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话说回来，就算这个笔记本能交到你手上，你也不一定非要读它。你对我没有任何义务，我也不想逼你做任何你不愿做的事。有时候，我甚至希望事情会是这样——你根本没有勇气打开看。我明白其中的矛盾，但有时候我就是这种感觉。如果是那样的话，那么对你而言，我现在写给你的这些早已消失了。你的眼睛永远不会看到它们，你的脑子永远不会被我说的哪怕只言片语所烦扰。这样或许更好。不过，我也不希望你把这封信毁掉或扔掉。如果你选择不看，也许可以转交给我的父母。我觉得他们肯定会想要这个笔记本，虽然他们自己也可能没有勇气看。他们可以把本子放在我房间的某个地方。要是能知道它最终会放在那个房间里，我想我会很开心的。比如，可以放在我床头的书架上，跟我那些旧娃娃和七岁时穿过的芭蕾舞演出服放在一起——算是对我最后的一份纪念吧。
从那以后，我一直都在写，每天都会比前一天多写几页，我想把一切都写下来给你。有时，我会好奇我遗漏了多少、忘掉了多少，而且再也不会想起来了，但这些问题我都回答不了。现在时间已经不多了，我可不能再想到什么就写什么了。刚开始的时候，我觉得用不了多长时间——几天就够了，告诉你那些最紧要的信息就行了。可现在，整个笔记本都快写满了，而我连冰山一角都没讲完。这也是为什么我的字会越写越小。我一直想把所有东西都塞进来，趁还不算晚，赶紧把要讲的都讲完，但我现在才意识到这是在自欺欺人。词语不允许这样的事发生。你越接近终点，要说的就越多。终点只是一种想象，一个你为了让自己不断前进而臆造出来的目的地，但终有一天你会认识到，自己永远不可能抵达那里。你或许不得不停下来，但那只是因为你已经把时间用光了。停下来，并不意味着你已经走到了终点。
整件事始于夏末，也就是我来到沃本之家的三四个月之后。某天深夜，维多利亚又来到我的房间，和我聊天，我记得自己当时累得要命，后腰特别痛，心情也比平时更沮丧。于是，她开始给我按摩后背，试着放松我的肌肉，是那种朋友之间的按摩，任何人在这种情况下都会做的那种姐妹般的善意行为。但是，我已经好几个月没被人碰过了——上一次还是跟萨姆一起度过的最后一夜——都快忘记像这样被人按摩有多舒服了。维多利亚的手沿着我的脊柱上下游走，后来，她把手伸进我的T恤，用手指触摸着我的皮肤。这对我来说简直太刺激了，很快我便舒服得快上天了，感觉身体就像是要散架了一样。不过，即便如此，我也不觉得我们明白将会发生什么。那个过程很缓慢，只是漫无目的地从一个阶段移动到下一个阶段。期间某个时候，床单从我的腿上滑了下去，我也懒得去捡。维多利亚的手抚摸过我身上越来越多地方，抓揉着我的大腿和屁股，慢慢抚摸至我的身体两侧，然后又往上到了我的肩膀，到后来，我全身上下没有一处不想被她抚摸。
细节我就不赘述了。拣重要的说就是，有人向警方举报了葬礼，他们现在来查证了。举报者肯定是某个居民，但是面对如此骇人的背叛行为，我们谁都没有勇气去查清楚他到底是谁。无疑是参加了葬礼的某个人，在留住期满之后，被迫离开沃本之家回到了街上，于是便心生怨恨，去报了警。这么推测虽然合理，但已经不重要了。不管是警察花钱向这个人买来的信息，还是他确实心怀恶意，无论如何，这条信息都准确得要命。那位巡警大摇大摆地走到后花园，身后还跟着两名助手，他扫了几眼后，用手指了指挖过坟墓的那个地方。两名助手要来铁锹，马上开始工作，搜寻那具他们早已知道埋在那里的尸体。“简直罪大恶极，”那个警察说，“这都什么时候了还进行土葬，是有多自私——胆子也太大了。没有尸体可烧的话，我们很快就得完蛋，绝不是危言耸听，我们大部分人都得遭殃。我们的燃料从哪里来？我们自己还怎么活下去？国家现在正面临危局，我们都要提高警惕。一具尸体都不能放过，违反这条法律的人绝不会被姑息。他们是最邪恶的坏人，是背信弃义的奸人，是叛徒人渣，必须被铲除，必须处以严惩。”
弗里克的尸体被抬走后，威利完全变了个样。他还会继续干活，但总是默不作声，总是一个人，眼神茫然，问他什么都只是耸耸肩。而且你一靠近他，他的眼中就会露出充满敌意和愤恨的目光，有一次，他甚至把我的手从他的肩膀上甩了下去，仿佛我要再这么做的话，他就要打我了一样。我们每天都一起在厨房工作，所以我和他待着的时间可能比任何人都多。我在尽力帮他，但我觉得他根本听不进去我说的任何话。你爷爷现在很好，威利，我说，他现在在天堂里，他的肉体发生了什么并不重要。他的灵魂还活着，他不希望你这么担心他。没有什么能伤害到他了。他现在很开心，希望你也能快乐。我觉得自己就像一位家长，正试着向一个小孩子解释什么是死亡，言不由衷地重复着从我父母那里听来的那堆虚伪的废话。但是，我说什么都不重要了，因为威利根本不信。他就像一个来自史前的人，对死亡唯一的反应就是祭拜逝去的先人，把他当作一个神来对待。维多利亚本能地意识到了这一点。对威利而言，弗里克的墓地就是一片圣地。而现在，那片圣地却被亵渎了。万物的秩序已经被打破，不管我说多少话，都不可能让它恢复原样。
