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人则加诸膝，恶人则陨诸渊，此讥刺语，其实爱恶之道无如此。《大学》如好好色，如恶恶臭，好好色之心，何啻加膝乎？恶恶臭之心，何啻陨渊乎？圣贤只在好恶前讨分晓，不在好恶时持两端。如虑好恶未必的当，好不敢到十分好，恶不敢到十分恶，则子莫之中，乡愿之善耳！
刘永澄字静之，扬州宝应人。八岁读《正气歌》、《衣带赞》，即立文公位，朝夕拜之。年十九，举于乡。饮酒有妓不往。登万历辛丑进士第，授顺天学教授，北方称为淮南夫子。迁国子学正。雷震郊坛，先生上疏：“灾异求直言，自汉、唐、宋及祖宗，未有改也。往万安、刘吉恶人言灾异，邹汝愚一疏，炳烈千古。今者一切报罢，塞谔谔之门，务容容之福，传之史册，尚谓朝廷有人乎？”满考将迁，先生喟然叹曰：“阳城为国子师，斥诸生三年不省亲者，况身为国子师乎？”遂归，杜门读书。壬子起职方主事，未上而卒，年三十七。先生与东林诸君子为性命之交，高忠宪曰：“静之官不过七品，其志以为天下事莫非吾事。若何而圣贤吾君，若何而圣贤吾相，若何而圣贤吾百司庶职。年不及强而仕，其志以为千古事莫非吾事。生前吾者，若何扬揭之，生当吾者，若何左右之，生后吾者，若何矜式之。”先师刘忠端曰：“静之尚论千古得失，尝曰：‘古人往矣，岂知千载而下，被静之检点破绽出来？安知千载后，又无检点静之者？’其刻厉自任如此。”大概先生天性过於学问，其疾恶之严，真如以利刃齿腐朽也。
李卓吾曰：“有利于己，而欲时时嘱托公事，则称引万物一体之说；有害于己，而欲远怨避嫌，则称引明哲保身之说。”使君相烛其奸，不許嘱托，不许远嫌避害，又不许称引，则道学之情穷矣。
物来顺应，顺者顺乎天理也，非顺乎人情也。
有一等自是的人，动曰“吾求信心”，不知所信者，果本心乎？抑习心乎？
说心、说性、说玄、说妙，总是口头禅，只把孟子集义二字较勘身心。一日之内，一事之间，有多少不合义处，有多少不慊于心处，事事检点，不义之端渐渐难入，而天理之本体渐渐归复，浩然之气不充于天地之间者鲜矣！
寻常之人，惯苛责君子，而宽贷小人，非君子仇而小人暱也。君子所图者大，则所遗者细，世人只检点细处，故多疵耳。小人所逆者理，则所便者情，世人只知较量情分，故多恕耳。
与君子交者，君子也；小人交者，小人也；君子可交，小人亦可交者，乡人也。乡人之好君子也不甚，其恶小人也亦不甚，其用情在好恶之间，故其立身也，亦在君子小人之间。天下君子少，小人亦少，而乡人最多，小人害在一身，乡人害在风俗。
绪言
三代而上，黑白自分，是非自明，故曰“王道荡荡，王道平平”。后世以是为非，指醉为醒，倒置已极。君子欲救其弊不得不矫枉，盖以不平求平，正深于平者也。
假善之人，事事可饰圣贤之迹，只逢着忤时抗俗的事，便不肯做。不是畏祸，便怕损名，其心总是一团私意故耳。
巧宦之法，大率趋承当路，不可稍失其意，虽己之吏胥，亦不肯稍失其意，盖知吏胥亦能操吾之短长也。清夜自思，此一种是何等心事？岂可使人知！
今有人焉，矜矜於箪食豆羹之义，木头竹屑之能。至於撄小人之忌，触当世之网，而上关国是，下关清议者，则惟恐犯手撩鬚，百不一发。虽事任在躬，亦不过调停两家，以为持平之体。此其意何为哉？得失之念重耳。
如爱己之心爱人，先儒必归之穷理正心；如治己之心而治人，先儒必以强於自治为本。盖未能穷理正心，则吾之爱恶取舍，未必得正，而推己及物，亦必不得其当。然未能强于自治，则是以不正之身为标的，将使天下之人，皆如吾之不正，而沦胥以陷。
谦谦自牧，由由与偕，在丑不争，临财无苟，此居乡之利也。耳习琐尾之谈，目习徵逐之行，以不分黑白为浑融，以不悖时情为忠厚，此居乡之害也。夫恶人不可为矣，庸人又岂可为乎？恶人不当交矣，庸人又岂足交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