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就这个问题文艺界进行了广泛的讨论，借此机会，我斗胆引用一些自己的见解（几年前，我在全国图书联盟发表的演说中的段落）。我喜欢阅读某一周刊——英国最好的周刊之一，有一次我在上面看到了这样的一个专题，是对当代文学的种种思考。
在《山间故事集》中，鲁迪雅·吉卜林塑造了印度玩马球的军官以及家眷和平民，对那些有着无限魅力的人物、事情，他有着天真的倾慕，写作手法宛如刚出道的新闻记者。但是在当时，竟没有人能体会到故事中对最高统治者的控诉，这让人十分震惊。现在我们再读这个故事便很快意识到英国放弃对印度的统治是迟早的事。同样的感觉在契诃夫的作品中也存在。他在作品中竭尽所能地保持冷静和中立，只将人们最真实的生活描述出来，但是读者们无不感受到人们的无知和残忍：穷人们贫困、堕落，富人们自私、冷漠；爆发一场暴力的革命只是迟早的事，根本避免不了。
虽然契诃夫在行医的过程中总是率性而为，但他也确实结识了许多人，有手握实权的小官吏——他们的职位有高有低，有自农奴制解体后一无所有的地主，有工厂老板、工人、商人和农民。契诃夫基本上没有和贵族阶层有过接触，唯一涉及贵族的一篇小说便是《公爵夫人》。他笔下的地主软弱无能，描绘的手法甚至有些残酷——面对自己的耕田被荒废，住宅被毁弃却无能为力；工厂的工人更加可怜，即便一天工作十二个小时依旧吃不饱饭，然而他们的主子却借此发了大财；农民们的收入更少，总是在饥饿线上挣扎，愚笨没有知识、卑鄙懒散是他们的通病，他们酗酒，住的茅草屋也是蝇虫满布、恶臭环绕。
在描绘某个事件的时候，契诃夫能够给人难以想象的真实感，就像是某位值得信赖的新闻记者在撰写新闻报道一样，让你生不起任何疑心。当然，契诃夫不仅仅是担任了记者的角色，他在挑选素材的时候还进行了谨慎的观察和细致的推测、揣度，最后进行整合处理。科特林斯基曾经对他这样评价道：“契诃夫有着无可比拟的冷静大脑，他会站在一个不受个人情绪影响的高度审视一切。他的温柔大方、同情和仁慈不是建立在爱或喜欢的情感上的，他对别人施予恩惠从未想过要得到别人的感激。”
通过时间的洗礼，小说开始有了一种流派的魅力。它们会让我们觉得非常有趣且非常感人。（这真是个令人向往的世界：富人的生活很舒心，很多事情到最后都能称心如意，皆大欢喜。）这些小说的感觉和十九世纪中期传遍的新闻图片有些相似：美丽的太太头戴宽檐帽，一身圈环裙，而绅士则头戴大礼帽，蓄着络腮胡子，身穿一件双排扣的常礼服。还有一些描写异国风情的小说始终会有读者追捧，这些读者大多喜欢在小说中追寻一些陌生、新奇而古怪的乐趣。这主要是因为生活乏味是大部分人的现状，他们渴望有一个陌生而危险的世界供自己去驰骋、去探险。在这里，他们会把所有的单调、无聊彻底释放出来，哪怕是片刻工夫。
有一次，契诃夫的一个朋友发现他正在抄写托尔斯泰的小说，便上前问他在干什么，“我在将这部小说重写一遍。”契诃夫说道。这让他的朋友大吃一惊，试想大师的作品怎么能随便篡改呢？契诃夫在嘴上以练练手敷衍了过去，其实他心里认定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想法，这样不但能够让自己学习到大师的创作手法，还能够慢慢衍生出属于自己的独特手法。终于，他学会了完美的小说创作技巧，这也证明他的所有努力都没有白费。
在一封书信中，他曾这样调侃道：“面对微笑的大海，你兴奋得难以自已。这是多么俗套不值钱的手法啊！大海只会波光澜澜，只会怒吼咆哮，微笑和哭泣不是它能做的。下面看看托尔斯泰的手法：‘太阳东升西落，鸟啼声婉转动人。’既没有人哭也没有人笑，只是简简单单，这无疑是最重要的。”这句话虽然说得很有道理，但人们习惯将大自然拟人化自混沌未始就开始了，而且这种习惯在人们看来只要稍微克服一下就能避免。契诃夫用拟人手法的情况不多，在他的小说《决斗》中有这样一句话：“一颗星星探出头来，将一只眼睛眨了眨，是那么小心翼翼。”我非常喜欢这句话，没有丝毫的反感。契诃夫的哥哥亚历山大同样是写小说的，只是水平不高。他提出这样的说法——有些情感，如果作家没有亲身体会过的话，千万不要去描述。这显然是禁不起推敲的说法，如果一个小说家想要描述一个杀人犯作案时的心理波动，还要杀个人去体验一下吗？一个优秀的作家，想象力必须是足够丰富的，能够与笔下人物的情感做到完美一致。契诃夫还有一个极为苛刻的要求——将小说的开头和结尾删掉。他自己也确实是这样做的，所以他的朋友们常常会问他要小说的手稿，以防他把小说删得不成样子。“他很有可能会把小说删成这个样子：他们刚刚懂得爱情就彼此心生爱慕，并且结为了夫妇，最后走完了悲催的一程。”他的朋友这样说道。契诃夫认为：“这就是事实，不信你看看你的身边。”
