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她在日本一共呆了多少年，在那个阶段？
记者：一年就两次。
邓长禧：一年一两次。
记者：当时日本唱片公司为什么要来这边找中文的歌手？
记者：台湾这个事已经炒得很厉害了吧？
记者：在日本发片，一开始就很顺利吗？
邓长禧：对，广播，广播不清楚，尤其电视，不准唱日本歌。
邓长禧：高兴，她总觉得以前的放弃学业，然后放弃台湾的成就到日本来，总算做了一个正确的选择，得到一个很正面的肯定。
邓长禧：没有，第一年公司还检讨，说是不是找错人了？因为出了两张片，都不卖钱，后来就是负责她这个业务的那个人，他坚持说，再给一次机会，再出一张片，所以等那张出来才等于得到一个肯定。
邓长禧：有这么一个念头，因为我们家人都这样想，就说完了，大概到此为止。
后来就是因为在大陆红了，就是说她歌声传进大陆了，然后大陆当局有意思邀请她回大陆，台湾就紧张了。就派人跑到美国去跟她谈判，说你回来吧，既往不咎，护照的事情我们也不提了，然后才又回到台湾，那时候1981年吧。
邓长禧：对，三天然后日本唱片公司也去找律师啊，协助啊，然后后来日本就是以驱逐出境的方式，就是你离开日本，所以她那时候就直接去了美国，也不敢回台湾啊。
邓长禧：对。所以她，日本公司是在香港的歌舞厅发觉到的，所以就跟她谈到日本发展，那时候已经是20岁的时候。
记者：她那个时候，因为我知道那个时候有一段台湾对日语的节目，不许在电视上播放，广播里可能也不让播放了。
记者：就是像我们说的拘留所？
邓长禧：后来就背熟一首，那一首就没问题了，所以就是一直在背新的歌，背到一个程度的时候，就不会像以前每一次唱还要再去背，她就等于把那首歌熟练了。
邓长禧：主要也是因为拿台湾护照那个时候在东南亚旅行表演好像不方便，所以她那时候在印度尼西亚就认识一位富商。富商就说，我帮你弄一本印度尼西亚护照，所以，她也不知内情，心想对方也是很有社会身份地位的，也不至于说弄假护照，所以她就拿那个护照，但也没用，然后是去日本是工作，然后路过台北，她拿了台官的护照是，如果要进去的话，就得呆两个礼拜，才能再出来。所以她就问那个印度尼西亚官员说，我如果拿这个印度尼西亚护照可不可以进去？那个官员讲，那你没签证啊，印度尼西亚护照你没有办台湾签证，所以你也进不了。旁边就有一个报社的记者，就眼尖就看到那个，哎，怎么她会有印度尼西亚护照，台湾跟印度尼西亚也没有“邦交”，当时就把那个护照号码给抄下来了。
邓长禧：会，那个时候就是说法界人士认为说，她虽然是在日本犯的这个法，但是岛内一样可以适用，所以也在追究这个事情。
记者：都是在那个时期？
记者：那她去日本发展，会不会影响她在台湾的发展，会吗，在那个时候？
邓长禧：可是你日本就不可能再回去了，那个市场最大了，然后台湾你也不敢回来，那你说再去别的地方，意义不大。所以就是说在美国干脆念念书，碰到一个对象，谈个恋爱，可能就退出这一行了。
记者：那唱一首歌还好办，如果是要是举办一个小型的演唱会，要唱很多首歌，她都是这么记下来？
记者：出《空港》的时候，她已经到日本多长时间了？
邓长禧：这一点我就不太清楚，不太清楚。
记者：那这个阶段你看她就更少了。
记者：这段期间如果她回台湾的话，会不会要负法律方面的责任？
记者：她当时有没有一个决定的一个过程，去不去日本发展？
邓长禧：也不是很刻意要找中文歌手，因为她那个时候，她们公司在香港叫宝力金，在日本叫宝力波，所以都是一个公司，那等于说把香港，她那时候已经加入宝力金里面，把香港的歌手带到日本，再去发片，这样子。
记者：她出道那么多年，还从来没有碰到过负面的报道，在那个事情以前，对吧？
1974年6月，也就是在邓丽君到日本一年之后，新专缉《空港》终于让邓丽君赢得属于自己的掌声。
邓长禧：其实来得也很突然，那她的个性就是应该先挺过这一关，不过她也蛮义气的，她一直没有把提供护照那个人说出来，那自己一肩承担了，那她也觉得说，是她自己个人的过失，所以她也向社会大众道歉。后来到美国就是慢慢地在韬光养晦，慢慢地在恢复，等于是在疗伤一样的。到后来她也一直被当时的舆论对她的那种评判，还一直耿耿于怀。
邓长禧：一点都不会，去那边才学的。
邓长禧：炒得很凶，什么丢人丢到国外，那时候整个就是社会的舆论，对她的批判很严厉，所以她也不敢回来，所以就到了美国。刚好有美国签证，后来在美国呆了两年吧，就回到校园去念书。
邓长禧：就很顺，以后就开始包装，然后去帮她安排小型的个人演唱会，就慢慢慢慢知名度就上来了。
邓长禧：没有这样的。
邓长禧：去日本，我父亲坚决是反对。我父亲觉得说，你在台湾，东南亚都很有知名度了，那去日本，完全一个陌生的环境，我母亲也怕日本人，因为以前抗战的时候，逃日本都来不及，那她是自己想去闯一闯。所以后来就，我母亲也愿意陪她，那我父亲也无所谓，反正你们母女俩决定的，不要后悔，所以大致过程是这个样子。
