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滨逊想出了一个解决的办法。他和鲍林已经筹集到一笔资金。出资人名叫基恩·迪米克是一家制造气体色谱分析仪的公司已经退休的老板，同时也是热心支持鲍林维生素思想的信徒。这笔资金一共是5万美元，原本可以充当在斯坦福大学拟议建造的大楼自筹资金的一部分。为什么不告诉斯坦福大学，事情到此为止了，迪米克的资金将在校外租一个地方用作实验室？鲁滨逊和鲍林认为，这是一个好机会，可以从根本上摆脱校方的干预，建立他们自己的研究所。
两家杂志的编辑很快就说出了他们对试验设计的关注，特别想了解对照组是怎样选取的。论文审稿人怎么能保证，在确定哪些病人被列入对照组以及他们的癌症已经发展到怎样的程度时，使用的是相似的标准？论文声称所有病人都到了“癌症晚期”，但是谁又能保证，对于历史性对照组中的病人，始终如一地使用了同样的规定呢？《国家科学院学报》的论文审稿人签署了“严重保留”的意见，认为论文在选取对照组病例时没有遵循随机性原则。
1973年稍后，卡梅隆本人到美国旅行，顺道和鲍林一起走访了国家癌症研究所。这也是两个人的第一次见面。然而，两个人在一起所作的努力，仍然是一无所获。国家癌症研究所学者们的态度与其他医生们的态度如出一辙：在一家苏格兰小医院里偶然出现的几个病例，还不足以证明可以得到大规模研究的资助。卡梅隆在给鲍林的信中读到了他从国家癌症研究所那里得到的印象。他写道，在贝塞斯达，医生们使用着化学治疗、放射治疗和外科手术等手段，他考察了这些“的确使人失望”的办法，“我真不清楚他们到底得到了怎样的结果，这些方法毫无疑问会造成许多细胞变异的现象，病人也随之承受了许多痛苦。”
1973年夏天，为了促使人们注意维生素Ｃ和癌症的关系，鲍林和卡梅隆又尝试了另一种做法。他们避开了卡梅隆难以证明的透明质酸酶理论，强调维生素Ｃ是一种免疫反应的增强剂，有助于缓解药物治疗和放射治疗带来的副作用——可以作为现行癌症治疗方法的辅助手段，而不是从根本上取代这些方法。这是非常高明的一步，对治疗和研究癌症的机构不那么具有威胁性，而且更加有实验事实作基础。事实上，人们已经观察到，维生素Ｃ有助于改进吞噬细胞的功能，也就是提高白血球在抵御癌症的过程中发挥的免疫力。
为了反驳这些批评的意见，鲍林采取了直截了当和以攻为守的策略。“我现在开始认识到，肿瘤学家对待新思想的态度应当对肿瘤治疗现状负主要的责任：尽管在过去20年时间里，用去了几十亿美元，但是癌症病人的存活期却没有任何实质性变化，”他这样说道。
当鲍林转到斯坦福大学时，鲁滨逊竟然也跟着他同行，帮助他安装日益复杂的用于尿样分析的设备。他向圣地亚哥分校请了假，着实使他的导师们感到很惊讶。1972年初，鲍林的研究兴趣开始转向维生素Ｃ和癌症，鲁滨逊感到鲍林交给他的建立在帕罗·阿尔托的小型临时实验室太小了——此时，已有16台气体色谱分析仪，还有各种各样的计算机设备——因此，他和鲍林要求斯坦福大学提供更大的场地。
爱娃：（大笑）你感到吃不消了吧？
鲍林一直在外旅行，又喜欢与妻子待在一起，再加上研究所日益严重的经济危机，这一切使鲁滨逊清楚地意识到，一定要找一个对研究所日常事务更加有直接兴趣的人来掌管工作了。对鲍林来说，研究所也许在自己的漫长生涯中是一种荣誉的标志；但是对鲁滨逊来说，研究所干系到自己长远的前程，因而一定要有效地办下去。“鲍林作为所长并未做任何事情，”鲁滨逊说道。“我对他已经完全失望了，然而我又不知道怎样鼓起勇气对他说明这一点，因为我一直非常敬重他。不过，有一天，我对他说，‘你瞧，干嘛您不干事？这使我们都感到很为难。’他看了我一眼，说，‘嗯，干嘛你不干？你当所长吧。’就这样，我成了研究所所长。”