考虑到我们以后将要面对的事，幻想一下这些荒唐事还挺让人开心的。雪看起来很快就要化了，甚至明天早上我们就有可能动身。我们在睡觉前都说好了：要是明天天气看起来不错，那我们就不再废话，立即出发。这时已是深夜，风正透过缝隙往屋里钻。其他人都已经睡着了，我则在楼下的厨房里坐着，想象着接下来我会怎样。但我想不出来。我根本无法想象出去后我们会怎样。一切皆有可能，但这跟一切都不可能也差不多，几乎等同于在一个从未存在过的世界里出生。也许离开这座城市后，我们会找到威廉，但我尽量不让自己奢望太多。我现在唯一要做的就是再多活一天。我是安娜·布卢姆，你在另一个世界的老朋友。等我们到了要去的地方之后，我会试着再给你写信的，我保证。
讽刺的是，萨姆的医生扮演得很成功。各种道具一应俱全——白大褂、黑色出诊包、听诊器、体温计——而且都被他用到了极致。毫无疑问，他看起来像个医生，但过了一段时间后，他的行为举止也开始像医生了。这就是其中不可思议的地方。起初，我很不情愿承认这种转变，不想承认维多利亚是对的，但最终，我不得不向事实屈服。人们对萨姆的反应很好。他的聆听方式，让他们有了一种倾吐的欲望，当他和他们坐在一起时，话就会从他们嘴里滔滔不绝地往外冒。他受过的新闻记者训练无疑对这一切有所帮助，但现在，他还被赋予了一种额外的尊严、一种仁慈的假象，而人们相信了这种假象，所以会向他讲述各种他前所未闻的事。就像一位告解神父，他说，他逐渐认识到，得以吐露隐衷其实对人们很有好处——倾诉，把他们的遭遇用语言讲出来的积极影响。我觉得完全进入医生这一角色的诱惑其实是很大的，但萨姆设法与之保持了距离。私下里，他会拿这些开玩笑，后来还给自己想了一堆新名字——善缪尔·法尔医生、夸金善姆医生、邦克医生。不过我觉得，虽然他表面上会打趣，但这份工作对他的意义比他愿意承认的要大。假扮医生突然给了他接触别人内心想法的途径，而这些想法现在又成了他自己的一部分。他的内心世界因此变得更广阔、更坚实，更能吸收被放入其中的东西。“不用做自己蛮好的，”有一次，他这样告诉我，“要不是可以躲在那个人后面——那个穿着白大褂、满脸同情的人——我觉得我根本承受不了。那些故事会把我压垮。可现在，我有办法倾听它们，把它们放在该在的地方——就在我自己的故事旁，只要我还在听他们讲，就不必再成为那个自我。”
当然，这些事情不可能继续下去。正如鲍里斯·斯捷潘诺维奇所言，这只是一种幻象，没有什么能阻止改变的到来。到4月底时，我们都开始感觉到沃本之家的资金有些紧张了。最终，维多利亚招架不住，向我们吐露了实情，然后，各种必要的节约措施开始一项接一项地实行起来。最先取消的是周三下午的巡逻。我们认为把钱花在车上已经没有必要了。燃料那么贵，而且门外就有足够多的人在等着。维多利亚说，不必再出去找了。对于这一点，连弗里克都没提出异议。当天下午，我们到城里进行了最后一次巡逻——弗里克开车，威利坐在他旁边，萨姆和我坐在后排。我们沿着城市外围的林荫道慢慢行驶，偶尔开进这个或那个街区看看，感受着弗里克小心驶过沟渠坑洞时汽车的颠簸。我们都没怎么说话，只是看着车窗外的风景不停地闪过。我想，对于以后再也没有巡逻，大家心中都有一丝敬畏感，这就是最后一次了。很快，我们似乎都没再找什么人了，就那么坐在座位上，感受着开车绕圈子的那种怪异的绝望感。回去后，弗里克把车停在车库里，锁上了门。我觉得，自那之后，他便再也没打开过那扇门。因为有一次，我们一起在花园里时，他指着对面的车库，咧开嘴，露着光秃秃的牙床，哈哈大笑起来。“你看都没了，”他说，“说再见，然后就忘记。现在脑子里的一道光。嗖的一下，你看，就走了。全都一闪而过，然后就忘记。”
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我们都睡在一起，而我也终于找到了家的感觉。如果没有人依靠、没有固定的地方来停泊你的感情的话，沃本之家那种工作的性质就太让人沮丧了。太多的人来了又去，太多的生命和你擦肩而过，你刚跟一个人熟识起来，他却已经收拾好行李，准备离开了。然后又会有别的人来，睡在同一张床上，坐在同一张椅子上，走在同一块地面上，接着，那个人也该离开了，如此往复。与这一切形成对比的是，维多利亚和我相互陪伴——就像我们曾经说的那样，同甘共苦——尽管我们周围发生了种种变化，但这件事却始终没变。正是有了这条纽带，我才能心甘情愿地继续做事，而工作本身又反过来平复了我的情绪。后来发生了许多别的事，我们无法再像以前那样继续一起生活了。我之后会讲到这一点。但重要的是，没有任何真正的改变。那种纽带至今仍在，我彻底明白了维多利亚是一个多么了不起的人。
请耐心听我讲。我知道我现在有点结结巴巴，但接下来我要说的话，不是那么容易就能说出口。你一定要试想一下我们当时的生活状态——厄运将至的感觉重重地压在心头，不真实的氛围似乎萦绕着每一刻。女同性恋只是一个毫无人情味的术语，无法充分描述事实。维多利亚和我并没有成为通常意义上的那种伴侣。相反，我们成了彼此的避风港，可以在孤独时去对方那里寻找慰藉。从长远来看，性是其中最不重要的部分。毕竟，身体就是身体，触摸你的手是男人的还是女人的，似乎并不重要。和维多利亚在一起让我很快乐，也给了我再次活在当下的勇气。这才是最重要的。我不再总是回头看，内心背负的无数伤痛似乎在被一点一点地抚平。我没法完全恢复到以前的样子了，但至少我不再痛恨自己的生活。一个女人爱上了我，然后我发现，原来我有能力爱她。我并不是在要求你理解这一点，你只需把它当作一个事实来接受就好。我的人生中有很多后悔的事，但这件事不算其中之一。
