者是街对面的政府办公大楼里，去冒失去地位的风险。当然，衡量他们的重要性，还有别的更糟糕的标准，但是正因为东翼的办公室大部分是用来办理社会性或后勤性事务的，所以它是一个避人耳目的开会的好地方。
我对于这一类的假定，以及似乎以这类假定为依据的方针，持有很大的怀疑。正如我在一份备忘录中向总统说明的那样，我的估计是，阿拉伯激进主义来自五个方面的因素：以色列一再攻占别国的领土；以色列国家的存在；对社会和经济状况的不满；对西方国家利益所持的反对态度；对阿拉伯国家中的温和派所持的反对态度。一项解决方案只能对这些组成部分中的第一项起到作用，而其余的四个组成部分依然如故。对于这些激进分子来说，西方资本主义仍然是他们的眼中钉。阿拉伯国家中的温和派照样还是不能接受的。社会和经济不安的根源仍旧继续存在。以色列仍然是这些阿拉伯激进分子企图消灭的对象。以色列人懂得这些。正因为阿拉伯激进分子把以色列的存在看成是问题的焦点，而不仅是其边界而已，所以他们不愿意放弃对这个国家的进攻。
令人感到惊奇的是，国务院的建议是鼓励以色列把谈判引向失败；而出售飞机只有在谈判“显示成功的迹象”时才会加以重新考虑。拟议中的方案根本就没有谈到苏联军事人员出现在埃及的这个严重问题。在国家安全委员会开会之前，我曾向尼克松提出过我的忧虑。我强调指出，必须把最近的苏联行动——而且还在继续着——与谈判联系起来考虑。
我在备忘录上建议从根本上重新检查一下我们的中东政策。周围的环境不允许我们集中精力进行这样一场战争，为了袭击柬埔寨，在物质上和精神上花的代价太大了。在水门事件爆发之前，尼克松还没有像目前这样憔悴和狼狈过，他不准备再为他自己增添麻烦了。当我们再次研究中东问题时，那是以国务院提出的一项和平倡议为基础的；而这项倡议的实际结果是，默认了苏联军队的集结。
这些文件和“说明”也送交给了苏联。但是莫斯科是一个既非停火又非停止一切军事活动的正式缔约者。随着对违反规定的指责越来越多，苏联越来越坚持说，尽管它在七月二十三日表示过同意，但该规定对它并没有约束力。
中东问题并不是罗杰斯被授权和负责处理的唯一的问题。而中东停火看来像是一次伟大的胜利，是尼克松政府在外交政策中的第一个无可争辩的成就。完全可以理解，罗杰斯是不愿意面临这项成就可能遭受失败的前景的。对于白宫任何一点干预的暗示，他都非常敏感。他把我的关心看成是企图夺取他的荣誉。西斯科被夹在中间。他表现得很勇敢，设法在两种对立的、有时是势不两立的观点之间选择自己的航道，并对国务卿和总统都保持忠诚。他常常把船稳住了，但是，他无法使船有一个明确的前进方向。
同一天，我写信告诉总统我对苏联照会的进一步看法。我认为这个照会是一个奇怪的招数，因而是令人不安的：
尼克松在下达命令给西斯科之后的几小时内，像通常一样，已经重新考虑这个问题，这时我向他提出的就是上述的看法。事实上，他要霍尔德曼告诉我，这不算最后的决定，他要在乘飞机去纽约参加蓬皮杜宴会的途中解决这个问题。当霍尔德曼接受这样一个任务时，人们可以肯定地认为，总统不是在说着玩的。霍尔德曼含蓄而有涵养的对实质问题的冷漠态度，排除了进行争论的可能性。霍尔德曼还是起了折衷的作用，他开辟了转达反对意见的途径，但并不拥有实现这些意见的手段。我无法接近总统，便警告霍尔德曼说，总统的行动已经增加了中东发生爆炸事件的可能性。抛弃以色列将使我们同时面临和苏联人以及和以色列人对抗的局面。以色列人难免会惊慌失措，并可能会先发制人。苏联人见到我们和我们的盟国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明显破裂，一定会胃口更大。我们知道，苏联人正在策划某种军事行动，在这个时候，总统下令要中断对以色列的军事援助是不适宜的，因为苏联人迫在眉睫的行动就是针对着以色列的。霍尔德曼长期以来在他的大发雷霆的上司和那些对实质问题持认真态度、脾气暴躁的人——霍尔德曼对这一点不能理解——之间忍气吞声；这时他要我放心，事情会解决的，但没有说如何解决。事实证明他是看错了。
对于尼克松的决定，国务院欣然表示接受。关于停火和在贾林主持下进行会谈的建议立即私下转交给以色列、埃及、苏联和约旦，并于六月二十五日公布。