对于理查德·希克斯来说，这是一个难得的机遇。他是旧金山迪恩·威特股票经纪公司董事长的行政助理，浑身上下一副光亮时髦的打扮。最近他有了跳槽的打算，意向是医药卫生方面的工作。有一次，鲍林向迪恩·威特公司董事会谈论维生素与健康的关系，这也是希克斯第一次见到这位科学家。希克斯本人就热中于维生素Ｃ。1975年下半年，他与鲍林和鲁滨逊接触，提出了一个帮助他们筹资的方案。他说，他们可以开展一个直接邮寄的运动，他本人愿意出力，条件是，在他筹到的资金中，抽出15％作为对他的回报，他的职务是研究所常务副所长——这也是他对筹资能不能成功所作的估计。“他给人的印象非常好，他对企业界可谓是了如指掌，知道怎样观察和行动，他将会支付各方面的开支，15％的回报不算多，”鲁滨逊说道，“这样，我就可以回到实验室干我的事了。”希克斯在1976年3月1日就正式走马上任了。
记者：他是否有一点以我为中心的味道？
鲁滨逊后来转到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在物理学家马丁·卡门的指导下攻读博士学位。在卡门的记忆中，鲁滨逊是他带过的最聪明的研究生——正因为这一点，他在研究生院毕业时立即就被学校聘任为助理教授。也就是在这里，他和鲍林又再次相逢，此时正值60年代末，鲍林来到圣地亚哥作短暂停留。在圣地亚哥分校，两人谈论起分子矫正医学的精神分裂症问题，谈论起跑林先前为寻找精神病的生化机理而对血液和尿样进行筛选最终却遭到失败的原因。两人构成了奇怪的组合：一个是年迈的理论家，另一个是年轻的实验师。两人的政治观点正好是两个极端。鲁滨逊出生在保守的得克萨斯休斯敦，自我标榜是一位“自由主义者的保守派”。但是，科学超越了任何观点的分歧。鲁滨逊认为，在鲍林的精神分裂症课题中，自己懂得怎样把问题的头绪理清楚。可以采用一些非常灵敏的方法，辅之以色谱分析，对人尿那样的生物学复杂混合物中各种化学成分进行分离和测定，并利用计算机贮存和比较从成百上千人身上测得的大量数据。鲁滨逊很高兴有机会与鲍林在一起工作，并且有志于进行有关的实验，因此，他将自己研究的重点进行了调整，以适应鲍林研究的需要。两个人在圣地亚哥分校的交往密切起来了。不久，鲁滨逊将大部分时间都用来改进测定各种疾病造成的生化改变的方法。鲍林和鲁滨逊从国家精神健康研究所得到了资助，专门用于精神分裂症尿样分析的研究课题。鲁滨逊的父母就在这段时间里相继故世，因此，他将鲍林夫妇看作为自己父母的替身，后来成了鲍林夫妇在大苏尔牧场的常客，甚至圣诞节也是与他们在一起度过的。
鲍林：难吗？我还认为自己是世界上最为随和的人呢。
这已经是够糟糕的了。但是，到了1966年，鲍林在维生素Ｃ问题上的执着达到了痴迷的程度。他和鲁滨逊对一些精神病患者进行维生素配方的试验，给他们服用大剂量维生素Ｃ，然后观察他们尿液中维生素Ｃ的含量（其用意是，体内缺乏抗坏血酸，将会导致摄入量增加，因而排泄物中的含量就降低）。在好几个月的时间里，鲍林不断要求医学院的人帮助他测试维生素Ｃ在病人身上产生的作用。医学界对鲍林进行了持续不断的抨击，使斯坦福大学的校方开始感到很尴尬。