邓长禧：还好，反而就是去日本每隔一段时间，还是可以回台湾，所以她那个时候知名度还都没有什么受影响。反而就是觉得变成旅日红星。
记者：拿到那个新人奖，她高兴吗，心情是怎样的？
记者：日语呢，她去之前一点都不会吧？
记者：会有这么严重那个时候？
邓长禧：日本就是一年让你回来两次，每一次大概就是两个礼拜，三个礼拜，然后回来的时候就会跟电视台拍一个专辑，到香港也是，跟TVB拍一个专辑，就是这样子的一些。
邓长禧：很严重的事情。那她自己的心情也，没有想到这么严重，心情也不好。所以我母亲那时候陪她到美国，就开始念书。我们觉得也好，就不要唱了，就算了吧，年纪也不小了，就嫁人，过另外一种生活，我们也觉得就算了。在美国那时候念书又念了一年多，一年多那美国那边又有一个经纪人，就说你既然在美国，我帮你安排一下，去温哥华，纽约啊，巡回演唱一下吧，就是反正有日本那种演唱会的基础，我们在温哥华，纽约，还有洛杉矶帮你办三场，她心里想也好啊，念书念了一年多嘛，她也蛮闷的，所以开始又演出。然后唱片公司也到美国来录音，就片还是出，片还是出，就在美国呆了两年。
尽管“假护照”风波从爆发到厘清真相，只有短短一个星期的时间。但在当时特定的政治环境中，台湾舆论的一致讨伐让邓丽君彻底感受到世态炎凉，倍受打击之中，本以站在事业颠峰边缘的邓丽君决定暂停她的舞台生涯。
然后台湾有一个印度尼西亚商会，等于也是一个官方的一个机构，就打电话去求证这个事情，那印度尼西亚官方当时就去查这个护照，一看这个，哎，发的不是给她的，那中间那个护照怎么来的，我们也不太清楚。那么就是说这个护照是非法的。
邓长禧：我觉得她不会去服输，她总觉得中国人应该比日本人要优秀，所以以她的条件，既然在华人的圈子都能够出人头地，到日本应该也不难。
记者：那么大一场风波？那在那个期间，她的歌在台湾，比如说电视台，电台，会不会封杀，那一阶段有那样的情况吗？
邓长禧：嗯，这个我也满佩服的。
邓长禧：根本就没有入排行榜，日本新人很多，日本新人一年大概有上千人在角逐，然后她那时候发片还不是大碟，他们叫single，就是一张单曲，先卖单曲，单曲都卖得不好，然后就不可能出大碟，所以到第三张的时候，那一张单曲叫《空港》，《空港》那张一下就窜到排行榜，然后后来再出大碟，然后她那一首歌也得到当年日本的新人…，等于是最佳新人的那种感觉，所以那个对她等于是奠定了她在日本的一个基础。
记者：那个时候你们家人，在台湾承受很大的压力。
这是一次来之不易的成功，她终于以自己对流行音乐的理解和惯常的演绎手法征服了日本人曾经坚持的演唱原则。
记者：她那个时候真的已经想过不再唱歌了？
记者：那她唱日本歌的时候，是日语基本会了以后才开始唱日本歌，还是一开始就是死记那个发音？
记者：但是没有这样的？
邓长禧：没有，负面了不起就是一些流言啊那些东西。
邓长禧：对。
记者：那这个阶段她怎么样兼顾台湾的市场，香港啊，华人区的市场？
邓长禧：所以她到了日本的时候，日本就配合印度尼西亚的大使馆就到了饭店就找她，当时就把那本护照给扣下来了，然后她在日本留置所里面呆了三天，那个事情对她一个很大的打击。
邓长禧：死记，就是用英文去拼，拼那个音。所以你看她很多以前的那个笔记，她不好念的地方，就用英文去注解，那个字都是一个字一个字去咬，很辛苦的。
记者：所以大段时间是五年。
1973年，正值双十年华的邓丽君以香江最受欢迎国语歌手的姿态，暂停了她在香港与东南亚的连串演艺活动，决定赴日本发展。
记者：她的个人那时候心情，对这个事情她能够接受到什么程度？
记者：这以后在日本的发展就很顺利。
记者：但她是个很有语言天赋的人。
记者：但那时候也就是台湾可能不再好唱了，但是亚洲其它地区，东南亚其它地方还是可以的。
邓长禧：一年了。
关于这段“星途”的艰辛，邓丽君的弟弟邓长禧还历历在目。他向记者具体讲述了邓丽君在日本五年的坎坎坷坷。
邓长禧：等于是第一次去是五年，五年之后，后来又护照的风波，就离开日本去了美国，然后一直到1984年再回到日本。
记者：她不卖的标准是什么，就是在排行榜上是排到一个什么样的位置，以上就卖，以下就不卖了？
邓长禧：对呀，我们那时候各方面呀，尤其记者呀，挖消息呀，打听啊，我们那时候觉得就是，感觉到她的歌唱事业已经终止了。
记者：那这一年她心理上能够适应吗，我在台湾，在东南亚华语地区都是很红的个性，到这里要从一个新人做起？
记者：你觉得以她的个性来说呢？
记者：第一个阶段。护照风波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看到的版本很多，……各种各样的传说都很多。
邓长禧：对。
记者：可能跟台湾的媒体在那个时候心里面总会有疙瘩。
邓长禧：对，还是有一点。
邓长禧：没有，但报纸都是负面的嘛，都是报她拿了假护照的事情，然后在日本受到一些待遇，然后就开始就挖这个护照的来源，都是负面的东西，然后在评论，这种行为在台湾是触犯了什么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