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儿阵阵吹来，风儿多么可爱，我时常想起请风，诉说情怀；时光不停地流，一去不回来，你曾经告诉我，光阴不再来；如今我已了解，你对我那样关怀，我要珍惜你的爱，不会忘怀；树上美丽的花，开的那么可爱，花儿谢、花儿开，谁能明白；时光不停地流，一去不回来，你曾经告诉我，光阴不再来；如今我已了解，你对我那样关怀，我要珍惜你的爱，不会忘怀；时光不停地流，一去不回来，你曾经告诉我，光阴不再来；如今我已了解，你对我那样关怀，我要珍惜你的爱，不会忘怀。
“打歌”是一种非常费力而枯燥的事情，即在一定时段内只唱一首歌、重复地唱同一首歌。邓丽君在每有一张新歌问世时，唱片公司便给她至少三个月的时间，让她每天不停地反复唱这一首歌。不论是上电视还是现场表演，就只唱这一首歌，并且服饰、发型等打扮也都一样，以使歌手的形象和新歌融为一体，深植于观众心中。邓丽君对这种方式还比较赞同，因为这种在三四个月里反复唱一首的做法，正好让她有功夫和耐心打磨一首歌，包括那陌生的歌词的发音和表达。
11月19日邓丽君又以《空港》一曲当选1974年的“最佳新人歌星赏”。这项全日本赫赫有名的大奖的角逐，通常由主办单位邀请四十三位音乐界的资深人士担任评审，他们从推荐的歌手中作初选，每位评审人员都听过五百首以上的作品后才决定出得奖者。1974年的评审人员是在听了参赛者的五百九十八张小唱片、一百六十五张大唱片后，经过多轮票选，才选着邓丽君的《空港》。因此，这座得来不易的奖是邓丽君最引以为傲的。
姚厚笙回忆邓丽君当时在日本的情景时说：“她回台北，我见到她时，觉得她在日本的生活压力很大。她倒是什么也没说，不过我们工作人员看得出来。日本有专属的化妆师和跟班，责任分担严明，许多人为她工作，也因此会让她觉得自己一定得出头不可。在日本，还没走红前，歌星、作曲家与作词者的关系似乎是固定的，这点跟台湾也不同。她就曾说过自己没有选曲的自由。”出单曲时，邓丽君会寄唱片给姚厚笙，有时也寄一些日本流行歌手的唱片给姚厚笙，不过她却从来没有给他写过信。于是有一次姚厚笙便问她是不是真的忙到都没时间写信了，“‘我字写得不好……’她小声告诉我。她的字的确很难辨读，因为从小忙着演唱，所以没有好好念书。”
1974年的邓丽君一举获得“银赏”“新人赏”“电视赏”等多个大奖，从而稳占日本乐坛一席之地，知名度也越来越高。
邓丽君在日本的演出活动和表演日程，全部都是由与她签有专属歌星合约的宝丽多唱片公司安排，演出的收入也全归宝丽多。邓丽君时刻需要按照公司的安排行事，依约履行，不得有异议，更不能随便耽误工作进程。邓丽君在日本的收入与公司的收入没有任何关系，因为她当时在日本拿的都是宝丽多的固定月薪。
时日久了，邓丽君还是喜欢这种固定的“打歌”方式，她向来是不惜在歌艺上付出的。关键的是，“打歌”只是一种给的时间长而实际占用的并不多，因为它要密切配合其他的宣传手段，包括“全国纵断”。
虽然邓丽君在日本的生活非常紧张，但由于日本歌坛制度健全，尤其是唱片业运作很有效率，因此，邓丽君只要专心唱歌，其他的都不必烦恼。
为尽快融入日本社会，邓丽君不断努力，不过要适应迥异于台港的日本音乐界并不是那么轻而易举的事。出道之初，为宣传新歌，邓丽君常常到地方上的夜总会唱歌。当时的日本正是青春偶像歌手的全盛时期，整个歌坛笼罩着一种矫揉造作的风气。那些来日本发展的外国歌手，为迎合市场需要，也不得不走日本式的偶像路线，身着缀满花边的迷你裙、穿上纯白的袜子、别上蝴蝶结，摆出一种小女孩的姿态边唱边舞。陈美龄就是以这种方式走红日本的。
日本歌星发片时常用“全国纵断”的宣传手法。也就是在三个月内，歌星踏遍北海道、九州、四国及本岛各地作全国巡演。由于邓丽君的歌迷的年龄层不均匀，有老有少，因此她不能像山口百惠等明星一样在暑假期间巡演。邓丽君忙碌的巡回表演，是在每年尾牙前后。每逢邓丽君有新歌推出，她就得在日本全国旅行，而且是在短短的一个月、有时是三个月的宣传期间，就走遍了日本。从九州到北海道，到处都有邓丽君来也匆匆去也匆匆的足迹。在日本她就是这样马不停蹄地四处奔波，宣传唱片、接受采访、登台表演、出席晚会，各种场合都得出现。这种密集的宣传方式曾经让邓丽君大呼吃不消：“坐飞机起起落落，睡不安稳，有时下飞机，就要去赶场，连饭店都没时间进，还不如坐火车可以舒服睡一觉。”