与此同时，鲍林收到了从莱汶谷医院传来的一些好消息。进入初夏时节，卡梅隆又进行了一次新的分析，表明服用维生素Ｃ的癌症病人，与历史性对照组病人相比，存活期要长三倍——前者是210天，后者只有50天。鲍林帮助他把这些结果写成了一篇论文，并且同时向《国家科学院学报》和《国家癌症研究所学报》投稿。“看一下这次会有怎样的结果，一定是很有意思的，”鲍林写信给卡梅隆这样说。
校方不大想满足他们的要求。再说，鲍林从来就不是一个安分守己、循规蹈矩的教师。尽管1972年联邦调查局最终认定鲍林对国家安全不再是威胁——结束了这个机构对这位科学家长达四分之一个世纪的调查，将搜集到的材料整理成多达2500页的档案，得出结论说，最终未找到过硬的证据可以证明他曾是共产党员——但鲍林继续进行政治方面的活动。他攻击尼克松总统所做的每一件事，从轰炸柬埔寨到他在巴基斯坦执行的政策，他接着还对记者说，尼克松应当服用维生素Ｃ；他用尖锐的言辞批评了斯坦福大学校方解雇了一名员工，这位员工曾发表演说，要求学校停止在军事研究方面的投入；他还再三敦促斯坦福大学的学生起来反对越南的战争。
这年春天，卡梅隆又有两篇关于用维生素Ｃ治疗癌症患者的论文，被美国的重要癌症刊物作退稿处理。主要的批评意见是，他没有同时作一次双盲试验，而且在测定其疗效时，用于对照组的类似病例是从医院病史档案中选来的——用医学上的行话来说，这是“历史性对照组”。他得到的结果还有一些不确定因素，因为他的大剂量药方仅用在晚期病人的身上，而晚期病人有可能死于心力衰竭或肾功能障碍，这种情况也许与维生素Ｃ无关，然而会严重干扰统计的结果。鲍林和爱娃在6月份乘飞机抵达莱汶谷医院，亲自考察了卡梅隆是怎样工作的，并且还帮助他修改了论文的手稿。鲍林从理论的角度强化了有关的论点，并且在手稿上加上了自己的名字，这就保证卡梅隆的发现能通过有关人员的审查，最后发表在《化学与生物学的相互影响》杂志上。
鲍林和爱娃可都不是那样的人。他们两人是天生的一对，头脑敏捷，友爱仁慈，幽默大方，才智过人，谈笑风生。1970年年中，一家电影公司的工作人员为鲍林拍摄一部短片，准备作为科学节目《新星》放映。从中就可以看到两个人之间亲密无间的关系。
爱娃：那我们倒要看一看了，看一看到底是怎样的……
在场每一个人都注意到了这一点，鲁滨逊得到的印象就更加深刻了。两年以后，他找到机会在鲍林手下从事麻醉这一课题的研究时，他高兴得跳了起来。这位年轻人虽然还只是一个研究生，但他已经显示出在实验方面有非凡的才能。他帮助鲍林进行了一次革新，用海水丰年虫代替金鱼来测定麻醉的作用。为此，他得以在《科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论文，并得到鲍林的青睐。
这就是研究所办事的方式。1975年夏天，鲁滨逊当上了莱纳斯·鲍林科学和医学研究所所长兼经理，而鲍林木人则充当了一名普通理事的角色。
但是，这为时已晚。此时，鲍林几乎已经被医学界完全置于孤立无援的地位。虽然他继续在通俗刊物而不是在学术杂志上为自己辩护，甚至愿意在诸如《国民调查》和《午夜》那样的马路小报上，发表记者撰写的访谈录。现在他说的是，适当使用维生素的最佳剂量，并少吃食糖和禁烟，就可以延长美国人的平均寿命20年左右。他本人每天服用的维生素Ｃ剂量则已增至6克。在医生们的心目中，鲍林显得愈来愈尖刻，甚至到了可悲的地步。他们一致认为，这样一位伟人堕落为一个江湖骗子，实在太可惜了。
