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威尼斯，我们仍然住在我们历年来常住的那个房间，萨特非常高兴又来到这里。但他很少离开旅馆的房间。每次我们去他喜欢的一个饭馆吃饭都是一次艰难的长征。他连去圣马克广场也很困难。因为天气潮湿，时有阵雨，他也不能坐在咖啡店的阳台上。天气好时我们在旅馆餐厅吃午饭，在那儿可以远眺大运河。有时我们走过一条街到哈里酒吧去坐一坐。晚饭我们在旅馆的酒吧吃一个夹心面包片。多数时间他在自己的房间，我读东西给他听。下午他睡觉或者听收音机里的音乐时，我同西尔薇出外走一走。尽管如此，我们离开时，他仍对我说，他很满意在威尼斯的日子。
他也对政治事件倾注了极大的关注，特别是对巴迪尔的律师克劳斯·克罗桑特的情况。7月1日他签名于一个反对引渡克罗桑特的呼吁书；在10月11日，他同“反对德国—美国的欧洲”委员会一起，提出一个新的抗议。11月18日这个委员会发布了一个关于施莱尔事件的公报。10月28日，他、P.H.哈尔贝瓦克斯、达尼埃尔·盖兰和我签名于一个反对在对待波里萨里奥阵线的问题上使用暴力的警告书。10月30日，他拍电报支持伊朗反政权的知识分子。12月10日他签名于一个呼吁书反对对画家安东尼奥·索拉的驱逐。
东巴黎剧院打算重演《涅克拉索夫》；这个戏剧从1955年上演以来，就没有在巴黎重演过。10月，萨特同乔治·韦尔莱尔，安德烈·阿奎尔特和莫里斯·德拉吕关于这个戏剧有一个谈话，在12月他对此作了一个说明。他强调，他真正的目的是谴责新闻界耸人听闻的行为。他说：“今天我无疑会选择另一种方式，但正像我以前所做的，我还会抨击某种新闻界，它恬不知耻地捏造完全是虚假的丑闻来欺骗它的读者。”有些人指责他同意重演《涅克拉索夫》，他回答说，他的所有的戏剧，包括《肮脏的手》，现在都已成为保留剧目，他看不出有什么理由要去制止这个戏剧的上演。谈到这个问题，我想指出一种极大的误解，即认为：“不要迫使比扬古尔绝望”的口号是萨特的口号。萨特的反对者们认为，如果出于对共产党的忠诚（他并不属于这个党），对某些令人为难的真相保持沉默是较为适当的；但萨特从没有这样做过。是他和梅洛-庞蒂最先在《现代》揭露苏联集中营的存在。他的这种诚实态度在后来一直没有改变。人们应该重读一下这个戏剧。瓦列拉，一个冒充“选择了自由”的苏联部长涅克拉索夫的骗子，由右翼新闻界收买去揭露苏联，揭露他其实什么都不知道的东西。维罗尼克，一位年轻的左翼战士，对他说，虽然他自以为欺骗了富人，事实上他是玩着跟他们一样的把戏，他将“使穷人绝望”，特别是比扬古尔的穷人。瓦列拉不关心政治，无耻之尤，十分贪财。他用一种嘲弄的口气喊道：“让我们用一切手段使比扬古尔绝望吧！”这些剧中人没有一个是代表萨特的。
“不管怎么说，我的境况是很奇怪的；总的说来，我的文学生涯已经结束了，我们现在搞的这本书不完全是写出来的。可以说，我不是一个充满活力的人，我活着，但已经衰老了。我同你谈着话。我有点超然于自己的作品。我愿意同你一起……搞出一部超出我自己作品的作品。”
萨特的确说得非常好。在我们自己的谈话中他也是一样，我发现他完全是过去的那个萨特。我们谈到我们的一生，我们的时代，谈到大大小小的一切。
我们一起度过了三十五天，先是同西尔薇，然后是我们两人单独在一起。
的确，他老了，但他真正是他自己。他的心中往往有些奇思怪想。他不再希望梅丽娜来罗马看他，或者像原来设想的那样，我们去雅典看她。他说，他将给她这一年生活在巴黎的钱。