在那之后，一切对他而言都成了模糊一片。他口袋里有钱，身上有衣服，仅此而已。之后的两个月中，他除了找我几乎什么也没做——随便找地方睡觉，饿到不行了才吃点东西。就这样，他勉强撑了下来，但到夏末时，钱还是快花光了。但更糟糕的是，他说，他终于放弃了找我。他相信我已经死了，他实在受不了继续拿这种虚妄的希望折磨自己了。他躲到第欧根尼终点站——城市西北角的那座旧火车站——待在一个角落里，和那些流浪汉和疯子，那些漫无目的地徘徊在长廊和废弃的候车厅里的阴影般的人生活在一起。就像变成了某种动物，他说，某种进入了冬眠的地下生物。每个星期有一两次，他会给拾破烂的人做工，为他们搬运沉重的货物，以此换取微薄的收入，但大部分时间里他什么都不做，除非迫不得已，否则绝不动弹。“我放弃了自己，不再想成为什么人，”他说，“我生活的目标，就是把自己与周围的世界隔离开，活在一个再也没有东西可以伤害我的地方。我试着一一放弃了自己所留恋的东西、所关心的事物，从而使自己变得漠然，一种强大和崇高的漠然，它将保护我不再受伤。我告别了你，安娜；我告别了那本书；我告别了回家的念头。我甚至还试着告别了自己。渐渐地，我变得像佛陀一样淡泊平静，坐在我的角落里，不再理会周遭的世界。如果不是因为我的身体——胃肠偶尔会有排泄的需要——我可能就再也不会动了。我不停地对自己说，无所求，无所有，无所是。我再也想不出比这更完美的解决方案了。到最后，我活得就像块石头一样。”
“不会有人发现的。萨姆不会露馅，因为他根本不用看病。而且就算他想看，我们也没有药给他开。几瓶阿司匹林，一两盒绷带，就剩这么多了。他自称是法尔医生，并不代表他真的要行医。他说话，人们听他说。仅此而已。只是一种让人们有机会找回自己力量的方法。”
“但要有人发现了呢？那我们就全完了。没人会再相信我们——就算我们讲真话也不会有人信了。”
明智的做法是立即关闭沃本之家。我们也试图说服维多利亚，但她却很难迈出这一步，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中一直摇摆不定。但接着，就在鲍里斯似乎快要说服她时，有人却把决定权从她手中、从我们所有人的手中夺走了。我指的是威利。回头看来，事情最终以那种方式结束似乎是无可避免的，但如果我说我们中有谁预料到了那个结果的话，绝对是在骗你。我们都在忙着各自手头的工作，那件事后来发生时，简直就像晴天霹雳，就像来自地下深处的爆炸。
字越来越小了，小到可能已经看不清了。这让我想起了费迪南德和他的船，他那微型的大帆船和纵帆船舰队。天知道我为什么会坚持下来。我觉得这封信无论如何都到不了你的手里。这就好比冲着一片空白大喊，就像冲着一片无边无际的可怕空白尖叫。然而，当我允许自己产生片刻的乐观时，又担心它要是真的到了你手里会发生什么。你会对我写的东西感到震惊，你会担心得要命，然后你会犯下我犯过的那些愚蠢错误。什么都不要做，我求你了。我很了解你，所以明白你肯定会做点什么。如果你还爱我的话，就请不要让自己卷入这个陷阱。一想到要为你担心，想到你可能会在这里的街上游荡，我就受不了。我们中有一个人迷失就已经够了。重要的是你要待在你所在的地方，继续在我的脑海中守护我。我在这里，你在那里。这是我仅有的慰藉了，你千万不要做什么傻事破坏它。
“那就演不好呗。不试试怎么知道呢，对吧？”
葬礼开始前，威利去车库里把车喇叭拆了下来，又花了大半个小时把它擦得干干净净——类似你以前在儿童自行车上看到的那种老式喇叭，但体积更大、更引人注目，喇叭口是黄铜做的，后面黑色的气囊几乎跟葡萄柚一样大。然后，他和萨姆在山楂树丛旁边挖了一个坑。六位居民把弗里克的尸体从房里抬到了墓旁边，在他们缓缓将其放到墓里时，威利把那个喇叭搁在了爷爷的胸口，以确保它会和爷爷埋在一起。接着，鲍里斯·斯捷潘诺维奇朗诵了他专门为葬礼写的一首短诗。然后，萨姆和威利用铁锹把泥土填回了坑里。即使往好了说，整个仪式也很简陋——没有祷告，没有挽歌——但仅仅是这么做便已非同小可。大家都出席了葬礼——所有的居民，所有的工作人员——到结束时，大部分人已是满眼泪花。我们在坟墓上放了一块小石头作为标记，然后回到了宅子里。
我没有怪萨姆同意这件事，但还是生了维多利亚一段时间的气。看她煞费苦心地给自己的狂热行为找理由，非要争辩出个对错，我真是震惊极了。无论如何粉饰——谎言、伪装、达到目的的手段——我都觉得这个计划违背了她父亲的原则。我对沃本之家本来有过诸多疑虑，如果说有什么帮助我认可了这里，那就是维多利亚本人。她那坦率的态度、明晰的动机，以及我在她身上发现的那种严苛的道德——都为我树立了榜样，给了我继续向前的力量。可现在，突然间，她的内心似乎露出了一块我以前从未注意到的黑暗角落。我产生了幻灭感，有一段时间里，我真的很讨厌她，没想到她竟然和其他人没什么两样。但后来，我逐渐搞清楚情况后，气就消了。维多利亚向我隐瞒了真相，但事实是，沃本之家那时已经濒临破产了。让萨姆假扮医生，不过是想从灾难中再抢救出点什么而已，就像曲终后追加的一小段怪异的尾声。一切都结束了。只是我还被蒙在鼓里。