鲍林实在不想知道要是没有她他将会怎么办。他俩比以前更加亲密了，生活中谁也缺不了谁，要把他们分开是非常困难的。然而，两人也有争论不休的时候，而且是‘撮为激烈的争论”，爱娃有一次就对记者这样说。但是，“与一个永远是唯唯诺诺的人生活在一起，也是一件无法容忍的事，要是那样的话，肯定其中一个是傻瓜，另一个是暴君。要不两个人就都是骗子。”
鲍林对研究所的感情包含着多种的因素，一方面，为了使维生素Ｃ的研究走上正确的轨道，建立这么一个机构是完全必要的；在另外一些方面，这也的确是一件令人头痛的事。就职位而言，他是研究所所长，但他不喜欢行政事务性工作，因此对日常出现的一个个问题采取了放任不管的态度。“我不想在无谓的细节上浪费掉时间，”有一次他对一位采访的记者不无自豪地这样说。“而且，我认为，这也是生活中取得成功的一个秘诀。”他更喜欢将时间花费在旅行和谈论科学问题和维生素Ｃ的讲演上。他一直坚持对化学键和其他问题的研究，每年都要发表若干篇论文，余下的时间则是与爱娃一起度过的。
鲁滨逊记得，鲍林看到了这句话，停顿了一会，就把“华塞是他派到尘世的先知”这几个字擦去了，然后又继续讲他的课。
鲍林要求将实验室搬到一个更大的场所，遭到了校方的拒绝。他又提议为他和鲁滨逊的研究工作新建一所中等规模的建筑，学校拨出一部分资金，他本人再筹集一部分钱款。此时，校方开始认真起来了，他们提醒鲍林说，他已过了斯坦福大学为教授规定的退休年龄。最后，1972年年底，他们正式通知，建造新大楼是不可能的。
这至少是一件好事，鲍林的研究所也有其需要。他和鲁滨逊在向科研机构筹集资金用于维生素Ｃ与癌症问题的研究方面，并没有取得多大的进展。由此带来的财政危机已十分严重，他们不得不自己掏腰包来维持有关的活动。显然，是应当采取一些具体行动的时候了。
迪米克的捐款已足够支付研究所新大楼的租金，除此之外，鲍林和鲁滨逊只有原来那一笔国家医学研究所提供的用于尿样分析的资金，因此，两人不得不用自己的钱来支付工作人员的薪金和某些购买设备的费用。主要的研究领域是两个：一个是鲁滨逊的尿样分析的课题，另一个就是鲍林新近提议进行研究的维生素Ｃ。在鲁滨逊方面，取得更多资助并没有碰到多大的麻烦，但鲍林筹资的活动就不那么成功了。
爱娃：难，他是（大笑）……
1973年3月，鲍林拜访了国家癌症研究所，这是一个典型的例子。鲍林和爱娃带着卡梅隆在苏格兰最早给予治疗的40名癌症患者的病历，抵达贝塞斯达，并将其交给国家癌症研究所的十几名官员查看。鲍林提议说，也许现在美国就应当进行一些对照试验了。但是，这些官员在经过两个小时的讨论后，声称必须首先在动物身上作试验，如果表明这种治疗方法是安全有效的，然后才能采取下一步行动。鲍林心里想，这些医学专家同样是把维生素Ｃ当作一种药物而不是当作一种营养品来看待的，尽管是这样，他还是愿意照他们的要求作分阶段试验。他迅速提出了申请，要求资助10万美元在他新开的研究所里对动物作试验。但是，国家癌症研究所的评估人员对这一建议投了票，结果赞成票很少，资助一事未得到通过。鲍林后来根据评估人员指出的缺点进行了更改，并在1叨4年再次提出了申请，申请书照样被退回。1975年和1976年又两度申请，每一次都没有结果。
