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我参加了普尔巴拉扎卡的弟弟帕克·科德拉克（Pak Kodrat）讲授的爪哇音乐私人课程，他是他同代人中最著名的两位音乐家之一。不知不觉地，帕克·科德拉克通过日常生活而不是课本让我认识到了爪哇文化和语言的复杂性。我过去常常用印度尼西亚语和他说话，使用对长者的敬称帕克。但显然，他一时不知道该怎么称呼我，因为他是爪哇语思维。年轻的爪哇人和成人说话并不直呼其名。他的年岁已高到足以当我祖父了，因此他可以而且应该叫我“anak”或者“nak”，意思是“孩子”。如果他那样做，我会非常高兴，因为我真的尊敬他。但在他眼中，我是“白色的”，受过良好的教育，而且我在支付他课酬。他看到了我是多么喜欢他，而他也觉得喜欢我，因此他想到了一个解决办法：他开始叫我“putro”，字面上的意思是“儿子”，但在高级的（封建时代的）爪哇语中，它是被社会地位低下的老人用于称呼贵族之子的那个词。我讨厌这个词，但我年迈的老师不愿改变意见。
我的青少年岁月主要是在英国受阶级支配、等级森严的社会里度过的。你只需听人的口音，马上就可以辨识出他们属于哪个阶级。势利行为无处不在；贵族、上层和下层中产阶级、工人阶级的文化截然不同。爱尔兰没有这么糟糕，但那里的阶级结构依然对文化和日常生活影响巨大。因此，印度尼西亚对我而言是一个天堂式的社会。连我自己都没意识到，我可以高兴地与差不多任何人交谈——内阁部长、公共汽车驾驶员、军官、佣人、商人、女服务员、中小学老师、异装癖妓女、小流氓，以及政客。我很快便发现，最坦率、最有趣的被访谈者是普通人，而不是正渐渐出现的精英群体。
我的田野工作最愉快的部分是做访谈。当时雅加达还是一个相当小的前殖民地首府城市，街区泾渭分明，经常是按照种族划分的。小汽车或者公共汽车并不是很多，没有立交桥，没有收费公路。脚踏三轮车（Betjak）——乘客坐前面、从后面驾驶的三轮车——仍在广泛使用，甚至是社会地位较高的人（至少为了短途出行）；即使是在最繁忙的街道，它们也可以行驶。直到苏哈托时代初期，可恶的雅加达市长阿里·沙迪金（Ali Sadikin）才开始在越来越多的街道上禁止它们通行，以便为官员和富有的、有车的中产阶级让道。我弄到一辆黄蜂牌小型摩托车（Vespa），很快就差不多熟悉了首府各地。我把它看作“我的城镇”。
至于我的博士论文本身，我把时间和精力花在国家博物馆和各种访谈之间，国家博物馆藏有1940年代以来数量庞大、虫蚀破烂的报纸和杂志。在国家博物馆的馆藏中，我发现了殖民时代晚期、日据时期和革命时期的杂志。有一本杂志叫《新爪哇》(Djawa Baroe/New Java)，它是日本军政府政治宣传部门宣传部（Sendenbu）的主要喉舌。很自然，鉴于其本质，上面尽是荒谬的谎言。但它非常漂亮，或许是迄今在印度尼西亚出版的最漂亮的杂志。
对大多数学者而言，他们第一次做田野工作的经历是决定性的。一个人再也不会感受到完全相同的震惊、陌生和激动。在我后来的事业中，我花费了数年时间研究并居住在泰国和菲律宾，两个国家都让我着迷，两个国家我都喜欢。但印度尼西亚是我的初恋。我能够说和读泰语和他加禄语，但印度尼西亚语实际上是我的第二语言，是我可以用以流利地写作的唯一外语，而且带着极大的快感。有时候，我还会陷入印度尼西亚语的梦境。
接下来的冲击是完全不同的，却都令人愉快。房子的对面有一块三角形的闲置空地，满是各种杂草和淤泥。每天下午，一帮年龄在8到12岁之间的可爱的“茅屋男孩”（kampong boy，指乡下男孩）就聚在那里踢足球。他们从抛硬币开始，输的一方一本正经地脱掉他们的短裤（他们没有穿内衣内裤）。这就是他们区别一方与另一方的办法。当然，他们没有球门柱。但他们带来了尚处于爬行而不是跑动阶段的四个小弟弟和小妹妹，小心翼翼地把他们用作移动的球门柱。
