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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儒学案 作者:黄宗羲 清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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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丞杨幼殷先生豫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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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无善不善,所谓人生而静也。程子曰“人生而静以上,不容说性”,张子曰“性未成则善恶溷”是也,其有善者,是继之者也。所谓元者善之长,无对者也。性体空洞,何尝有孝弟来!孝弟者,善之有徵而易见者耳。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者,知善也,非知孝也。有知则有善,无知则无善也,是习之初也。由是而稍长,未有妻子而慕父母,是习於善以保其善也。由是而慕少艾慕妻子以怼父母,是习於不善以丧其善也。其习为善者固此知识,其习为不善者亦此知识,知识即性也,故曰:“恶亦不可不谓之性。”民可使由之,顺帝之则也;不可使知之,不识不知也。民用智,则不能由;圣人以人治人,用智则凿矣。夫人安之难,起之易,圣人不使知之,安之也。老子曰:“道非明民,将以愚之。”是以知为明之也。

人畜羊豕,逐豺虎,善恶至明矣。其所谓善恶,抑物之情耶?人之情耶?羊豕以其利於己也而爱之,豺虎以其害於己也而憎之,非天之生物,果有所择也。天之赋物,惟有生理,驺虞之不杀,豺虎之食人,总是率性,於人有何恩怨?但鸟兽不可与同群,为人计者,惟远之而已。周公驱猛兽,程子放蝎,皆不杀之。此处须理会天之生人生物,是生理也;其为人,为羊豕,为豺虎,是各正性命也。豺虎而不吞噬,则何以为生哉?且人之畜羊豕也,岂惟爱之,亦噬之而已矣。佛戒杀,圣人不戒杀,此处难着爱憎字。或曰:“人之食鸟兽也,亦大之噬小与?”余曰:“大岂能噬小,鼠之食肉,鸟之啄牛,蝇蚋之食人,岂尽噬小哉!此理相循无端,人不能泥,泥则无易矣。”

人者天地之心,天地者人之本。人才反本,便知乾父坤母之义,知天便是人。仁便能孝,未有仁而不孝者;若止言孝,则未必有仁也。人之爱父母也,以其为身之本也。乾坤与父母初无二本,故曰“事天如事亲”。知得一本,则虞、舜、曾参原无天人之别,订顽正欲发此,又被解得分析。今人说孝,曷尝知有本来?只是从幼见人亲爱父母也。去亲爱父母,岂有彻上彻下之道?便做得成时,祗到得薛包、王祥,更无进步,所谓可使由之者也。孔子曰:“思事亲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说仁孝者,莫辨於此。

古之学者必有宗,学无宗则无以一道德。孔子既没,此时当立宗,子夏、子游、子张欲事有若,正此意也。时年长莫如子贡,学醇莫如曾子,然子贡又独居三年,曾子年最少,惟有若年亚子贡,而学亦大醇,故门人多宗焉。使曾子稍能推之,则宗立矣。七十子之徒,朝夕相依,各陈孔子之业,则微言岂易绝哉!惟失此举,其后子夏居魏,子张居陈,子贡居齐,漫无统一,阙里散后,诸贤再无丽泽之资。西河之人疑子夏为夫子,而荀况、庄周、吴起、田子方之徒,皆学於孔子,而自为偏见,惟其无以就正之耳。汉时《五经》师傅最盛,有数百年之宗。彼经术耳,且以有宗而传,我孔氏之道德,再传而失之者,宗之散也。余观有若言行,如《鲁论》、《檀弓》所载者,最为近道。其论夫子出类处,比之宰我、子贡以闻见品题者自别。故《家语》有古道之目,《左传》有稷门之望。其没也,鲁悼公弔之。《鲁论》一书出其门人所记,为万世准绳,后世只为四科无名,又被《史记》说得鄙陋,而孝弟行仁之义,记者之词不达其意,遂与伊川、象山有异同之说,不得列於十哲。今跻子张而诎有若於东庑,反居原宪、南容之下,岂礼也哉?必有能正之者。

方长不折,非止爱物,只自养仁,不独贤者有此心也。今人见折花将蕋,便自不忍;及斩刈合抱,就以为当然,了无顾惜。其不忍之心,没於见材之可用也,有欲故也。惟有欲便不能充。

异哉公父文伯之母也,文伯之丧,其妻哭之哀,母以为子之好内也而责之。子之好内,以训其生则可也,若夫没而哭,礼也。盖穆伯之丧,穆姜以有礼称,然而皆枝叶也。居夫之丧,而往来於季康子之家,哓哓辨论,忘己之失,而挠妇之得,《檀弓》、《国语》皆喜称之,岂《草虫》、《卷耳》之义,相君、孟姜之节为非礼乎?且曰:“朝哭穆伯,后哭文伯。”以为有不夜哭之礼。夫寡妇不夜哭,以男子之殡,必於正寝,夜行不便,故辍以待旦。非如汉人所谓避床第之嫌也。古者哀至则哭,何朝暮之有?枝叶如此,本根之拨,可窥矣。

《乡饮酒》为宾兴而举,虽曰“乡饮”,实王朝之礼也。故其乐歌,先王事,后家事。始歌《四牡》、《皇华》、《鹿鸣》,臣道也;次《南陔》、《白华》、《华黍》,子道也;次间《鱼丽》、《由庚》、《嘉鱼》、《崇丘》、《南山》、《由仪》,自臣道而推之治国之事也;次合《关雎》、《葛覃》、《卷耳》、《鹊巢》、《采苹》、《采蘩》,自子道而推之齐家之事也。至於《乡射》,则州长所以演其乡子弟,而未及於王事,止歌《关雎》以下而已。盖臣子之筮仕,必有先公后私之心,然后有事可做,此圣人之意也。