然而这并没有给工作人员带来多大的快慰，再加上鲁滨逊不善于行政事务的管理，形势也就雪上加霜了。鲁滨逊是一位优秀的实验师，擅长于撰写书面的报告和设计有关的实验，但在管理方面并不是内行。此外，就本质而言，他在筹集资金方面的能力并不强，因为他在与潜在的捐款人打交道时缺乏必要的耐心，而且在面对面交谈时，又没有鲍林那种说服对方的本领。他很快发现自己担任所长一点也不轻松，一半时间都花在来来去去的飞机上，身边总带着一只公文箱，向人家要钱，而不是将时间花在自己想要做的事情上。“我是实验室里最出色的人，”他在回忆中说道，“然而我又不待在实验室里。”
整个夏季，鲍林一直与这两家刊物交涉，说明卡梅隆使用的对照组规模是很大的——对于每一位服用维生素Ｃ的受试者，对照组就包括了10个病例——而且，卡梅隆选取对照组病例的办法保证了随机性原则得到有效的贯彻。在此过程中，卡梅隆试验成功的消息不胫而走，引起了媒体的注意。英国《新科学家》杂志采访了卡梅隆（卡梅隆要求不要透露他本人的名字，以“避免本地许多病人在精神上受到刺激”），并且报道说，接受维生素Ｃ治疗的100位病人在被断定为处于癌症晚期后，其中有15人又活了一年以上的时间；而在对照组的1000名病人中，只有4人的存活期达到了这一指标。卡梅隆说，服用维生素Ｃ的病人中，将近有10％的人显示出肿瘤缩小的明显证据。这篇文章还引述了其他癌症专家的意见，认为如要在权威刊物上发表这一篇文章，一定会碰到麻烦，原因在于关于对照组还缺乏足够的信息。正如德高望重的牛津大学流行病专家理查德·皮托所说，“历史性对照组这一概念作为胡说八道的根源，世界上莫此为甚。”
鲍林：啊，在某种意义上，我倒认为与你难相处。你的原则性那么强，你的标准又那么高，我就只能整天循规蹈矩了。
研究所
但是，这些毕竟是无望真正取胜的被动应战。鲍林希望使用新的证据，特别是关于维生素Ｃ与癌症关系的证据，向前走一步。鲍林和鲁滨逊在1975年开始用维生素Ｃ对动物进行试验。他们购买了几百只无毛鼠，让它们服用不同剂量的维生素Ｃ、维生素Ｅ和其他抗氧剂，并用Ｘ光照射的方式促其患上皮肤癌。一组老鼠服用的配方中，使用了大剂量维生素和名为“莱纳斯‘鲍林超级营养片”的矿物质，市场上有些人将这种营养片说成是为研究所筹资的手段。另外还有一组老鼠接受海水喂食。这一想法来自于加州理工学院一位校友写给鲍林的一封信，信中提到，海洋无脊椎动物很少有患上癌症的，也许海水中有某种微量元素对它们具有防癌的作用。鲍林决定遵循这一线索作一次试验。
鲍林：不过，我仍然希望和你在一起。
研究所在艰难的处境里挣扎，鲍林则继续为维生素Ｃ进行公开的战斗。《美国医学协会》杂志发表了一篇分析研究现状的文章，认为维生素Ｃ在防治感冒方面的效果非常小。鲍林则就加拿大新近所作的一次双盲试验指出了其中的缺点，同时也强调它的重要性——他用满意的口吻提到，进行这一研究的目的之一，原本是要否定他有关的思想——但事实表明，每天服用1克维生素Ｃ而患上感冒的人较少，患上感冒的程度也不那么严重。《现代医学》杂志发表了一篇社论，责骂鲍林之类的科学家是“自欺欺人”，指责他们会首先提出一个未经证明的论点，然后要求他人证明这个论点是错误的。鲍林威胁要以诽谤他人名誉罪控告该刊，同时还为该刊起草了一份收回言论的声明，要求在杂志上刊登。这家杂志的社论的确走得太远了；编辑不得不正式道歉，说明自己未更认真地阅读鲍林的书，然后几乎一字不改地刊登了鲍林为他们草拟的收回言论的声明。
爱娃：那么，下一次你想越轨的话，得让我知道。
鲍林：有一点。
鲍林：一言为定。