第一个吵吵嚷嚷的反应来自以色列。以色列对于延迟交付军火以及美国对苏联进驻军事人员的软弱反应，已感到惊恐不安；现在它对我们方案中的一系列条款表示反对，尤其反对我们关于供应飞机的诺言含糊其词。尼克松于六月二十日发出了一封由国务院起草的信给梅厄夫人，但这没有减轻她的担心，因为该信相当清楚地表示，运交军火要选择时机，取决于谈判的进展，换句话说，如果我们认为有助于谈判，我们就可以推迟已经同意了的军火供应。以色列认为（不是没有理由的），这一例外条款在很大程度上使承担义务失去意义。尼克松根据长期的竞选活动经验，把诺言看成是处理明天的问题的手段，他有一套典型的尼克松式的解决问题的办法。他私下告诉我说，我可以去见拉宾，并且“告诉他们，我们写这封信是为了记录在案。除非有什么大变化，否则我们将着手进行飞机的事情”。（对于“大变化”一词怎么解释，这也是没有准的。）
苏联人看到我们的立场和以色列暂停深入内地轰炸的做法，一定得出了我们已经默认了他们的直接干涉的结论。诚然，他们满可以把我们最近的声明（罗杰斯对多勃雷宁的声明）看作我们确认已经接受了苏联关于“防御性”活动的说法，只是认为向运河推进已不是“防御性”活动，因而感到关切……
要求以色列热情地响应停火建议并开展谈判，这就完全不符合它的本性了。为了得到一个差强人意的答复，几乎用了两个多星期的时间去交换外交信件和由总统亲自过问。七月二十三日，尼克松给梅厄夫人写了一封信，力劝以色列利用阿拉伯人接受美国倡议这个时机，同时他向她保证说，我们将不会强迫以色列接受阿拉伯人对安全理事会第二四二号决议的解释，作为贾林代表团开展工作的指导原则。幸好这封信以后才公开发表，因为当停火建议送到阿拉伯人手里时，他们所得到的印象恰恰与此相反。
拉宾抱怨美国的情报界不愿意承认违反协议的事实。他的抱怨是有些道理的。我向总统说：
尼克松在会上只谈晦涩的哲理，这说明他不准备讨论基本设想。他在思索一九五六年苏伊士运河危机对自以为是一个世界大国的英国的影响。他认为没有处理好阿拉伯难民问题是战后时期的一大错误。甚至当我们在考虑一项美国的单方面倡议时，他还在思考一个美苏联合计划的可能性；毫无疑问，他对我在那天晚上将在“红杉”号总统游艇上和多勃雷宁举行会谈，讨论他对最高级会谈的设想，寄以希望。所有这些无目的的闲谈，主要是一个烟幕，以便尼克松能够拖延而不作出正式决定。尼克松并不真正相信，国务院的外交方案会行得通，但是他也不想否定罗杰斯。尼克松私下对我说，他认为目前的中东方针会把我们引向灾难。我同意他的看法，并补充说，最坏的方针是投入“一点军火加上一点建议”。（这并不排除尼克松向罗杰斯表示相反的观点。）
我们应该争取的不仅是一项解决方案，而且也要表明，我们的朋友根据这项方案最能卓有成效地取得进展；换句话说，温和派是中东和平的关键人物。我深信，我们完全可以使人们懂得这个道理。二月初，我告诉尼克松说：“对我们有利的方面是，阿拉伯人将会懂得，能解决他们问题的是美国而不是苏联。”二月二十五日，我在高级研究小组的一次会议上发言说：“到了一定的时候，情况会变得很明显，时间对苏联不利。如果他们不能为阿拉伯人夺回领土，阿拉伯人满可以来找我们。”因此，我们不应该向讹诈低头，也不应该被激进分子的言辞所吓倒，忍耐就是我们的武器。由于同样的原因，一旦出现突破，并且温和的阿拉伯人也转向了我们，我们就得断然采取行动，在外交上打开局面。
事实上，尼克松早已决定暂行搁置援助以色列军火一揽子计划的想法——在一种迥然不同的情况下作出的决定——把他束缚住了。国务院已经着手通过繁琐的手续，草拟了一项关于军火问题的决定的公开声明。甚至在得到关于苏联军事行动的最新消息之后，他们还在和国会的主要领导人进行磋商。他们的想法是，我们的行动会使阿拉伯人看到我们的诚意，至少可以避免爆炸性事件的发生；如果我们继续运进额外的重武器，我们的政府机构认为爆炸性事件必将发生。由于以前已经碰过钉子，而且由于深信总统的决心已经下定，我只好听任事态的发展。回忆起来，我认为我的错误在于没有更多地强调我的看法。因此，在三月二十三日——在我们得知苏联派军事人员进入埃及后不到一星期——罗杰斯宣布：“根据我们的判断，以色列的空军力量是足以满足目前的需要的。因此，总统决定，现在暂时搁置以色列对军火供应的要求……”
