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书从酝酿、构思到起草初稿，用了两年半的时间。此后，几位同志帮我看稿、审稿、修改，又用了将近一年的时间。这样算来，差不多花了3年的时间。现在总算出版了。
1980年，许世友调中央军委工作，可是他没有去北京居住，而是又回到南京他住习惯了的老房子。1981年，我被调到南京军区工作后，我们经常来往，也经常谈起1979年的对越还击作战方面的有关问题。
还要感谢江苏人民出版社为我出版这本无钱可赚的书。在“拜金主义”盛行的今天，江苏人民出版社能够出版这种以弘扬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为内容的，文学水平不高的书，这是难能可贵的。
第二天，我就在南京军区司令部、作战部、情报部、军训部选了4位同志，又把作战部薛阿德副部长找来，研究写作计划。这以后，4位同志分别去作战地区和参战单位搜集材料，分头起草。经过两年时间，形成了一部37万字的初稿，定名为《师出有名》，送给解放军出版社。出版社总部审查，总参指出有6个方面的机密，不同意出版，就被封存起来了。
我更要感谢南京军区的老政委杜平首长，他为本书写了序言。他笑呵呵地说：许世友是我们的老司令，我和他一起工作多年，这次对越自卫还击作战打得很好，我愿意为这本书写序。他已是80多岁的老人了，仍然不辞辛苦，带病写作，这对我是莫大的鼓励和支持。
我在写这本书的过程中，得到了刘方炎同志的大力支持。他和我共同研究过本书的构思、提纲和结构。他看过我写的草稿和初稿，并为之增加了不少内容，有好几段是他加进去的。
周德礼
1979年，对越自卫反击作战刚刚胜利结束之后，许世友很强调总结经验，他认为那次作战的规模仅次于抗美援朝战争，是我军几十年没有打过的大仗了。他还认为那次作战有很多特殊的情况，并且正因为情况特殊，就产生了许多特殊的经验。我们可以也应该从这些特殊的新鲜经验中揭示普遍规律，研究新的战役指导思想，给后人留下点有用的东西。为此目的，他领导广州军区各级机关、各级干部进行总结。但是，他们没有浅尝辄止，一直在孜孜不倦地探索着。
还有不少同志为我抄过稿子，他们都是业余时间帮我干的这些苦差事。时当盛夏，在南京这座“火炉”里伏案抄写，苦不堪言。这些同志是：方世斌、曹长敏、徐希涛、周光。我的大女儿周娟也为这本书操过不少心，看过草稿，提过意见。这里对他们一并表示感谢。
我对文学创作是门外汉，不妥之处在所难免，敬请参战部队广大指战员和读者给予指正。
1984年的一天晚上，我去看望他，又说起对越自卫还击作战的事。他说：“老周啊，这一仗是我军抗美援朝以来打的最大的一仗，对于我来说，可能是今生今世打的最后一仗。这一仗地形特殊、气候特殊、对手特殊、民情特殊，有许多经验值得总结一下。我们应当用回忆录的形式，把经验教训写出来，给后人留下点有用的东西。这是我们的责任。你是当时广州军区的参谋长，各方面的情况你都清楚，你负责把他完成吧。至于这一仗打得如何，中央军委是肯定的，外界有不同的说法，下面有不同的认识，这不奇怪，还是让广大干部去评说，让广大人民去评说，让历史，让后人去评说吧！”
许世友逝世后，因没完成他交待的任务，我总觉得有些不安。经过思考，决心采用纪实文学的样式，以不属于机密的材料为主，并采用多方面的隐蔽措施，重新进行构思，形成了这本书的体系，定名为《许世友的最后一战》。
这本书中仍然使用了相当数量的《师出有名》中的材料，这得感谢薛阿德、王加东、蒋纯清、郭心亮、任丛林、夏伦全诸同志。他们几位深入当年的战区和参战部队，费了很大力气采访，又费了九牛之力废寝忘食地写出了《师出有名》的初稿。在此基础上写作现在这本书，可算是“坐享其成”了。
1989年7月于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青年读物编辑室主任陈中南同志为出版这本书作出了很大的努力。他十分热情、认真地从事本书的编审工作，亲自来到我家中，商量出版的有关事宜，又热情地帮我修改、润色，使本书增添了不少风采，在此一并致谢。
对于出版这本书，邱英汉是有功之臣。他看过初稿，提过很好的意见，修改过第二章的文字，为本书费了不少脑筋。为出版这本书他还出了很大力气，跑过很多路，打过很多电话，办过很多交涉，办理过很多手续。他是出版这本书的总管，费神劳力是可想而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