使鲍林惊恐不安的是，爱娃的健康继续在恶化，她为某些不明的疾病所困扰，甚至在鲍林外出期间也不得不整天躺在床上，使她错过了1976年加州理工学院为鲍林75周岁生日举行的盛大庆祝会。
鲍林：是的，肯定是这样。
时间到了1974年年中，鲍林的声望和他开张不久的研究所的财务状况同时到达了最低点。也许是先前的麦卡锡时代在医学界留下了阴魂，原来安排鲍林对加州大学圣克鲁斯分校学生作一次关于维生素Ｃ的报告无端地被取消了。原因在于，作为报告会发起者的一个当地的癌症学会，对邀请鲍林作报告的学生们说，他们将不会支付有关的费用。分校校长认为，任何校外团体都无权决定本校学生听讲的内容，因此，他用学校的钱支付了鲍林这次访问的费用。1974年，似乎是对鲍林作出的一个回答，美国为维生素Ｃ推荐的日摄入量从60毫克降低到45毫克。
爱娃：嗯，也许是，巴——也可能是这么一种情况，但和他住在一起仍非常难。
两个人和迪米克一起商谈这件事。1973年5月15日，他们正式宣布，从此以后，他们将在门罗公园的一个新的研究机构里进行他们的工作。这个地方离斯坦福大学有好几英里远，他们将其称为“分子矫正医学研究所”。
爱娃：唤，一点不错，完全是一个自以为是的人。（转向鲍林）你看呢？
此时，他比过去更加关心爱娃了。几年来，爱娃的健康不时地成了他一块心病；她在1967年下半年曾遭受一次小中风——这是一场令人可怕的经历：午夜时分叫来一辆救护车将她送到圣地亚哥的医院。不过她很快就痊愈了——随后，在1972年，爱娃又接受了一次白内障切除的手术。在她眼睛生病期间，他俩在牧场度过了一段较长的时光。第二年，两人又一起到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了一次盼望已久的旅行。在此期间，他们访问了那里的公社，回国时带回了许多手工制作的工具，都是友好的农民送给他们的礼物。
鲍林现在已经72岁了，但他还像年轻人一样精力充沛地用全部身心投入了新近开始的事业。过了几个月，他就辞去了斯坦福大学的职位。鲁滨逊也和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割断了最后的联系。两个人又开始向各方面寻求研究的资助。鲍林首先劝说他的朋友和同行参加研究所理事会——这是一种象征性职位，这些头面人物的名字将出现在信头上，有利于提高研究所的身价，更便于筹集资金的工作——一共有30个人接受了这一名誉，其中包括克里克、威尔金斯和另外一些诺贝尔奖获得者。
1974年7月，研究所的小型理事会决定作一些重大的变革。医学科学机构也许不会资助他们的工作了，但是还有一个资金的来源：社会公众。与医生相比，公众对鲍林关于维生素Ｃ的思想一直是比较支持的，他们可以直接呼吁公众向研究所捐款。事实上，各种各样负责癌症捐款的慈善机构这样做已有几十年了。如果募捐顺利的话，那么不但不必让研究所关门，而且还可以进一步扩大，开设一所小型的诊所来进行直接的试验。为了充分利用研究所最重要的资产，他们将它改了名，从中删去了“分子矫正”这个词。一方面，因为美国精神病学协会的攻击而败坏了这个名称的声誉；另一方面，不管怎么说，使用这一个名称，对一些可能的捐款人毕竟需要作很多解释。从此以后，研究所的正式名称为：“莱纳斯·鲍林科学和医学研究所”——这一名称得到鲍林的认可，正如他所说的那样，“在筹措资金问题上，将我的名字与研究所联系在一起，看来还是有利的。”
