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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耶斯洛夫斯基的电影:双重生命 作者:安内特·因斯多夫 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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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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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日什托夫:他做过的事情。

基耶斯洛夫斯基在世的最后几年中,他的论调越来越趋向于悲观绝望。有些是关于这个世界的观点,还有些则关于他自己。在1994年接受法国电视台采访时,他表示:“电影已经失去了它的重要性,在60年代、70年代和80年代初,电影有它的价值。因为当时大家都反对极权制度,即使是在电影接受严格审查的时期,我们说的故事大众都很容易理解。现在,观众已经不知道自己想要看什么,我们拍电影的也不知道自己想要说什么了。”他越来越厌倦电影的制作过程——但值得注意的是选角和剪辑这两块除外:还是在那次电视采访中,他说写剧本是个漫长而又单调的事,寻找外景地显得沉闷乏味,而拍摄也很无聊。“我只怀念剪辑台。”他总结说。

基耶斯洛夫斯基对有组织的宗教从没有太多的兴趣,并且也从未公开表示过这方面的兴趣,但从他后期作品中却能看出一种对于精神力量的信仰。1994年戛纳电影节上有人称他为“道德家”,但他拒绝了这一标签;于是对方又问他能否算是“形而上学者”,他耸了耸肩,回答道:“随你说吧。”我们很多人都觉得基耶斯洛夫斯基其实并未真正离开,之所以有这种感觉,可能便是因为他也有可能信奉的那种超越物质世界的状态——正如他在《基耶斯洛夫斯基如是说》中所说的,那种“我们眼睛所见之外一定还有更多东西”的观点。

如果基耶斯洛夫斯基泉下有知,可能会为这一奖项的设立感到欣慰,他自己当初也为教授电影学生而耗费心力。他不仅在母校洛兹电影学院教导演和编剧课,还在卡托维兹、柏林、赫尔辛基、瑞士等地授课。1995年在波士顿召开的一次记者见面会上,他做了一个有趣的比喻:“一列火车开往某地,电影车厢十分拥挤。为了能让别人也上车,必须有人下去,给大家腾出地来。”但是,对于电影世界来说,克日什托夫·基耶斯洛夫斯基的离去并非腾出空地,而是留下了一片永远都无法被填补的空白。

第49节:结语(1)

——《十诫,一》

具体来说,基耶斯洛夫斯基死后留下的是一个尚未开拍的三部曲计划,以及一个以他命名的法国青年电影人奖。他生前已和彼埃西维奇一同开始了《天堂》《地狱》《炼狱》三部曲的剧本工作。《天堂》的故事以意大利为背景,剧本由彼埃西维奇完成(他在1998年8月还告诉过我,他当时手里还在写着《信仰》《爱情》这两个剧本)。哈维·温斯坦说,基耶斯洛夫斯基曾告诉他:“我有个关于天堂、地狱、炼狱三部曲的想法,分设在三个不同的城市。天堂和炼狱我还不确定会放在哪儿,但地狱应该会是洛杉矶。”[3]

在巴黎,马林·卡米兹的MK2电影制作公司在1997年设立了一年一颁的基耶斯洛夫斯基大奖,面向16岁至26岁的年轻电影人。候选人需要递交三个长度在五页之内的剧本,主题分别是“公民权”、“尊重”和“正义”。根据最终胜出的剧本,MK2会投资拍摄三部短片,并在自己的院线安排放映。1998年的比赛又有了三个新的主题:“给予”、“获得”、“分享”。

帕维尔:人死后剩下什么?

观众从基耶斯洛夫斯基的电影中得到享受,他自己却累得不惜告别这门艺术,这个矛盾很难调和。他曾对达纽西亚·斯多克说:“我拍电影是因为我真的别的什么都不会。这是我以前做出的一个差劲的选择……现在我意识到了,这是个错误的选择。这一行太艰难了:成本高,很累人,相比付出的努力,得到的满足感却少得可怜。”[1]《影迷》中菲利普拍电影时体会到的那种喜悦感此时已经荡然无存。制片人马林·卡米兹曾提到过,基耶斯洛夫斯基身上有种不断折磨着他的自觉性:“我知道他视《红》为他最好的作品,但这也给他带来一个严肃的问题:他还能不能走得更远,继续拍电影是否只会是冒重复自己的风险。这也是我们对他的死所能提出的疑问。”[2]

Epilogue

结 语

第50节:结语(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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