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学改变了习俗，而疾病又将这些习俗变了回去。避孕方法和医学对性传播疾病（以及几乎一切传染病）提供的易治愈性的保证，使人们能够把性行为视为一种不会产生后果的冒险。现在，艾滋病迫使人们认为性行为可能具有最可怕的后果，即无异于自杀或杀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当疱疹在美国引发大恐慌时，有人曾做过实验，看性行为是否会转换成危险之举，而在大多数案例中，疱疹只是显得可怕和不适合性行为而已）。性行为的目标本来只是现时体验（以及孕育未来），但对艾滋病的恐惧却把性行为冒险时所忽略的与过去的关系强加在这种行为上。性不再意味着性伙伴们脱离社会的行为，哪怕是短暂的脱离。它不能被看作是仅仅两个人之间的交媾；它还是一根链条，一根与过去相连的传播链条。“因此，务必记住，当一个人发生性行为时，他不仅仅是在和当下的那一个性伙伴发生性行为，而是在和那个性伙伴在过去十年间与之发生性行为的每一个人发生性行为，”卫生与公共服务部部长奥提斯·R·波文在一九八七年就人们乐此不疲的暧昧性行为发表讲话称。艾滋病揭示出，除长期稳定的一夫一妻性关系外，其他所有性关系都是乱七八糟的（因而是危险的），也是偏离正轨的，因为现在所有的异性恋关系也成了同性恋关系，尽管人们一度把异性恋排除在［艾滋病传染途径］之外。
对性游戏和性生意的风险与日俱增的恐慌，不大可能减少其他类型的欲望的吸引力：时装商店有望进占汉堡那座直到目前为止仍为“爱神中心”占据的建筑物。人们在深思熟虑后才进行性交换。在八十年代受过教育的人群当中，为准备过新的独身生活和降低性冲动而例行服用那些用来提高脑力工作和长时间谈判所需精力的药物（资产阶级对可卡因的使用，同样兴起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现象相当普遍。而机器则提供了激发欲望并保持欲望的安全性的新的大众化方式，一些尽可能精神化的方式：由电话（在法国则是由所谓“小电话”）构成的商业化色情为人们提供了一种变相的乱交，即通过电话与陌生人发生性关系，而不必接触彼此的体液。对接触的限制现在也同样存在于计算机世界。计算机用户被告诫要留意每一个软件，视其为病毒的“潜在携带者”。“在把软件装入你的计算机前，务必先弄清楚该软件的来历。”正在开发的所谓“疫苗程序”据说能为计算机提供某种保护；不过，专家们一致认为，控制计算机病毒威胁的惟一可靠的方法，是不去共享程序和数据。这类使消费者对各种各样的商品和服务保持更小心、更自私态度的警告，实际上刺激了消费文化，因为这些焦虑会产生对更多商品和服务的需求。
当然，在官方由来已久的虚伪与近几十年来时髦的自由主义之间，横着一条鸿沟。那种认为性传播疾病并不严重的观点，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达到了顶点，那时也适逢众多的男同性恋者把自己设想为一个类似“族群”的团体，其与众不同的民俗是性贪婪，而城市同性恋的生活体系变成了一个具有史无前例的速度、效率和规模的性传递系统。对艾滋病的恐惧，迫使人们对性欲采取一种节制得多的行为方式，而且这还不局限于男同性恋者中间。在美国，一九八一年以前的性行为如今对中产阶级来说已成了失落的天真年代的一部分——当然，这天真披着性放纵的外衣。在二十多年的性挥霍、性投机和性膨胀以后，我们处在了性萧条的早期阶段。以现在的眼光回顾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性文化，就好比从一九二九年大萧条这个不恰当的角度回顾爵士时代。