六月十日晚，我在“红杉”号游艇上和多勃雷宁的会谈并没有结果。多勃雷宁重新提出他的请求，要我们利用特种渠道来谈判中东问题。为了使尼克松出席他所珍视的最高级会谈时手中有几根胡萝卜，我没有立即拒绝举行这种谈判的可能性。但我坚持说，只有苏联要求它的阿拉伯朋友作出和我们敦促以色列在领土问题上所作的让步相称的牺牲，谈判才有可能奏效。再说，苏联军事人员进驻中东是美国最关切的事。因此我们非常需要知道，苏联是否准备作为和平协议的一部分，撤出武装部队。多勃雷宁回答说，他要请示国内。
我们坚定不移的政策给他们（苏联）造成了下列进退两难的局面：如果他们不同意我们的建议，他们会一无所获，逐步升级的责任就会落在他们身上，而如果逐步升级导致一场大的冲突，他们的代理人就会失败。如果他们同意了，他们就得按照我们的条件甩掉他们的代理人。我建议采取回击战略，狠狠地惩罚一下苏联的威胁；把以色列的遵守停火协定和另一方——包括非正规部队——相应的遵守停火协定联系起来；迫使苏联明确表态，如果以色列撤军，阿拉伯人将承担什么义务。
因此，在中东问题上，我们的政策缺乏一种始终如一的指导思想，而这却是尼克松的一贯要求和我的一贯主张。他对事态发展听之任之，认为有我做他的助手，他总是可以在事态发展到不可收拾之前，把它接管过去。他给予国务院一定的处置权限，而在其他问题上，这是难以想象的事情。尽管如此，由于总统的信念和我的信念要比和罗杰斯的信念更为接近些，所以他往往施加种种限制，使得国务院的看法难以前后一贯地得到实施。
八月五日，拉宾匆匆忙忙地赶来，描绘了一幅可怕的图景：总共有十四个导弹发射场，已经移到离苏伊士运河五十公里的范围内，三个隐藏的导弹发射场，已经移到十至二十公里的范围内。七月二十五日、二十七日和三十日，苏联飞行员驾驶的飞机，已经和以色列的飞机交战。在七月三十日，四架由苏联飞行员驾驶的飞机被以色列的空军击落。拉宾重申，以色列决心不允许导弹设施向前推进。在八月五日晚上的一次会谈中，拉宾非常强烈地强调了这一点，以致我认为，在停火前，以色列可能对挨近运河的SA-3导弹发射场发动一次地面进攻；我把上述情况告诉了尼克松。在最后一分钟，以色列内阁决定不采取这样的行动。我一直没法得知，究竟是拉宾过分地夸大了这种进攻的可能性，还是耶路撒冷在最后一分钟改变了主意。无论如何，以色列于八月六日正式通知我们说，他们接受了停火建议。罗杰斯和西斯科想赶在人们没有改变主意之前，赶紧把这件事办成，在关于贾林代表团的问题上草率从事。这种做法使得以色列人很为恼火。
在这种气氛下，政府各部门拒绝执行尼克松的继续供应以色列飞机的决定（当时，现行的飞机交货合同在七月份期满），所用的办法是在实施过程中加以拖延，以及钻尼克松决定的空子，说他没有将总数讲清楚。这个问题最后和中东战略的全面辩论结合在一起了。表面上，争论竟变成了个空泛之谈，主要争论究竟我们应该采用一种“政治战略”，还是和“苏联进行对抗”。每逢争论陷入这样的格局，高级决策人就应该注意了。没有一个神志正常的人不希望政治解决；对抗不可能作为一个政策目标来追求。然而，我们在一九七〇年所面临的中东问题却很不一样。问题在于：如果不首先使苏联和他们的激进的朋友弄清楚军事压力不顶用，那么政治解决能否成功也成问题。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如果把对抗作为一个原则加以抛弃，那么“政治解决”这个词就变成以接受对方条件来解决问题的一种委婉的说法。正如我在五月底高级研究小组的一次会议上愤然表示的那样：“苏联害怕的就是我们和他们对抗。我们必须想办法把这种敢于对抗的思想告诉他们。”
关于苏联和埃及初期的行动的消息是混乱的；毫无疑问，以色列的报纸对此大事渲染。使人感到惊奇的事实是，停止一切军事活动的开始时间是午夜，当时侦察机或人造卫星即使在接到通知后立即采取行动，也无法把动静看清楚，尽管如此，但并没有放松核实这些消息的努力。但是毫无疑问，从埃及接到美国的建议，到开始实行停火以及停止一切军事活动之间，有将近三个星期的时间，在这段时间里，埃及-苏联的防空设施曾大大地向前推进了一步。几乎可以肯定，停火开始生效的那个时刻还正在建造的一切工程后来都建成了。这可能是由于他们没有把遵守协议放在眼里，也可能是由于苏联人和埃及人被我们的官僚机构以不寻常的速度发起停火的行动搞得措手不及了。