他开始在晚饭后外出，经常过了凌晨两三点才回来。我们根本不可能知道他在街上做了什么，因为他从来不说，而且问了也是白问。一天早上，他干脆没有露面。我以为他或许永远离开了，但午饭的时间刚过，他又一言不发地走进厨房开始切菜，简直像是在故意摆出那副高傲的样子来激我似的。那时已近11月末，而威利已经进入了自己的运行轨道，像一颗漫无目的、轨迹飘忽的恒星。我也不再指望他会做自己分内的工作了。他要是在，我就让他帮忙；要是不在，我就自己做。有一次，他在外面跑了两天才回来；另一次是三天。他不在的时间越来越长，让我们产生了一种他似乎正在从我们身边慢慢消失的错觉。我们想，迟早有一天，他会永远消失，就像玛吉·瓦因那样。我们当时有太多的事要做，光是艰难地不让这艘正在下沉的船沉下去就已经够累人的了，所以威利不在的时候，大家也很少会想到他。接下来的一次，他过了六天还没回来，我想那时我们都觉得以后再也不会见到他了。但接着，在12月第一个星期的某天深夜里，楼下的房间突然传来了吓人的乒乒乓乓声，把我们都惊醒了。我的第一反应是外面排队的那些人闯进了宅子里，但就在萨姆跳下床、抓起那杆我们放在房间里的猎枪时，楼下传来了机关枪扫射的声音，密集的子弹飞出枪膛，弹壳噼噼啪啪地落在地上，然后是更多的枪声。我听到人们在尖叫，感受到人们的脚步震得房子乱颤，听到机关枪向墙壁、窗户和破碎的地板扫射。我点了一根蜡烛，跟随萨姆来到楼梯口，满以为会看到那个巡警或者他的手下，也做好了被打成筛子的准备。这时，维多利亚从我们身旁飞奔而过，跑到了楼下。根据我的观察，她并没有携带武器。当然，下面的人不是巡警，但我毫不怀疑那顶机关枪是他的。威利正站在二楼的平台上，手里握着武器，准备上来找我们。我的蜡烛离他太远，所以我看不清他的表情，但他发现维多利亚正跑向他时，我看到他迟疑了一下。“够了，威利，”她说，“把枪放下。马上把枪放下。”我不清楚他是不是打算向她开枪，但事实是，他没有放下枪。萨姆这时已经站到了维多利亚身旁，在她说完这些话后，他立即扣动了猎枪的扳机。霰弹打在威利的胸膛上，他突然向后飞去，顺着楼梯滚落到了地板上。我觉得他还没滚到下面就已经死了，甚至可以说，在他意识到自己被击中前就已经死了。
他大约是在2月初开始工作的。起初，我完全反对维多利亚为他安排的岗位。她是深思熟虑过才决定的，她说，最终，她认为，由萨姆来担任新医生对沃本之家来说最为有利。“你可能觉得这个想法很怪异，”她接着说，“但自从我父亲去世后，我们一直都在挣扎。这个地方已经失去了凝聚力，没有了目标感。我们只能为人们提供一段时间的食宿，仅此而已——这种最低限度的支持几乎帮不了任何人。过去人们过来是为了接近我父亲。就算他治不好他们的病，也能和他们说说话，听听他们的烦恼。这才是最重要的。只要有他在，人们就能感觉好一点。人们不仅获得了食物，更产生了希望。如果现在能再有个医生，或许我们就能让这里更接近它曾经拥有过的那种精神。”
那是六七个星期前的事了。当时正住在这里的十八位居民中，有七人死亡，五人逃脱，三人受伤，三人安然无恙。前一晚还为我们表演过扑克牌魔术的新人夏先生不幸中枪，于次日上午十一点死亡。罗森博格先生和鲁德尼基太太后来都康复了。我们照料了他们一个多星期，等到他们强壮到能下地走路后便把他们送走了。他们是沃本之家的最后一批居民。枪击发生后的第二天早上，萨姆制作了一个牌子，挂在了前门上：沃本之家已关闭。外面的那些人没有马上离开，但接着，天气越来越冷，日子一天天过去，门还是没开，他们也便四散了。从那以后，我们一直躲在宅子里，盘算下一步该怎么办，希望能再熬过一个冬天。萨姆和鲍里斯每天都会去车库鼓捣一会儿，测试那辆车，以确保它运转正常。我们的计划是天气一转暖就开车离开。连维多利亚都说她愿意走，不过我不确定她讲的是不是真心话。我想，到时候就知道了。根据过去七十二小时的天气状况推算，我觉得我们不用等太久。
我们让萨姆住进了二楼我曾经住过的那个房间。他当时的情况很不好，前十天可以说是命悬一线。我几乎把所有的时间都花在了陪他上，工作能少做就尽量少做，而维多利亚也没有反对。这就是我觉得她很了不起的地方。她不仅不反对，还特意鼓励我这样做。她对于情势的理解，对于我们一直过着的那种生活就这么突然而近乎残酷地结束了的平静接受，似乎有些不可思议。我一直以为她会逼着我摊牌，突然爆发出什么失望或者嫉妒的情绪，但这种事并没有发生。她听到消息后，第一反应是高兴——为我高兴，为萨姆还活着高兴——之后，她和我一起努力照顾他，帮他恢复健康。她蒙受了私人损失，但她也明白，萨姆的到来，对沃本之家而言是一种增益。想一想员工队伍里可以再多一个男人，尤其是萨姆这样的——既不像弗里克那样年迈，也不像威利那样鲁钝，损益足以相抵了。她的这种执念有些让人害怕。但对维多利亚而言，没有什么比沃本之家更重要——甚至我，甚至她自己，或者任何能想到的事，都没有它重要。我不想把事情说得太过简单，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几乎开始觉得，她之所以允许我爱上她，就是为了让我康复起来。而现在，我既然已经好了，她的注意力便转移到了萨姆身上。沃本之家是她唯一的现实，你明白吧，到了最后关头，一切都要让位于它。
鲍里斯说得没错。最终，我明白了。最终，所有可能发生的事都发生了。不过，我花了很长时间才明白过来。事实上，直到它们扑面而来时，我才真正看清它们——但这或许也情有可原，毕竟我是有史以来最无知的人。
