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球比赛分为单、双球门两种比赛方法，单球门是在一个木板墙下部开一尺大小的小洞，洞后结有网囊，以击球入网囊的多少决定胜负。由于球门很小，击球入门需要很高超的技术，张建封在一首打球诗中写道：“俯身仰击复傍击，难于古人左右射，齐观百步透短门，谁羡养由遥破的”(《酬韩愈校书打毬歌》)。在飞奔的马上持杖击球，难于古人在马上左右开弓，而要在百步内击球入门，与战国时有名的神射手养由基的“百步穿杨”有异曲同工之妙，就像明人一首诗里说的“彩色球门不盈尺，巧中由来如破的”，击球入门的难度如同射箭中靶(王绂《端午赐观骑射击毬侍讌》)。打双球门的赛法与现代的马球相似，以击过对方的球门为胜。马球比赛有一种撼人心弦的魅力，在一片平坦如砥的球场上，彩旗招展，战鼓阵阵，号角声声，马蹄疾如雨，骑手们身着锦衣，手持球杖，忽而俯身仰击，忽而旁敲侧打，在马上翻上翻下，往来如风，时而像回旋冲腾的激流，时而像席卷大地的暴风，追逐着那个在场上忽左忽右，疾如闪电，用硬木制成的如同拳头般大小的红色小球。呼叫声，马嘶声，鼓号声，喝彩声，混成一片，令人惊心动魄。因为马球也是用来练兵打仗的，比赛往往进行得十分激烈，而且有相当的危险性，常有伤害事故发生，轻的使人面目受损，重的可能致残。马也很累，以致于韩愈担心早则一两年，迟则三四年马会累病(《汴泗交流赠张仆射》、《韩愈上张仆射第二书》)。天宝十四年，安史之乱时，常山太守王俌准备投降史思明的叛军，他的部将们得知后非常气愤，就趁打马球的机会，纵马将王俌撞下马来，乱蹄踏死(《资治通鉴·肃宗记》)。可见在当时的马球比赛中受伤是司空见惯的事，人们不会以此为怪。
在唐代，不仅骑马打仗的武人们喜欢马球，就是舞文弄墨的书生们对打马球也不生疏。每年科举考试后，在祝贺新及第的进士活动中，就有一项在月灯阁举行的马球会。这时，那些在金殿对策时对答如流，笔走龙蛇的书生们，又都成了身手矫健的马球行家。有的进士的球技甚至超过军队中的马球高手。在乾符四年(公元877年)的月灯阁球会上，几个神策军中的军官，仗着自己球艺高超，全不把这些书生们放在眼里，在球场里趾高气扬，发出挑战。只见新及第的进士刘覃纵马挥杆，跃入场内，快如闪电，只几下，便截下对方的球，然后将球轻轻一挑，抡圆了球杖向空中击去，小小的球如同弹丸般地冲天飞去，竟然无影无踪，军官们目瞪口呆，在几千观众的哄然大笑中，满面愧色，垂头丧气退出场去(《唐摭言》卷三)。
唐代的妇女也爱好马球，皇宫中宫女们也以打球为乐。在唐墓中出土的陶俑中，就有女打球俑。在打马球风气的影响下，一种名为“驴鞠”的骑驴打球活动也应运而生。驴，体型较小，跑得也慢，所以骑驴打球深受妇女们的喜爱，于是，驴鞠成为一种唐代的女子体育运动。唐剑南节度使兼成都尹郭英乂〔yi义〕，就很喜欢观赏女子驴鞠，不惜每天花钱数万，将小小的毛驴打扮得富丽堂皇，女骑手们一个个花枝招展(《旧唐书·郭英乂传》)。这种驴鞠在宋代的宫中依然存在，被称做“小打”，以区别于骑马打球的“大打”。