像这样的事情在荷兰治下从未发生过。这本杂志的不同寻常之处在于日本人对自己的再现。一方面有年轻英俊的日本飞行员与他们的飞机的浪漫照片，以及富士山和樱花的形象。另一方面有不苟言笑的日本将军的可怕照片，包括东条英机，他戴着眼镜，留着滑稽的小胡子，头顶丑陋的软帽，身穿宽松下垂的军服。
通过这本书，我再次坠入了爱河，这次是与“爪哇”而不是与印度尼西亚。我为这个词打上了引号，因为“我的”爪哇实际上并不是完整的。根据官方资料，90%的爪哇人是穆斯林，这就意味着他们按照穆斯林的礼仪形式割包皮（如果是男孩）、成婚和下葬。但是，尤其是在岛的腹地和南部，昔日辉煌的印度教——佛教的残余，以及不朽的萨满教、万物有灵论和神秘主义是非常强大的。人们总是给我讲“白色的”（虔诚的穆斯林）和“红色的”（有名无实的穆斯林，但基本上是传统的）爪哇人，他们彼此间经常怀有深仇大恨。虽然我结识了很多一本正经的穆斯林，喜欢去传统的清真寺，但“我的”爪哇肯定是“红色的”。后来，很多学者因为这一偏见公允地对我进行了批评。
从1957年到1963年5月，全国一直处于军事管制之下。没有选举，新闻在一定程度上被审查，然而只有为数不多的政治犯，他们生活得相当舒服。但是，国内分化严重，气氛有时候很紧张。我可以访谈各个政治派别的人——共产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左右两翼的民族主义者、不同类型的穆斯林（包括那些因武装叛乱入狱刚出来的）、华人、警察和士兵、当地的皇族和年长的官僚。我告诉他们我在研究日据时代晚期和革命早期，这差不多是每个人都记忆犹新的话题。
蒂博尼哥罗王子的故事可追溯到19世纪初。在拿破仑把荷兰并入法国的时候，伦敦决定夺取荷属东印度群岛（Dutch East Indies）。1811—1816年间，东印度公司代理人斯坦福·莱佛士（Stamford Raffles）统治爪哇。当拿破仑战争最终结束的时候，英国以荷兰的据点好望角（Cape）和锡兰（Ceylon）为代价，归还了爪哇。因为大陆经济封锁政策（Continental System），荷兰在经济上严重受损，荷兰政府在东印度群岛实施其权力时处于弱势地位。1825—1830年间，不大的日惹王国的蒂博尼哥罗王子趁机造反，组织起大部队向荷兰开战。但是，当他被打败、遭流放的时候，他写到他的目标是“征服爪哇”，这是一个几乎不为当代爪哇人所知的事实。
我选择的那本书是特奥多尔·皮若（Theodoor Pigeaud）在1930年代出版的百科全书式的《爪哇的大众演出》(Javaanse Volksvertoningen/Javanese Popular Performances)，它对我的影响比任何其他关于印度尼西亚的书籍都要深远。皮若并非一个好人。因为嫉妒斯图特海姆，即克莱尔·霍尔特才华横溢的情人的声誉，他设法以“行为不检点”的理由把她逐出了殖民地。但他是位了不起的学者。该书的标题并不公道，因为作者收录了大量关于爪哇人最亲密的邻居——巽他人（Sundanese）、马都拉人（Madurese）和巴厘人（Balinese）——的对比材料。它内含了一份令人惊讶的信息汇编，涉及民间故事、神话传说、面具和面具舞、神灵附身、木偶剧院、演员和小丑的巡回剧团。对我而言，它展示了宫廷之外的爪哇传统文化的深度和复杂性。甚至更让人满意的是，皮若一个地区接一个地区地在地图上标示出了所有局部变化、独特性与特殊性。我在康奈尔没有学到任何东西让我对此有所准备。
