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里连特说他和典型的婴儿潮时代出生者一样常为无休止的野心所困，但起码他很好地利用了这种野心。他是塞瓦基金会的创始人兼主席，该基金会致力于在世界各国消除可预防与可治疗的失明。他曾经与多个疾控中心共同从事一项应对天花生物恐怖主义的合作项目。在主持治疗世界上最后一个天然的天花病例之后，紧接着他展开了在发展中国家消除小儿麻痹症的活动。2008年，他又作为一名志愿者在斯里兰卡参与了海啸救援。2006年2月，（作为技术、娱乐、设计会议的一项内容）他有建立一个能够在大范围流行病或者灾难达到失控程度之前发现它们的全球预警系统的愿望，并因此获得了总额为十万美元的技术、娱乐、设计奖。
他说他先是听说了谷歌的慈善机构，然后当他因为伤寒病躺在斯里兰卡的一个难民营时给谷歌基金会打了电话。“我多少有些神智恍惚，所以为了保持清醒，我强迫自己翻译找得到的每一份印地语言报纸，因为那很难做到，否则的话我会因为伤寒昏过去。”他在一篇文章中了解到谷歌基金会。那篇文章给出了一个便于有意到该机构工作的人们联络用的电子邮件地址。因此他就发了一封电子邮件，要求进一步了解基金会的情况。他一直没有得到回音。但是他说他也许把电子邮件地址弄错了。“那篇文章通篇都是印地语，因此我甚至不能肯定我的电子邮件是不是发了出去。”
拉里和谢尔盖喜欢想大事。无论他们离谷歌或者甚至这颗星球有多遥远，他们都在追求自己的兴趣所在。这些兴趣中有些像太空旅行一样充满幻想；另一些则像决定他们之所以是他们的基因一样牢靠。
拉里和谢尔盖花了三年时间才找到一个他们信任的人来领导他们的慈善机构——谷奥。他们的等待是值得的。事实再次证明，很难想象他们能找到一个更合适的人来承担这一使命。
有些构思更加实用。谷歌正在开发通过家里的“聪明仪表”分析能源消耗的软件，以便就如何降低能源开支向人们提供建议（并且提供与谷奥衔接的另一个产品）。其他项目只是想象中的。2002年2月，谷歌克林贡语加入了用于搜索结果的语言列表。
这更多地不过是创始者们喜欢探讨激进观点的结果而已。谷歌的文化鼓励反传统思维，其哲学基础是谁也不知道什么会成为真正有趣的问题，而公司的创立者们实际上恰好希望对其加以探讨。
这些项目资助并投资于以此为目标的机构。但谷歌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该公司花钱做的一些事情对一家软件公司来说完全没有意义。比如，谷歌拥有她自己的可再生能源研发团队，从进行诸如太阳热能、风能以及地热能源技术研究的工程师到能源专家一应俱全。几年之后，拉里想要建成一个足以为一个相当于旧金山规模的城市供电的10亿瓦发电厂。
而关于谷歌新产品的流言广为流传。除了谷歌个人电脑之外，有传言说谷歌正在开发一种通信路由器以与思科系统公司竞争，这将有助于为国际互联网通信提速。2008年2月，处境维艰的提供技术新闻和产品评估的CNET网络公司的股票价格由于谷歌正在考虑向该公司注资的传言而上涨了7%。（这迄今为止没有发生。）甚至有传闻声称谷歌曾有意收购Sprint，从而真正地进入移动电话行业。
事实上，拉里是如此非同寻常，以至于他令斯佩塞不安。当时，斯佩塞为看到谷歌有拉里这样的人作为最高领导者之一能够取得成功感到困惑。但是后来他开始认识到，谷歌大部分的成就可能正是拉里不盲目相信权威的一个后果。“我的父母教导我历史上许多伟大的科学家之所以成功，就是因为他们无视传统智慧，并顺应了自己的直觉。我现在明白了企业家也一样。打破当前正统的人们会使其他人感到不自在。而他们也是改变世界的人。”