我国达斡尔族和回族也有类似步打球的古代曲棍球。达斡尔族称之为“打贝阔”、“波依阔”或“波列”。球有软硬两种，软球是用牛毛做成的毛球，较轻且有一点弹性，适于供儿童少年打。硬球是用骨和硬木做成，供大人们打。击球杖四尺左右，一般用柞树木制作，球杖下端弯曲，以便于击球。比赛上场的人数或多或少，没有严格规定。比赛分为有球门和无球门两种。夜间比赛时，尤其是正月十五的元宵节，把球浸油点燃，成为一团火球，进行比赛，别有一番风韵。回族的民间传统曲棍球称为“木球”，又叫“打篮子”或“打毛球”，已有200多年的历史。今天的木球已是规范性很高的现代竞技运动，如对场地大小、上场人数、比赛时间都有明确的规定。不过它仍然保留有其传统的痕迹，如使用的球是红、蓝两色相间，两端呈椭圆状的木球，这种球在滚动时常常变向，增加了游戏的趣味性。球杖的底端有斜角，以增加击球时的接触面。
人们在体育史中，常常可以看到一种体育形式引发出另一种体育形式的现象，如今天的橄榄球就是由现代足球发展变化而来的。唐代发达的马球运动也是如此，它不仅导致了驴鞠的产生，还使得一种不骑马或驴，徒步持棍击球的曲棍球运动在中国出现。这种击球游戏就是“步打球”，最初它是一项女子体育活动。按照唐朝习俗，每年寒食节，就由少府监在宫内组织“献球”的娱乐活动，包括各种球类活动，如蹴鞠、击鞠、步打等(《新唐书·百官志三》)。那些在深宫中虚度自己青春年华的宫女们不仅喜欢踢不用球门的花样足球，就像一首诗里所说“寒食内人长白打”(王建《宫词》《全唐诗》卷三○二)，而且分为两队，拿着下端弯曲的木棍徒步上场进行步打比赛，为皇帝表演。比赛以击球入门多少分胜负。宫女们对这种古代的曲棍球十分着迷，唐王建《宫词》对这种欢快场景也有描述：“殿前铺设两边楼，寒食宫人步打毬，一半走来争跪拜，上棚先谢得头筹。”这就是说，寒食节时，宫女们在殿前设置步打球场，分为两朋(队)进行比赛，首开纪录的朋争先恐后地来到皇帝面前跪拜称谢，再继续比赛。唐代的皇帝也时常让宫中的男供奉们分队进行步打球比赛，供自己欣赏。在唐代贞观年间，步打球还与音乐舞蹈相结合，产生了唐宋时期一种名为“打球乐”的曲棍球舞蹈，后精通音律的唐玄宗李隆基将打球乐的伴舞音乐改为“羯鼓曲”(胡震亨《唐音癸签》)。
马球在唐代还传到了日本。
马球在古代中国是如何发展起来的，目前尚无定论。有人认为是唐代时由波斯(现在的伊朗)传来的；有人认为是由吐蕃(现在的西藏)传入中原的；也有人认为是古代中国自己创造的。“击鞠”一词最早出现在曹操的儿子、大文学家曹植在公元3世纪写的讽刺曹丕纵情行猎作乐的《名都篇》中。但是，马球的黄金时代是唐朝。马球与古代骑兵的发展有直接的关系，它不仅是一项娱乐活动，也是一种训练骑兵骑术的军训手段。中国虽然从战国时期赵国的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学习北方游牧民族组建骑兵部队开始就已经有了骑兵，但是当时的马具还比较原始，骑兵也不是主要的作战兵种。汉代的骑术受到没有马鞍和马蹬的限制；而两晋南北朝(公元265—589年)和隋代(公元581—618年)的重骑兵无论是人，还是马，都是以重装甲披挂，笨重不灵，马的负担很重，难以开展马球活动。唐代为了争取战争的主动权，也采取了大力发展骑兵的作战方式，骑兵在唐代达到极盛。贞观后40年马匹多达70.6万匹(《新唐书·兵志》)。与以前历代骑兵不同的是，唐太宗看到了隋代重甲骑兵的弱点，建立起了快速机动灵活的轻骑兵，这就为马球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此外，唐代已经有完备的马具，有鞍有蹬，大大提高了骑手驾驭马的能力，战马不披甲也使马的机动性大为提高，于是，骑手可以稳稳地坐在马上完成各种剧烈的击打动作，马也可以轻松自如地左旋右转。而打马球又反过来有效地提高了唐代轻骑兵的骑术，成为重要的军训手段。唐玄宗在天宝六年(公元747年)就曾下令全国军队开展马球运动(《全唐文》卷三七五)，马球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在唐代一下子风行起来的。