苏联表示，在阿联的苏军活动将保持其防御性。我们希望明确表示，我们将不把苏联的军事人员从空中或地面进入苏伊士运河战斗地区一事看成是防御性的，因为这样的行动只能是支持阿联所宣布的政策，而这个政策是违反安全理事会所规定的停火决议的。我们认为，苏联的军事人员进入微妙的苏伊士运河战斗地区（在离运河两岸三十公里以内的地区），只能导致无法预料的后果的严重升级，对此，美国不能置之不理……
早先的过分乐观是被多勃雷宁于七月二十三日故意激起的。他利用白宫对芬兰总统乌尔霍·吉科宁的欢迎仪式的机会——多勃雷宁以外交使团代理团长的身份出席——把他将在下午在国务院发表的讲话事先向我打了招呼：苏联对临时停火的态度是积极的，而且苏联也赞成重新恢复贾林代表团的活动。但是，莫斯科深信，贾林应对联合国决议的含义作具体的指导，因为他应该促使联合国的决议得以贯彻执行。因此，多勃雷宁主张，应加快两强和四强会议的进展，为悬而未决的问题寻求解决办法。为了表明苏联人精通我们的复杂程序，多勃雷宁也给罗杰斯带来了一份特别函件。多勃雷宁在国务院把这份照会正式递交给罗杰斯，并告诉罗杰斯他事先已告诉了我，苏联人同意在停火协议中包括停止一切军事活动。为了弥补疏忽，他随后亦给我送来了一份备忘录——罗杰斯不知道这件事——是对我在六月十日和六月二十三日关于苏军在中东继续驻留问题的质问的最后答复。照会说，苏联——在取得一项全面政治解决之后——将“可能”考虑撤军，只要撤军是一种双方共同的义务。当我指出我们在中东没有军队时，多勃雷宁起初说，这样我们就更好办了。写上双方共同的义务，原则上也是为了装饰门面。后来他又对此加以补充说，美国必须从伊朗撤出其军事人员。
所有的经验都告诉我们，苏联的军事行动一开始往往是试探性的，但必须及早毫不含糊地予以抵制，而抵制的方式应使苏联领导人有一个撤退的理由。如果错过了这个时机，他们的行动规模就会越来越大，除非经历一次很大的危机，否则就无法加以消除。但是，当他们的挑战还不太明朗化的时候，要组织一次强硬的回击就特别困难。从下定义的角度来看，证据不可能是确凿可靠的。进行一次军事集结，在早期往往会受到一些限制，即必须建立一个后勤基地。情报机构——同把情报机构凭空想象成是不顾一切的冒险家的看法正相反——倾向于作出保险的预测；他们常常聚集在一起小心谨慎地谈设想。根据我的经验，几乎在每次危机中，在开始时都会有些争论：到底我们是否真的面临着一次挑战；这场争论很快就会从政府各部门蔓延到国会中去。那些反对作出强烈反应的人认为，政府的“行动过火”了。如果由于政府的及时行动，避免了危险，他们会感到，事实证明他们是对的。他们没有认识到，真正的选择在于：或者是采取表面过火的行动（把挑战遏制住），或者是听任事态发展。到了威胁的真正规模已经变得很明显时——当每一个人都认为事情的性质已到了极其严重的地步时——往往已经为时太晚，无计可施了。至于引起苏联采取行动的原因到底何在，在整个过程中，这个问题倒变成无关紧要的了；美国的政策必须针对其结果，而不是其原因。
我们的驻开罗使馆的代办奉命把以色列和美国之间的谅解中的一些范例告诉埃及人，但是又说，这些范例只是违反停止一切军事活动规定的行动的“说明”而已。人们很难说得出来，以色列和美国之间的协定怎么能够束缚得了埃及和苏联，除此之外，还有一个严重的计算时间的问题。埃及人于美国时间八月七日早晨正式接受了我们的建议，而停火则于开罗时间八月八日凌晨一点开始生效。但是，由于同以色列在谅解的某些条件上讨价还价，国务院的代表一直到开罗时间八月九日下午二点五十分（三十六个多小时以后）才将可能违反停止一切军事活动规定的“说明性”目录通知开罗。事实证明这是很重要的；以色列人后来声称，埃及人在八月八日至九日期间违反了停止一切军事活动的规定，尽管埃及人那时还没有来得及确切地弄清楚，我们到底对于停止一切军事活动应作如何解释。
经过这场争论和违反协议的事情之后，毫不奇怪，以色列于九月六日宣布，它不能参加贾林所主持的解决争端的会谈。加之，九月六日，巴勒斯坦游击队劫持了三架飞机。在一个月之前开始走向和平的一步，突然发展成为一场对抗的局面。我倾向于同意我的工作班子中的苏联问题首席专家哈尔·索南费尔特的观点——他在当时和以后都是一个难能可贵的合作共事者——他于九月份给我送来一份分析材料，把这次事件与古巴的导弹危机相类比：