第二天上午我回到医院。头一天萨特吃了晚饭后，又看了一会电视，睡得很好。医生现在正对他进行一个长时间的X射线检查——胸部、腿部、手，等等。他们把萨特送回床上，然后豪塞特医生来了。他很有说服力地谈到萨特的病情。他说萨特只有戒烟才可能挽救自己的腿。如果他现在开始戒烟，病情就可能大为缓和，他还可能安度晚年直到正常地死去。否则他的脚趾要被切掉，然后是他的整个脚，他的整条腿。萨特看来很受震动。我和莉莲不太费劲地带他回了家。他说他想再仔细考虑一下抽烟的事。他见到了梅丽娜和阿莱特，第二天见到彼埃尔和米歇尔。下午晚一些时我到了他那儿，他走路好了一些。但第二天晚上，他对我说，他的腿每天夜里都要痛一个多小时。星期天，他、我和西尔薇来到凡尔赛，我们到我们的朋友科米科的漂亮的房子里作客。我们吃填鸭，喝些味道很美的葡萄酒。我们驾车返回时，西尔薇有点醉了，她向萨特说了一些很热情的话，这使萨特十分高兴。（她有时对萨特不太热情。因为她并不认为萨特有病，所以对他的有些做法生气，萨特总说她有“坏脾气”并因此责备她。但这并不影响他俩在各方面的关系。）这天晚上我和萨特一边读书一边谈话。他决心第二天（星期一）停止抽烟。我说：“你想到自己正在抽最后一根烟，你不觉得伤心吗？”“不伤心。说真的，现在我已经有点讨厌抽烟了。”毫无疑问，这时他是把抽烟同一点一点地割掉他身体的一部分联系在一起了。第二天他把他的打火机和烟递给我，要我送给西尔薇。这天晚上他对我说，他的心情出奇的好，因为他停止了抽烟。这是他最终放弃抽烟，此后他再也没有抽烟的欲望了。甚至他的朋友在他面前抽烟时他也不受影响——的确，他甚至还赞同他们这样做。
我们回到巴黎不久，她也来到巴黎。萨特对她说：“我对你仍然有许多感情，但我现在不爱你了。”她哭了起来。以后，他每隔一段时间去看她。在他的最亲近的圈子里有着许多女人：老朋友和新来的人。他愉快地对我说：“我从来没有被这样多的女人所包围！”他好像完全没有遭到不幸似的。当我问他这事时，他说：“是的，这个世界现在有着不幸的方面，但我不是不幸的。”他十分遗憾自己的视力是那样坏，最重要的是他不能看到这些女性的面容；但他感到自己充满活力。他同维克多一起读他感兴趣的东西；他也以看电视作消遣；在《现代》会议上他参加的讨论比往年都多。
自从1967年在埃及和以色列旅行以来，萨特对中东问题特别感兴趣。萨达特对以色列的访问深深地激动着他。他写了一篇简短的引人注目的文章，鼓励埃及和以色列之间的谈判；它发表在10月4日至5日的《世界报》上。他、我和西尔薇在这一年的年终过得非常愉快，我们在“多米尼克”吃火鸡。萨特对自己的工作和生活方式十分满意。“总的说来，自从我们回到巴黎以后，我的日子过得很好，”他对我说。
元月初，我们在西尔薇家吃了一顿喜庆午餐。伽利玛出版社出版了电影《萨特自述》的剧本，获得巨大成功。萨特同卡特琳娜·夏安有一个谈话，内容是关于他同女性的关系，发表在1月31日的《新观察家》上。他参加《现代》的会议，现在《现代》每月在他的住所开两次会，在两个星期三的上午，他参加讨论。他一般习惯于不拒绝别人的要求，这次他又同意签名于一篇文章，发表在1977年2月10日的《世界报》上，实际上这是维吉尔在同他谈话后写的。其中萨特谈到：“德国社会民主党于1945年重建以来，一直是美帝国主义在欧洲的最得力的工具。”他号召所有社会党积极分子同“德国-美国”在欧洲的霸权主义进行斗争。这篇文章的风格一点也不像萨特的；而且从萨特这儿发出一个向社会党人的呼吁，这也实在令人吃惊。郎之曼、普隆、维克多等人都表示了他们的不满。