他是坐一辆贴有隔热膜的旧款大众汽车来的，我后来意识到他载我去了情报部在丹那阿邦（Tanah Abang）区的安全藏身处。它从外面看起来就像一座年久失修的库房。我们一开始交谈，我就意识到了他以为我来自中央情报局，因为他自夸说他在共产党内部安插有非常优秀的间谍，以致他数小时内便知悉了政治局的决定。很费了一番口舌才让他意识到我不过是一个学生，不是间谍。但是后来他明智地谈起了他在“兵补”（Heiho）[7]中的早期军事经历，“兵补”附属于日本占领军，有时候被投入太平洋地区的战斗，但更多时候则是被用于防御工事建设的体力活。他似乎相当喜欢这一段经历。
这就是我对普通印度尼西亚孩子的生活的两个方面的介绍。第一个方面是对男孩而言，直到他们进入青春期，在公共场合露体并不令人尴尬——在爱尔兰或者美国这是不可想象的。第二个方面是兄弟姐妹之间的亲近。从很小的时候开始，印度尼西亚孩子就必须帮助弟弟妹妹，尊敬和服从他们的哥哥姐姐。我的女房东解释这个习惯时是这样说的：如果你大一些，你就必须向小的让步，把他们想要的东西给他们，喜爱他们和保护他们；如果你小一些，你就必须做你的哥哥姐姐叫你做的事情。这似乎是矛盾的，但它的确奏效。在印度尼西亚期间，我很少看到一个家庭的孩子打架，与我自己的经历恰好相反。直到我们去伊顿，我和罗里经常打架，让我们的母亲苦恼不已。
我参加了古爪哇语班，主讲人是第一个受过西方教育的杰出爪哇学者，普尔巴扎拉卡（Poerbatjaraka）教授，虽然这与我的博士论文选题一点都不相关。当我在他朴素的家中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我注意到他书房的白底墙壁之一面满是鲜红的斑点，好像那里刚刚发生过可怕的谋杀一样。数分钟后，我恍然大悟。在与他亲切地聊天时，我看到他所剩无几的牙齿是鲜红的。过了一会儿，他把一大口红色唾沫吐到了墙上。他在嚼由来已久的东南亚兴奋剂，混有石灰粉的槟榔汁。
第二天早晨我回到了“家”，因为我到印度尼西亚的第二天晚上就在外面过夜，而且没有通知我的女房东，我滔滔不绝地向她道了歉。但她没有把我的过错放在心上。“季风就是那样的，”她说，“你可能被困在任何地方，男孩究竟是男孩。”这是我对“文化冲击”的第一次体验。我觉得按照我的欧洲标准，自己已经失礼了，但她压根就没有这样想。后来，我渐渐意识到印度尼西亚社会在对待未婚男子和女子之间的巨大差异：青年男子可以自由去做他们想做的一切，但年轻女子则是被看管和保护的，被尽可能地留在家里。
他们请我吃了一顿美味的简餐，但故意没有提醒我注意或绿或红的小辣椒（tjabe rawit），它们让人的舌头火烧火燎。我勉力勇敢地应对，没有把辣椒吐出来，他们对此印象深刻。后来，倾盆大雨又开始了。王福涵说不可能回我的住处了，手边又没有电话，因此，我们最好住在他的朋友们那里。他们递给我一条小毛巾和一条备用的纱笼（sarong），向我示范如何使用印度尼西亚风格的浴室。我就像鸭子喜欢水一样喜欢纱笼。尽管蚊子成群，我还是睡得像死猪一样。
我对印度尼西亚的研究很大一部分指向了政治与文化之间的关系。对我这一代人而言，这是有些蹊跷的。我的同学和好朋友主要对像民主、法律、共产主义、宪法、经济变迁之类的东西感兴趣。大多数人类学家步克利福德·格尔茨的后尘，对当地文化感兴趣，但是在人类学的意义上（社会规范、传统等），不太关注政治。我在印度尼西亚的时光不但以一种直接的、感性的方式把我与民众联系了起来，而且为后来显影于《想象的共同体》的“文化主义”特色奠定了基础。
我的学长丹·列夫在回伊萨卡之前已经做了安排，让我借住一位联邦最高法院法官的好客而善良的遗孀的房子。她的房子宽敞、舒适，位于一条以民族英雄蒂博尼哥罗王子（Prince Diponegoro）命名的“高级”街道的街尾处。两个已成年的孩子还和她生活在一起，她家里还有一个厨师、一个佣人和一个年轻的男园丁兼差使。