两天以后，在送交总统的一份很长的关于中东战略的基本问题的分析文件中，重申了我的观点：“既然他（纳赛尔）已经投奔莫斯科，指望我们会去迫使以色列停止轰炸，他即将看到，莫斯科无力使他摆脱困境。”
二月的第一个星期，有迹象表明，苏联可能把新式武器送往埃及。我对尼克松说，我怀疑，单是军事装备会有什么用处。如果这批新式武器只是增补了现有的军火库，以色列可以将它们摧毁掉；如果这批武器是较为先进的，埃及人也不会使用。这就引起一个不祥的可能性：如果苏联企图采取某些有效的措施来反对以色列的进攻，“看来这就几乎肯定会使苏联军事人员卷入”。尼克松在阅读我的分析时，作了这样的眉批：“我认为现在是和苏联人直接谈这件事的时候了。艾奇逊让战事平息下来的想法不能实现[1]。国务院的‘任何讨论会式的谈判’已不顶事了，我们必须设法进行一次双边会谈，看是否可以获得一项对我们有利的交易。”
三月十二日，我和拉宾会晤，把多勃雷宁的停火建议告诉了他，并且也把总统的决定转达给他。同时，我要求以色列停止作深入内地的轰炸，并同意实行不公开宣布的停火。总统将发出一封备忘录，对我们的要求和保证正式加以确认。
从这十年的情况来看，我毫不怀疑，由于柬埔寨和我们国内处于动乱之年，我们想要避免进一步摊牌；又由于我们渴望解决问题，而解决的办法又不符合中东各方面的心理需要，结果是招来了苏联觊觎中东之心。我也认为，正是由于我们下了决心要制止他们觊觎中东的企图，才为最后转向谈判准备打下了基础。这种谈判既是关于中东问题的，又是关于整个对苏关系的。 柯西金的信
描述这次反应最确切的——如果不是最文雅的——用语是“举座哗然”。国务院和宣传机构的权威评论员都对我加以责难，说我是要破坏和平倡议，是在作出无法兑现的虚张声势的恫吓。批评来自除了苏联以外的四面八方；这些人只有在认为自己很有把握时，才往往是带有挑衅性的，而且他们在私下里听到这些说法已经有三个月了。六月三十日，在一次关于在柬埔寨采取行动的背景情况介绍会上，就所谓的我威胁“驱赶”苏联人的问题，向我提出质问，我坚持自己的看法，表示苏联军队进驻埃及形成了新的危险形势。我说，也许我还应该用一个比“驱赶”更难听的词；但是，苏联军事人员的出现是与和平不相容的。而且“在苏军进驻中东的某个时刻，将会有一些当地的阿拉伯势力，出于自己的理由，并不希望以一种殖民主义来代替另一种殖民主义”。三年以后，我们使这一预言应验了。
八月七日，停火协定开始生效，条文原来就规定得含糊不清。埃及和以色列之间有一个停火协议，规定在运河两岸各五十公里的一个地区内停止一切军事活动；遗憾的是，所达成的协议文本，对于什么行动是在停止一切军事活动规定的禁止之列，措辞很不明确。以色列和美国之间达成了一个单独“谅解”，设法弥补这个缺陷，办法是概括地提出我们的共同看法，说明什么行动算是违反埃及和以色列之间的协议。[3]
七月一日，果尔达·梅厄夫人给尼克松写了一封措辞严厉的信。她指出，苏联人正在设置SA-2和SA-3导弹群来控制苏伊士运河，并说：“当这些事态在发展时，有人告诉我们说，力量均势仍然没有变。”她警告说，以色列除了轰炸这些设施外，别无其他选择。但是，如果以色列对一个部分由苏联军事人员操纵的导弹设施发动进攻，苏联显然就有可能会用他们的飞机来保护这些设施。以色列和苏联之间直接发生冲突，这是我们不能再置若罔闻的一种危险。我召集了一些缺乏热情的政府机构办事人员着手草拟应急计划，而这些人却还在嘀嘀咕咕地谈什么要迫使以色列人在谈判中持更加灵活的态度——这与我们所面临的问题简直是风马牛不相及。
诚然，声明补充说：“如果对方采取可能打破现有平衡的行动，或者根据我们的判断，政治局势的发展提出了要求，总统将毫不迟疑地重新考虑……”这句带有条件的话是安定人心的，其用意不言自明。口头保证说得再好听也掩盖不了下列事实：在苏联将军事人员派进中东不到一个星期，也就是取消了和多勃雷宁关于停火问题的会谈的三天之后，美国公开拒绝给以色列飞机。这个决定甚至似乎还暗示，最尖端的苏联制造的武器和苏联的军事人员并不影响军事平衡，也即几乎是暗示他们可以增加军事力量。
