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到那里时，沃本医生刚刚去世四个月。少了他以后，维多利亚和其他人仍在尽最大努力维持沃本之家的运营，但也不得不做出一些改变——特别是在医疗方面，因为这里没有一个人能做得了医生的工作。维多利亚和弗里克先生都是很称职的护士，但护理同看病、开药实在是差了十万八千里。我认为，这可以解释我为什么会受到他们的特别关照。因为自从医生死后，在所有被收容进来的人里，我是第一个在他们的护理下有所好转的人，也是第一个出现了康复迹象的人。在这种意义上，我为他们下定决心把沃本之家继续办下去提供了理由。我是他们的成功故事，是他们仍然能有所成就的光辉例证，因此，只要我看起来还需要护理，他们就会悉心照料我，纵容我的坏情绪，包容我的一切。
我认为，其中的诀窍在于他简直能把死物说活。鲍里斯·斯捷潘诺维奇会把复活代理人的注意力从东西本身上转移开，诱使他们来到一片新天地，在那里，售卖的不再是茶杯本身，而是奥勃洛莫夫伯爵夫人。故事真实与否并不重要。一旦鲍里斯开始讲话，就足以完全把水搅浑。声音可能是他最强大的武器。他有着极佳的语调和音色，讲话时总是交替使用硬音和软音，一连串精心排列的音节密集地倾泻而出，听起来抑扬顿挫。鲍里斯过分偏爱引经据典的成语和文绉绉的辞藻，不免有些死板，但故事却异常生动。风格就是一切，而鲍里斯不吝使用哪怕是最拙劣的伎俩。如有必要，他甚至会挤出点真的眼泪。如果情况需要，他甚至会把东西摔到地板上。有一次，为了证明他对一套看起来非常易碎的玻璃杯很有信心，他竟然拿着它们在空中抛接了五分多钟。这类表演总会让我有点尴尬，但毫无疑问，它们是有效的。毕竟，价值取决于供需关系，而人们对珍奇古董的需求并不大。只有富人、黑市奸商、垃圾经销商和复活代理人自己买得起——鲍里斯要是一个劲儿说它有多大用处，那就搞错重点了。关键在于把它们说成奢侈品，是可以珍藏的物件，因为它们象征着财富和权力。这就是他要编造奥勃洛莫夫伯爵夫人和十八世纪法国公爵的故事的原因。当你从鲍里斯·斯捷潘诺维奇那里买到一个古董花瓶时，得到的不仅仅是花瓶本身，还有与之相关的整个世界。
“可不止呢，亲爱的。远远不止。”
“我们只是朋友。”
沃本之家的供货人名叫鲍里斯·斯捷潘诺维奇。他会给我们送来所需的食物、香皂、毛巾，以及其他零散的用具。他一般每周来四五次，把我们要的东西送来，再带走一件沃本家的宝贝：一个瓷茶壶，一套椅罩、一只小提琴或一个相框——都是存放在五楼各个房间里的物品，持续为沃本之家的运营提供现金流。维多利亚告诉我，他们和鲍里斯·斯捷潘诺维奇打交道已经很久了，从沃本医生最初开办收容所的时候就开始了。据说两人很多年前就认识了，但就我对医生的了解，他和鲍里斯·斯捷潘诺维奇这种不可靠的人结成朋友着实让我有些意外。我想可能是因为医生曾救过鲍里斯的命，但也有可能正好相反。我听到过几个不同的版本，从来没搞清楚过哪一个是真的。
鲍里斯的公寓位于绿松石大道上的一座小楼里，距沃本之家不超过十分钟。和复活代理人做完生意后，我们经常会去那边喝杯茶。鲍里斯很喜欢喝茶，通常还会搭配茶点——温莎大道上的蛋糕房里那些各种贵得不像话的点心：奶油泡芙、肉桂面包、巧克力手指饼，全都是花了大价钱买来的。不过，鲍里斯无法抗拒这些小嗜好，所以他会慢慢地享用它们，他嚼东西时，喉咙里会咕噜作响，有如一段微弱的音乐，一种稳定的声音暗流，介于笑声与长叹之间。我也很享受这些茶会，但与其说是因为那些吃的，不如说是因为鲍里斯坚持要和我一起喝茶。我年轻的寡妇朋友太憔悴啦，他会说，我们必须让她的骨头上多长点肉，让她的脸颊红润起来，让安娜·布卢姆小姐的眼中重焕光彩。我很难不喜欢这样的待遇，有时候，我甚至感觉，鲍里斯的兴高采烈不过是为了我好而装出来的假象。他接连扮起了小丑、无赖和哲学家的角色，但我越了解他，就越觉得这些都是他同一种人格的不同面向罢了——他在使尽浑身解数想让我重新活过来。我们成了挚友，我很感激鲍里斯，感激他对我的同情，感激他狡猾而又执着地向我的悲伤堡垒发起攻击。
