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委员会已经成功地进行了第一步工作。光明之岛号船在普洛-贝顿靠岸，接收了一大批越南难民。现在这个委员会希望在马来西亚、泰国的难民营和西方国家的过渡难民营之间建立一个空中补给线。为此需要动员新闻界。记者招待会在品泰西亚旅馆的大厅举行。格吕克斯曼同萨特一起参加，在这个招待会上，萨特同雷蒙·阿隆长时间来第一次握了手。富柯讲了话，接着是库克尼尔医生讲话，他在光明之岛号船上工作，然后是萨特，他在阿隆讲话前离开了一会儿。6月26日，他们一起去爱丽舍宫请吉斯卡尔多加援助船民。得到的答复是一些空洞的承诺。萨特并不认为他同阿隆的会见有多么重要，虽然有些记者一再谈到它。
我们离开巴黎后不久，莉莲·西格尔从巴黎打电话给我们，告诉我们戈德曼被害的消息，我惊呆了。戈德曼总是准时参加《现代》的会议，我开始就很喜欢他，后来变为一种深沉的感情。我喜欢他冷嘲热讽式的智慧，他的快乐，他的热情。他充满活力，语惊四座，独具怪才；无论是对敌对友，他的态度是经久不变的。他被打倒时仍从容镇定，使他的死愈加耸人听闻。萨特也受到很大的震动，虽然他现在对一切都取一种比较超然的态度。
6月20日，萨特出席了“为了越南派只船”委员会举行的记者招待会。
会议发言多少还是有些意思的，有些动人之处，但总的说来是旧话重提——巴勒斯坦人希望归还他们的领土，以色列人——这都是些左派人士——同意这一点，但希望他们的安全能得到保证。不管怎么说，所有这些人都是知识分子，是毫无力量的。维克多却因这个会议而十分得意。他对萨特说：“这会成为一条重要的国际新闻的。”他可能失望。由于各种原因，这个会议结果在10月份一个以色列和平主义运动——它在政治上没有起任何重大作用——的刊物《现在要和平》上发表，反应平平。1980年夏天，爱德华·塞德，被维克多认为是会谈参加者中最负声望的人，对他的一些朋友说，他搞不清楚为什么把他从美国弄到巴黎来，他参加了这个讨论会，觉得搞得很差劲，谈到会议报告时，他认为更差。1979年3月，萨恃受维克多的影响也对这个会谈感到满意，我没有对他谈我的怀疑态度。
我们回到巴黎时萨特希望参加戈德曼的葬礼。克莱尔·埃切雷利驾驶她的小汽车送我们夫太平间。我们没有进去，但我们随柩车到了公墓的门口。这儿拥挤不堪，我发现很难过去，虽然人们认出了萨特，纷纷有礼貌地给他让路。但汽车又不允许越出某一地区。萨特和我缓慢而艰难地通过拥挤的人群，埃切雷利留在车上。走了一会儿萨特感到一点劲也没有了。我想让他坐在旁边一座墓上歇一下，这时有人拿来一把椅子。萨特坐在上面，我们在那儿歇了一会，一些不认识的人围着我们看了又看。幸好勒内·索雷尔看见了我们；她的汽车就停在我们旁边。我们请人转告克莱尔·埃切雷利我们走了，便进了勒内的车。
“你的工作进行得怎样？”第一天他说：“进行得不好。我们一上午都在争论（某个问题或另一个问题）……”第二天他答道：“还是不怎么好。我们不一致。”第三天他说：“我们开始相互理解了。”我担心他可能会作出太多的让步。我很想及时了解这谈话，但它们录音后由阿莱特拿去整理和打印出米。她干得很慢。萨特对我说，什么都还没弄好。
萨特恢复了他同维克多的工作。我有点担心这事。接连三天我都在问他：
这一年的暑假也过得很愉快。埃克斯的春天迷住了我们，8月里我们又回到这里来了。这次我们的房间在二楼，带着相通的阳台，在阳台上可以一直看到花园。我们常在阳台上坐着读书、谈话。有时我同他一起去“米拉波”吃午饭，他很喜欢在那儿吃饭——我们乘出租车去，因为萨特几乎不能走路了。或者在旅馆的花园里吃午饭。或者由西尔薇驾车带我们去我们喜欢的地方。我们常常看到远处浓烟滚滚——那是森林火灾。萨特住在这儿非常满意。他也很高兴西尔薇——她即将返回巴黎——驾车送我们去马泰格机场，我们在那儿乘飞机去罗马。我们又住进了我们的老房间，观赏着白色的圣彼得教堂，在阳光下灿灿然，在月光下幽幽然。我们又恢复了我们往日的宁静的生活习惯。萨特经常看望住在罗马的一位美国姑娘，他最近才同她结识。我们两人一起去看艾丽丝·施瓦尔泽，我们去看克洛德·库奇，他同一个朋友卡特琳·里霍伊特住在这个城市。库奇对萨特健全的幽默感和愉快的情绪感到惊讶。他不很了解萨特，但他曾想象过萨特的病状和丧失视力会给他沉重的打击，然而现在出现在他面前的是一个充满生活快乐的人。萨特出现在公众场合时，常给人一种痛苦的印象。在吕泰塔旅馆相会之后，雷蒙·阿隆在写给克洛德·莫里亚克的信中说：“我感到自己看到的是一个已死的人。”但在私人交往中同他交谈的人都被他那种不可征服的生命力深深打动。