那是12月中旬的时候，正赶上第一场强冷空气入侵。虽然最终证明，那年冬天并不像前一年那样寒冷，但谁也没法未卜先知。寒冷一来，人们便想起了先前所有的可怕记忆，你都能感受到街上的恐慌情绪与日俱增，人们满心绝望地努力做着迎接严寒的准备。沃本之家外面的队伍比过去几个月里的任何时候都长，为了应对不断增加的人流，我不得不开始加班。就在我现在要讲的那天上午，我记得我快速地连着面试了十个还是十一个人，每个人都有可怕的故事要讲。其中一个——名字叫梅利莎·赖利，是一个大概六十岁的老妇人——情绪异常不稳定，竟然在我面前失声痛哭起来，抓住我的手，恳求我帮她找找她失踪的丈夫：自6月走失后，便杳无音讯。你觉得我能做什么呢？我说，我又不能擅离职守，和你跑到街上去找人，这里还有很多的工作等着我去做啊。然而，她还是继续哭天抹泪，而我则被她的执迷不悟搞得越来越火大。听着，我说，这城里又不是只有你一个女人没了丈夫。我丈夫也下落不明，时间不比你丈夫短，要我说的话，他和你丈夫估计都死了。可你见我又哭又闹、使劲揪头发了吗？这是我们都得面对的事情。我很讨厌自己喋喋不休地讲这些陈词滥调，讨厌自己这样粗暴地对待她，但她却歇斯底里、语无伦次，不停唠叨着赖利先生和他们的孩子，以及两人三十七年前的蜜月之旅，实在让我很难冷静思考。我管你怎么样，她最后对我说，你这种铁石心肠的婊子根本不配有丈夫，你就死盯着你这了不起的沃本之家吧。要是那位仁慈的医生听见你说的话，准会气得活过来。大概是这个意思，我不太记得她的原话了。然后，赖利夫人站起来，怒气冲冲地离开了。她一走，我便趴在桌上，闭上眼睛，想着我是不是太疲惫了，不能再见其他人了。这次面试简直是一场灾难，没控制住情绪是我的错，我没有任何借口，没有任何正当理由把自己的烦恼发泄到那个可怜女人身上，她明显已经难过得快疯了。然后，我估计是打了个盹儿，也许五分钟，也许只有一两秒钟——我说不准。我只知道，从那一刻到下一刻，从我闭上眼到再睁开，那中间似乎隔了无限的距离。我再抬起头时，只见萨姆坐在我对面的椅子上，准备参加接下来的面试。起初，我以为自己还在睡。他是你幻想出来的，我对自己说，你梦见自己醒着，但你的醒来其实也是梦的一部分。我对自己说：萨姆——但我马上明白了，他不可能是别人。他就是萨姆，但又不是萨姆。他是换了一个身体的萨姆，头发灰白，脸的一边有块瘀伤，黑乎乎的手指已经开裂，衣衫褴褛。他呆呆地坐在那里，眼神茫然——我觉得，他神情恍惚，完全失去了心智。我眼前的一切仿佛都在涌动，旋转，闪烁。这就是萨姆，但他没认出我，他不知道我是谁。我感到心怦怦直跳，有一刻，还以为自己快要晕过去了。然后，慢慢地，两行眼泪从萨姆的脸上滑落下来。他咬着下唇，下巴不住地颤抖。突然间，他浑身也开始颤抖，嘴里开始猛地吐气，原本压在心中的大哭此时正颤抖着要喷薄而出。他把脸转到一边，不再看我，试图控制自己，但他的身体却一直在抽搐，紧闭的嘴唇不停发出呼哧呼哧的喘气声。我从椅子上站起身，跌跌撞撞地走到桌子那边，紧紧抱住了他。我刚一碰到他，就听见揉皱的报纸在外套里沙沙作响。之后我哭了起来，根本停不下来。我用尽全力紧紧地抱着他，把脸埋在他的大衣中，止不住地流着眼泪。
然后，玛吉失踪了。有一天，她突然就不见了，我们找不到任何可以告诉我们她去了哪里的线索。她一定是趁我们其他人在楼上睡觉的时候溜走了，但这又不能解释她为什么没有带走她的身家细软。如果她是有意逃跑，提前收拾好行装才是符合常理的行为。威利在附近找了两三天，但是没有发现她的任何踪迹。他又向别人打听，可那些人也没见过她。之后，威利和我接过了厨房的事。但就在我们刚刚开始习惯这项工作时，别的事又发生了——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威利的爷爷突然去世了。我们试着自我安慰，说弗里克本来就年事已高——都快八十了，维多利亚说——但并没有什么用。10月初的一天晚上，他死在了睡梦中，尸体是威利发现的：早上醒来后，他看到爷爷还躺在床上，便过去想把他推醒，却惊恐地看到老人的尸体滚到了地上。当然，弗里克的死对威利的打击最大，但我们其他人也各有各的痛苦。听闻死讯后，萨姆流下了伤心的泪水，而鲍里斯·斯捷潘诺维奇则有四个小时没同任何人说话，估计对他来说都可以算是个人最高沉默纪录了。维多利亚表面上没有太大反应，之后却做了一件很草率的事，不过我明白，那是因为她已经快彻底绝望了。法律规定死者不得私埋。所有尸体都必须送到转化中心，违规者将受到最严厉的处罚：接到传票后，立即缴纳二百五十格拉特的罚款，否则将被直接流放到西南部的某个劳改营。尽管如此，在得知弗里克死亡的不到一个小时后，维多利亚便宣布，她打算当天下午在花园里为他举行一场葬礼。萨姆苦口婆心地劝她，但维多利亚就是不听。“没人会知道的，”她说，“就算真被警察发现了也无所谓。该怎么做就得怎么做。要是让一条愚蠢的法律妨碍我们，那我们还算什么？”这种行为是鲁莽而不计后果的，但在内心深处，我觉得她这么做是为了威利。这个男孩的智力低于正常水平，都十七岁了，还依然困在一种对周围世界几乎毫无理解的自我挣扎中。一直以来，都是弗里克在照顾他，替他思考，甚至可以说扶着他走过了人生的每一步。爷爷骤然离世后，没有人知道他接下来会怎样。威利现在需要我们的表态——明确无误地告诉他，我们会忠诚于他，向他证明，无论以后发生什么，我们都会与他一起面对。举行葬礼的风险无疑是巨大的，但即便考虑到后来发生的事，我也不认为维多利亚冒这个险是错的。