1974年3月，邓丽君正式推出日语细碟，唱片名为《无论今宵或明宵》。但她的第一张日语专辑并未引起太大的反响，只登上了日本畅销歌曲排行榜的第75名，销售也只有十万多张。这一方面是由于日本歌坛的竞争非常激烈，每年都有成千的新人争相出头，邓丽君作为一名新人，一张新面孔不是那么容易被接受的，而且同是华人的欧阳菲菲和陈美龄早已在日本闯出名号。况且，日本原就有不少专唱柔歌哀曲的女歌星，要想出头，实属不易。另一方面，也是宝丽多宣传策略的不当。当时宝丽多公司有意将邓丽君塑造成陈美龄那样的“偶像型”，让她留着长发，穿上短短的迷你裙，一边唱歌一边摆出偶像歌手惯用的手势在台上演唱。这种方式与熟悉的“君式唱法”一点也不同，很不适合邓丽君。
紧接着在11月，年仅22岁的邓丽君以一名外籍歌手的身份，获得了“全日第十六回唱片大赏”的新人赏。
在《空港》中，邓丽君用标准的日语，以一种哀怨深沉的曲调唱出了一个失恋女子的心情：
虽然第一张专辑失败了，但邓丽君还是凭着努力在以后的专辑上，创下了张张30万以上的销售水准。
宝丽多公司把邓丽君的工作时间安排得非常紧凑，邓丽君的整个人、整个心几乎都交给了公司，一个月就只有四天休假。工作时，邓丽君常得一个星期赶五、六班飞机，使她疲惫不堪。每逢假日的时候，邓丽君总是睡到下午两三点钟，然后开着白色小金龟车，带着邓妈妈出门购物。除此之外，她还常常看电影，尤其是爱情文艺片。她平均每月看三部电影，时常是一天连赶两场。不过，由于日文字幕是从上至下的，邓丽君看起来很不舒服，她的“妙招”是以听声音代替看字幕，这样还能训练日语能力呢。
在推出《空港》的同年10月，邓丽君参加了“第七回新宿音乐祭”，这是由日本富士电视台每年定期举办的音乐祭，在新宿厚生年金会馆举行。以《空港》一曲成名的邓丽君得到了评审585票的肯定，获得了“银赏”大奖。这不仅是邓丽君在日本歌坛获得的第一座奖项，而且奠定了她在日本发展的基础。
在这之后的歌唱发展上，尤其是在日本唱歌的岁月里，她的歌曲基本上保持了一贯的风格，就是走描写恋爱中的女人的心情和境遇这种比较固定模式的路线。因此，有人评价说，邓丽君去世后，还有谁一唱情歌就是二十年。确实，邓丽君在演绎情歌上的独到和成就是别人无法企及的。而在邓丽君录制的日语专辑中，她不仅仅模仿了日本语的音调，更唱出了大和民族语言的情韵，并且赋予这种语言更轻松、更悠扬的美。因此，邓丽君受到日本人的狂热喜爱和由衷的尊敬，这对于一个外国人来说，是无上的荣誉和肯定。邓丽君在日本也因此登上了她歌唱事业的又一个高峰。
陪着女儿做“星妈”的赵素桂在日本可不比女儿轻松。一来因为年纪大了，经不起像邓丽君那样天南地北的折腾，二来语言不通，出门就更不方便了。因此，邓妈妈在日本一般是呆在家里。可呆在家里也有苦楚，许多人追邓丽君都追到家里来了。遇到有人打电话，邓妈妈就只好把她学会的里两句日语拿出来了，一句是“等一等”，一句是“不在家”，好在这两句妙用无穷，可视邓丽君在家不在家灵活运用。其他的日语邓妈妈就不会讲了，也听不懂人家讲什么，因此，没事的时候就不单独出门。
邓枢也是很体会女儿在日本的紧张生活的。有一年，他曾到日本探望女儿，他回来就说，下次再让他去，他说什么也不去了。那种随身监护的生活就交给他老伴去管了，他可要呆在台北。那时宝丽多公司非常殷勤，特地派公司人员招待他游览观光，这还可以。但跟随邓丽君一起到日本各地巡回演出时，就受不了了。只记得一会儿下飞机，一会儿再上飞机，忙得团团转，哪有什么心情和兴趣欣赏风景呀！
而公司全力打造她的各项支出都是有详细的预算的，并严格规定几乎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超出预算。
《空港》（国语歌名为《情人的关怀》，作词-庄奴、作曲-猪侯公章）：