唐代的马球场，一般在大殿前铺设，所以在史书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在某某殿、某某宫打球的记载。球场的其他三面有矮墙环护，球场的长度大约在1000步左右，表面压制得十分平整，平坦得如同磨刀石，光滑得像一面镜子，如唐诗中所说的“筑场千步平如削”(韩愈《汴泗交流赠张仆射》)，“平望若砥，下看犹镜”(阎宽《温汤御毬赋》)。有的奢侈腐化的王公贵族，为了夸耀自己的财富，在营建马球场时，不惜财力，如唐中宗景龙年间，驸马杨慎交甚至用油浇地来铺制马球场(《隋唐嘉话》)。球场如果管理不好，也会引起人们的议论，有时还会招致皇帝的责备，如唐宪宗就曾责问赵相宗儒：“听人说你在荆州时，球场长草了，是怎么回事？”回答道：“这是臣的死罪，场上确实有草，但不妨碍球的往来”(《唐国史补》)。在风雨天打球，就得在球场上用油布搭起帐篷，进行比赛。如果晚上来了球瘾要打马球，就点燃特制的大型蜡烛，形成一个“灯光球场”，五代时，吴主杨行密的儿子杨渥在其父死服丧期间，就是这样打球行乐的(《通鉴纪事本末》)。球棍也叫鞠杖，是木制的，杖柄也有用藤做的，球杖下端呈偃月状，外部包有牛皮，杖上有各种彩色花纹的装饰。
尽管在宋代，马球被列为军礼活动，按照上述规则进行，但它已经失去了唐代时的那种重要意义。实际上自唐代后马球运动就逐渐从它的巅峰走向衰落，到明朝中期已基本消亡。这主要是因为唐代后缺乏马匹和忽视骑兵的军事指导思想占统治地位所造成的。
到了宋朝，宋太宗曾下令制定出关于打马球的详细规则，使我们知道，当时的马球已是一项高度程式化的活动。球场设在大明殿前，两个石莲花座的木制球门高约丈余，分置球场东西两侧，比赛分左右两朋(队)进行，有守门员。宫中乐队在两廊设有鼓乐，双方球门旗下，还各有五面战鼓，左朋衣黄襴，右朋衣紫襴，马尾都要打结。在鼓乐声中，由皇帝开球，然后命令诸王大臣驰马争击。球门两侧置有24面绣旗。在大明殿的东西台阶下放着空旗架，击入一球，称为得一筹，由两个持小红旗的卫士大声唱筹，在该朋的旗架上插一绣旗，表示得筹。如果皇帝进球得筹，大家就要高呼万岁，群臣得筹则叫好。得筹人要下马称谢。每三筹，就暂停比赛，在御殿召群臣饮酒一番。比赛结束时，以旗数多少确定胜负(《宋史》卷一二一)。宋代诗人陆游在他的诗中对当时的马球也有描述：“军中罢战壮士闲，细草平郊恣驰逐。洮州骏马金络头，梁州毬场日打球。”(《冬夜闻雁有感》)
唐末，中国的步打球传到了日本。
因为马球的兴衰与骑兵的发展有直接关系，当马球自唐以后在中原地区逐渐衰落下去的时候，在一向崇尚骑射的许多北方少数民族中却普及开来。公元10世纪初到13世纪，契丹人和女真人所建立的辽国(公元916—1125年)和金国(公元1115—1234年)每年重五(阴历五月初五)、中元(七月十五)和重九(九月九日)都要举行隆重的拜天仪式。在祭礼之后，就举行射柳和马球比赛。所谓射柳，是契丹人、女真人建立的辽金两代的一种专用于祭天的活动，也称为“射柳仪”或“瑟瑟礼”。每逢重五、中元和重九行拜天礼后，都要进行射柳(《金史·礼志》)。届时在马球场上插上两行柳枝，在离地面数寸处剥去柳枝皮，露出一段白色的枝干。