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均收入”以及“平均收入的增长”，在中国其实是喜悦值很小的一种数据。
大众分明已经厌烦了一味的娱乐供给，但还没准备好接受非娱乐性质的文艺类型。继续厌烦而又继续娱乐着。电视台也已经腻歪了每天供给大量的娱乐内容，并且有不少娱乐栏目的从业者事实上已经是做好了转型准备的，也是不乏转型潜质的。但转型无论对于他们自己还是对于电视台，都意味着是在冒险，故他们也只有继续腻歪着又继续供给着。然而，也许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文化将会依赖其自觉性，整合一切有利能量，最终发生某种“凤凰涅槃”。
公正地看，1949年以后，中国之文化艺术，从未像今天这般繁荣过。而且其繁荣，是越来越多元化的一种繁荣。但是中国经济的发展太不平衡，“欧洲加非洲等于中国”，此言虽有夸张意味，的确也在一定程度上描绘了中国不同地区人民大众现实生活水平的巨大差距。即使在同一地区同一城市，收入的差距也是令人咂舌的。
毫无疑问，古往今来，在任何一个国家，人对时代的认同一向是相对的，而且只能以大多数人的态度作为评说依据。我自然是无法进行大规模的问卷调查的，我所依据只不过是日常感受。即使根本错误，甚或相反，也自信我的感受对他人会多少有点儿社会学方面的参考意义。
但，俱往矣。
电影在全世界都是最大众化的文娱形式，但在中国，13亿人中的十之七八，是舍不得花钱看大片的。无论进口的，还是国产的。支持院线票房的，往多了说也就百分之零点几。对于人民大众，电视节目仍然是最廉价的文娱提供，自然也是他们的最爱。而对于电视台，每一档节目的收视率即是它们的生命线，其内容的娱乐性质与收视率息息相关。
这是相对于30余年间时代的亢奋发展状况而言的。亢奋发展的时代必然在方方面面呈现违背科学发展观的现象，因而必然是浮躁的时代。时代发展的突飞猛进，有时与亢奋的急功近利的违背科学发展观的现象混淆在一起，重叠在一起，粘连在一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剪不断，理还乱”。其状况作用于人，使人无法不倦怠。
新中国曾经历两次类似的时代——一次是建国伊始，一次是改革开往初期，第三次，便是现在了。这乃因为，凡30余年间，种种深刻的和巨大的阵痛，已熬过了剧烈的反应期，现今处于“迁延期”。最广大的工人和农民，毕竟开始分享到某些改革开放的成果了，尽管很少，而且国家的着眼点也开始更多地关注到他们了。当年直接经历了那种剧烈的“反应期”的群体，多已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成为社会平面图上的边缘群体。倘他们仍能经常听到替他们的利益而代言的声音，那么他们的心理是会比当初平衡些的。所幸这一种声音在各级人大和各级政协仍不绝于耳，并每隔几年总会变成至少一项对他们有利的国策。事实证明他们没有被时代所抛弃不顾，他们也已在不同程度上感受到了这一点。
依我看来，我们这个时代，具有如下特征：
凡事，站在相反的角度看，坏事可以变成好事。
在这些城市，倦怠尤其意味着是对违背科学发展观的一种惩处——在不该追随着亢奋的时候也盲目亢奋，在应该悠着长劲儿来图发展的情况下耗竭了本有的能力。好比是万米长跑运动员，却偏要参加百米竞赛，非但没获得好名次，仅而跑“岔气”了，而且跑伤肺了。
“公民”一词其实是一个分数，他们好比是“分母”，“分母”对时代的不认同性其值越大，公民对时代的认同关系的正值越小。但极易导致人对时代的排斥心理的问题依然不少，一言以蔽之，那就是大多数人的人生究竟还能享受到怎样的社会权利和社会保障？人在此点上所望到的前景越乐观，人对时代才越认同。“能者多得”只是社会财富公平分配的一个方面，而另一个方面是“体恤弱者”。为了增强国人对社会的认同，到了该认真对待另一个方面的时候了。大学生就业问题日益严重，而这意味着新的不认同群体将有可能形成，那么人对时代的认同必将面临新一番考验。
腐败现象自然还会存在，但明显的、有恃无恐的腐败将越来越少。以上一种腐败，是以权力院落为保护伞的。从北京到其他城市，此种权力院落盘根错节，相互倚重，其不可动摇的权力地位往往固若金汤。此等权力院落保护之下的腐败，有时仿佛畅行无阻。