1961年12月底，我来到了雅加达，一直待到了1964年4月。当我乘坐的飞机在黑暗中着陆的时候，雨季已经开始了；我搭车进城，出租车车窗全都开着，这段路程我记忆犹新。首先冲击我的东西是气味——来自生机勃勃的树木和灌木丛、尿液、熏香、烟雾缭绕的油灯、垃圾，尤其是沿大多数主干道而立的小货摊上的食物。
我的女房东用荷兰语和她的孩子、朋友说话，就像她那一代中很多受过教育的人那样。当她不希望我明白她所言之物的时候，她也用荷兰语，就像我父母在不希望我们知道他们所讨论之物的时候就用法语交流。在康奈尔时，没有定期讲授的荷兰语课。因此，我自学了这门语言，不是口语，而是阅读和理解。它不是太难，因为我懂一些德语，德语就像一种难度升级版的荷兰语。我是以下面这种方式做到的，多年之后当我决定学西班牙语的时候，我如法炮制。我选取了一本既有厚度和难度也有趣的书，借助手边的一部大字典，一行接一行地，几乎是逐字逐句地，跌跌撞撞地读完了它。
在此过程中我有很多奇妙的经历，尤以我对一对兄弟的访谈最为神奇，哥哥是共产党政治局（Politburo）的成员，而弟弟则是陆军情报部（Army Intelligence）部长。（在“西方”，类似的事情是难以想象的。）哥哥工程师萨柯曼（Sakirman）个子非常矮小，身体肥胖，革命期间领导过爪哇中部地区的一支大受欢迎的左翼武装民兵组织。刚开始他对我有一些怀疑，但很快他就意识到，我是千真万确对他的政治青春感兴趣。他热忱了起来，给我讲了很多。弟弟帕尔曼（Parman）将军看起来与他哥哥非常像，但观点截然不同。当我去他家请求约见的时候，我惊讶地发现他在他的车库里兴高采烈地玩着一个价格不菲的电子玩具火车系统，好像他才10岁一样。他告诉我他晚上来接我。
第三个冲击是我与疯癫的第一次接触。一天，我正穿过一个人挤人的市场，我注意到一个被一群咯咯大笑、不断尖叫的小男孩团团围住的奇怪身影。那是一个全裸的年轻妇女，不曾梳洗，又长又乱的头发一直垂到了她的屁股。大多数时候，市场上的人都是不关注她的，或者心情好的时候，给她一点食物。当我向一个小贩打探这个妇女是谁的时候，她说道：“可怜的人哟！有个男人伤了她的心，她就疯了。她的父母想方设法给她穿衣服，但她总是把任何衣物都扯掉。”后来，我还在无意中发现了疯癫的男子，也是全身赤裸和肮脏的，而人们会有同样的说辞。我开始认识到，这些不给任何人造成任何伤害的可怜虫或许比欧洲和美国的疯子过得要更好一些，因为在那个时候，欧洲和美国的疯子被经年累月关在与世隔绝的疯人院里。在这里他们可以爱去哪里就去哪里，社会随便给他们提供食物。
在我到达雅加达的第二天，如今已故的王福涵（Ong Hok Ham）顺道来访，他是印尼专家众所周知的人物。当时他还是印度尼西亚大学历史系的一名学生，但已然担任过施坚雅的研究助理。他邀请我和他的三位爪哇学生朋友同游，去印度尼西亚大学拉瓦曼根（Rawamangun）老校园的一幢男生宿舍。觉得自己在印度尼西亚语方面还不错的任何幻觉旋即消失了。但是，因为朋友们几乎不懂英语，我们共同竭尽全力来相互理解。王福涵向他们解释说，虽然我是在美国的大学学习，但我是爱尔兰人。这给了我莫大的帮助，因为他们知道，爱尔兰曾不得不为独立而战，而他们像当时大多数的印度尼西亚民族主义者那样，对美国人是持怀疑态度的。
在1945—1949年的革命过程中，平等主义的冲动已被大大加强，革命是一台社会校平仪，代表了对封建传统的攻击。“Bung”（兄弟）是革命期间流行的一个称呼，现在依然被广泛用于同龄男子之间。鲜少见到有钱的印度尼西亚人，占据铭登区（Menteng）最好的房子的那些人是高官，他们只不过是在1957年荷兰人被最终驱逐的时候接管了它们。