系上不同颜色的手巾来表明自己的目标，然后按照尊卑长幼的顺序，先让一名骑手快速骑马作为前导，射手骑马随后，在疾驰中用无羽的横镞箭将柳枝射断，在断柳落地前接在手中，疾驰而去，这是第一等；射断了柳，但未能接住的，属二等；如果射断的是没有剥去皮的部位，或没有射断、没有射中，都算作失败。在射柳时，擂响战鼓，以助声势(《金史·礼志》)。1965年9月在辽宁北票县西官营子出土的北燕贵族冯弗的墓葬中，就有130余件皆为扁锋的横镞箭，且箭杆上缠有银丝，十分精致。在出土的辽墓中，也有横镞箭的出现，镞身扁平，就像一个倒置的等腰三角形，有的箭端刃线略呈弧形，为扇形铁镞。射柳活动一直延续到元、明和清代初期，清代中期以后逐渐消失。射柳之后紧接着就是马球比赛，然后举行盛大宴会，大家尽欢而散。辽、金的帝王们也都十分喜爱马球，因为他们明白马球的军事作用。大定八年(公元1168年)，金世宗在常武殿打马球，他手下的大臣马贵中劝他不要再打了，因为这是一项很危险的运动，前天皇太子就曾经坠马。金世宗回答说，现在天下太平，但是我们不能忘记祖先是以武力平定天下的，我打马球正是要人们不要忘记习武(《金史·马贵中传》)。在《辽史·游幸表》中关于辽国帝王们或者亲自打球，或者观看马球比赛的记载比比皆是。
唐代出现了一些有着高超技艺的打球能手，如建中初，河北有一姓夏的将军，力能开弓数百斤，在马球场中央地上摞起10余枚铜钱，然后，骑马飞驰而来，用鞠杖击打铜钱，每一击都十分准确地打中一枚，飞起七丈(《酉阳杂俎》卷五)。在珍藏于故宫博物馆的打马球纹铜镜上，我们可以看到当年马球健儿们正在驱马疾驰，挥杆击球。尤其难得的她们是四个英气勃勃的女马球手，显示了盛唐时期我国巾帼不让须眉的英雄气慨。
唐代的皇帝们大都是马球迷，他们不仅爱看，而且也会打，有的还相当出色。唐玄宗李隆基是其中最典型的一个代表。有一次，吐蕃派使者来长安迎接金城公主，唐中宗请客人们观看马球比赛。吐蕃人善打马球，看了比赛，觉得堂堂大唐帝国的球技也不过如此，于是提出要比试比试。一开赛，吐蕃队果然十分厉害，唐朝的球队不是对手，连连败北。唐中宗见势不妙，急忙派当时还是临淄王的李隆基(即后来的唐玄宗)带三个皇室子弟上场与10名吐蕃人对阵。只见“玄宗东西驱突，风回电激，所向无前，”大败吐蕃球队(封演《封氏闻见记》)。唐穆宗在长庆二年十二月，在宫中打马球时，一名宦官突然坠马，穆宗大受惊吓，下马后竟然不会走路，昏昏沉沉，三日不能上朝(《新唐书·敬宗记》)。宣宗打马球时，骑一匹矫捷的骏马，能在马上持杖连击数百击，马驰不止，迅若流电，军中的打球老手们都为之叹服(《唐语林·补遗》)。唐代的另一个皇帝唐僖宗，虽然治理国家十分无能，但是特别会玩，喜欢骑射、舞剑弄槊、蹴鞠、斗鸡，尤其精于打马球。有一次，他对宫中专门给皇帝逗乐解闷的优人石野猪开玩笑说，如果以打马球来考进士，我肯定可以得状元(《资治通鉴·唐纪六十九》)。
在唐代章怀太子墓道的西壁上就有一幅大型彩色壁画《马球图》，现存于陕西省博物馆中，这幅壁画使今天的人们能够亲眼看到1200多年前唐代马球比赛激烈而生动的景象。
马球是继足球兴起后出现的又一个风行于中国古代社会的体育活动。中国古代的马球称为“击鞠”，又叫“击球”、“打球”。比赛时，骁勇的马球健儿们，手持球杖，骑在奔驰如飞的骏马上互相争逐击球，以将球击入球门的多少来决定胜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