我把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面试申请者、填写等待名单、整理入住日程等事务上。面试时间是早上九点到下午一点，我平均每天要接待二十到二十五个人，在宅子的前厅一个接一个地单独接见他们。据说以前发生过一些恶性事件——暴力袭击、结群硬闯——因此在面试时，都得有一名荷枪实弹的警卫值勤。弗里克会端着一把步枪站在前门台阶上监督，确保队伍井然有序，避免情况失控。宅子外的人数可能会多到吓人，尤其是在天气温暖的几个月里。不管什么时候，街上都有五十到七十五个人在排队，这都是很平常的事。这意味着，我每天要见的大部分人都已经等了三到六天不等——睡在人行道上，随着队伍一点点往前挪，固执地坚持着，直到最后轮到自己——只求获得一个面试的机会。一个接一个地，他们跌跌撞撞地进来见我，人流没完没了，永不停息。他们会在桌子对面的一张红皮椅上坐下，我会询问他们所有必要的问题。姓名、年龄、婚姻状况、曾经的职业、最后一处永久住址，等等。这些基本上用不了几分钟就问完了，但面试很少会在那一刻终止。他们都想跟我倾诉自己的经历，而我别无选择，只能听他们讲。每个人的故事都不一样，但到最后，每个故事又总是殊途同归。一连串的霉运，错误的判断，越来越严重的情势。我们的人生不过是各种偶然事件的总和，无论细节如何千差万别，本质上都少不了随机性：这个，然后那个；因为那个，所以这个。有一天，我醒来后看见了。我的腿受了伤，所以跑得不够快。我妻子说了，我母亲摔了，我丈夫忘了。类似的故事我已经听了上百遍，有时候我觉得自己都快受不了了。我必须抱着同情的态度，在所有该点头的地方点头，但我试图保持的那种冷静、专业的态度实在敌不过我听到的那些事。我不适合听那种女孩子在安乐死诊所当妓女的故事，也受不了那些母亲讲述的孩子死掉的经过。这一切都太残忍、太冷酷了，我能做的，只有躲到工作的面具后面。我会把某个人的名字写在名单上，然后告诉他一个期限——两个、三个甚至四个月后。我会说，那时候我们应该能给你一个名额。等轮到他们来沃本之家时，我会给他们登记入住。这是我下午的主要工作：带新人熟悉环境，向他们交代规矩，帮他们安顿下来。他们中的大多数都能按照我在几周前为他们预约的时间来报到，但也有一些人会失约。个中缘由不难猜测。按照规定，我们会为那个人保留一天的床位。如果第二天他还是没来的话，我就会把他的名字从名单上划去。
“制定计划。考察可能性。行动。”
大部分情况下，他会讲些自己的人生经历来逗我开心，但有的时候，我们也会看看房间里的各种东西，聊聊它们——比如装古玩的盒子、稀奇的小玩意、上千次“买卖远征”的琐碎战利品。鲍里斯尤其为他收集到的帽子感到自豪，把它们全都放在了靠窗的一个大木箱里。我不知道里面有多少顶，但感觉至少应该有二三十，或许更多。我们喝茶时，他偶尔会拿出几顶，和我一起戴上。他觉得这个游戏很好玩，我承认自己也很喜欢，虽然我说不清是为什么。牛仔帽、圆顶礼帽、土耳其毡帽、遮阳帽、学士帽、贝雷帽——你能想到的帽子都有。每次我问鲍里斯为什么要收集帽子，他都会给我一个不同的答案。有一次，他说戴帽子同他的宗教信仰有关。另一次，他却解释说，每顶帽子都曾属于他的某个亲戚，戴着它们是为了同祖先的亡灵交流。他说，只要戴上某顶帽子，他就获得了那位前主人的精神品质。实际上，他还给每顶帽子取了名字，但在我看来，这更像是他对那些帽子的私人感情的投射，而非那些真正活过的人。例如，土耳其毡帽叫阿卜杜勒叔叔。圆顶礼帽叫查尔斯爵士。学士帽叫所罗门教授。不过，还有一次，我再次提到这个话题时，鲍里斯又解释说，他喜欢戴帽子，因为它们可以阻止他的想法从脑袋里飞走。如果我们喝茶时戴着帽子，那么聊天肯定会有智慧和情趣。他拽起了法语：Le chapeau influence le cerveau, Si on protège la tête, la pensée n’est plus bête.