对性行为的担忧，是对我们每个人都身居其中的这个充满恐怖的世界的新的担忧，它由疾病引发。恐癌症曾使我们习惯于为环境的污染而担忧；现在，我们担忧人的污染，对艾滋病的焦虑不可避免地传递着这种担忧。对圣餐杯的担忧，对外科手术的担忧：此乃对被污染之血液的担忧，无论是基督的血，还是你的邻人的血。生命——血液和性液——自身成了污染的载体。这些体液可能会致人于死地。最好别去接触它们。人们储存自己的血液以备将来之用。匿名献血本来是我们社会中利他主义的典型行为，现在也受了牵连，因为没有人敢保证匿名捐献的血液是否安全。艾滋病不仅带来了这种令人不快的后果，即强化了美国在性方面的那种道德主义，而且还进一步巩固了那种常常被推崇为“个人主义”的自利文化。自利如今被当作不言而喻的医学上的谨慎，获得了额外的抬举。
有些人不承认有新疾病存在，有些人认为许多旧疾病已消失，而那些被推崇为新疾病的疾病，也终将消失；然而，上帝的慈悲已播下了成堆的疾病，而且不使某一个国家独揽全部疾病：在一个国家是旧病的东西，在另一个国家是新疾。对地球的新探索发现了新疾病……如果亚洲、非洲和美洲也交出它们的疾病名单的话，那么潘多拉的盒子就膨胀了，势必出现一种奇怪的病理学。
当然，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才被确认的艾滋病，不可能是一种新疾病。极有可能，艾滋病病毒已存在多时，而且不仅存在于非洲，尽管直到最近（而且在非洲）这种疾病才达到流行病规模。但在一般人的意识里，它是一种新疾病，对医学来说，也是如此：艾滋病标志着当代对待疾病和医学的态度的一个转折点，也是对待性行为和灾难的态度的一个转折点。医学曾经一直被视为一场旷日持久的战役，它已濒临尾声，正在通向胜利。但正当人们数十年来一直这样自信地以为流行病灾难已一去不返的时候，这种新出现的流行病却不可避免地改变了医学的地位。艾滋病的来临显示，传染性疾病远没有被征服，它们还将不断出现。
所有急性流行病，包括那些并无性传播嫌疑或任何罪责嫌疑的流行病，都会引起人们回避和排斥这一类差不多相似的行为。在一九一八到一九一九年流感肆虐期间——流感是由空气传播病毒（经由呼吸系统传播）导致的一种高传染性疾病——人们被告诫不要握手，在接吻时要以手绢来罩住嘴。警官们奉命在进入有病号居住的房子前戴上纱布口罩，正如现在许多警官在下城区的穷街陋巷里执行抓捕任务时的做法一样，因为艾滋病在美国已日益成为城区穷人、尤其是黑人和拉丁美洲裔人的一种疾病。在一九一八到一九一九年的流感大流行时，许许多多的理发师和牙科医生都戴上了口罩和手套，正如今天的理发师和牙科保健专家们的做法一样。不过那场夺去了两千万人生命的大流感，只不过是十五个月里的事。由于一种慢性流行病的出现，这些相同的预防措施又一次获得了人们的重视。它们变成了社会习俗的一部分，而不是一种为应一时之急而采取并随后抛弃的行为。
对一种人们别指望会随即出现疫苗、更别提治疗方法的流行病来说，预防在意识中更起作用。然而为使人免于得病而进行的这些预防运动，在性传播疾病那儿却遭遇到重重困难。在美国历次卫生运动中，对是否向公众传授有关更安全的性生活方式的信息，向来都心存犹疑。一九八七年底由教育部颁布的《美国学校指南》不去谈论如何减少性生活的风险，而是把节制作为防范艾滋病的最好方法，这令人回想起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给士兵们的布道，即贞洁既是防范梅毒的惟一武器，也是在反击奥匈帝国时所承担的爱国义务中的一部分。一谈到避孕套和清洁针头，就被认为是在宽容和怂恿不正当的性行为和非法使用化学制品（在某种程度上说，也确实如此。