比采访他的大多数记者读书都多的布里连特把拉里和谢尔盖的思维方式比做论证什么样的行动构成世界上最大的善事伊曼努尔·康德的哲学。康德描述了“绝对律令”，这一概念提示人们通过向自己提问“如果每一个人都得到这个好东西又会怎样呢？”来选择自己所要做的善事。布里连特说：“意思就是关照善的普遍性。这就是拉里和谢尔盖的思维方式。他们的思想有一个不同的范式。”
布里连特已经对这个机构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拉里和谢尔盖对他应对疾患的背景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在他到任三个星期之后，拉里来到他的办公室说他们应该考虑健康领域。他们花了一年时间对提交给他们的数以千计的不同提议进行筛选。这些提议的内容从应对水危机到贫富差距、一些国家里的女性割礼以及人类预防艾滋病，花样繁多。
在其更严肃的一个方面，拉里和谢尔盖都在硅谷的特斯拉汽车公司有投资，为的是满足其看到不污染大气的汽车上市的愿望（也许是其驾驶一辆真正一流的零排放赛车的愿望）。特斯拉正在制造看起来像保时捷Boxster和玛莎拉蒂的混合体的电动敞篷车。令每一位富裕的硅谷高级管理者艳羡（0到60英里加速仅用4秒钟）的第一批车每辆标价超过10万美元。拉里和谢尔盖每人至少购进了一辆。其后的车型将价格降到了5万到6.5万美元。
而谷奥和谷歌公司之间的这种合作只会与日俱增。布里连特之所以将谷奥的日常管理事务转交给谷歌的新业务开发部副总裁梅根·史密斯,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为了更好地将谷歌的技术与谷奥的项目结合起来。在宣布这一调整的一篇博文中，布里连特写道：“当我们以最大限度地利用谷歌在技术和信息方面的实力的方式来解决问题时，我们的影响就会最大化。”史密斯将会提供那座桥梁。
谷歌的集体研讨包括纯粹的奇思异想。若干年前，风险投资人史蒂夫·尤尔韦特松（Steve Jurvetson）在走访谷歌时拍下了一个标有“谷歌的总体规划”的白板，并将照片贴在自己的博客上。那看起来是谷歌兴趣的真实写照——其中一些已经超出了或者还属于可能性的领域，包括搜索电视、游戏、评论、滑雪板状况、体育、交通报道、音乐、喜剧和绯闻——但其他谷歌员工在白板上加上了他们自己的涂鸦，显然是另一个四月愚人节的玩笑。比如：“雇用流氓科学家”被与“聘用理查德·布兰森”连在一起。其他的还包括“空间站”、“太空旅行”、“心灵运输”、“轨道意念控制”以及“气候控制”。而与那组真正的事项出现在一起的两个条目一个是“谷歌操作系统”（想必是用于个人电脑的），另一个只是简单地被标识为“赌场”。
有谷歌及其突如其来的财富任其利用，拉里和谢尔盖现在拥有巨大的力量去促成那些变化，而且他们在未来的几十年里还会继续那么做。他们就像发现自己是个魔法师并且得到他的魔杖之后的哈利·波特。你可以期待他们做出伟大的事业。
随后他碰上的一位谷歌管理者告诉他：“我们刚刚在谈论把你列为掌管谷奥的后备人选之一。几年来我们一直在找这样的一个人，但面试了几千人，却没找到合适的人选。”布里连特说他一开始并没兴趣。他已经将近40年没有向上司汇报工作了，而且他也不想那么做。但是，在谷歌董事会成员约翰·杜尔家的一次晚餐上，杜尔强调说那是个非同寻常的机会。布里连特说杜尔告诉他：“你得去见拉里和谢尔盖。只要走进去，关上门，和他们一起待一天，然后看看你是否不认为他们是世界上最好的人。”他那么做了，而他们确实是。布里连特变成了这对搭档的最忠实的追随者之一。2006年2月，他成了谷奥的执行董事。（2009年年初，他将对谷奥的控制权转交给了另一位高管，自己变成了谷歌的“首席慈善福音传播者”，其角色更像是谷歌慈善理念的游说者、组织者和推销者。）