“我长着眼睛。我看得出发生了什么，安娜。维多利亚从来没有像对你这样对待过别人。她简直迷上你了。”
“但维多利亚也很固执。她会坚持到最后一格拉特也花光为止。在那之后，她和那些她一直想帮助的人们就没什么差别了。”
但是，身体的伤还只是问题的一部分。和维多利亚的第一次谈话过去几个小时后，我又收到了更多的坏消息。那一刻我差点就要放弃，差点就不想活了。当天傍晚，她端着一盘食物再次回到我的房间时，我告诉她，得赶紧派个人去国家图书馆找萨姆。他肯定担心死了，我说，我现在需要和他在一起。现在！我尖叫着，我现在必须和他在一起。我突然像发了疯一样，痛哭不止。威利——一个十五岁的男孩——被派去办这件事，但是他带回来的消息却是毁灭性的。当天下午，图书馆突然失火了，他说，屋顶都已经塌了。没人知道火是怎么烧起来的，但现在大楼已经完全被火焰吞没了。有消息说，楼里困着一百多人。至于有没有人逃出来，目前还不清楚，什么说法都有。但就算萨姆是幸存者之一，不管是威利还是别人，肯定也找不到他；要是他和其他人都已经遇难了，那我就失去了一切。我看不出还能有什么别的结局。如果他死了，那我也无权继续活着；如果他还活着，那我也几乎可以肯定再也见不到他了。
日常工作太多、太累。与其说是疗伤，倒不如说是分散注意力，不过，任何能减轻痛苦的事，我都求之不得。毕竟，我从没期待过会有奇迹发生。这类期待早被我用光了，而且我也明白，从现在起，一切都将是“余波”——一种活死人的可怕生活，我的生活已经结束了，但我还会继续活着。因此，痛苦并没有消失。但渐渐地，我开始注意到自己哭的次数变少了，晚上入睡前也不一定会把枕头哭湿，有一次，我甚至发现自己已经连续三个小时没去想萨姆了。我承认，这些都是不值一提的胜利，但考虑到我当时的状态，我实在没资格去嘲笑它们。
不过，对我最感兴趣的人还是维多利亚。我之前说过，我的恢复对她而言特别重要，但依我看，还有比这更重要的原因。她渴望与人交流，我的体力逐渐恢复后，她上楼来看我的次数也多了起来。她父亲去世后，便只剩下她和弗里克、威利来经营收容所和处理日常事务，连一个能和她互诉衷肠的人都没有。慢慢地，我似乎成了那个人。我们两个交流起来没什么困难，随着友谊的加深，我逐渐意识到我们其实有很多共同点。诚然，我没有生在维多利亚那种富贵人家，但我的童年也算衣食无忧，享受过中产阶级的种种好处与便利，而且从小到大，一直认为我想要的一切都唾手可得。我上的是好学校，讨论起书来也头头是道。我知道博若莱葡萄酒和波尔多葡萄酒的区别，我明白舒伯特为什么比舒曼伟大。考虑到维多利亚生于沃本家族那种世界，我可能是她多年以来遇到的最接近她那个阶层的人了。我并不是在暗示维多利亚是个势利小人。金钱本身引不起她的兴趣，而且很久以前，她就已经把金钱所代表的那些东西都抛弃了。只是我们之间有一定的共同语言，当她和我说起自己的经历时，无须过多解释，我就能明白她在说什么。
“维多利亚又不傻。我敢肯定她自己也想过这些。”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一段时间’是多长时间？”
那似乎是鲍里斯唯一一次放下戒备，向我敞开心扉，所以也是我记忆中最清楚的一次，现在回想起来依然历历在目。那天下午下着雨——淅淅沥沥地下了一整天——我特别不想离开他温暖的公寓回沃本之家，所以比往常多磨蹭了一会儿。鲍里斯有些奇怪，心情似乎很忧郁，在那里做客的大部分时间里都是我在说话。当我最终鼓足勇气穿上大衣，准备告辞时（我仍旧记得羊毛潮湿的气味、蜡烛在窗户上的倒影，当时的房间给人的感觉就像个山洞），鲍里斯伸出手，紧紧握住我的手，抬头看着我，脸上挂着严肃又神秘的微笑。
“恐怕，我们都在讲自己的鬼语吧。我看过墙上的那些字迹，没有一句能给我任何信心。沃本之家的资金终会耗尽。当然，我这间公寓里的东西倒是能再维持一阵，”——鲍里斯大手一挥，指了指在房间里的所有东西——“但这些很快也会耗尽。除非开始向前看，否则我们大家就都要完蛋了。”
这位老人瘦骨嶙峋、腰板挺直，松弛下垂的面颊跟象牙一样白，浑身上下透着一种冷静淡然的气质。他对沃本医生始终忠心耿耿，到现在还在继续保养那辆医生当年坐过的车——一辆很老的十六缸皮尔斯箭头牌汽车，两侧都有脚踏板，里面的座位是真皮的。这辆五十年前制造的黑色轿车是医生唯一的爱好，每个星期二晚上，不管还有多少别的工作要做，弗里克都会到宅子后面的车库里，花上至少两个小时给车做抛光和清洗，让它以最好的状态迎接星期三下午的巡逻。他把发动机改造成了甲烷驱动，这双巧手绝对是沃本之家至今屹立不倒的主要原因。他修理了水管，安装了淋浴，还新挖了一口井。这些以及其他各种改进，让这个地方在最艰难的时期也一直运转正常。他的孙子威利在所有这些项目中一直都是他的助手，这个身材矮小、性格孤僻的孩子，总是穿着一件绿色的连帽卫衣，默默跟在爷爷后面，做完一项又去做下一项。弗里克的计划是，教给孙子足够的本事，这样等自己去世后，他就能接班了，但威利似乎并不是一个学东西特别快的孩子。“不用担心，”有一天，弗里克跟我说起了这个问题，“我们正在慢慢教威利。这事没那么着急。等到我准备好蹬腿的时候，那孩子估计也长成老头了。”
