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一切都是平等的，较早取得成功就会有一定的优势。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又难以做到一切都真正平等。在进一步的研究中我们会发现，那些较为初级，却在回报递增效应下流行起来的技术，往往通过进一步的研究而在某些关键领域占据优势。索尼的Betamax格式之所以输给VHS格式是因为它的录像时间不如VHS长，也有人说，是因为索尼不鼓励将Beta用于色情用途，而早期的视频大多是色情片。苹果公司更先进的电脑在竞争中输给了微软是由于受到垄断政策的误导而使它在价格竞争中不占优势。人体工程学键盘Dvorak输给了人们熟悉的QWERTY键盘是因为它真的并没有快到哪里去。
从微软、联邦快递和互联网的发展中我们得到了一个更为生物学式的视点。回顾它们发展史上的某段时期，成功的势头强劲得几乎达到失控的地步。成功像传染病般流行开来，想不被传染都难。以电话网络的到来为例，试问没有电话，你能坚持多久？在美国仅有百分之六的家庭可以过没有电话的生活。
20世纪80年代，美国的大型零售商并不注意家庭电视购物这个销售网络，原因是最初留意家庭电视购物网络并在这里购买物品的消费者数量太少，以致于无法为这一少数消费群体建立家庭电视购物网络零售渠道。美国最大的零售商都是做上亿美元的买卖，而美国首家家庭电视购物商的收益只有数千美元。零售商发现，通过家庭电视购物网络进行购物的消费者会先观看购物栏目50小时，之后才会下1次单。零售商们认为这是可怕的。但结果证明，“先观察别人购买”是万事开头的惯例。购物者愿意购买已被别人购买过的商品。当看到很多其他的购物者顺利地进行了交易，购物者才愿意加入购买过程中来，而且来了还会再来。一开始，这类渠道的消费者小数目稳定地上升，但随着消费者带来了更多的消费者，越来越多的消费者蜂拥而至。零售商们没有主要到这网络经济微妙的新门槛，零售商们在等待，直到爆发点的警钟声响起时，而转折点的定义是，此刻入场，他们已错过了最佳时机。
微软最初十年的收益微乎其微。大约在1985年，微软的收益才从华尔街的一片喧腾中崭露头角。但是增长一旦开始，就是爆炸性的增长。在报表里，微软的利润是一条指数型爆炸增长的曲线，已经可以比肩网络经济中的另外几颗新星。
网络经济的价值从数学原理上就注定会爆炸式增长，这一现象是发明了“以太网”这一局域网络技术的鲍勃·梅特卡夫（Bob Metcalfe）首先注意到的。在70年代末，梅特卡夫在销售以太网，Unix和TCP/IP网络协议的打包产品，用来把小型的网络搭建成大型的网络。梅特卡夫说：“我曾针对小型网络做过许多次实验，希望使它运行起来，但是一直都失败，直到那时才注意到，网络的价值等于n的平方。”他同时也注意到网络只有在达到了一定的规模才能真正发挥它的价值。同时，他还注意到，当他把全世界各地的小型网络连接在一起的时候，它们所组成的这个大型网络的价值在成倍的飞速增长。到了1980年，他开始构思他的定律：网络价值等于n的平方。
这是一个人人参与的游戏。对于大部分好莱坞影片来说，卖座的大片就能通吃票房，在网络经济中，同样该准则也适用于笨重的制造业产品。现在油井就是这样运营的，少数大的喷油井为多数的少油的油井填补经济窟窿。你在不知道哪个方法可以起作用之前不得不试验一大堆的想法。你唯一可以确定的是每一个想法要么成功要么失败，并没有其它可能。少数有用的想法需为所有失败了的想法买单。这个如同买彩票般的经济模式对于实干家来讲是个噩梦，但是这确实就是网络经济的运转模式。所以要向经久不衰的的商业家学习的地方还有很多很多。你要不停地尝试很多东西，试图去猜测成功是徒劳的。