在某些经济实力雄厚的城市，倦怠呈现为“匀速”，甚至呈现为有意识的“缓速”发展时期。这是一种主动调整，也是对亢奋的自我抑制。经济发展乃是社会发展的火车头。于是普遍之人们的生活质量得以从浮躁状况脱出来，转向悠然一点儿的状况。这一种状态还说不上是闲适，但已向闲适靠拢了。在这些城市，真正闲适的生活也仅仅只能是极少数人才过得上的一种生活。然而，大多数的人们，已首先能从心态上解放自己，宁肯放松对物质的更大更强烈的诉求，渐融入有张有弛的生活潮流之中。故那一种倦怠的状况，实则是一种主动，一种对亢奋与浮躁的自觉违反。
若将亚稳定视为稳定实在是一厢情愿的，因为那一种稳定通常只不过是一盘散沙。当需要统一步伐、统一意志之时，步伐倒还是能统一，但意志往往仍是一盘散沙……
文化被逼仄在以上差距的峡谷之中，每感两难。
倦怠之众，易成稳定之局。然而毕竟不是正常的稳定，故只能称之为“亚稳定”。好比身心疲塌的人，也是变得很顺从了的人。喝之往东，遂往东也；引之往西，则向西去，全没了热忱反应，也没了真诚，没了对许多事的责任心。对于这样的人，许多事情也都变得极其简单——谁发话？怎么干？反倒谁都宁愿做一个随大流听吆喝的人了，因为那意味着即使错了也可以不负责任。而必须充当手持令旗的角色的人，总还是有的。但连这一种人的责任感，其实也只不过是别犯错误这一底线上的最保险的责任感而已。
那么，“反腐”也必将同样具有艺术性和专业性。倘不如此，其反亦难……
显示着某种史性威严的权力院落，在中国已不复存在。保护伞也许还是有的，但大抵都够不上威严了。中国毕竟已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社会能见度已不可逆转地渐呈清晰。腐败未经暴露则已，一旦暴露，谁保护谁都是很难的了。无论谁企图充当保护者，都将付出个人代价。
故我们这个时代的腐败，将会变得越来越善于钻法纪的空子，披上合法的外衣，并且越来越具有文明的艺术性，甚至无懈可击的“专业”性。
原态的“个人主义”，是我们中国人通常所指所理解的“个人主义”，即最大限度地提升自己的综合能力（包括非正面能力），以使个人利益最大化——到此为止的“个人主义”，“个人”惟是一个人，也包括性质不同的“法人”。若希望能力越大的同时责任也越大，“个人主义”成为我们时代的一种“主义”，中国还需经过很多很多年文化的培养……
这里说的“个人主义”，不是曾盛行于西方的“个人主义”——那是一种积极的“个人主义”，即每一个人都应最大限度地提升自己的综合能力，于是提升全社会的发展能量。并且进一步强调，“能力越大，责任越大”。所言“责任”，乃指社会公益责任。
谈到此点，不能不肯定对国人进行普法教育的巨大成绩，也不能不充分肯定“公检法”系统依法维护社会治安所发挥的巨大作用，还不能不对中国底层民众30余年间越来越冷静的理性自觉加以称赞，这乃是中国儒家思想对民间的悠久熏陶使然，更是1949年以后新政权对民间教化的一种基因的体现。总而言之，中国用了30年的时间从“人治”走向“法治”，并不算用了太长的时间。底层民众的理性程度，才更标志着一个国家的理性程度。正如底层民众的文明程度，才更标志着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底层民众所达到的生活水准，才更标志着一个国家所达到的生活水准。而最值得正面评说的是——民告官的现象多了；民告政府部门的现象多了；甚至，民告党政部门的现象也不少了。我认为这是我们的国家应感欣慰之事，而不应相反。因为，告是公开的不满，也是对公正的公开的伸张权利。这一权利之有无直接决定人民群众理性选择余地的有无。现在，人民群众终于是有了。虽然还不够大，但已确实证明社会本身的进步。
倦怠了的人们不能靠刺激振作起来，要耐心地给以时日才能重新缓过劲儿来。回顾一下已经过去了的30余年，几乎天天大讲“抓住机遇”，仿佛一机既失，非生便死，等于是一种催人倦怠的心理暗示。早十年提出科学发展观就好了。
而在另一些城市，倦怠是普遍之人们真正的生理和心理的现状，体现为人与时代难以调和的冲突，体现为一种狭路相逢般的遭遇。时代无法满足人们多种多样的利益诉求，人们也几乎不能再向前推进时代这一超重的列车。时代喘息着，人也喘息着。社会的一切方面每天都在照常运行，甚至也有运行的成果不时显示着，但又几乎各阶层各种各样的人们都身心疲塌，精神萎靡，心里不悦。男人倦怠，女人也倦怠，老人倦怠，孩子也倦怠，从公仆到商企界人士到学子，工作状态也罢，学习状态也罢，生活状态也罢，皆不同程度倦怠了。当各阶层人们付极大之努力，却只能获得极少有时甚至是若有若无的利益回报时，倦怠心理不可避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