不过，这其中的困境也着实巨大。你一旦接受了沃本之家这种地方或许不无益处的观点，就会陷入一片矛盾的沼泽。只是主张应该允许居民待久一点，实际上远远不够——尤其是考虑到公平问题。比如，那些站在外面、正等着进来的人怎么办？沃本之家每有一个占了一张床的人，外面相应就有几十个恳求被收容的人。哪个更好——给一大群人提供少量帮助还是给一小群人提供大量帮助？我觉得这个问题没有答案。沃本医生创办这里时有一套特定的规矩，维多利亚决心奉行到底。这么做不一定对，但也没有错。问题不在于方法本身，而是问题本身的性质。有太多人需要帮助，但没有足够的人来帮助他们。这种比例造成的灾难是不可抵挡的。不管你工作得有多卖力，都免不了失败。长话短说，整个情况就是这样。除非你愿意承认这份工作的徒劳无益，否则根本没必要继续做下去。
每一位居民——我们会这么称呼他们——在获准住进沃本之家前，必须先同意一些条件。例如，不能打架或偷东西，愿意帮忙做杂务：整理自己的床铺，饭后把盘子送到厨房，等等。作为交换，沃本之家会为居民提供食宿、一套新衣服、每天洗澡的机会，以及无限次使用的各种设施，包括楼下的客厅——里面有很多沙发和安乐椅、一间藏书丰富的书房和各种娱乐用具（纸牌、宾戈、双陆棋）——以及宅子的后院，天气好的时候，在那里待着特别舒服。在远处的一角，有一个槌球场、一张羽毛球网，还有一大堆草坪躺椅。不管以什么标准来看，沃本之家都是一片乐土，一处恬静怡人的避难所，痛苦和肮脏全被隔在了墙外。你可能会觉得，如果有机会在这样的地方待几天，人们会尽情享受每一刻，但事实似乎并非总是如此。当然，大多数人都很感激他们获得的一切，但也有不少人过得很艰难。居民吵架拌嘴时常发生，而且似乎什么事情都有可能激怒他们：看不惯某个人吃东西或者抠鼻子的样子，或者这个人和那个人的意见不合，或者其他人睡觉时有人咳嗽或打鼾了——总之就是人们突然被扔到同一个屋檐下时会发生的那类争吵。这些事确实没什么不寻常的，但我总是觉得它们很可悲，就像一场悲伤又荒诞的小闹剧，一次又一次地反复上演。几乎所有的沃本之家的居民都曾长期流落街头。或许那种生活与现在的生活之间的对比，对他们来说太过强烈了。你本来已经习惯了自己照顾自己，只为自己谋福利，但突然间，有人却告诉你，你必须要和一群陌生人——一群你学会了不再去信任的人——合作。既然你知道过不了几天自己又要回到街头，那有必要因此而改掉自己的个性吗？
楼下一共有六个房间，每间有三四张床。二楼有两个单人间，专门留给重症病人，我在沃本之家的前几个星期就住在其中一间里。开始上班后，我被安排住在四楼的一间独立卧室。维多利亚的房间离我的不远，都在同一条走廊上，弗里克和威利则住在她正上方的一个大房间里。仅有的另一名员工，也就是又聋又哑的玛吉·瓦因，住在楼下厨房旁边的房间，具体年龄不清楚，担任厨师和洗衣工。她的个头很矮，大腿粗短，长着一头乱蓬蓬的红头发。除了跟维多利亚打手语外，她不和任何人交流。工作时，她总是一副闷闷不乐的恍惚状态，执拗而又高效地完成每一项分配给她的任务，而且她每天都要工作很长时间，我都怀疑她是不是根本不睡觉。她很少跟我打招呼或者理会我，但偶尔只有我们俩的时候，她会拍拍我的肩膀，脸上涌起一个大大的微笑，然后精心表演一段哑剧，模仿歌剧演员吟唱咏叹调——包括夸张的姿势和颤抖的喉咙。接着，她会鞠个躬，优雅地向正在欢呼的假想观众致谢，然后又突然回到她的工作上来，中间完全没有停顿或过渡。真是叫人发疯。类似的情况至少发生过六七次，但我永远都分不清她是在逗我还是在吓我。维多利亚说，在这里的这么多年来，玛吉还从没为别人唱过。
“那是她自己的事吧？”