但所有项目仍然要得到拉里和谢尔盖的首肯。他们喜欢分析这些项目，寻求切实可行的方式加以实施，并衡量其进展。当布里连特向拉里和谢尔盖呈上“告知与授权”项目建议书时，他有若干目标了然在胸：增强政府提供服务的能力，增强人们了解那些服务的能力，同时找到一个记分员。拉里和谢尔盖对此进行了讨论，并指出重要的问题不是政府或者非政府组织是否记分，重要的是结果。因此他们说每一个项目也都应该树立一个目标——“80%受到影响的人们应该了解他们饮用水的质量，他们的孩子所受教育的质量，以及他们所享受的医疗服务的质量。他们的思维明显超越了寻求结果的策略的水平，”布里连特说，“这就是他们的思维方式。他们趋向于最高层次并将其外化。”
至少可以说，这对一家软件公司而言是一项非同寻常的任务。但那只是你对拉里的看法。他在一篇博文中解释了他觉得谷歌应该做这件事的理由：“我们的新项目不仅仅与谷歌的能源需求相关；我们是在寻求加快开发清洁能源技术的步伐，以便其在经济意义上能迅速与煤炭能源形成竞争。通过建立在效率方面引领这个产业的数据中心，我们有能力设计和建造大规模的能源集约型设施。我们希望将同样的创造力和创新性应用于大规模生产价格低廉的可再生电力。通过结合有天赋的技术专家、优秀的合作伙伴以及大规模投资，我们有机会迅速推动这一技术的进步。”
谢尔盖还将自己的爱情生活和对科学的兴趣与谷歌的另一项投资结合了起来。2007年，谷歌向他的妻子安妮·沃西基与他人共同创立的生物技术公司23andMe投资390万美元。关于那项投资的管理档案首次证实了两人实际上已经结婚。23andMe建立的一个体系使个人得以了解他们自己的基因构成，了解自己的基因信息，加快对针对个体情况的用药体系的研究，并有助于医药领域提供个体化服务。这是元数据名单上的另一项内容。
拉里·布里连特是典型的婴儿潮时代出生的人。他生于1944年，取得医学博士学位，是预防医学和公共卫生领域的专家。他参加过相当于那时的火把节的伍德斯托克音乐节，并且在印度师从一位瑜伽修练者。那位修练者鼓励他创立一个慈善组织在那个国家消除天花——他和世界卫生组织一道完成了这项使命。回到加州北部之后，他曾一度是杰瑞·加西亚的私人医生。
布里连特声称这一项目甚至可以使政府得以提供新的服务。“一些国家是刚刚经历了苏联时代的，而在非洲许多国家刚刚经历了内乱，这些国家的政府未必具有向庞大的人口提供复杂服务的长期传统。因此我们能帮得上忙，可以提供工具、计算机系统，并且从而能够帮助使社区意识到这些事情中哪些是重要的。这实在是体现谷歌核心原则的一项伟大的行动。”他说。
谷歌有一个关于该工程的“百年计划”，主动提出让人们通过上传解释他们为什么希望到火星生活的30秒钟YouTube录像参与其中。谢尔盖说：“如果你被选中，你将有机会与拉里、理查德和我一道在今后20年内的某一时间在火星上会面。”
另外，拉里和谢尔盖还共同倾心于应对气候变化。他们在布里连特到来之前就已经启动了探讨这方面的问题的一些项目。二者中拉里对这个问题尤其感兴趣。2007年，他在美国科学进步协会发表了一次演讲，他指出科学家们应该为全球变暖寻求解决方案，并确保公众获得相关信息。
随后他决定向他们演示应该怎么做。这导致了两项动议的产生：名为RE
然后是被称做“维歌工程”的目标为火星的飞行计划。这个项目公布于2008年4月1日。谷歌网站上是这样描述这一计划的：“地球出问题了，人类现在需要启动一个备选方案。因此，从2014年开始，维珍公司创始人理查德·布兰森与谷歌公司的共同创始人拉里·佩奇和谢尔盖·布林将带领数以百计的用户展开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探险之一：维歌工程，即火星上第一个永久性人类定居点。”