微软的瞬间崛起也就是近几年的事情，它简直就是梅特卡夫定律（当Windows用户以算术级增长时，它的价值会以指数的形式增加）和回报递增效应（使用NT的人越多，NT就越受欢迎）的活教材。微软也证明了回报递增效益的第三个推论：微弱的小信号是如何变成轰天巨响。
这些超级赢家会采取一种跨界的方式，当他们完全控制了网络的某一个层面，那么接下来进一步去控制其他层面就变得轻而易举了。当我们控制了语音通话的标准，我们就极有可能也会获得传真通讯的标准。
其二，更重要的是，工业经济的规模效应是以单一组织为基础的，它不遗余力，想要以更低的成本创造更多的价值来战胜对手，在竞争中胜出。领先公司所开发的技术以及优势往往只属于他们自己。与之相反，网络中的回报递增是整个网络一起创造的，并共同分享的。有许多网络的代理商，用户和竞争者在一起共同创造了网络的价值。尽管回报递增所产生的利益会有相当的一部分由一个组织占有，但是利益的价值却是存在于更大范围的关系网络之中的。
我们可以通过硅谷的发展与成长来看网络的作用。硅谷的成功不是其中某一家公司的成功，员工的忠诚度也并不意味着要在某一家公司干一辈子。正如《区域优势》一书的作者安娜·李·萨克森宁（Anna LeeSaxenian）所描述的那样，整个硅谷其实已经变成了一家庞大的分散式的公司，那里的员工频繁跳槽，甚至有人调侃说，虽然工作换了，但以前一起拼车的小伙伴都不需要换。有的人说，他们早晨醒来一睁眼突然想到他们是在为整个硅谷工作。他们会更忠于先进的技术或是整个区域位置而不是某一家特定的公司。
即使在硅谷之中，社交网络也显示出令人担忧之处。毫无疑问，网络经济最糟糕的情况是赢家通吃(winner-take-all)，最好的情况是赢家拿大头（winner-take-most），回报递增和注意力缺乏的趋势会把成功集中在几个点上。明星产品和热点产品能够继续生存发展，而其他产品就会慢慢淡出人们的视线。一般电器和大宗物品开始逐渐模仿好莱坞的经营模式：保证若干个品牌卖得很疯狂，而其他产品只能卖出去很少一部分。
有一句老话说得好：一步领先，步步领先。
但是，倘若网络经济的成功遵循的是生物模型的原理，那么失败也是同样。有一个警世故事是这么说的，一天，在海边，红色的小海藻一瞬间泛滥成一大片赤潮。几周后，这让人深刻印象的大片火红转瞬即逝。旅鼠现象也异曲同工。致使生物大量繁殖的力量也能造成瞬间的毁灭。那些在网络上相互辅助一夜间创造强大标准的力量，也会反那些以生物学方式聚集起来共同构建组织的力值，也能够集中起来把组织粉碎。我们可以推测，当微软的繁荣到头的时候，他们的利润将会反向同等地投入到成功曲线的另一头。也就是说，当成功转向失败，树倒猢狲散的时候，所有曾经在网络的成功中自我强化的因素都会使出它们的反作用。
创建反馈循环。网络催生联结，然后联结催生反馈循环。现有两种基本的循环类型：一种是自反型循环，例如恒温控制器和抽水马桶阀门，它们会创建调节自身的反馈循环。另一种是自我强化型循环，这种循环催生“利益递增”及“网络效应”的迅猛增长。这两大循环强有力地组合在一起使得数以千计的复杂反馈循环的创建成为可能。当网络供应商们首次提供网络服务时，他们大多数都向经由高速调制解调器进行网络注册及网络使用的用户收取更高的费用。这些供应商担心，网络使用者若利用更高速的调制解调器上网，会意味着上网计费时间的减少。
联邦快递公司也经历了相似的轨迹：若干年的惨淡经营，利润缓慢增长，在80年代早期爬升到一个看不见的阈值之后，便开始了一飞冲天的疯狂增长。
科技不再格格不入，不再陌生，不再边缘。它已成为了我们生活的中心。音乐家/艺术家劳瑞·安德森（Laurie Anderson）说：“科技，如同一团篝火，我们簇拥而蹈。”几十年来，对于我们，高科技曾只是一个微小的存在。然而突然间，它变得无处不在并至关重要。科技在某种程度上能够渗透进我们的生活，那是因为它越来越类似于我们人类本身，它的结构也变得有机化。因而相比一台机器，网络科技行为更像是一个有机体。而在对于网络经济如何运行的理解方面，生物隐喻比机械隐喻要有用得多。