一直以来，邓丽君在舞台上都是用自己的心在唱歌，她热情、投入地把自己真诚的歌声带给了观众。如果为了讨好观众就竭力模仿与自己性情不同的他人，邓丽君就会失去自己的。她的目标是做个唱片歌手，而不仅仅是转瞬即逝的青春偶像。邓丽君拒绝媚俗，追求自己的目标，当然是建立在实力的基础之上的。正因为有着鲜明的个性，邓丽君才能在日本大放异彩。她那自然乐观的态度、优美温柔的歌声，很快就打动了日本人，从而在他们的心目中成了比少女歌星更有魅力的偶像。
“起初邓丽君在日本的生活很苦。”邓丽君的弟弟邓长禧指出。日本唱片公司先是安排她学日文和新的歌唱技巧，但为了打开知名度，公司还给她安排了一连串的宣传活动。“日本人做事一个萝卜一个坑，早上十点半接受访问，十二点吃中饭，下午一点坐电车……什么时间都不浪费。”
在日本密集而忙碌的工作，曾经让邓丽君累出了病。1977年的时候，邓丽君长期以来一直忽略的头痛病越来越严重，去医院检查后才发现，她额头中央的大脑前长了一个小肉瘤。医生表示，幸而在没有恶化前及早发现。邓丽君因而如愿治疗，头上缝了好多针。那段时间，常见邓丽君额头上缠着头巾，她说：“头巾不是为了流行，而是为了要遮住疤痕！”
1974年6月，邓丽君推出了第二张日语专辑《空港》，一出片就进入排行榜第41名，一个月内快速推进至前15名，并且在前三个星期内大卖20万张，总销售量高达70万张。这首歌轰动了整个日本歌坛，邓丽君的歌声也很快在日本风靡起来，泰丽莎·邓（Teresa Teng）之名更是传遍日本各地。
“我已经过了十八岁，是个大人了，恐怕不适合再去做青春偶像了。而且青春偶像和我的个性也不符，我只会唱歌，要我在舞台上载歌载舞，到时候恐怕我只会记得跳舞，忘了歌唱。”邓丽君对记者这样说。
“宣传”在日本乐坛是极为重要的策略，娱乐公司和唱片公司几乎把宣传视为生命，当然，他们选择歌手的苛刻是不容置疑的。“全国纵断”和“打歌”是常用的宣传时段。
这首歌曲诠释出了离别的残忍、情人间的那份思念，淡淡的忧伤，淡淡的怀旧，在那清泉一般的声音负载下渗透进人的心灵。而日语版与国语版相比，在演唱上更有力度。陶醉的日本人怎么也难以相信，这是一个仅仅学过一年日语的人唱出来的，把大和民族的语言表现得这么淋漓尽致又这样优美动听。
邓丽君在第二张唱片《空港》中不走第一张唱片中的流行曲风，而使用她个人擅长的唱法，彻底打响她在日本的知名度。邓长禧说，这张唱片“打破日本惯常的演歌用流行歌曲的唱法表现，带给日本听众全新的感觉”。
第一次到日本时，邓丽君和随身照顾她的邓妈妈住在旅店里。但因为她吃不惯旅店生生冷冷的日本菜，所以不到一个月就瘦了几公斤。唱片公司知道后，吓了一跳，于是赶紧给她换房子，让她搬到附近有华侨的住宅区。邓丽君搬进了位于明治通和表参道十字路口的占美大厦，是东京数一数二的高级社区。新居附近的社区被称为“日本香榭丽舍”或“小巴黎”，因为旁边有许多富有法国风情的露天咖啡座以及许多高级服装店。空闲的时候，邓丽君会和邓妈妈来这里逛逛，或者就躲在家里看书练歌。而且，邓丽君可以吃到美味可口的饭菜，因为新房子里有厨房，邓妈妈经常亲自下厨，给女儿增补营养。
虽然邓丽君尽力保持自己的风格，但身在日本歌坛，她或多或少都有些改变，这不单单是指歌艺的提高。她也要适应日本歌坛的现实状况。“为了融入日本演艺圈，她好像拼命打扮得很华丽似的。”台湾的一些留学生经常提出这样的问题。 他们说她上日本电视时的服装与他们平常看到的打扮实在是有点不同。一位在日本呆过很长时间的台湾人也曾经说：“在日本，她是标标准准的‘泰丽莎·邓’，而邓丽君在台湾给人的印象却很普通，是邻家姊姊那种类型的……参加红白歌合唱战时的服装最怪异，好像极尽能事地华丽一般。”尤其是在日本走红后，邓丽君对日本歌迷总有一种感激与尊敬参半的心情。因此，日后到日本工作和演出的时候，她都是以一种特别符合日本口味的演艺人员身份出现的，尤其是在服装上。毕竟，这曾是她倾洒最多心血的地方，同时也是她立足世界歌坛的关键所在。由此，邓丽君对日本的感情很复杂，包含着太多的酸甜苦辣和无言的落寞哀愁。也正因为如此，许多的日本人由衷地敬佩和崇拜邓丽君，但他们都认为自己知道的只是泰丽莎·邓，而无法真正进入邓丽君的世界。
日本歌坛才算得上是真正的严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