事关以色列的生死存亡，因此它冒不起这个风险……以色列的处境必然会影响到他们对一些尚未明朗化的事情作出他们的解释。而在另一方面，我们却总想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因为看到这些违反协议的事实存在，其后果是令人不愉快的。既然发生了违反协议的情况，我们就不得不进行下列的选择：或者采取行动，对付这些情况，从而使我们的倡议冒失败的风险；或者无所作为，从而背弃我们对以色列许下的诺言，造成一个迫使它采取军事行动的局面。因此，除非证据确凿，我们倾向于不要走向另一个极端，避免得出阿拉伯人违反了停火协议的结论。
葛罗米柯的答复闪烁其词的原因无疑是，苏联已经在研究关于美国立场的一份更有权威性的声明。因为在前一天，二月十日，我代表总统和多勃雷宁会谈；而当比姆和葛罗米柯会谈时，苏联方面还没有能够分析透我所传递的信息。我告诉多勃雷宁，“我们希望苏联领导人认识到，我们将会以最严重的关切来看待苏联把军事人员引进中东这件事。”我们选择了这种传递信息的方式，因为我们不希望造成正式的对抗。同时，我遵照尼克松的指示，告诉多勃雷宁说，我们愿意通过特种渠道举行关于中东问题的双边会谈。
如果我们对形势了解得更清楚些，我们本应懂得，我们只是刚刚跨过了最低栏。我们安排的会谈一定将陷入僵局，因为埃及仍要求恢复一九六七年的边界线，而以色列也还是坚持要大幅度地调整领土。埃及希望美国对以色列施加压力，而以色列则在“反对强加于人的解决方案”的口号下，要求放手让它自己干。尼克松还没有拿定主意，当会谈僵局变得很明显时他到底怎么办。苏联的照会也不能令人放心，因为它没有明确表示“停火”，也没有明确表示“停止一切军事活动”。它只是重复阐明苏联对贾林代表团的工作原则的解释，而这些原则在所有主要的问题上是与那个激进的阿拉伯方案相一致的。关于愿意讨论撤军问题，它用了“可能”这个词作为挡箭牌，并且把它与要求美国军事人员撤出伊朗的荒谬要求扯在一起。尤其是，苏联人可能完全是在重演三月份所耍的花招。停火建议现在可能作为掩护，以便其接着就保护它的导弹设施向运河地区推进。
在这个时候，我告诫总统说，我们把以色列人对我们的全部信任都放在一边，只是为了在谈判开始之前达成停火协议。而这些谈判肯定甚至会把根深蒂固的意见分歧带到桌面上来。苏联人和纳赛尔可能会“想入非非地认为我们愿意默认他们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尽管我们对他们直接进行过警告，并对以色列许下过诺言。这对我们当前在中东问题上的倡议，中东在长时期内的一般前景，以及美苏关系，都会产生严重的后果”。采取一项较为强硬的路线来反对违反停火协议，并使苏联人明白他们所承担的责任，这是十分必要的。
以色列人的担心远非没有根据。显然，苏联人和埃及人正在利用停火之前这一段时间，沿着运河迅速地集结导弹部队，而这是违反关于停止一切军事活动的规定的文字和精神的。这些导弹部队不但很快地能够保护运河西岸的埃及炮兵阵地，而且还能越过运河，掩护埃及人登陆。而根据停火协议，对这些导弹部队是不能加以还击的。
自一九六七年以来的第一次关于谈判的倡议就是在这个不稳固的基础上发出的。尽管以约旦为根据地的巴勒斯坦游击队发誓不遵守这个倡议，停火的第一天，苏伊士运河沿岸还是平静无事的。苏联人利用这个机会再一次要求以色列撤出它的全部军队，但是他们也公开地把停火描绘成为“重要的第一步”。美国政府开始为贾林主持的会议作准备，并研究以色列的军事援助要求。西斯科甚至于八月十二日告知国家安全委员会的高级研究小组说，为了给贾林所主持的会谈早作准备，他已着手草拟了一个包括明确规定最后边界线的“全面协议”。我们内部关于是否给以色列以军事援助的辩论，很快就成为一场抽象的辩论，辩论中心是支持什么样的以色列战略。这就起了推迟决定的作用，因为武器的种类要看各机构间关于军事原则事先取得的一致看法而定。这些带有神秘意味的讨论，很快就被以色列关于停止一切军事活动的协议正遭到违反的指控所压倒。
几乎可以肯定说是出于这些原因，尼克松决意不在这个时刻来正视这个问题。我建议中所包含的政策，将需要三年以上的时间才能得到他的同意。六月十八日，总统采纳了国务院的建议。他认为，这个建议反正会被拒绝；他宁愿应付一个僵持局面，也不愿意去和他的官僚机构再进行激烈的争论。因此，在我们拒绝了停火建议后的三个月——由于苏联第一次在中东进驻约一千名军人而引起的——我们却接受了另一个停火建议，尽管自那时以来苏联军事人员已增加到了一万人。这个简单的事实一直是我们在中东问题上的特点，直到苏联最后在九月份因过高估计自己的力量而失算，给了我们一次新的机会重新恢复心理上和物质上的平衡。