到这时，大家都已经来到了花园，围在坟墓旁边。这个喋喋不休的白痴则继续在一旁大放厥词。维多利亚面色煞白，要不是我扶着她，我估计她可能会瘫倒在地。在那个越挖越大的洞对面，萨姆紧紧盯着威利。那孩子泪流满面，看到巡警的助手把土铲起来，漫不经心地扬进灌木丛里后，他开始惊恐地哭喊起来：“那是爷爷的土。你们不能把它扔了。那土是爷爷的。”他的声音越来越大，搞得那个巡警讲到一半后，不得不暂时停止他的长篇大论。他盯着威利，脸上一副蔑视的神情，但就在他举起胳膊，伸向机关枪的方向时，萨姆用手捂住了威利的嘴，拖着他往屋里走——费力想控制住他，但那孩子却扭来扭去，从草坪这头一直踢腾到了那头。与此同时，有几个居民已经跪倒在地，恳求巡警相信他们的清白。他们对这项令人发指的罪行一无所知；他们当时并未在场；如果他们得知了这里的罪恶行径，绝不可能同意住在这里；他们全都是被关押在这里的囚犯。一句接一句令人作呕的口供，一场大规模懦夫症的爆发。我恶心得想啐他们。有个老女人——名字叫比拉·斯坦斯基——竟然还抱着那个巡警的靴子，开始亲吻。他试图把她甩开，但她就是不肯松手，于是他便提起另一只脚，冲她的肚子踢了过去，把她踢趴在地上——她像一条挨了打的狗一样呜咽呻吟着。我们其他人很走运，因为鲍里斯·斯捷潘诺维奇正巧在这个时候出现了。他打开宅子后面的落地窗，小心翼翼地走过草坪，踱着步子来到了一片混乱的现场，脸上挂着一种平静到近乎茫然的表情，仿佛这样的场景他已经见识过一百遍，什么都不可能再让他受惊吓——警察不能，枪不能，什么都不能。他走到我们身边时，那些人正在把尸体从坑里往外拖，可怜的弗里克平摊在草地上，眼睛已经没了，脸上挂满了泥土，一堆白蛆正在他的嘴里扭动。鲍里斯连看都没看他一眼，而是径直走到那位身穿红色制服的巡警跟前，唤了他一声“将军”，然后把他拉到了一边。我没听到他们说什么，但是能看到他们说话时，鲍里斯一直咧着嘴笑，眉毛还抖来抖去的。后来，他从口袋里拿出一沓钱，又把钱一张接一张地抽出来，塞在了巡警的手里。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是鲍里斯在交罚款，还是两人达成了某种私了的协议——但这笔买卖就是这样：既短又快，一手交钱，一手办事。助理抬着弗里克的尸体走过草坪，穿过宅子，来到大门外，然后把它扔进了街上停着的那辆卡车的车斗里。巡警站在台阶上，又大声训斥了我们一次——口气严厉，重复了一遍他在花园里说过的那番话——然后，他最后一次敬了个礼，鞋跟咔嗒一磕，下了台阶朝卡车走去，还甩着手，驱赶着那些脏兮兮的围观群众。他和手下的车一开走，我就转身跑回花园去找那个汽车喇叭。我想把它重新擦干净交给威利，但我没找到。我甚至还跳进那个墓坑里找过，但它也不在里面。和之前的很多东西一样，那个喇叭也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那是一年多以前的事了。几周之后，萨姆的身体好了些，总算可以讲述自己的经历了，但即便是那时，他的故事也相当含混，满是矛盾和空白。一切似乎都混到了一起，他说，他已经分不清这件事和那件事，也理不清这一天和那一天了。他只记得等着我回家，坐在房间里，一直等到第二天早上六七点，终于决定出去找我。再回来时已是午夜，图书馆火光冲天。他站在围观人群中间，眼看着房顶塌了下去，我们的书和大楼里的其他东西一起烧成了灰烬。他说，他真的在脑海里看到了，他真的知道火焰涌入我们房间、吞噬掉那一页页手稿的确切时刻。
那之后，在威利的事情上，我们都多上了点儿心。维多利亚给他委派了一些新任务，甚至允许他在我进行面试的时候端着步枪在大厅外站岗，而萨姆也对他很是照顾——教他怎么正确剃须，怎么写自己的全名，怎么做加减运算。在这样的关照下，威利的状态大有起色。要不是因为后来的无妄之灾，我相信他一定可以好起来。但是，在弗里克下葬大约两周后，中央巡警队的一名警察登门造访了我们。他的外表看起来很可笑，脸又胖又红，身上穿着那种最近才给中央巡警队配备的新制服——鲜红的束腰外套、白色的马裤、黑色的漆皮长靴，以及配套的平顶警帽。这套荒唐的服装他穿着有点紧，所以一动就嘎吱作响，而且因为他还非要挺着胸，我老担心他会把扣子崩出去。我去应门时，他的鞋跟一对磕，向我敬了个礼，要不是因为他肩膀上挎着一挺机关枪，我很可能会请他离开。“这是维多利亚·沃本家吗？”他问。“是的，”我说，“但还住着别人。”“请让开，小姐，”他一边回答一边推开我，直奔大厅而去，“调查马上开始。”