这一哲学就是“混合慈善”，也就是谷歌一方面资助其他人，同时又尝试自己开发这一技术。布里连特坚称：“这不是不务正业。谷奥的独立使命就是努力通过使用谷歌所拥有的财富去解决最大的问题，而这正是最严峻的危机之一。我们怎么能不这么做呢？如果我们所做的只是给钱，也就称不上是混合慈善了。对说这么做没有意义的那些人，我想指出的是我们在谷歌也做了大量硬件设施方面的事。正是因为其成功，这个公司容易触及生活中每一个有争议的方面。谷歌关照人类面临的最阴暗和最光明的一切。”
每个人都喜欢猜测，但是没有迹象表明拉里和谢尔盖下一步将把他们的公司带往何处。有一件事情是确定的：他们将会突破规则，使一些人不悦，并将努力在未来的几十年里使世界变得更好。无论是喜欢他们还是蔑视他们，每个人都必须与他们竞争。他们正在对企业界和人们的生活方式发挥着比世界上任何其他企业管理者都大的影响。他们的心放在了正确的位置，即使他们的脑袋有时不然。
这是拉里和谢尔盖以及他们为世界做大事的愿望的严肃而利他主义的一面。他们同时还有更加异想天开的一面，认为以其出人意料的非凡财富，他们能够做无数的事情。
2007年，谷歌宣布设立谷歌月球X奖，承诺将为任何成功地将一个无人漫游装置降落在月球上并且向地球传回1G图像的项目颁发高达3000万美元的奖金。拉里和谢尔盖也曾经谈到过“太空电梯”的概念。那是一些科学家提出的一项认真的建议，其中要在地面和空间中的地球同步轨道之间设置一条缆绳。设想不需要利用火箭将有效载荷发射到太空中，而是卫星或其他物体可以直接借由缆绳提升到位。施密特的工作的一部分内容就是使这些更具幻想色彩的概念中的某一些内容不要过分为人所知。
布里连特显然把他的TED愿望变成了谷奥的一部分。谷奥的动议之一就是开发一个利用信息技术的力量的程序，来创立一个能够预测并帮助预防传染性疾病，而不仅是在其广泛传播之后对其作出反应的主动应对体制。该机构对诸如气候变化、森林砍伐、不断增加的跨国旅行以及人类与动物的接触导致疾病传播的因素进行研究。他重点关注发展中国家，并跟踪监测疾病和自然灾害。
布里连特同时也具备作为管理者和董事会成员的综合性职业背景。他于20世纪70年代与人合作创立了第一个在线虚拟社区——TheWell。他又是宽带公司SoftNet系统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并且持有一项远程通信技术专利。今天，他是KPCB风险投资公司战略咨询委员会的一员，同时又是斯科基金会、卫生计量网络、Omidyar网络、人类一家以及应用技术工具改进应对灾难的InSTEDD机构的董事会成员。
拉里和谢尔盖对太空旅行充满兴趣。他们甚至曾经达成一项协议在邻近的山景城的美国太空总署的Ames研究中心建一个新的公司园区，并承诺在研究项目方面与该机构合作。那些项目究竟是什么迄今已不得而知，但谷歌已经开始在一些有趣的制图项目上与航天总署展开合作——为航天爱好者提供模拟月球和火星虚拟定点飞行的图像，这就像谷歌地图能为当地居民区提供虚拟定点飞行图像一样。
谷歌重点关注的研究显然正是最有可能迅速产生成果的类型。例如作为拉里在美国科学进步协会上兜售的事项之一的太阳热能，就包括使用镜面将太阳光聚焦于装有水或油的容器，制造蒸汽以驱动发电涡轮。太阳能发电单元的效率目前还达不到将太阳的能量大规模地直接转化为电能的程度。