鲍里斯·斯捷潘诺维奇是个体态丰满的中年人，以这座城市的标准来衡量的话几乎可以算是胖子。他喜欢把自己打扮得花里胡哨（皮帽、手杖、胸花），他那粗糙的圆饼脸，则让我想起了印第安酋长或东方君主。他无论做什么事都有一套自己的风格，就连抽烟也一样——把烟紧紧捏在拇指和食指间，烟头冲上，优雅又淡然地吸上一口，再把烟从他那大鼻孔里呼出来，就像水壶烧开后往外喷蒸汽一样。不过，你很难跟得上他在讲什么，我和他熟起来后，才慢慢习惯他那种一张嘴就让人困惑不已的说话风格。他很喜欢讲那种生僻观点和晦涩典故，连最简单的话都要用华丽造作的意象来包装一下，你很快便懒得再去搞懂他要表达什么意思。鲍里斯讨厌受约束，所以把语言当成了一种运动工具——不断地移动，跑来跑去，声东击西，盘旋，消失，接着又出现在另一个地方。有一段时间，他前前后后跟我讲过很多他自己的事，各种相互矛盾的人生经历，以至于到后来，他说什么我都不信了。比如前一天，他会信誓旦旦向我保证，他出生于这座城市，而且从小到大都生活在这里。可第二天，他就像忘了之前讲的故事一样，又说他出生在巴黎，父母是俄罗斯侨民，他是家中的长子。然后，他会再次改口，承认鲍里斯·斯捷潘诺维奇不是真名。由于年轻时和土耳其警察的龃龉，他只好改名换姓。自那以后，他又改过无数次名字，搞得他甚至都想不起来自己真名叫什么了。没关系啦，他说，人必须活在当下，只要你知道自己现在是谁，谁在乎你上个月是什么样呢？本来，他说，他是印第安阿耳冈昆族人，但他父亲死后，母亲改嫁给了一位俄国伯爵。他自己从没结婚，或者结过三次婚——取决于哪个版本符合他当下的目的。每当鲍里斯·斯捷潘诺维奇讲起一段个人经历，都是为了证明某个观点——好像诉诸个人经验就能让他在任何主题上拥有终极权威似的。出于这个原因，他也干过所有你能想到的工作，从最卑微的体力劳动到最显贵的行政职位。他曾经做过洗碗工、杂耍演员、汽车销售、文学教授、扒手、房地产经纪人、报社编辑，以及专营女装的大型百货公司的经理。我显然忘了其他一些，不过你明白我的意思就行。鲍里斯·斯捷潘诺维奇从未真的期待过你会相信他的话，但同时，他也从没把自己编造的种种当成谎言。对他而言，这些几乎是某种他有意识地创造出来的更美好的世界的一部分——这个世界可以随着他的想法而变，不必受制于那些约束着其他人的法则或者令人绝望但又不得不做的事务。就算他算不上一个最严格意义上的现实主义者的话，那他也绝不是一个自欺欺人的人。鲍里斯·斯捷潘诺维奇并不像表面看起来那样，是个玩弄心机的牛皮大王，在他的虚张声势和热情友好之下，总是暗藏着一些别的东西——或许是一种洞察，某种更深层次的理解。我倒不至于说他是个好人（至少不是伊莎贝尔和维多利亚那种意义上的好人），但鲍里斯拥有并且坚持着自己的一套原则。和我在这里遇到的其他人不同，他似乎做到了超然物外。饥饿、谋杀、最残暴的经历——都被他躲过甚至挺过了，但他却总是一副毫发无损的样子。就好像他已经事先想到了所有的可能性，因此对于后来发生的事都不感到惊讶。这种态度中包含了一种如此根深蒂固、极具毁灭性而又完全符合事实的悲观主义情绪，反而让他变得乐观起来。
弗里克先生相信我真的是死而复生的。他给沃本医生当了很久的专职司机（他告诉我有四十一年），曾近距离地见证过许多生死关头，比大多数人一辈子见过的都多。但是听他说，还从来没见过像我这样的。“从来没有，先生，我是说小姐（No sir, miss），”他说，“你已经去了另一个世界。我亲眼所见。你死了，然后又活了过来。（You was already in the other world. I seed it with my own eyes. You was dead, and then you come back to life.）”弗里克先生讲话有点奇怪，不太符合语法，所以经常会把他试图表达的想法搞得一团糟。我觉得这和他的智商没关系——就是字词本身给他制造了麻烦。他的舌头无法灵活地操控语言，有时会被卡住，就像那些字词是实实在在的物体，或者说就像他的嘴巴里真的含着石子似的。因此，他似乎对于字词本身的内在属性特别敏感：它们那仿佛已经脱离了语义的发音、它们的对称性和矛盾性。“语言是告诉我如何知道的东西，”他有一次跟我解释说，“这就是我能活到这么老的原因。我叫奥托（Otto）。正着读是Otto，反过来也是。它不会在某个地方戛然而止，而是会重新开始。所以我就能活两次，是其他人的两倍。你也一样，小姐。你的名字和我的一样。A-n-n-a。正反都一样，就像我的名字奥托。这就是你可以重生的原因。好福气啊，安娜小姐。你死了，然后我亲眼看到你重生。真是好福气。”