事情是这样发生的。20世纪早期，多数技术被限制在工厂之内。只有商人才会重视先进的科技——便宜的生产方式或者特殊的材料。通常，进入寻常百姓家的高科技消费品都是为省力而产生——缝纫机，真空吸尘器，水泵。它们省时且同时又丰富了大众文化。但是这些高科技（汽车除外）一般都是小件物品。这些较为陌生的科技新奇，而且少量使用效果最好，它们显然没有成为我们社会经济生活的核心。过去忽略科技很正常，因为它并没有渗透到我们在意的生活中：我们的社交，写作，美术，文化艺术，情感，自我认识，民间组织，工作性质，对于财富和权力的追求。但是随着交通和通讯网络的平稳发展，科技完全渗透到了这些社会领域。我们的社交空间被电报、留声机、电话、照相机、电视机、飞机、汽车占领然后计算机和互联网，现在还有万维网。
在网络世界中，我们发现了自我增强的虚拟循环。新加入的成员会提升网络本身的价值，而网络自身价值的升高又反过来吸引更多的成员，从而形成了一条优势的螺旋线。
工商业或是网络领域总有其相应的临界点，到达这一点后成功便一发不可收。然而，我们发现，在网络经济领域里，低固定成本、极少的边际成本和迅速的分销把临界点降工业时期的水平之下。这就如同更新的病菌有更强的传染力和繁殖力。这一新病毒会在不久之后疯狂发展，成为主导。
20世纪中叶，随着大规模电子媒体网络的出现，世界线性发展的假设论开始瓦解。数百万看着电视长大的孩子创造着许多极速的时尚（呼啦圈），在伍德斯托克音乐节上。50万青年突然自发地聚集在一起，引领了诸如垮掉派和嬉皮士的速食青年文化。这一切都不再按照线性发生。随着网络媒体的发展，用过去来预测将来的这一理论不再可行。近期销售的电子宠物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电子鸡，日本玩具宠物原创品牌，在上市的第一年里，从一开始的0销售额卖到了后来的1000万台，第二年更是买到了2000万台。接着电子鸡在美国推出，仅在第一个月就买出了50万台。从它们的生长率来看，从它们的生长率来看，电子鸡就是种能繁殖的动物，因为它们的的销售曲线与动物的繁殖曲线曲线变化相符。如果某一天我们饲养了2只宠物，那么在第二年我们便会收获200只这样的宠物。在生物繁殖的领域里，群落总数可以很容易地剧增，目前，更加疯狂的增长模式也在技术中出现了。
网络的指数型增长是很奇特的，其长期的复合回报效应会经过一个迅猛增长的点。但是形成增长势头之前，需特别注意这个点。
协调（链接）次级网络。提升网络价值最快的方法就是将其余一些小网络引入到自己的网络中，这样，这个网络集合体就能以更大的网络形式运作，并取得总数为n的价值。互联网就是通过这种方式获得了成功。整个网络体系中的这些小网络，它们之间微妙的联系使现存的多样性的网络高度地粘合在一起（进行运作）。你能使汽车配件供应网络、保险理算员网络以及车库修理网络相互整合吗？你能在医院记录与标准搜索引擎技术间找到契合点吗？县房产数据库、美国专利与小镇律师，这三者的网络是否有什么共性？共处一个网络中的1000个成员比分处于3个网络中的1000个成员更具力量。
初见之下，回报递增定律好像与教科书中提到的关于规模经济的观点类似。生产的产品越多，效率越高，效益越好；亨利·福特（Henry Ford）通过销售汽车的成功来带动更高效的汽车制造方法的发明。这使得福特公司能把汽车卖得更便宜，产生了更大的生产规模，同时也激发出更多的创新和更好的生产方法。就这样一步步将福特公司送到了行业的顶峰。
n2的神奇之处在于，每增加一个新成员，就会增加很多连接，价值也就越大。这种情况在工业界是不会出现的。比如说你拥有一个牛奶工厂，你有10个每天买一次牛奶的客户。如果像网络一样，当有一个新客户光临的时候，你的客户量就增加了10%，与此同时，你可以依据牛奶的销量也会增加10%。他们之间存在线性关系。但是，如果说你拥有一个电话网络，其中有10个客户每天相互通一次电话，你的客户将会每天总共打出n2就是100通电话。此时如果你新增加了一个用户，你的客户基数增加了10%，但是你的话费收入突然增加到了20%。在网络经济中，很小的作为会得到很大的收获。