库尔诺医生回去了。虽然萨特的血压下降了很多，库尔诺仍建议他去布鲁塞斯医院作一次检查。同每一个星期二一样，我睡在他的住处。一天早上八点半，莉莲来接我们。我和莉莲帮助萨特穿过花园，坐电梯，下楼然后坐进小汽车里。他几乎完全不能走。到厂医院，一个男护士用轮椅把他推走。医生决定留他到第二天下午。在他接受各种检查时我留在他的房间，给他办理一些手续。医院开了午饭，他吃了一大半。他的右侧血压正常，左边要低一些；这说明两边不对称。我守在他跟前一直呆到三点半，他睡着时我就看书，直到阿莱特来。
我想萨特是完全恢复了（除了他的腿；他几乎完全不能行走）。他同我讨论我读给他听的书时，思路十分敏捷——特别是对苏联持不同政见者写的那些书。虽然博斯特一向对萨特的状况持悲观态度，但他和奥尔加来看我们时，他也为萨特表现出的活力惊讶不已。西尔薇走后的一天，离我们住的旅馆十码远有一个小咖啡店开始营业，它原先是一个汽车间。我们每天在这个小店的平台上吃午饭，吃一个夹心面包或煎蛋卷。有时在晚上，从我们吃晚饭的饭馆坐出租车回来时，我们停在这儿喝一点威土忌，然后再回我们的房间。我们常安排在那儿同人们见面。
我说这话时没有幻觉；这个安详的心灵也时常受到干扰。他越来越感到需要一杯酒。在这次度假前我问维克多，他认为萨特的健康状况怎样。“他越来越糟，”维克多答道。萨特在每次同他谈话之后都很气恼地要威士忌喝。
他没法站稳脚。拉普雷斯勒医生要我们放心——萨特的脉管病没有发展，这只是坐骨神经痛。萨特在自己的房间里一直呆了两个星期，最后他还是没有好转。晚上，他的腿使他疼痛难耐，白天他的脚又折磨着他。一直到12月，他都能够不大费劲地走到附近的巴西饭馆；然而到了元月，他走这段路每一回要停下来歇三次，到了饭馆时已经是上气不接下气，而且腿脚痛得厉害。那时我和阿莱特晚上都同他在一起，我们在他那儿睡。但到了星期六，万达要同他一起呆到十一点；到了这么晚我和阿莱特再去他那儿很不方便。米歇尔提了个建议：星期六万达离开后她去萨特那儿，晚上就在他的隔壁房间睡。这种安排对我们每个人都合适，很长一段时间我们都是这样办的。一个星期天，萨特、我和西尔薇在“棒槌”饭馆吃午饭，他的行为很反常——他好像完全睡着了。这天晚上九点左右，他的病状加剧，我不得不拨了急救中心的电话，请来医生；萨特的血压是250。打了一针后降到140。由于血压突然下降他第二天感到很不舒服。库尔诺医生来了，莉莲也在这儿，他把她拉到一旁问道：“他喝了酒吗？”她说喝了的。她不愿意让我知道；萨特对她说，星期六晚上来歇尔同他在一起时，他喝了半瓶威土忌。萨特自己对我承认了这事。我打电话给米歇尔，对她说，为了这事星期六她不要再来萨特这儿了。过了几天，她对萨特说：“我是想帮助你愉快地死去。我以为这是你希望的。”但他完全不想去死。这事发生后，每当星期六晚上离开他时，我都给他倒出一定份量的威士忌，然后把酒瓶藏起来。这佯，在万达走后他可以喝一点酒，抽一会烟，然后安安静静地去睡觉。
1月9日，支持处境困难的《政治周刊》的呼吁书；1月23日，反对摩洛哥镇压的呼吁书；3月22日，一封致拉瓦尔法庭庭长的信，信中表示支持伊万·皮诺，他因退回自己的军籍簿而被控告。3月26日，抗议一名歌唱家在尼日利亚被逮捕的信；3月27日，为争取阿根廷公民自由权的呼吁书；6月29日，寄给贝尔格莱德会议的请愿书，反对在意大利的镇压；7月1日，反对巴西政治形势恶化的抗议信。
我们去威尼斯，西尔薇在罗马广场坐在小汽车里等我，我乘汽船去萨特的旅馆。跟往常一样，这对我又是一次激动，我看到等候在门厅的他——看到他的黑眼镜，他那笨拙的动作。天气极好，我们和西尔薇驾车离去。我们在佛罗伦萨停了下来，我在精益旅馆预定了房间，房间的侧面有阳台，在上面可以鸟瞰整个城市。我们在酒吧喝鸡尾酒，萨特愉快地微笑着，正像他以前常有的那样。