杨豫孙字幼殷,华亭人。嘉靖丁未进士。授南考功主事,转礼部员外郎中。出为福建监军副使,移督湖广学政。陞河南参政。入为太仆寺少卿,改太常。华亭当国,引先生自辅。凡海内人物,国家典故,悉谘而后行。由是士大夫欲求知华亭者,无不辐辏其门。先生谢之不得,力求出。以右佥都御史巡抚湖广,卒官。

周公不之鲁,次子世为周公,於畿内共和是也。周之周、召,世为三公,犹鲁之三桓世卿也,故曰“季氏富於周公”,非谓文公旦也。

三代而上,体统正,论议明,不惟君子有可用,虽小人亦有可用。性非瓦砾,虽小人亦有寸长可用,上有主张之者,则亦掩庇其丑,以技奉上之欲。今之星卜医巫,皆出羲、农,岂其自为之算五行、尝百草哉?亦众人之能也。后世则不然,不惟君子无以展布,虽小人亦无以展布。彼小人者,虽无恁大见识,就其所蕴,亦必平生之志,欲有立於天下。但秕政之朝,蹊径不一,内以弥缝妇寺之间,外以揣摩人主之隐,精神心术竭尽於此,以博其富贵荣宠之私,几时能展布其平生之一二?人见李林甫在位十九年,以为志无不行,不知几时行得一事?盖其精力机巧,能使禄山慑服,假使得用其才,亦足以制范阳之命。然其心方内蛊君欲,外抗杨钊,昼夜之力,穷於蹊径,何尝得少用其才?呜呼!鼓舞作用之人才,非圣人,其孰能之?

古初生民,大较与天相近,尧非亲,桀非疏,人之不能分天,犹鱼之不能离水也。故动必本天,言必称天,非以下合上之意。中古圣人,替以道字,本欲易晓,后来却只往道上求,便觉与天稍隔一尘。末世并道字不识,支离淆杂,日日戴皇天履后土,不知天地在於何处,所以人小而天大,遂谓礼乐为显,鬼神为幽,肝肺为内,耳目为外,几席为近,燕、貊为远。《诗》云:“文王陟降,在帝左右。”是在何处?

人之一身即理也,深爱己者,须先识己,识得在己,何暇奉人。今人为不善,欲害人,为穿窬,非本心也,以为不如是,不足以取胜於乡党之间,故为人而冒为之。其为善者,不忮不求,亦非本心也,以为不如是不足以酬士大夫之义,故亦为人而强为善。是善固为人而不善亦为人也。孟子曰“人役”,庄子曰“謏人”,此辈是也。率性之理,有何光景?有何声采?天下之至淡在焉。今人祇为世情束缚,不能埋头反己,理会性分,只是拣题选事,供奉它人耳目,竟与自家无干。孔子曰:“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

先生以“知识即性,习为善者固此知识,习为不善者亦此知识”,故曰:“恶亦不可不谓之性。”又曰:“刚柔气也,即性也。刚有善者焉,有不善者焉,柔有善者焉,有不善者焉。善不善,习也,其刚柔则性也。”窃以为气即性也,偏於刚,偏於柔,则是气之过不及也。其无过不及之处,方是性,所谓中也。周子曰:“性者,刚柔善恶中而已矣。”气之流行,不能无过不及,而往而必返,其中体未尝不在。如天之亢阳过矣,然而必返於阴。天之恒雨不及矣,然而必返於晴。向若一往不返,成何造化乎?人性虽偏於刚柔,其偏刚之处,未尝忘柔,其偏柔之处,未尝忘刚,即是中体。若以过不及之气便谓之性,则圣贤单言气足矣,何必又添一性字,留之为疑惑之府乎?古今言性不明,总坐程子“恶亦不可不谓之性”一语,由是将孟子性善置之在疑信之间,而荀、杨之说,纷纷起废矣。

生之谓性,性即气也,言气则不必言性。伊川曰:“论性不论气不备。”是二性也。刚柔气也,即性也。刚有善者焉,有不善者焉,柔有善者焉,有不善者焉,皆性也。试以不善者言之,刚之恶,必为强梁而不为阴忮,柔之恶,必为阴忮而不为强梁。阴忮者习也,其不能互为者,以其根於性也。使其人一旦蟠然焉,则刚者必为爽闓,而不能为缜密,柔者必为缜密,而不能为爽闓,是亦性矣,故曰“善恶皆天理也”。

古诗云:“百年三万日。”有能全受三万日者几人哉!童儿戏豫,暗撇十年。稍丱便习章句,以至学校之比较,棘闱之奔走,又明去了二三十年。中间有能用力於仁者,能几时哉!夫子自卫反鲁,子夏年二十九,子游年二十八,曾子最少,皆已卓然为儒。就今观之,彼何人哉!此何人哉!今人登第,大概三四十岁,人方有一二知向学者。古之学者,先学而仕,故两得之;今之学者,既仕方学,故两失之。然就三十登仕者言之,若肯励朝闻夕死之志,学到五六十岁,亦必稍别於流俗。奈何志之不立也,恁地悠悠消受岁月。

江河亦土也,得水以名,未尝有水。水流相禅,一瞬不居,非江河之有也。人见江河之多水,而孰知非其有哉!惟其不有,是以能生,负舟充查,蕃鱼长龙,为世之需也。沼者,有其水者也,故留之,水性不遂,而生道息,故曰“江河竞注而不流”。

西堂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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