科技已成为我们的文化，我们的文化技术。
目前的重大议题是回报递增效应能否造福处于创业前期的公司。在回报递增效应的初期研究中，经济学家布莱恩·亚瑟发现，当我们将技术对手之间的关系——就像VHS和Betamax之间的视频格式之争——在计算机上建立模型的话，回报递增效应会对其中一方有利，对另外一方不利。而不幸的一方最终不得不退出竞争，就像Betamax一样。这里的“不幸”并不是夸大其词，根据亚瑟的研究，受益于回报递增效应，最终生存下来并垄断整个领域的公司并不一定是两者之中更强的那个，只是更幸运的，或者更早进入市场的那一个。Authur写到：如果一个产品，公司或者一项技术参与市场竞争，由于偶然的机会或者精明的策略而在市场中取得了领先，回报递增效应会放大这种优势，这个产品或者这个公司就可以进一步的锁定市场。
生物学有一个寓言。在一个夏天，漂浮在池塘上的一片百合叶每过一天，其叶片就扩展一倍，直到覆盖住整个水面。在它完全盖住池面的前一天，只有一半的池面被盖住，而在那之前的一天只盖住了池面的1/4，而其前一天只盖住了极少的1/8。尽管百合悄悄地长了整个夏天，但是只在其盛开周期的最后一周，旁观者才突然注意到了它已经长得这么大。这个时候已经大大超过了转折点。
但网络经济中并不是只有福而没有祸。微软的崛起，人们或多或少地接受了。因为在网络经济中很多人都借助微软有回报递增效应的标准而得了好处，成为了亿万富翁。
传真机的故事也是一个经历了20年漫长等待后一夜成名的神话。在度过了不算成功的20年之后，传真机的需求量在80年代中期悄悄越过了无回报点，接下来便是众所周知的事情，现在，传真机随处可见。
这些正向反馈循环是由“网络效应”（network externalties）产生的。任何无法记到个人账户上的增加或者损害网络价值的事情都是网络效应。一个电话系统的总体价值并不算在任何一个电话公司以及它们的内部价值之中，它属于系统之外的更大的电话网络本身。而网络本身就是特别有效的外在价值（external value）之源，它在过去的十几年间也已经变成了经济调查的热点话题，近年来出版的很多学术论文都在详细论述网络效应的各种细节：它们是如何产生？如何崩溃？它们是否对称？是否可以被操纵？
实际上，n2还是低估了网络成长的总价值。正如经济记者约翰·布朗宁（John Browning）所说的，网络力量的增速比这还要快。梅特卡夫的观察是基于电话网络的，在电话的两头各有一个人，因而此时的电话总数是拥有电话之人相互间所有匹配可能性的总和。但是互联网更接近我们真实的人际关系，它可以提供复杂的三方，四方以及多方的连接机会。你不仅可以和你的朋友张三通话，而且还可以让李四和王五也同时加入进来。在互联网上同时与一组人交谈与过去一对一交谈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感受。因此，我们在计算网络中的连接总数时，不仅要考虑用户之间一对一的各种组合，同时也要考虑到群组的存在。这些群组使得网络的价值大大提升。其实精准地计算网络的价值并不重要，我们只需要知道网络拥有比我们现有投入大得多的价值。
工业时代的标志之一，就是其拥有一个合理的预期。成功与付出是成正比的。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十分耕耘十分收获。在资本投资和资源分配中，付出与收获的线形比关系是很具有代表性的。根据《美国统计摘要》的数据显示，在20世纪50年代，诸如冰箱、时钟和洗衣机之类的畅销品，仅以每年2%的增长率稳步销售。要预测一个企业与新事物的未来，只需预测其目前的发展趋势即可。因此可得到一个也算合理的假设：世界大体是以线性方式发展。新现象通常不会凭空出现，还在短短数月的时间内改变一切。