当然，一些非同寻常的主意已经变成了谷歌的产品。以谷歌邮件为例，这个主意是由谷歌工程师乔恩·珀洛（Jon Perlow）构想出来，并于2008年10月引入谷歌实验室的。媒体已经将其称为谷歌邮件的“酒后电子邮件保护者”。一旦被激活，它会检查你是否真的足够清醒，以在星期五的深夜向你的女友、老板或者任何一个人发出那封电子邮件，它会在你将要发出邮件之前要求你解答一些简单的算术问题。它只在周末的深夜发挥作用。
谷奥被赋予价值超过10亿美元的300万股谷歌股份。与比尔·盖茨本人作为主席之一的最大的私人慈善组织——比尔与梅琳达·盖茨基金会——相比，这个数额显得相形见绌。那个基金会创立于1994年，当时拥有资金9400万。但最近刚刚开始将大部分精力倾注于该基金会的盖茨已经将资金规模扩大到了350亿美元以上。它在健康和教育问题方面做出了非凡的成就，而大部分事业都在发展中国家。盖茨的母亲曾是UnitedWay的一位著名慈善家，而他也在很年轻时就为自己设定了一个目标：首先作为企业家积累财富，然后变成慈善家。他说到并做到了。
然而拉里和谢尔盖从来都是令人捉摸不透的。风险投资人迈克·斯佩塞（Mike Speiser）将证实这一点。2000年年初，斯佩塞还是在线评分网站Epinions的一位企业家，他在名为第零回的企业家社交聚会上遇见了拉里。谈话转向了政治，而拉里的态度令他惊讶。“我完全赞同质疑当下正统，”斯佩塞说，“但是拉里轻易地否定了当前的所有法律和习俗。我一直以为硅谷充斥着自诩的自由意志主义支持者，但这家伙是个无政府主义者。”
——莎娜·亚历山大，记者和作家
另一个令布里连特倍感骄傲的动议被称做“告知与授权”。这一项目关注的焦点依然是发展中国家，其使命是告知发展中国家的人们他们能够从其政府那里得到什么样的服务。人们甚至往往不知道他们能够从哪些项目中获益，而这一项目的初衷就是使他们能够要求得到从教育到提高用水质量到得到医疗服务的那些服务。有时候政府本身并不知道它们花钱购买的服务实际上并没有提供给应被服务者。该项目同时为非营利的非政府组织提供资金，让它们作为记分员跟踪监测在当地谁得到了入学机会，谁又得到了医疗服务。
可悲的事实是卓越令人不安。
布里连特说，拉里和谢尔盖与盖茨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们在如此年轻的时候就致力于使谷歌成为慈善工作的核心。“当你年纪更大而且曾经失去了某人，当你已经对死亡有了深刻的感触，经历过孩子的出生或者有过濒死体验，看透了物质财富的无益之处，你会慢慢对生命和使命的意义的理解更富哲理性，并作出道德上正确的决定，”布里连特说道，“但在年轻人中间，我的经验是这种情况很少见。而这正是拉里和谢尔盖令人印象深刻之处。在我的年龄是他们的年龄的两倍的时候，他们已经比我对有关技术和商业的一些道德问题作出了更加深刻的反思。”
但当他回到美国时，拉里和谢尔盖找到了他。故事开始于由私营的非营利性组织种子基金会运营的TED（技术、娱乐、设计）机构。该机构的年会像世界经济论坛一样引来各方名流。2006年3月，一些TED成员鼓动布里连特做一些发言并且与作为TED成员的公司的人见见面，以便为实现他的愿望寻求支持。他在居住着风险投资人和富裕的管理者的美丽的硅谷小镇Woodside做了一次演讲，谈了他的愿望以及自己为消除天花所付出的努力。他并不知道，拉里·佩奇和埃里克·施密特就在屋子的另一头。他们中的一个对另一个说：“咱们雇他吧。”布里连特不能肯定是哪一个说的这句话。
2008年，谢尔盖向弗吉尼亚一家名为太空冒险的公司投资500万美元，该公司计划向飞往国际空间站的俄罗斯联盟号火箭购买乘员空间，并将其出售给富裕的旅行者。等着瞧，谢尔盖也许会在定于2011年执行的第一次载客飞行中露面。他无疑是在令他的人寿险承保公司抓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