7月初，萨特同阿莱特、布依格和布依格的一个女朋友——一位萨特非常喜欢的年轻妇女——乘小汽车去朱纳斯。经过了已成为习惯的一番接送，他同万达去了威尼斯，他在那儿呆了两个星期。我常给他打电话，看来他的情况很好。但莉莲的朋友宣告的那个结论仍然压得我喘不过气来：只有几年好活。我同西尔薇去奥地利旅行，有她和我在一起以及我对风景、城镇和博物馆的兴趣帮助我消除心中的不安。但在晚上，虽然我竭力去抵抗这种情绪，我还是不能完全消除它。我从萨特的房间拿了一管瓦列莫；现在我徒劳地指望靠吞服这种药丸来平复我的心情，我喝着过量的威士忌。这样做的后果是使我的双腿发软，走路摇晃起来了。有一次我差一点跌进湖里去；另一次，我走进旅馆的大厅，一下子跌倒在扶手椅上，女主人大为惊诧地看着我。幸好，到了早上我又恢复过来了，我们度过了一些很愉快的日子。
1978年2月这剧首次重新开演。莫里斯·德拉吕，他曾是迪兰的学生，奥尔加的要好的同学，来到萨特的房间接萨特、我、奥尔加和博斯特。他驾车送我们去剧院。萨特很喜欢这个剧的导演和演员的表演。闭幕后我们去演员休息室，他热烈地祝贺韦尔莱尔和演员们演出成功。
而我当时想，这对他是必然会发生的。他总是把自己的工作排得满满的，从不休息。如果他感到疲倦了，感到捉摸不定或者想睡觉，他就给自己服科里特拉纳。虽说他的动脉先天性的狭窄容易让他得病，但他至少没有做任何防止病发作的事情。他是在耗费自己的“健康资本”。他知道这一点，实际上他说过：“我宁可早一些死去，也要完成《辩证理性批判》。”我不知道在格罗德克的书的影响下，他是否可能多少有意地选择自己的处境。他并不真正希望去写《福楼拜》的最后一卷，但这一段时间又没有别的计划，所以他又不愿意完全放弃它。怎么办？对我说来，我可以闲居着而生活不会丢失它的全部意义。萨特不是这洋的。他愿意生活——甚至强烈地生活——但是要有一个条件，这就是有可能工作。在这个回忆录中，读者会看到，工作是萨特无法摆脱的事情。当他发现自己失去了把工作搞好的能力，他就过量地喝酒；他的活动量加大得超过了他可能承受的限度，这必然会导致他疾病的发作。他没能预见到这会导致他的近乎失明的状态，他因此而无比震惊。他想自己该歇下来了，对他说来，病是休息的唯一正当的理由。
下一个星期四，莉莲和我带他去豪塞特医生那儿进行一次私人会诊。豪塞特仔细查看了萨特的一个很厚的医疗档案，他祝贺萨特放弃了抽烟，并开了一系列静脉注射的药。他说，如果萨特感到有点痉挛性的疼痛，就应该立即停止行走；否则有发作心脏病或中风的危险。他坚决反对萨特去朱纳斯短途旅行的计划，他给我一个很厚的信封，要我转交给库尔诺医生。我们带萨特回家，哦和莉莲一回到我的房间，就用蒸汽打开了豪塞特的信。这是一个很详细的病情概述，我们不怎么看得懂。莉莲把它留下准备给她的朋友，一个女医生看。
萨特答应梅丽娜在2月中旬去雅典大学作一次演讲，她在那儿工作。2月16日（星期三）他和彼埃尔·维克多坐飞机去雅典，他在那儿呆了一个星期，同维克多一起吃午饭，同梅丽娜一起吃晚饭，同时打着腹稿准备他的演讲。他演讲的题目是“什么是哲学”。22日（星期二），原定为八百人的会堂里坐了一千五百人，萨特演讲。他讲了大约一个小时，激起了一阵阵雷鸣般的掌声。维克多认为这个演讲内容“简单”了一些，但因为大多数学生都不太懂法语，他们不可能透彻理解那些较为艰深的概念。第二天我去奥利飞机场接他们。我在排队通过的旅客中寻找他，他们当中有个人看到我担心的样子，对我说，“他们就在后面。”萨特和维克多终于来了，他们出来得很晚。萨特下飞机走了这么长的一段路，有点累了，但这次旅行他是很愉快的。