这种自我馈送的循环是个正向反馈的循环。虽然回报递增原理和规模效应原理都依赖于经济的正向反馈循环，但它们却有两个不同之处。
而新的说法是，网络会鼓励成功者去取得更大的成功。经济学家布莱恩·亚瑟（Brain Arthur）将这种现象称之为“回报递增”。他认为，“回报递增是领先者会步步领先，而失去先机的会失掉全局。”
微软、联邦快递、传真机和互联网四者结合得如此成功，完全依赖于网络的首要法则。这一法则表明：价值量随着其成员关系的激增而指数倍增加，并且这一价值量的增长状况，如同地心引力般源源不断地吸引着更多成员的加入。这一良性循环会一直发展，直到所有的潜在成员都加入其中。
这些新的垄断巨头有其特性。传统垄断者在商品上具有统治地位，而在新的网络秩序中，正如圣达非研究所的经济学家布莱恩·亚瑟所指出的那样：“垄断某一类产品的远远比不上在遍布新技术的网络上寻找更多未来的商机。”
网络的确切定义：技术性矩阵的有机行为。
网络经济就像浮着百合的池塘一样。池塘的大部分空间看上去是空的，但是百合叶片的大小会逐日扩展。网络好像是每半年叶片大小就会拓展一倍的百合。就算有一百万个网站在进行更新，网站的前景才刚刚开始。其他的百合叶正沿着池边萌芽，例如：MUDs，Irridium phones，无线数据端口，协作性机器人，网络电视以及远程固态传感器。现在，它们还只是网络经济盛夏季初始时期孕育着的小巧的百合细胞。一朵接着一朵，它们将超过得到注意的临界点，突然变得无处不在。
其一，工业经济的规模效应对于价值的提升是逐步而线性的。低投入，低回报；高投入，高回报。而网络经济却有所不同，它的价值是指数级地增长，小投入与小投入之间互相增强，效益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甚至形成雪崩。两者的差别就好像是家中的储蓄罐和银行的利息。
网络世界奉行它自己的逻辑。当我们把一切事物相连之后，奇妙的事情就发生了。
网络经济成功发展的经典案例其实就是互联网本身。正如某些洋洋得意的资深网迷津津乐道的：“在互联网出现于媒体领域之前的20年间，它简直就是孤独但却令人激动的文化死水。”一项有关全世界主机量的图表显示，从20世纪70年代起，主机数量几乎停滞不前，但到1991年左右，其便如雨后春笋般，以指数倍的速度在全世界蔓延开来。
微软、互联网、传真机和联邦快递这四者的曲线图（感谢《净收益》的作者约翰·哈格尔对其的肯定）体现了指数倍增长的情况，呈现出一种生物学的增殖方式。这一曲线图差不多定义了一个完整的生物系统。这就是网络经济通常在生物术语中体现得最为精确的原因。的确，如果把网络当作一个新领域，那是因为我们第一次在技术系统中见证了生物学式的增长。
在流行疾病学领域，当一种疾病传染了足够数量的宿主，而必须把它认为是重大疫情时，这个点叫做转折点。传染病的力量从抵抗所有的阻力爬坡而上，达到最高的转折点，转而顺势滚落，把所有的阻力都甩在后面。在生物学里，绝症的转折点是非常高的，但在技术领域，其转折点有可能非常低。
审视（网络）外部效应。普及度呈指数增长的初期，网络的发展轨迹就像其他新生物的发展初期一样，呈平稳状态。你怎样在采取行动前就先探测出了其意义所在呢？那就是判断正在孕育着的增长是否处于网络效应，而不是企业的直接努力。回报递增、开放体系、n参与者数量、多网关到多网络这些因素是否在起着重要作用？通过开发网络效应从而获得些许进步的产品、公司或技术，就会成为指数性增长的候选者。
但是，到了约20世纪80年代末，这一激增现象才开始发生。紧接着又发生了两件大事，一是趋于免费的糖豆芯片横空出世，二是电讯资费暴跌。这一系列的巨变让我们用很少的钱就能随时随地交换各种各样的数据。这时，巨大的网络开始冲破饱和的现状，网络力量呼之欲出。