我提到这些，是为了让你明白我和她的经历有多么相似，正是这些联系让我们成为了朋友。她所爱的人从她的生活中消失了，而我也失去了我所爱的人。我们的丈夫和孩子，她父亲和我哥哥——不是死亡，就是失踪。因此，等我恢复到可以离开时（但说真的，我又能去哪里呢？），她邀请我继续留在沃本之家工作，似乎是再自然不过的事。这虽然不是我希望的解决办法，但从目前的情况看，我似乎也没有别的选择。这个地方的行善哲学——帮助陌生人、为某项事业牺牲自己的理念——让我有点不舒服。这种原则对我来说太抽象、太热切、太无私了。我一直相信萨姆的书，但那是因为他是我的爱人、我的生命，要把自己奉献给陌生人的话，我很怀疑我能否做到这一点。维多利亚看出我不太情愿，但她没有跟我争论，也没有试图改变我的想法。我想，正是因为她的克制，反倒促使我接受了她的邀请。她没有慷慨陈词，也没有试图说服我，让我相信这能拯救我的灵魂。她只是说：“这里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安娜，多得我们都做不完。我不知道你将来会怎么样，但是破碎的心有时可以通过工作来修复。”
“你会知道的。迟早有一天，你会明白我说的每一句话。我敢保证。”
“目前是这样。但再过一段时间，你就明白我在说什么了。”
他的公寓是个简陋的三居室，到处都堆着多年积攒下来的东西——陶器、衣服、手提箱、毯子、布料，以及各种小摆设。一回到家，鲍里斯便会回到卧室脱掉西装，小心地挂进衣橱里，然后换上旧裤子、拖鞋和浴袍。最后这样东西绝对是一件来自过去的怪诞纪念品——一件红色天鹅绒质地的长浴袍，领子和袖口上装饰着貂皮，不过现在已经破烂不堪了，袖子上满是虫子蛀的洞，后背的料子也快磨破了——但鲍里斯还是会以惯常的做派穿着它。他把那稀疏的几绺头发往后一捋，再往脖子上喷点古龙水，然后大步走到拥挤不堪、落满灰尘的客厅里，开始准备茶点。
“你太让我意外了，鲍里斯。你这副样子太多愁善感了。”
这就是我在沃本之家的第一个月中不得不面对的现实。对我来说，那是一段黑暗时期，比我以前经历过的任何时期都要黑暗。刚开始时，我住在楼上的房间。每天会有人来探视我三次——两次是送饭，一次是倒夜壶。楼下的人总是闹哄哄的（说话声、脚步声、呻吟声和大笑声、号叫声，以及夜里的鼾声），但我身体太虚弱，情绪也太消沉，根本懒得下床。我整天唉声叹气，盖着毯子闷闷不乐，莫名其妙地泪流满面。那时候，春天已经来了，大部分的时间里，我都在望着窗外的云，观察墙壁上方的装饰线条，盯着天花板上的裂缝。在最初的十到十二天里，我想我连门外的走廊都没去过。
我从没参与过鲍里斯的采购之旅（他会给沃本之家搞来食物，搜罗到我们订购的各种物件），但他去卖维多利亚决定拿来变现的那些物品时，我倒是经常观察他。他会在这类交易中抽取百分之十的佣金，但你看他卖东西的样子，真会以为他完全是在为自己工作。鲍里斯有一条规矩，那就是同一个复活代理人，一个月至多去找一次。因此，我们会在城里到处跑，每次都向着不同的方向出发，经常会跑到我以前从没见过的地方。鲍里斯以前有辆车——据他说是一辆斯图兹勇士——但他觉得道路状况太不可靠了，所以现在去哪里都是靠两只脚。他会把维多利亚给的东西夹在胳膊底下，边和我走路，边临时选择前进路线，总能小心地避开人群。他会带着我穿过偏僻的小巷和废弃的小路，熟练地走在坑坑洼洼的人行道上，避开无数的危险和陷阱，时而向左转，时而向右拐，一次都没打乱过步调。相对于他的体型而言，鲍里斯的行动敏捷得惊人，连我都经常跟不上他的步伐。他会一边自顾自地哼着歌，或者絮絮叨叨地讲着各种事，一边紧张而愉悦地手舞足蹈着往前走，而我则跟在他后面一路小跑。他似乎认识所有的复活代理人，而且对待每个人都有一套不同的方法：对于某些人，他会破门而入直接搂住；对于另一些，他则会悄悄溜进去。每个人都有他的弱点，鲍里斯总会投其所好。如果某个代理人喜欢被人奉承，鲍里斯就会奉承他；如果某个代理人喜欢蓝色，鲍里斯就会给他蓝色的东西。有些人喜欢举止高雅，有些人乐于称兄道弟，还有的人则习惯公事公办。鲍里斯会满足他们所有人，见风使舵，不会有一丝良心上的刺痛。不过，这都是游戏的一部分，而鲍里斯没有一刻不把它当成游戏来玩。他的故事全都荒谬至极，可他编得那么快，想得那么详尽，说得那么言之凿凿，你实在很难不被他骗到。“这位仁兄”，比如他会说，“你仔细看看这个茶杯。如果愿意，你可以拿在手上试试。闭上眼睛，把它放到唇边，想象你正在喝茶——就像三十一年前，我在奥勃洛莫夫伯爵夫人的客厅里那样喝着茶。那时我还很年轻，在大学念文学专业，而且很瘦，如果你能相信的话，又瘦又帅，长着一头漂亮的鬈发。伯爵夫人是明斯克当时最迷人的女人，一位倾国倾城的年轻寡妇。她的丈夫继承了奥勃洛莫夫家族的偌大家业，结果却在一次决斗中被杀死了——事关荣誉，我就不细说了——你可以想象一下，这对她那个圈子的男人造成了多大的影响。她的追求者甚众，她的客厅让所有明斯克人都羡慕。真是个大美人啊，兄弟，她的美貌让我至今都念念不忘：那一头火红的秀发；一起一伏的白嫩酥胸；还有闪烁着智慧的双眸——啊，是的，其中总是流露出一丝难以捉摸的顽皮。谁见了都会为之疯狂。