此外，萨特和一个音乐研究家吕西安·马尔森有一个谈话，发表在7月28日。在这个谈话中，萨特谈到他的音乐爱好，他痛惜电台的《法国音乐》节目的新变化。该节目负责人在8月7日至8日的《法国音乐》上对他的批评作了回答。
在罗马，这一年的夏天人们的精神动荡。一个学生在波伦亚被杀，该市长是共产党人。在9月23日到25日举行了一个声势浩大的左派示威活动，前面我已经说了，萨特签名于一个声明，反对在意大利的镇压。这一举动在意大利新闻界引起了轩然大波，特别是在共产党的报纸。……一家极左翼报纸《斗争继续》同《现代》的关系很好，请萨特就这个问题作一个谈话。M.-A.马索奇怂恿萨特支持波伦亚集会。罗森娜·罗桑达请他不要那样做，她预计这会引起麻烦。9月15日在我刚刚谈到的那个小咖啡店里，萨特同《斗争继续》的几个头头会面。他们以“自由与权力不可能结合”为题在9月19日的《斗争继续》上用四页的篇幅发表了这个谈话。萨特说明了他关于意大利共产党、关于历史的妥协、关于巴迪尔—明雷夫一伙人、关于东欧持不同政见者、关于知识分子对政府和党的作用、关于新哲学家、关于马克思主义等问题的看法。他说：“每当政府警察向一位青年战士开枪时，我总是站在青年战士一边。”他宣称自己是站在这个青年一边，但他不希望波伦亚出现暴力。他的话使每一个人都感到满意，包括罗森娜·罗桑达。
因为他答应过这事，但现在他不想再见到她。“她是太追求自己的利益；没有意思。她对我不再意味着什么。”
有一点是很明显的，萨特左右两难的处境使他颇为烦恼，但他努力去适应它，他不断地勉慰自己说，目前这种状况对自己也有积极的一面。这时，他又几乎不能行走了。他的左半边腿疼痛——小腿、大腿和踝部。
回到巴黎后的几天里，萨特见梅丽娜的次数很多。他又喜欢起她来：“我同她在一起时，我觉得自己好像是三十五岁，”他对我说。莉莲经常看到他们在一起，她对我说，在梅丽娜的陪伴下他的确变得年轻了。我觉得这很好；因为在他的生活中还能带给他愉快的事真是太少了！一天早上他正起床，右腿疼痛异常，以致于他说道：“我觉得好像他们在割我的脚。”服了止痛片后他痛得好一点，又打了一针，他完全不痛了。但他走路仍很困难。单独和我在一起时，他很开朗，生气勃勃。但有外人在场时他常常变得退缩起来，封闭在自己之中。甚至有天晚上同博斯特在一起他一句话也没说。博斯特感到震惊，对我说：“我怎么能够想象这会发生在他身上！”
第二天，大约两点，我们到达罗马，清冷凄凉的罗马。十分不幸，我们那套带阳台的房间没有了。它租给一个美国人整整一年。但我也喜欢我们的新住所——两间卧室，被一间小客厅分开，客厅里有一个低低鸣响的冰箱。这套房间也是在十五层楼，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圣·彼得教堂，还可以欣赏异常壮观的日落。