短篇小说的写作技巧是契诃夫非常上心的，而且他本人也有很多有趣的观点。在他看来，多余和重复的内容是小说应该极力避免的东西。“应该去掉一切无关紧要的东西。如果你在某一章中提到了有一把枪挂在墙上，那必定是要为下一章或者下下章放枪埋下伏笔。”这样的说法非常有道理，同时他还认为小说的描述应该简洁而贴近主题，这同样很有道理。要将一幅仲夏夜里的美景活灵活现地描绘出来，他三言两语就能做到——夜莺啼鸣，婉转不休；或者是勾勒一幅寒冬中的广阔荒原——在银光耀眼的白雪下散发着冰冷的气息。这样的天赋是十分珍贵的。不过他对拟人手法是十分不屑的，所以我暂时不发表意见。
在契诃夫心中，莫泊桑就是他的标杆和榜样。这两个人在写作手法和目的上截然不同，如果不是他亲口说的，我还真不相信。让故事如戏剧一般激动人心是莫泊桑一心追求的境界，基于这个目的，牺牲点故事的可信度算不得什么，就像我之前说的那样。但是契诃夫不同，在我看来，他有意无意地避免那些激动人心的情节。他的笔描绘的都是一些俗世里的普通人，一如他信中写的那样：“都是些普通人，每天中规中矩地上下班，和老婆吃吃饭、拌拌嘴；根本与那些跑到北极在冰山上打滚的探险家搭不上边。”不过，肯定会有人不赞同这样的说法，因为的确有人在北极经历了冰川，即便没有滚落冰山肯定也经历了一段生死角逐，因此，把他们的故事写得惊心动魄、波澜起伏一些是应该的，作家完全没有理由去回避这些。当然，如果全是些上班下班，家常便饭是不可能解决问题的，只有收取贿赂或者挪用公款，欺骗、虐待老婆，将每天的粗茶淡饭搞得大有深意才能够写出精彩的故事（这样的观点契诃夫不可能会认同的）。这样的话，小说就象征了两种家庭：一种是幸福美满；一种是倒霉不幸。
契诃夫早期的作品都是以幽默故事为主，创作起来也轻松愉快，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写故事与鸟儿唱歌一样，非常容易，但这并不能说明他对这些作品是认同的。他开始认真地磨炼自己的小说写作技巧，是在他第一次去了彼得堡之后，当时他被公认为最具天赋且最具才华和发展潜力的作家，这给了他极大的鼓励。
一位评论家在开头这样说道：“某人不单单是个讲故事的人。”看到“单单”二字之后，我像是被卡住了一样，于是，那天我放弃了那本周刊，如同但丁《神曲》中的弗兰切斯卡和保罗一样。这位评论家自己也是一名小说家，而且非常著名，只是我没能有幸拜读他的著作，但他的作品肯定是极好的，这一点毋庸置疑。然而他的那句话让我得知他的想法——小说家应该不单单是小说家。显然，这样的观点是非常能博得现代作家认可的——在这个混乱的年代，一部小说的出世如果只是为了让读者愉快地消磨时间，那它的作者的价值也是有限的。大家都知道，这样的作品会被人嗤之以鼻，很自然地被人们归为是“空想派脱离现实的作品”。前面我们讲过“为赚钱而编造的作品”，这个词跟它差不多，都不该出现在文学评论家的词典里。没有艺术不是逃避现实的，康斯特布尔的风景画是这样，莫扎特的交响乐也是这样；就算读济慈的颂歌和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不也是为了享受吗？很显然，我们对小说家提出的要求要远远多于画家、作曲家和诗人，可是为什么呢？事实上，仅仅只是个故事的东西在这个世上根本不存在。作家在写这个故事的时候，目的只是为了让读者喜欢自己的故事，顺带将自己的思想（对生活的理解和批评）连同故事一起灌输给读者。