我们争相博取她的注意，我们崇拜她，我们给她写诗，我们都爱她爱得无法自拔。但是，只有我，年轻的鲍里斯·斯捷潘诺维奇，成功赢得了这位绝代佳人的芳心。我跟你讲的这些，丝毫没有夸张。如果你当年见过我的话，就会明白她为何倾心于我了。我们跑到城市偏远的角落约会，或者在深夜里幽会，或者她会偷偷跑去我的阁楼（她会乔装打扮后再上街），我还曾在她乡下的庄园度过了一个令人如痴如醉的漫长夏天。伯爵夫人慷慨地宠幸着我——不光是用她本人，虽然这已经够了，我向你保证，远远不止！她还给我各种各样的礼物，无穷无尽的恩惠。一套皮革装订的普希金。一个银质的茶壶。一块金表。太多东西，恕我无法一一列举。其中有一套精致的茶具，曾经属于一位法国廷臣（我记得是方托马斯公爵），我平时都舍不得用，只有当她来看我时，当激情让她穿过明斯克白雪皑皑的街道扑到我怀里来时，才会拿出来。唉，时间太残酷了。这套茶具这些年来也是命运多舛：碟子裂了，杯子碎了，一个世界消失了。可尽管如此，还是有一个杯子，同过去的最后一段联系，幸存了下来。请温柔些，我的朋友。你手中捧着的，可是我的记忆啊。”
“沃本之家。只是空中楼阁。”
我的伤过了很久才好。脸上的伤痊愈后没留下多少永久性损伤（额头和太阳穴附近各有一个疤），肋骨也如期愈合了。不过，那条骨折的胳膊接合得不太顺利，至今仍然会带给我相当多的麻烦：每次移动得太快或者方向不对就会很痛，而且也没法再伸直了。绷带在我头上缠了近一个月，肿块和擦伤都消下去了，但从那以后，我便留下了头痛的后遗症：时不时会犯刀割一样的偏头痛，后脑勺偶尔也会隐隐抽痛。至于其他的创痛，我不太想谈。我的子宫就像个谜，我根本没法估量里面发生的灾难。
“我不太懂你的意思，鲍里斯。”
“你到底想说什么呢？”
“你觉得维多利亚会赞同吗？”
“我觉得还挺牢固的啊。我每天都在那里，你知道的，那房子从没移动过。甚至都没摇晃过。”
每个星期有一两次，维多利亚会叫我陪着鲍里斯·斯捷潘诺维奇到城市各处转转——他称之为“买卖远征”。倒不是说我能帮上他多少忙，但有机会不用上班，哪怕只是几个小时，我也很开心。我觉得，维多利亚理解这一点，她很小心地不给我太大压力。我的情绪仍然低落，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我的心理状态依旧很脆弱——莫名其妙就容易心烦、发脾气或者不想说话。鲍里斯·斯捷潘诺维奇对我来说可能是一剂良药，而我也开始期待我们的短途旅行，可以借此抛开那些单调的念头，暂时休息一下。
“那很可怕吗？一切都会结束，鲍里斯。我不知道沃本之家为何就要有所不同。”
我们总会小心提醒人们，在沃本之家的最后一天会很艰难，但我不觉得这些建议能有什么用处。这种事你是没办法提前做准备的，我们也不可能预料到谁会在关键时刻犹豫回避、谁又不会。有些人离开时毫无痛苦，有些人却无法面对。一想又要回到街上，他们就痛苦至极——尤其是那些性情温柔和善，对我们提供的帮助最心怀感激的人——所以有时候，我会严重怀疑这么做是否真的值得，是不是事实上，袖手旁观要比送出礼物后又很快抢回来更好呢？整个过程极其残酷，看着成年男女突然跪在地上，乞求你再让他们多待一天，目睹他们痛哭流涕、大声嚎叫，呼天抢地，我常常感到无法忍受。有些人会装病——假装晕死过去，或者突然瘫痪——另一些人甚至不惜自残：割腕，用剪刀剜腿上的肉，砍掉手指或脚趾。最极端的还有自杀，我记忆中至少就有三四起。在沃本之家，我们本应帮助人们，但有时候，我们实际上却是在摧毁他们。
“你凭什么觉得我能影响她？”
“该过多长时间，就是多长时间。五楼房间里的东西有限，你明白吧，迟早会卖光。现在已经越来越少了——某样东西一旦没了，就再也找不回来了。”
沃本之家是一座五层的宅子，共有二十多个房间——远离街道，周围环绕着一座私家小花园——由沃本医生的爷爷修建，有近百年的历史了，被认为是城里最典雅的私人住宅之一。动乱时期开始后，无家可归者越来越多，沃本医生是最先呼吁关注这个问题的人之一。作为一位备受尊敬的医生，又出身于名门望族，他的呼吁得到了广泛响应。很快，支持他的事业就成了富人圈里的新时尚。通过举办募捐晚宴、慈善舞会等社会活动，人们最终把城里的一些建筑改造成了收容所。沃本医生关掉了自己的私人诊所，专门来管理这些所谓的“中途之家”。每天早上，他会让专职司机开车载他去探访，和住在那里的人交谈，竭尽所能地给他们提供医疗援助。他成了这座城里的传奇人物，人人皆知他的宅心仁厚和理想主义，每当人们说起时代的野蛮时，都会提到他的名字，以此来证明世间仍有高尚的行为。但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那时还没有人能料到情况最后会崩溃到这种地步。