附近的外国人寥寥无几。雅加达也是一个相当“民主的”首府。战前民族主义运动的基本信条之一是公民之间的平等，其标志是一种简单通用语的采用。该语言以马来语为基础，而且被用作跨种族的贸易语言，它将成为今后的民族语言。这一选择的巨大优势在于此语言不但在本质上是平等主义的，而且不属于任何某个重要的种族——语言群体。
除此之外，我花了大量时间去看各种演出，包括爪哇音乐、皮影戏、面具舞、灵魂附体等，三番五次地在爪哇穿梭。我能够做所有这一切，也能够让我的研究进展顺利，这（对我而言）是一种幸运。为了去印度尼西亚，我获得了一笔数额相当小的资助，只够养活我一年半，而一年半对从事任何类型的重要田野工作都短得荒唐，更不用说要掌握当地的语言。但是在1962年，印度尼西亚受到了似乎在逐月加速的通货膨胀浪潮的冲击。因为美元依旧是一种稳定的、保值的货币，所以，我就像所有外国人当时那样，利用黑市汇率设法让那笔钱延续了两年半。这一延长使得卡欣可以缓解对我的研究进展的支持性关切。我通常设法告诉他当下的政治局势，同时继续我对爪哇语的痴迷。
然而，有些照片确实是艺术品，反映了印度尼西亚和印度尼西亚人的美：漂亮的照片上有孩子们在嬉戏，妇女在稻田劳作，穆斯林在祷告，年轻的爪哇男子身着薄衫练习如何用竹矛做武器。它们让我想起了日本版画，使我意识到除了司空见惯的残暴行为之外，印度尼西亚人民和日本人民之间真正有吸引力的元素。基于他们在日据时期的经历，我访谈的人经常告诉我日本人好过荷兰人，虽然二者都妄自尊大，但日本人也可以是非常礼貌的。这种双重性显然让他们感到为难，姑且不论他们忍受日据仅仅是为赢得他们自己的未来独立这一惯常说法，我觉得他们自己必定已然感受到对日本人的某种亲近。杂志的目录是印度尼西亚语和日语双语的，这也是个让人深思的问题：日本帝国主义的犬儒主义与泛亚至诚团结的怪异混杂。
后来，我最具启发性的一些访谈就是对于印度尼西亚士兵的访谈，他们曾接受过日本军队的训练，要么是作为正规军、游击队员（以防盟军打过来），要么是作为情报人员。虽然因为显而易见的民族主义原因而彻底反对占领本身，但是他们全都非常尊敬他们的日本教官。若干年后，我读到一位将军的非常有趣的回忆录，他宣称就他的训练而言，唯一不喜欢的东西就是公共厕所。它是被向下流动的山涧溪流冲刷的。日本人坚持在上游排便，因此他所谓的他们臭不可闻的“香肠”（sosis），就从在下游排便的印度尼西亚人面前漂过。
这种平等主义的一个标志可以在离我所居住的地方不远的一条街道看到。天黑之后，人行道会突然挤满下棋的人。这些人（总是男性）来自社会的各个阶层。商人与职员对弈，高管与脚踏三轮车司机对垒，等等。我过去常常加入他们的队伍，与其说是因为棋本身，不如说是因为下棋的时候，有机会相当随便地访谈我正在“挑战”的人。苏哈托统治时期，这种平等主义消失了，但在它延续期间，对我而言是一种启示。
我迫在眉睫的困难是语言。我很快便得知，我在康奈尔学的那种正式的印度尼西亚语是教材上的东西，人们唯有在正式情势下才使用。我的新朋友们嘲笑我试图说话的方式，我说的话孩子们一个字都不懂。大约三个月后，我真的抑郁了，觉得自己完全没有取得进步。后来，我意识到它就像学骑自行车那样：你开始学的时候，老是跌落下来，但后来在某个神奇的日子，你突然就找到了骑自行车的感觉，甚至开始松开双手骑了。突然，在第四个月，我发现我能流畅地说话了，不带任何犹豫。我高兴得快哭了。我现在能够借助语言进行访谈了。我不大容易脸红，但是，接受我访谈的一位老妪对我这样说的时候，“依我看，你对如何使用‘padahal’（接近于even though，即使）了解得一清二楚，因此你是在用印度尼西亚语思考”，我高兴得两颊绯红。但困难并没有在那里停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