接下来砍掉的是衣服——以前都是免费发放给居民的，比如衬衫、鞋子、夹克、毛衣、裤子、帽子、旧手套。这些都是鲍里斯·斯捷潘诺维奇从第四普查区的一个供货商那里集中采购的，但那个人现在已经不干了。事实上，他早就被一群暴徒和复活代理人联合逼破产了，所以这项服务就没法延续了。就算之前境况还好的时候，购买衣服的费用也占了沃本之家百分之三四十的预算。而现在，艰难时刻终于来临，我们别无选择，只能把这笔费用从账簿里划掉。不是部分削减，也不是逐步减少——而是全部砍掉。维多利亚发起了一项被她称为“尽心修补”的运动，囤积各种缝纫用具——针线、补丁、顶针、缝补球等等，尽可能地把人们到沃本之家时穿的衣服缝补好。这么做的目的是尽量把钱省下来买食物，鉴于这才是重中之重，是对居民最有利的事，所以我们都认为这么做很对。不过，随着五楼的房间越来越空，钱越来越少，我们连食物都供应不起了。各项食品被逐一取消——糖、盐、黄油、水果，以及我们留给自己的一点点口粮、偶尔喝的一杯牛奶。维多利亚每宣布一项节约措施，玛吉·瓦因就会大闹一场——像个发狂的小丑在演哑剧一样，泪如雨下，拿头撞墙，还用胳膊拍打双腿，仿佛在说她要飞走一样。可问题是，我们其他人的日子也不好过。习惯了有饱饭吃之后再饿肚子，对我们的身体造成了痛苦的打击。我不得不重新思考这一整个问题——饥饿意味着什么，如何把食物的概念同快乐的概念剥离开来，如何接受你能得到的那些，而不去渴望更多。到仲夏时，我们的食物只剩下一些谷物、淀粉和根茎类蔬菜——芜菁、甜菜、胡萝卜了。我们试过在花园里种菜，但种子稀缺，最终我们只种出了几棵莴苣。玛吉使尽浑身解数，有什么食材就凑合做，煮了好多稀汤，或者怒气冲冲地把豆子和面条混在一起，或者在飞扬升腾的白面中鼓捣出点汤团来——稀糊糊的面球，吃得直叫人犯恶心。与以前吃的东西相比，这些真是太糟糕了，不过好歹让我们活了下来。其实，最残酷的并不是饭菜质量下降，而是我们都知道情况只会越来越糟。渐渐地，沃本之家和城市其他地方的区别越来越小。我们被城市一点点地吞噬了，但没人知道该如何阻止。
我们的脑袋暂时保住了。不管怎样，没有人会进监狱。但是，鲍里斯被迫塞给那个巡警的钱基本上耗尽了我们的资金储备。弗里克被掘尸的三天之后，我们卖掉了五楼的最后一批东西：一把镀金的拆信刀、一张桃花心木的茶几、窗上挂着的蓝色天鹅绒窗帘。之后，我们卖掉楼下书斋里的书，又凑了一些钱——两架子狄更斯，五套莎士比亚（其中一套是三十八卷的袖珍版，跟手掌一般大），一本简·奥斯汀，一本叔本华，一本插图版的《堂吉诃德》——但当时图书市场滞销严重，这些书只能换来一点零钱。从那时起，鲍里斯便一直在接济我们。但是，他囤积的物品并非取之不尽，而我们也没有自欺欺人地觉得这能维持多长时间。我们估计顶多能撑三四个月。但随着冬天的再次到来，我们明白，实际上可能会比这还短。
我现在已经不怎么出门了。只有轮到我去买东西的时候才会出去，但就算是那样，萨姆也通常会主动替我去。我现在已经不习惯上街了，走远路对我来说很痛苦。我觉得问题在于平衡感。今年冬天，我的头又痛得很厉害，只要走上五十或者一百码，身体就开始摇晃。每次我迈步时，都以为自己要摔倒了。待在室内，我会好受些。饭大部分还是我来做，不过做了那么多次二三十人的大锅饭之后，给四个人做饭简直是小菜一碟。更何况，我们吃得并不多。只要能止住饿就行，很少会多吃。我们正在努力为出行攒钱，所以绝不能偏离现在的饮食模式。今年冬天比较冷，几乎和那个可怕的冬天一样，好在没有一直刮大风、下大雪。为了取暖，我们在宅子这里拆点，那里拆点，扔进了炉子里。这是维多利亚的提议，但我说不清这意味着她是在向前看呢，还是已经什么都不在乎了。栏杆、门框、隔板都被我们拆了，刚开始，这还给人一种肆无忌惮的快感——把房子劈成柴烧——可现在已经变成了一种阴森可怕的东西。大部分房间都已经被拆光了，我们就像住在一间废弃的巴士停车场里，一幢已确定要拆迁的残破建筑里。
最后，萨姆同意照办。“我自己绝对想不到，”他说，“让我再活几百年也想不出来。安娜觉得这样行不通，从长远来看，我觉得她是对的。但谁知道事实上是不是真行不通呢？外面的人们正在死去，不管我们是给他们一碗汤喝还是拯救他们的灵魂，他们都会死掉。我实在看不出有什么办法能解决这个问题。如果维多利亚觉得有个假医生跟他们说说话能让他们好过一点，那我又有什么资格说她错了呢？我很怀疑这能有多大用处，但似乎也想不出什么坏处。至少是一种尝试吧，所以我愿意配合。”
“要是萨姆演不好怎么办？”
“这不是撒谎，”维多利亚回答，“而是伪装。人们撒谎是出于自私，但具体到这件事上，我们自己得不到任何好处。这么做完全是为了别人，为了给他们一点希望。只要他们认为萨姆是医生，就会相信他的话。”
“但是萨姆不是医生，”我说，“这是撒谎，如果你一上来就骗人，我实在想不出你怎么能帮助他们。”
我翻过身平躺着，维多利亚俯身覆上来，浴袍下一丝不挂，一侧的乳房从襟口探出来。你好美，我对她说，我简直想去死了。我微微坐起身，开始亲吻她那只乳房，那个远比我的要丰润美丽得多的乳房，亲吻那柔软的棕色乳晕，沿着若隐若现的青色血管舔舐着她的肌肤。对我来说，这是一件很严肃、也很让我震惊的事，有那么一会儿，我觉得自己偶然邂逅了某种只能在晦暗的梦境中才能找到的欲望——但这种感觉并没有持续多久，那之后，我放松了下来，彻底地陶醉其中。