会谈的参加者作了自我介绍。一位住在耶路撒冷的巴勒斯坦人伊布拉欣·达卡克认为这个对话是无意义的。萨特难道不知道在以色列的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每天都在见面和相互谈话吗？既然没有邀请埃及人和北非人参加，在耶路撤冷召开这样的讨论会，岂不更为简单和省钱吗？伊莱·本·盖尔和维克多辩解说，有些巴勒斯坦人现在不可能进入以色列。达卡克回答说，有些巴勒斯坦人也没有能从以色列到巴黎来。说完他宣布退出这个会谈。别的人实际上都是从以色列来的。除了巴勒斯坦人爱德华·塞德是在美国哥伦比亚任教，还有沙林·沙拉夫，是一位奥地利的巴勒斯坦教师。有一两个人说德语，其余的人几乎都说英语。有人志愿充当翻译。如果有以色列人说希伯来语，伊莱·本·盖尔就当翻译。谈话录了音，阿莱特把录音打印出来。会谈进行时，克莱尔·埃切雷利和凯瑟琳·冯·布劳不太热情地送上咖啡和水果汁。在正式会谈之后，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一起在维克多定的饭馆吃午饭，这样他们谈得比较放松一些。给他们安排的旅馆房间是那么简陋，这使得他们感到惊讶，更让他们吃惊的是萨特的近乎沉默和由维克多——一个他们一点也不了解的人——所占的重要地位。一位小个子金头发的犹太教教士要求按犹太教教规给他开饭。《现代》的一位朋友施穆尔·特里加诺带他去梅迪西斯街的犹太饭馆。
我们和西尔蔽开车去南方度复活节假。我们在维思睡觉，普安特饭馆的饭菜让我们大倒胃口。到了埃克斯，我们的情绪又高涨起来。我们住的这个旅馆离城约一公里，有一个大花园，空气中飘散着太阳和松树的清香，远远地，我们可以看到圣雅克托瓦尔的屋脊凌空而出，飞刺蓝天。坐在门外仍然觉得冷。我和萨特在他的房间读书，我们三人也常驾车外出，去附近我们喜欢的一些地方吃午饭。
11月，他为《晨报》同卡特琳娜·克莱芒有一个谈话，并和报社的编辑们吃了一次午饭。12月，他对贝尔纳·多尔谈到他对于戏剧的思想。谈话发表在《戏剧作品》杂志上，他谈到他喜欢的剧作家——皮兰德洛，布莱希特，贝克特——并详细叙述了他自己的戏剧历史。1980年1月，他发表声明抗议对安德烈·萨哈罗夫实行软禁，支持联合抵制莫斯科奥林匹克运动会。2月28日，他接受一家同性恋月刊《快乐的脚步》的访问，他同卡特琳娜·克莱芒和贝尔纳·班戈为即将出版的一期《弓》进行了一次谈话。
回巴黎不久，萨特被一个半疯的人热拉尔·德·克莱韦斯弄伤了。他是比利时人，一个诗人，是我们的朋友拉勒曼特和弗斯特雷坦的被保护人。他在精神病院期间，有时到巴黎来，他一来这儿，就日甚一日地向萨特要钱。这次他又从病院获准出来。每次来，萨特都给他一点钱，最后终于对他说，请他以后再不要来了。但他还是要来。这次来，萨特和阿莱特在家，不让他进来，门只开了一点，门链条仍然拉着的。他们争吵了几句，克莱韦斯突然从口袋里掏出一把小刀，越过链条，朝萨特刺去。然后他使劲撞门，他用的劲是那样大，门上虽然装了钢板，但晃得厉害。阿莱特打电话叫来警察，警察在楼房的走廊上追赶了很长时间，才把克莱韦斯抓了起来，萨特流了很多血。他的大拇指被刺伤，好在没有伤到筋骨。他的手包扎了好几个星期。
他同意接受M.-A.马乔希的采访，她在《欧洲》上发表了这个访问记。但他不很喜欢它。
会谈将要举行时，又碰到许多麻烦事，《现代》的办公室根本没地方可供开会之用。承蒙米歇尔·富柯的好意，我们可以用他那套宽敞、明亮、布置简朴优雅的房间，维克多在塞纳河左岸的一家小旅馆定了一些房间，在附近的一家饭馆定了一间餐厅。桌子、椅子和录音机都安置在富柯的起居室里。尽管还有一些技术性的问题，第一次会谈仍然如期在3月14日举行了。萨特在会上作了简短的发言，宣布了会谈日程，这是他和维克多事先商量好了的。除了萨特、克莱尔·埃切雷利和我——我第二天没有再来——再没有《现代》编委会的人参加。他们，也包括我自己，都对维克多干的这事持一种不信任的态度。
3月，萨特的以色列—巴勒斯坦讨论会由《现代》主持。自从同伊莱·本·盖尔一起旅行后，维克多一直有搞这个讨论的打算；他们经常互通电话。我们的以色列老朋友弗莱潘为《现代》提供了他主持过的一个关于以色列一巴勒斯坦问题讨论的会议记录，但他要一大笔钱，而这个文件并没有多少新东西。维克多认为最好是在巴黎安排一个类似的会谈，并在《现代》上发表会谈的结果。这要花不少钱，但伽利玛出版社愿意出这笔钱。维克多和伊莱通过电话拟定了一个参加者的名单，寄出了邀请书。被邀请者多数住在以色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