传统工业巨头通过开发简单的规模经济模式来为他们自己谋取利益。而网络的作用却与规模经济效益无关。网络经济所涉及的价值都是通过一个更大的网络产生于单一组织之上，然后以不均等的方式返还给各个部分。由于网络公司的一部分价值明确来源于外部资源，他们也因此而常常要服务于外部资源。
回报递增和网络效应能够获得巨大关注的一个原因是因为它们能够产生明显的垄断。巨额的资金流向了思科，甲骨文和微软这类网络竞争中的赢家，这令人不安。网络经济中的超级大赢家已经成为垄断寡头了吗？它们可不太像工业时代的那些垄断巨头。现如今反托拉斯浪潮高涨，但那些曾被垄断者高昂的价格，粗鲁的服务和狭小的选择范围惹得很恼火的顾客并没有参与其中。现在的顾客没什么可埋怨的，他们从网络超级大赢家那里拿到了更低的价格，更好的服务以及各种特色花样，至少在短期内如此。唯一对那些超级大赢家抱怨不止的是他们的竞争者，因为回报递增效应创造了一个赢者拿大头（winer-take-most）的局面。但从长远来看，如果竞争者退却了或者消失了，顾客就会有抱怨的理由了。
较低的临界点还意味着阈值在较大程度上低于了工业时代——阈值指的是在达到临界点之前企业举步维艰的时期。研究到达这个门槛之前的发展过程是必要的。
在过去，拥有创新的动力就是拥有了意义。现在，在生物行为主导的网络环境里，创造意义比拥有动力更为重要。
数学家认为，网络价值之总和会随着网络用户数以平方的速度增长。换句话说，如果网络中节点的数量以算术级的速度增长，网络的价值就在以指数级的速度增长。新网络用户的加入会使所有用户的价值都得到提升。
实际上，网络经济也希望单一卖方的出现。由于回报递增和n2价值定律的存在，一个大型机构要比许多小机构好得多。网络经济为培养巨头提供了肥沃的土壤。而在网络经济中，最不能容忍的是“单一创新”（monovation）——创新只有单一的来源。网络经济中的垄断巨头的危险不在于它们能肆意涨价，而在于它们很有可能变成“单一创新者”。但与此同时，垄断巨头的世界也在不断鼓励“多元创新”(polyvation)，通过建立开放的系统，把关键知识产群转移到公共领域，民主地开放源代码。随着我们对回报递增以及网络经济其他新规则的深入了解，不难想象在不远的将来我们对市场赢家的角色理解也会发生转变。
当网络还处在萌芽期的时候，网络组织只能获得很小的收益。但当网络一旦搭建起来，它们将几乎不需要努力就可以获得爆炸式的增长。
在网络提供商最初成立之际，大多数用户通过高速解调器登录互联网需缴纳高昂的费用；提供商担忧互联网解调器的提速意味着可计费的上网时长越来越短。所以用户们在形成的反馈回路上花费更多，反馈回路可以补贴用户用于购买更好的网路解调器，但是同时又阻止他们购买。但是有一个提供商在高速网络上收费较低，这个特立独行的公司靠着自己研发的回路补贴用户购买高速的网络解调器，使他们因此得到了更多的上网时间。尽管此公司在一开始投入了大量的资金购买自己的网络解调器，公司另辟蹊径为偏好高速的网络狂人创造了一个大型网络，网络狂人们抗拒不了这种尽管费用高昂但是速度快的网络解调器，解调器要达到这样的高速，这个公司几乎是唯一的选择。这个网络提供商也因此获利颇丰。作为一个新的商业经济概念，了解反馈与投资回报同等重要。
可以预测的是网络可以将微小的优点放大并锁定成优势。同样，初始的参数和关系也会很快固化成不变的标准。网络中固化的标准可能是福也是祸。因为移动自组网（Ad Hoc）协议会降低风险，并促进广泛的进步。但是同时，拥有并控制协议的人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回报。
在工业经济中，成功往往会自我设限，它遵循回报递减的原理；在网络经济中，成功是自我增强的，它遵循的是回报递增的原理。