为指导人们如何免于感染艾滋病而进行的教育，的确暗含着对那些形形色色根深蒂固的性感觉表达方式的承认，因而也就暗含着宽容）。就性问题而言在公共法令层次上显得不那么虚伪的欧洲社会，不大可能去鼓励人们保持贞洁，以此来警告人们谨守节制。“小心，艾滋病！”和“艾滋病！别死于无知！”这一类几年来常见于整个西欧的告示牌和电视插播画面的套话的具体含义是：使用避孕套。不过，在这些劝人如何小心、如何避免无知的话语里，还有一层促使人们接受广告上这类公共服务的更大含义。为使一个事件显得确有其事，方法之一是反复谈论它。这样，反复谈论它，就是在提供任何具体建议之前，先灌输风险意识以及节制之必要性。
我们所在的这个社会的一套话语是：消费，增长，做你想做的，享受你自己。这个经济体系提供了这些前所未有的以身体流动性和物质繁荣而最为人称道的自由，它的正常运转依靠鼓励人们不断突破界线。欲望想必是无所节制的。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使我们全都成了自由——无限扩大的可能性——的鉴赏家。几乎每一项主张都声称要为人们增加某种自由。当然，不是每一种自由。在富裕国家，自由越来越被等同于“个人实现”——独自（或作为个体）享有或实践的自由。因而近来出现了大量有关身体的话语，身体被再度想象成一个工具，越来越被用于执行各种各样自我改善和力量提升的计划。既然人们有消费欲望，既然自我表达也被赋予无可置疑的价值，那么，对某些人来说，性怎么会不成为消费者的选择呢——即自由的实践，更大流动性的实践，以及使界线步步后退的实践。男性同性恋亚文化以及毫无危险可言的性游戏的任何一种发明，都几乎不是资本主义文化的必然的再发明，此前也不受医学的保障。艾滋病的来临似乎已无可挽回地改变了这一切。
艾滋病强化了那些十分不同却又互为补充的话语的力量，这些话语越来越经常地为我们这个社会里那些习惯于为自己提供快乐的人所闻，他们中越来越多的人被引导到自我约束、自我节制（节食、运动）的计划中来。小心你的欲望。照顾你自己。不要放纵自己。很久以来，以健康的名义或以塑造理想身体外观的名义，人们对某些过度的欲望施加了种种限制——是自愿的限制，是自由的实践。艾滋病灾难暗示出节制以及对身体和意识进行控制的迫在眉睫的必要性。不过，对艾滋病的反应还不仅仅是回应性的，不仅仅是对一种十分真切的危险的充满恐惧的、因而是恰当的反应。它还表达出了一种积极的欲望，即在个人生活中更加严于律己。在我们的文化中存在着一种广泛的倾向，一种时代终结的感觉，即认为艾滋病正在增强；对许多人来说，这意味着那些纯世俗理想的耗竭——这些理想似乎在鼓励放纵行为，或至少没有对放纵行为施加任何连贯性的限制，而对艾滋病的反应显示了这种耗竭状态。艾滋病所激发出来的那种行为，是对所谓“传统”的更广泛的欣然回归的一部分，正如艺术中对图像和风景、调性和旋律、情节和人物的回归以及对晦涩的现代主义的那些高论的摒弃。中产阶级中乱交欲望的减少，一夫一妻理想以及谨慎的性生活理想的增强，这些现象，在艾滋病病例不多见的地方，例如斯德哥尔摩，与艾滋病被确切地看作一种具有流行病规模的疾病的纽约，同样引人注目。对艾滋病的这种反应，尽管部分地是十分理性的，但它加深了人们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就屡屡提出的对启蒙现代性诸多理想（以及冒险）的广泛质疑；与这种新出现的性现实主义形影相随的，是对调性音乐、布格罗绘画、证券投资事业以及教堂婚礼的乐趣的再度发现。
——托马斯·布朗爵士《至交谢世之际致友人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