纳赛尔会把我们的行动解释成为一次半途而废的行动。他会深感怀疑，我们能否真正在只给六架飞机或者以后还会再给一些的基础上，迫使以色列撤军……
[3] 规定禁止下列几点，其中有：（1）不得向这个地区输进、向前搬移、建立或另外安装导弹；（2）不得为部署导弹建造任何混凝土结构；（3）不得为建造任何新的导弹发射场而进行任何工程建设；（4）尽管同意维持现有的设施，但不得对现有的导弹发射场或设施作任何改进。
多勃雷宁即使没有接到明确的指示，也从来不会放过利用会谈的机会，这次也是如此。他转而重复他那埋怨美国采取的行动的老生常谈；经验告诉他，在华盛顿传统势力中有无数的受虐狂，他们对每次所陷入的绝境都急于引咎自责。他利用了这一特点；他反对围绕柯西金信件而掀起的宣传（当然，这是由于苏联在巴黎和伦敦同时采取的行动而引起的），并且也反对国务院的公开立场；他认为，这一立场曲解了莫斯科在十二月对我们关于边界问题的建议（“罗杰斯计划”）所提出的答复，并错误地把这一答复解释成为一种拒绝。看过莫斯科在十二月份递交的照会的每一个人，包括我在内，显然当时都没有看出多勃雷宁所说的后一点。而且对于我们把他们的答复解释为拒绝了我们的方案这一点，苏联人以前也没有进行过争辩。
我也不相信，解决了阿拉伯和以色列的冲突，苏联的影响一定会削弱。许多问题取决于解决方案的方式和细节。一个涉及一切方面的全面解决方案，从本质上来看是对激进分子有利的，因为它会使最不妥协的政府对全过程拥有否决权。如果一项解决方案看来是苏联的压力和讹诈的结果，那么，那些带有反西方色彩和亲苏联倾向的激进主义政权将会得到加强。人们将认为，这是把这些领土归还到苏联代理人的手中。
埃及继续保持缄默。
柯西金的信里警告说，以色列事实上已经在对阿拉伯国家继续采取军事行动。苏联正在注意观察以色列的行动与“某些大国”的外交行动在多大程度上是互相配合的。这是一种不太隐晦的暗示，指责我们在一九六九年提出的一片好心的和平建议是在为以色列深入内地的轰炸打掩护。该信说，如果以色列继续进行攻击，“苏联将被迫保证让阿拉伯国家拥有必要的手段，借以给蛮横的侵略者以应有的回击”。柯西金呼吁四大国“迫使”以色列停止攻击，并以“最快的速度从被占领的阿拉伯土地上撤出以色列军队”作为开端，来建立持久的和平。
一九七〇年一月三十一日，多勃雷宁大使在白宫地下室我的办公室里递交了一封苏联总理阿列克谢·柯西金给尼克松总统的信。在通常情况下，这封信本来会被当作特种渠道来处理。然而，我们得知，柯西金也给威尔逊首相和蓬皮杜总统送去了同样的信件。由于英国和法国肯定会和我们商量，所以我们方面没有别的选择，只好将这封信作为正常渠道来处理。显然，一旦信件来往变得如此正式，那就必然要公开进行。
尼克松怒不可遏。他作出两种反应：一种反应是落落大方，另一种则是气量狭小。他的落落大方的表现是，他出人意料地飞往纽约出席三月二日招待蓬皮杜的宴会，还在宴会上发表了一篇既热情而又得体的演说。他的报复性的反应是，他通过约瑟夫·西斯科给国务院直接下达了一道总统命令——显然是想要避开我——无限期地推迟考虑给以色列军火的整个计划。如果他征求我的意见，我肯定会强调说，为了美国一小部分群体的行为而去惩罚一个外国，从而使苏联有可能从中渔利，这是不明智的。
但是，当时我们对形势的这种估计，时机还不成熟。政府由于被公众的抗议弄得心神不安，由于精力都集中在越南问题上，以及对莫斯科会谈还抱有一线希望，因此一方面预感不祥，另一方面又心存侥幸；一方面面对苏联挑战的现实，另一方面又害怕出现各种并发的危机，心理状况十分矛盾。六月五日，罗杰斯召见了多勃雷宁，向他宣读了下列不寻常的声明，就反映了这种矛盾心理。他既没有通知我，也没有通知尼克松（据我所知）：
一般认为，苏联人可能还不会向前推进，主要因为怕冒和以色列作战的风险。然而，有若干迹象表明，他们的确是已经“慢慢地向前”推进了（运河沿岸的工地）。而且，按照苏联战略的逻辑推断，他们似乎也会这样做。苏联在中东的近期目标是破坏西方的影响。主要的敌人不是以色列，而是整个西方，特别是美国。然而，苏联现在要想取代西方的办法就在于，以行动表明他们不仅能够保护他们的代理人，而且还能够补偿他们在一九六七年所受的损失……