萨特的身体总的说来非常好。病情没有进一步发展。他走路并不困难，只是烟抽得太多，对身体太有影响，他也感到自己吞咽十分困难。但他的心情很好。“现在我非常快乐，”他对我说。尽管他认为自己情况的“好转”是他的葬礼般的“复兴”，那些关于他的文章还是使他很高兴的。他的智力没有受到损害。假如他可以阅读，并反复读自己的作品，我相信他能产生出一些新的思想来。这段时间他在同维克多搞一个对话，谈到他们合作的意义和原因，这个谈话发表在1977年1月6日的《解放报》上。在这个谈话中他说明了他即将出版的一本书《权力和自由》的新形式，这种新形式不仅仅适合于他不能握笔写作的状况，也符合他的一种热切希望：在书中应该表现出一个我们来。在他看来，这本书是“在我的生命将要终结之时我想要完成的伦理学和政治学”。当他想到这是一种联合产生的思想时，他又有些犹疑不定，因为他仍然相信一个人只可能独自进行思考。但他又希望通过我们去产生一种思想，“这要求一种名副其实的由你和我同时形成的思想；在这个思想活动中，我们每个人的思想都因另一个人的思想而发生一些变化；我们必须产生一个我们的思想，在这个思想中你在认出了自己的同时也认出我，而我也在认识你的同时也认识了自己。……”
我努力让自己坚强地面对这个现实。我拿着重新封好的信回到萨特的房间，库尔诺医生当时打开后把它留在桌子上。他劝告萨特在两个星期内尽量少走动。我们准备去威尼斯，我说服萨待在飞机场定了一个轮椅。
现在我不再完全相信这个假设——一个有点过于乐观的假设，因为它假定萨特能够主宰自己的命运。但可以肯定的是，他晚年的这场悲剧是他整个一生的结果。人们可以运用里尔克的话来说萨特：“每一个人都在自身肩负着自己的死亡，正像果子带着自己的核。”萨特的衰老和死是他的生活所导致的。大概就是因为这个，他能够那样安详地迎接它们的来临。
莉莲第二天打电话给我。她的那位朋友认为，这份报告是非常令人担心的——萨特的腿中只有百分之三十的血液循环。“如果注意照看的话，他还可能活几年，”她说。几年！对我说来，这个词是太可怕、太悲惨了。我完全意识到萨特活不了很长的时间，但我和他就要永别的那个时间界限在这以前总还是模糊的。现在这一切都变得很近。五年？七年？无论怎样，是一个确定的有限的时间。死，这个不可避免的东西，已经在这儿并且它已经占有了萨特。我以前那种漫无边际的焦虑现在变成了一种根本的绝望。
“事实上我还没有死；我能吃也能喝。但就我的文学工作已完结而言，我已经死了。……现在我同自己作品的关系有了一个跟以前完全不同的变化——我同你一起工作；你的思想跟我的不一样，这使我进入了一个以前所不熟悉的领域，产生了某种新的东西；这是我搞的最后一部作品，它跟我以前的作品不同，不属于那些作品的整体之列，但实质上它跟那些作品又有相同的地方，比如，在对于自由的理解上。”
在1977年6月21日，他七十二岁生日时，他是十分愉快的，他同许多知识分子在雷卡米埃剧院欢迎东方的持不同政见者。与此同时，吉斯卡尔在爱丽舍宫会见勃列日涅夫。萨特挨着米克哈尔·斯特恩博士坐着，我们为他的获释出过一份力，他十分诚挚地向萨特致谢。萨特同其他在场的人作了简短的交谈。
3月9日，梅丽娜来到巴黎，第二天早上不到九点，她在电话里惊惶地对我说，萨特同她去巴西饭馆吃晚饭，回来时在路上把腿给摔伤了，有两次他几乎倒在地上；周围的人把他送上电梯。他的脸像死人一样苍白，大汗淋漓，上气不接下气。我马上打电话给泽登曼，并且赶去萨特的住处。他的血压是220。梅丽娜向我保证说，萨特喝酒没有过量，我相信这一点，因为她总是密切注意着他。况且现在他的头脑完全清醒。这天下午我同他在一起，晚上库尔诺医生来了，谈到萨特的一条腿痉挛的症状。第二夭阿莱特打电话对我说，萨特又跌倒了几次，特别是在他要上床时。
在这一年里，像往常那样，他签名于许多文章，都发表在《世界报》上：
11月底他对我口述了一个为他的戏剧的美国版而作的短小序言，他很乐意做这件事，大约一个小时就完成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