随着局势不断恶化，沃本医生的项目取得的成功也逐渐遭到了动摇。无家可归者越来越多，数量几乎呈几何级增长，而捐给收容所的资金却在以同样的速度减少。富人纷纷带着自己的黄金和钻石潜逃出国，留下来的人也没有多余的钱来慷慨解囊了。沃本医生只好把自己的大部分钱都投了进来，但这也未能阻止失败的到来。最终，这些收容所一家接一家地关上了大门。换作别人可能早已放弃了，但他却拒绝就这么不了了之。救不了千人，他说，救百人也行，百人还救不了，那救二三十个总可以吧。数量已经不重要了。当时已经发生了太多事，他很清楚自己能提供的帮助只能是象征性的——一种拒绝彻底毁灭的姿态。那是六七年前的事，沃本医生已经六十多岁了。在女儿的支持下，他决定向陌生人敞开自家的大门，把家宅的底下两层改造成医院兼收容所。他们买了床铺和厨房用品，为了维持救助活动，一点点耗尽了家里剩下的财产。现金花光后，他们又开始变卖祖传的遗物和古董，慢慢把楼上的房间也腾空了。通过长期的艰苦努力，他们现在随时都有能力同时收容十八到二十四个人。穷人被允许待十天；病重者则可以待久些。每个人都能获得一张干净的床，一天还可以吃上两顿热饭。当然，这解决不了实质问题，但人们至少可以在困境里暂时喘口气，有个机会养精蓄锐，然后再继续前进。“我们能做的不多，”医生说，“但我们会尽己所能。”
“你一定要明白，一切都是幻象，亲爱的。”他说。
“你当然可以这样说。但可怜的维多利亚呢？”
“是，也不是。我答应过她父亲要照顾她，我不想食言。要是你见过她年轻时的样子就明白了——几年前，在社会崩溃之前，那么漂亮，充满了生气。一想到她可能会有不好的遭遇，我就觉得痛苦。”
她结过两次婚——第一次很短，被她嘲讽为一场“特别门当户对的结合”，第二次，她嫁给了一个叫汤米的人，但我一直不知道他姓什么。很显然，他以前是个律师，他们两人一共生了两个孩子，一女一男。动乱开始后，他逐渐被卷入了政治当中，先是担任了绿党的副书记（这里的政治党派一度都以颜色命名），后来绿党与蓝党达成战略联盟、前者成员被后者吸收后，他又担任了蓝党的城市协调员，负责城市西部的事务。十一二年前，第一次反收费站起义发生时，他被困在“尼禄景色”附近的暴乱中，被一名警察的子弹打死了。汤米死后，她父亲劝她带着孩子们离开这个国家（当时孩子们分别只有三岁和四岁），但维多利亚拒绝了。相反，她让汤米的父母带着孩子们去了英国。她说，她不想和别人一样放弃抵抗、一走了之，但也不想让孩子们遭受那些必将到来的灾难。我觉得，有些抉择是一个人永远不该被迫去做出的，因为它们只会给心灵带来巨大的负担。不管怎么选都会后悔，而且只要你还活着，就会一直后悔下去。孩子们去了英格兰之后的一两年里，维多利亚还能写信和他们保持联系。但随着邮政系统的逐渐瘫痪，来信开始变得时断时续、难以预料——总是在焦灼地等待，寄出去的信仿佛石沉大海——直至最终完全停止。那已经是八年前的事了。自那之后再无音讯，维多利亚也早已放弃了再次收到他们来信的希望。
“不一定。但如果你能站在我这边，我们至少还有机会。”
其他一些居民来到沃本之家后，似乎有些失望。这些人等待了很长时间才被收进去，所以他们的期待早已膨胀到了不合理的程度——将沃本之家想成了人间天堂，觉得他们所有的渴望都能在这里变成现实。获准入住的信念支撑着他们度过了一天又一天，可真的进去之后，他们必然会感到失望。毕竟，他们并不是真的来到了魔法王国。沃本之家确实是个好地方，可它仍然存在于现实世界里，你能在那里找到的只有更多的人间生活——或许是更好的生活，但仍然和你一直了解的生活没什么两样。值得注意的是，每个人都会迅速适应那里提供的物质享受——床铺和淋浴、可口的食物和干净的衣服，以及无所事事的机会。在沃本之家住上两三天后，之前还从垃圾桶里翻找东西吃的男男女女们就可以像臃肿的中产阶级市民一样，泰然自若地围坐在一张摆着很多诱人食物的桌子旁大快朵颐。或许这并不像看起来那么奇怪。习惯成自然。具体到食物和住房这样的基本需求，这些或许称得上是“天赋权利”的需求上时，我们很快就会把它们视为自身不可分割的部分。只有失去时，我们才会注意到那些曾经拥有的东西，可一旦重新得到了，我们便又不再注意它们了。一些人对沃本之家感到失望，问题就出在这里。长期以来，他们一直贫困交加，顾不上去想别的，但一旦找回失去的东西后，他们却惊讶地发现，原来自己身上并没有发生什么重大的变化。世界还是老样子。他们的肚子现在已经填饱了，可其他一切却根本没有改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