……我深表担心的是，在当前的中东形势中，我们可能（无意地）使苏联人误以为，在停火问题上搞点欺骗动作，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件无关痛痒的事，而且我们还可能加深了一场潜伏着的更为深刻的危机……我们停火倡议的性质、提出倡议的时机和速度、条文的相对松散，使整个倡议不够完善，加上我们起先不愿意对违反协议的事作出让步，后来在违反协议的事开始之后我们又发表了一些声明和采取了行动；这些都可能促使苏联人得出结论：对于我们来说，至关重要的是在选举前的一段时间里实现停火，在这期间，我们不希望面临继续进行公开战争这样一种棘手的选择。……后来我们对于所发生的事情明确地表示了真正的愤慨，这使得他们大吃一惊（与此同时，他们为阿拉伯联邦共和国和他们自己继续违反协议的行为大开绿灯，从而使他们的威信遭受损失）。或者，他们可能甚至还会认为我们只是在演戏而已。
以色列的回信要求增加军事援助，特别是用来对付苏联地对空导弹的武器。我们表示将给予同情的考虑。以色列要求我们就撤军和难民等问题，进一步澄清我们的立场。我们的答复并没有能把问题说清楚，因为我们还没有一个统一的政府立场，而且那些了解底细的人也怕把事情说清楚，唯恐说了之后以色列人会不同意这个倡议。七月三十日，尼克松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大胆地宣布说，以色列可以满怀信心地进行谈判，“不用担心它的地位会因为谈判在那个时期受到损害，或者是处于危险之中。”最后，在七月三十一日，我们得知，以色列内阁原则上已决定予以“肯定的”答复。一个正式答复很快就要出笼了。总统从圣克利门蒂发表声明，欢迎这个决定。
我们作出的第一个反应的方向是对的。三月二十日我召见了多勃雷宁，把他狠狠地训斥了一顿。我说，我们是非常认真地看待苏联三月十日的信件的。事实上，我们已向以色列提出了停火的建议，以色列在原则上也接受了这个建议。但是就在我准备找多勃雷宁来商定停火的时间安排时，我们得到消息说，苏联把SA-3导弹和军事人员运进了埃及。尽管我对于这一做法的危险性事先已提出过明显的警告，但军队还是运进去了。我说，你们这种手法使我联想起古巴的导弹危机。除了终止关于停火的一切努力，并把此事相应地通知以色列外，我们别无其他选择。
⊙我们曾设想，大国之间的谈判可以打破僵局。事实上，谈判并没有显著地改变任何一方的立场。
但是我不能推行这样一种战略。尼克松把中东问题交给了罗杰斯。总统甚至经过再三考虑，还是不愿进行干预。在这个时期，他也并不认为我的战略是正确的。他仍认为，苏联是在一九六九年战争中政治上的胜利者。他还没有放弃那种隐隐约约的想法，认为美国和苏联可以利用中东和越南问题做交易。他认为，对于犹太选民，他比他的任何一位前任总统负有的义务都少，并且急于表明，他是不受其压力影响的。他还怀疑，我信奉犹太教，是否会在作判断时产生偏差。按照正常情况来说，我应向总统提供可供选择的战略方案，并给予政府部门战术性指导。但是，直到一九七一年晚些时候，在中东政策问题上我都不被允许这样做。
我们断定，苏联的地对空导弹在停火协议开始生效前后，已向前推进到苏伊士运河西岸地区之内。有一些证据表明，这种行动在停火期限之后还在继续，尽管我们的证据还不是结论性的。……我们正在研究（从以色列发来的一些补充情报）……目前我们不打算在这件事上作进一步的公开声明……
光靠警告已经不够了。诚然，因为我们已经提出过几次严重警告，我们提得越多，其可信程度就越低。断绝接触不管用，而调动军队至少目前时机还不成熟……由于派遣飞机到以色列去已成了衡量我们政策的象征，不幸的是，这也许已成了当前唯一的迫切问题。
⊙我们曾设想，苏联为了缓和形势并避免过多卷入埃及局势，会对迫使纳赛尔妥协感兴趣。相反地，莫斯科增加了他们的军事义务，从而鼓励纳赛尔对以色列进行消耗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