我们尽了最大的努力去处理那些尸体，清理伤口，擦除血迹。但除此以外，我什么都不想说了。我们弄完时，已经是第二天下午了。萨姆和我想上楼睡一会儿，但我怎么都睡不着。萨姆倒是几乎倒头就睡了，所以我不想打扰他，便下了床，走到房间的一角，在地板上坐了下来。我的那个旧包碰巧在那里放着，我便拿起来随意翻了翻。然后，我找到了先前买给伊莎贝尔的蓝色笔记本。好几页上还写满了她的信息，就是她临死前几天写给我的字条。大部分字句都很简单——“谢谢”“水”或“我亲爱的安娜”——但当我看到纸页上那些笔迹虚弱的大字，想到她有多么努力想把那些字写清楚时，这些简单的字条似乎就不再那么简单了。千头万绪一齐涌上了我的心头。我甚至都没有停下来想想，便轻轻把那几页撕了下来，叠成了一个整整齐齐的方块，放回了包里。然后，我从那些很久以前在甘比诺先生那里买来的铅笔中抽出一支，将笔记本摊在腿上，开始写这封信。
大约一个月前，鲍里斯搬来和我们一起住了。他比以前瘦了不少，时不时地，我还可以在他脸上察觉到一丝憔悴，好像得了什么病似的。不过他从没抱怨过，所以我不知道他到底出了什么问题。从身体状况看，他无疑失去了一些活力，但我认为他的精神并未受到影响，即使有也不是很明显。近来，他的主要执念是想搞清楚我们离开这座城市后该怎么办。几乎每天早上，他都会拿出一份新计划，而且一份比一份荒唐。最近那份可算是最荒唐的了，但我觉得他暗自倾心的正是这个。他想让我们四个人组成一个魔术团。他说我们可以开着车去乡下巡回演出，用表演节目来换取食宿。他会担任魔术师，这是当然，穿着黑色燕尾服，戴着一顶丝质的黑色大礼帽。萨姆负责招徕观众，维多利亚当经理。我呢，将会是魔术师的助手——穿着亮晶晶的紧身衣，到处蹦蹦跳跳的性感女郎。在表演期间，我要给魔术师递上各种用具，在收官的高潮中，我会爬进木箱里，被锯成两半。然后，经过一段漫长到令人疯狂的停顿，就在观众觉得所有希望都已经消失的那一刻，我会从箱子里走出来，四肢完好无损，欢欣鼓舞地挥着手向人群飞吻，脸上挂着灿烂而夸张的笑容。
那年春天来得比较早，到3月中旬时，后院花园里的番红花就已经开了——黄色和紫色的茎从长满青草的边缘伸展出来，欣欣向荣的绿意混杂在一片片快要干掉的泥浆中。就连夜晚也很暖和，有时萨姆和我睡前还会在宅子里四处走走。在外面待一会儿的感觉真好，身后的窗户一片漆黑，星星在头顶上依稀闪烁。每次我们去散步时，我都觉得自己重新爱上了他，每次都在黑暗中为他倾倒，紧紧挽着他的胳膊，回想起当年的生活，回想起在那个“可怕的冬天”里，我们一起住在图书馆，每天夜里从那扇扇形的大窗户望出去时的情形。我们不再谈论未来。也没有制定计划，或者谈论回家的事。眼前的生活已经吞噬了我们，每天都有那么多工作要做，做完之后又是筋疲力尽，根本没空去思考其他事。这样的生活有一种诡异的平衡感，不过，这样并不见得就不好，有时候，我几乎很庆幸能这么活着，就这样随遇而安地活下去。
过去的两个星期里，萨姆几乎每天都会绕城市边缘走一遭，沿着护城墙打探情况，仔细观察是不是有部队集结。时机成熟之后，这样的情报将带来天壤之别。现在看来，小提琴手护城墙似乎是最合理的选择。它是城市最西边的关卡，出去之后有一条直接通往旷野的路。不过，南边的千禧门也让我们很心动。有人告诉我们，千禧门外的车流要多一些，但大门本身把守得并不严。到目前为止，我们唯一排除的选择是北边。据说那片地区现在危险重重、动荡不安，而且这段时间以来，还一直盛传那里被入侵了，外国军队正在森林里集结待命，等雪一化就会向城市发起袭击。当然，我们以前也听说过这些传言，所以也不知道该不该信。鲍里斯·斯捷潘诺维奇已经买通了一位官员，拿到了我们的通行证，但他还是会每天花几个小时，到城中心的市政府大楼附近转悠，希望能收集到一点或许会对我们有用的信息。能拿到通行证确实算我们走运，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一定管用。万一是伪造的，我们一把证件交给出城监理就会被抓起来。但就算不是伪造证件，他也可能无缘无故地将其没收，然后告诉我们转身回去。这种情况并非闻所未闻，而我们必须做好应对每种意外的准备。因此，鲍里斯才会继续四处打探消息，但是他听来的情报都乱七八糟、互相矛盾，没什么实际价值。他觉得，这就意味着现任政府很快就会失势。如果真是这样，我们或许可以趁乱离开。但到目前为止，一切都不明朗，一切都是未知数，所以我们就只能继续等待。与此同时，那辆停在车库里的车已经被我们的行李箱和九桶备用燃料塞得满满当当的了。
最终，萨姆搬到了四楼和我一起住。他慢慢长胖了些，浮现出过去的样貌，但对他来说，并非一切都能回到老样子——有些事，无论现在还是以后，都不可能再跟过去一样了。我指的不光是他的身体所经历过的磨难——过早变白的头发，脱落的牙齿，以及轻微但持续颤抖的双手——还包括他的内心。萨姆已经不再是那个和我一起生活在图书馆的傲慢青年了。他的经历改变了他，几乎磨去了他的锐气，现在的他，举手投足间似乎多了一分柔和，一分平静。他不时还会提到想重新开始写那本书，但我看得出来，他的心思早就不在这上面了。对他来说，那本书已经不再是某种解决办法，而一旦失去了那种执着，他似乎更能理解，那些发生在他身上的事也都发生在了我们所有人身上。他的体力恢复后，我们慢慢又习惯了彼此，但在我看来，我们的地位似乎比以前更加平等了。或许我在这几个月中也变了，但事实是，我觉得萨姆现在比当时更需要我，而我很喜欢这种被人需要的感觉，我对它的喜欢胜过了世界上任何其他的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