这种少量投入被迅速放大的网络趋势又引出了网络逻辑的第二个重要公理：回报增值定律。从某种方式上来说，这条公理主导了网络经济中很多奇妙的现象，最简单的来说，随着网络用户的增多，网络的价值在迅速膨胀，而这种价值的急速膨胀又吸引来更多的用户，产生了复合性的效果。
追求成为在一个领域中的第一或者最好的，有时有效，但并不是一直都这样。网络世界中竞争的结果并不单纯由竞争者实力决定，而是由细小的细节决定的，甚至包括被正向反馈成倍放大的运气。竞争的命运往往是由路径决定的，一点微小的动作就会导致系统方向性的错误。最终命运不能单单由系统特殊的属性而决定。
传统垄断者不可饶恕的罪恶在于：他是市场上唯一的卖方，它可以肆意的抬高价格并降低质量。而网络本身内在逻辑就是去降低价格，提高质量，即使那些单一卖方的垄断者也是如此。当竞争受到遏制的时候，创新也会受到影响，这在网络经济中是最不可饶恕的。在新的经济秩序中，创新远比价格更为重要，因为价格只是创新的副产品。
硅谷的成长让我们见识到了回报递增定律的运行方式：成功的创业公司会吸引其他的创业公司，这样反过来又带来了更多的资金和技术。然后资金和技术的到来又会吸引更多的创业公司。（硅谷和其他高科技工业园区本身就是人才，资源和机会紧密联系的网络）
这种令人吃惊的爆发其实并不难想象。拿4个人来举例，在他们之中存在12个一对一的特定友谊。如果我们在其中加入第5个人，这个圈子里的友谊关系就增加到了20种。如果有6个人，他们之间就存在30种互不相同的关系。7个人就有42种。随着朋友圈中的人数增多到超过10个人，其间的朋友关系数目就会快速增长。当我们身边有很多朋友的时候，这个圈子里朋友关系的总数大概在nxn或者n2数量级上。因此1000个成员之间就会存在100万种朋友关系。
两位经济学家证明至少在演艺圈内这些成功都是无法预测的。他们策划了1985年5月至1986年1月的首轮电影促销，发现预测电影票房唯一可信依据是前一周的成绩。其它的像电影的类型，演员和预算都是不可靠的。上一周票房越高，这周也更可能有高票房。这是因为电影口碑好了，才会带来更多的收益。经济学家们，阿特·德瓦尼（Art De Vany）和大卫·沃尔斯（David Walls）指出这些结果印证了一个重要的物理方程即“玻色——爱因斯坦”分布。事实是唯一的影响结果的变量是前一周的结果，意味着电影行业是一个平衡“秩序”和“混乱”的复杂的自适应系统。
每天我们都在技术领域里，寻找生物式生长的证据。这是网络经济的一个标志，生物学已经扎根于科技。这也是网络改变一切的原因之一。
这种趋势似乎还在进一步扩展，我们正在慢慢走向一个新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中，工人和消费者都会更忠于网络而非某个公司。硅谷之中最伟大的发明并不是他们发明的那些令人赞叹不止的硬件或者软件，它最伟大的产品是硅谷中各个公司的社会组织，以及更重要的它的区域性结构：以往的工作关系，亲密的同事，公司之间的信息泄露，快速迭代的公司生命周期以及快捷的电邮文化。如果将这种社交网络的基因注入到糖豆大小的芯片和铜质神经元之中，我们才真正创造了一个网络社会。
保持长时间的深思熟虑。因为网络经济灵活快速，任何需要耐心和缓慢的事物都不易存活。然而，很多项目，公司和技术都是在逐渐累积经验中发展壮大起来的。在酝酿期的公司，无法与这些老手们抗衡，后来，再加上报酬递增法则，它们也很难打赢这场仗。后进入这个行业的公司需要遵循德鲁克规则——他们必须付出十倍的努力才能改变面貌。较晚地进入这个行业使它们不得不考虑通过增加新的产品来提高自身的竞争力。举个例子，一个公司在数字相机领域兴起得较晚，但研发出可以兼容的有线电视以及电脑，于是所有的等待和努力变得值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