在我看来，多数人读小说都只是为了消遣，因为实在没有别的事情可做。这样做无可厚非，但是人们想找的乐子各不相同，而找到共鸣便是其中的一个乐趣。所以当今读者在读安东尼·特罗洛普的作品时，会感到由衷的快乐，因为读者现在所体验的生活正是书中所描绘的。特罗洛普的小说大都是描绘中上层阶级的事情，而读他小说的人也大都是中上层阶级的人，因此很容易找到相互倾慕、相互欣赏的地方。书中的布朗先生这样说道：“人间四处都是美景，有上帝的地方就是天堂。”每当读者读到这里都像是有了亲身感受一样，会不由自主地升起一种扬扬得意的满足感。
在创作的过程中，每一代艺术家都能够从中获得完美的满足感。假如小说家也能深得其中之乐，他一定已经全身心地投入其中。如果把小说当成是一个平台载体或者是布道讲坛的话，那无疑是一种无节制的乱用行为。
契诃夫的这种冷静和超脱使得许多同仁大为不爽，他也因此遭到了他们的抨击——这是毫不顾忌社会情况和时代背景的行为。关注社会和时代是俄国作家的责任和义务，这便是知识分子的要求。但是契诃夫坚持说，叙述事实才是作家的本职，至于该如何处置或定夺，应该交给读者。让艺术家去解决一些具体而细微的问题始终不是他所提倡的。“专家才是处理具体问题的专业人员，判断社会的好坏是他们的职责，就像判断酗酒的危害，资本主义该如何抉择，等等。”这些话很有道理。
在虚构作品时会提供一些信息，如果过于信赖这些信息，想必这人一定非常天真。我们想要了解一些为人处事的方式，所涉及的这些题材是非常有用的。然而上面所讲的他一定做不到，因为一个小说家的创作天赋决定了他一定不会以理动人，他会通过想象、感觉来创造，所以根本做不到客观公正。一个小说家的偏见大大地影响了他所创造的人物，对虚构人物的态度以及对题材的选择。他的本性、直觉、经验和情感都能够通过他的作品看出来。有时候，他会故意失去公允，让自己的思想时而清晰明了，时而含糊不清；最后，他会耍一些伎俩，并且蒙混过读者的眼球。
例如有一部足可以与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相比肩的小说——《农民》，同样具有优雅的结构形式。简单、清楚、凝练是契诃夫对自己写作训练的要求。“他文风的美已经达到了顶尖的造诣。”人们这样评论道。我只是通过翻译来欣赏他的作品，所以这样的评论我只能全部承接。在我看来，作家文字中的感觉、味道以及谐音韵律是不可能随着翻译一同带过来的，不管翻译有多么精准。
隐居是大多数作家的首选，他们抛却了大都市的种种自由，既不会接受邀请，也不会与达官贵人一边喝酒，一边畅谈。他们更不会登上游轮，喷洒香槟来庆祝首次出航。电影明星的粉丝们会聚在酒店的门口看着自己的偶像钻进豪车，但是作家的支持者们不会这样。像中产阶级怨妇光临百货公司开业剪彩这样的场合，或者在温布尔登网球公开赛给单打冠军授予金光闪闪的奖杯这样的场合，都不会有人邀请作家。但是，作家依然能够得到回报。具有创作天赋的男女从洪荒之初就开始涌现，用他们的艺术才华将这严峻冷酷的人生不断美化。在希腊的克里特岛，有很多远古时代留下来的杯瓶碗罐，而且这些东西上边都会刻画一些装饰图案，我想去过那里的人都能得见。这些美丽的图案不会增加一些其他功能，但是却能让人赏心悦目。
契诃夫小说中的人物总是被描写得活灵活现，但是西方读者早已对这些人物耳熟能详，所以一些俄国读者在他小说中发现的乐趣西方读者根本体会不到。英国读者认为，契诃夫的小说中有些稀奇古怪的新东西，经常是阴沉、恐怖的，但是经常能够阐述真理，这种真理非常有魅力，蕴含着淡淡的浪漫主义色彩且让人难以忘怀。
亨利·詹姆斯认为，让生活戏剧化是一个小说家应该去做的，这句话说得很到位，就是理解起来有些太过晦涩，他完全可以这样说——小说家就是通过对事实的改写来引起读者的关注。亨利·詹姆斯也确实是这样做的，这一点大家都知道。当然，如果是说明文或者科学著作的话就不能这样写了，例如读者关心的是当下迫切的现实问题，那我们就该去写一些有针对性的专题著作，而不是选择写小说，这样的说法也得到了契诃夫的认可。取悦读者才是小说家的正确目的，他们不应带有指导读者的想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