“我应当说，要理解医生实在太难了，”鲍林对一位记者说。“他们习惯于接受人家的说法……他们只相信权威。显然，他们难以理解世界在发生变化。”
几个月以后，她的病根终于诊断出来了：她患了胃癌。7月中旬，她接受了切除肿瘤和大半个胃的手术。她和鲍林不顾肿瘤专家的劝告，擅自决定不作化疗和放疗，而是采纳卡梅隆的建议，每日服用10克维生素Ｃ。似乎也真的起到了作用，没有多久，她就恢复了体力。她感到自己已足够健康，又可以经常陪同鲍林外出发表演说了。
记者：与他生活在一起，难不难？
1976年春天，国家癌症研究所派出了一个现场考察组来到鲍林的研究所检查工作。考察组及时地了解到，这里的工作人员很少，鲍林经常不在所里，员工们抱怨鲁滨逊的管理能力太差。考察组的报告对研究所今后提出资助的申请还是有利的。
①堂吉诃德是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所着小说《堂吉诃德》中的主人公，是一个不切实际的理想主义者，潘沙则是他腑首贴耳、唯命是从的忠实侍从。
后来的事实证明，鲁滨逊也不是做这一工作合适的人选。鲍林继续东奔西走地作关于维生素的讲演，同时还接受了一些荣誉的称号——1975年秋天，福特总统在白宫给他颁发了国家科学勋章，这是几乎将近30年以前杜鲁门给他颁奖以来，他第一次接受以总统名义授予的官方承认的荣誉。鲁滨逊则劳累和奔波，力图为研究所找到稳定的财源。钞票就是不够用。研究所工作人员已经很少，但大家的薪金都一减再减，鲁滨逊和鲍林带头捐献了自己的一部分工资。到这一年年底，鲍林就完全不领工资了。
1973年夏天，鲍林遭受到另一次挫折。美国精神病协会的课题攻关组发表了一份篇幅很长的报告，批驳了分子矫正精神病学的概念。文中还特别提到霍弗和奥斯蒙德提出的思想。说他们的理论基础“是很不牢靠的”，他们的实验结果缺乏普遍性，试验的时间也太短，因而无法提供充分的资料，他们公布结果的方式也是“可以探讨的”。鲍林给美国精神病协会的杂志写了一封信，激烈地反驳了这份报告所作的攻击，他谴责了攻关组成员有很深的偏见，他们的报告对一些重要的研究采取了视而不见的态度：“对于我在1968年论文中提出的矫正分子精神病学的一般理论，对于抗坏血酸价值所作的具体的论证，这份报告既不作介绍，也未作郑重其事的讨论，”他这样写道；因此，他接下去说道，这一报告的结论是“站不住脚的”。然而，等到他这篇文章在第二年见诸报刊时，攻关组报告已经造成了很坏的影响：一些医学界人士再次发表了看法；人们再次得到这样的印象，即跑林关于分子矫正的思想纯粹是胡说八道。
在1960年左右，阿特·鲁滨逊还是加州理工学院一名年轻有为的一年级新生，学的是普通化学。那时，该班的上课教师是尤格·华塞，但鲁滨逊有时也看到鲍林应邀来为学生讲课。大家对鲍林的一些事情都略知一二，知道他名声很大，一直与美国政府作斗争。此时此刻，鲍林大步走进教室，高高的个子，挺直的腰杆，一副堂吉诃德式化学家的模样，后面跟着他的潘沙①——华塞，上气不接下气地扛着沉重的支架和模型。在学生们的心目中，鲍林成了一个传奇式人物。一天，他们知道鲍林来讲课，有人就在讲台后的黑板上非常潦草地写下了这样的字句：“鲍林是上帝，华塞是他派到尘世的先知。”
鲍林看到她生了癌症，经过手术后身体受到很大的影响，心里很害怕。她的精神开始恢复了，但因为切去了胃的大部分，因此饮食习惯就有必要改一改。她突然看上去比以前矮小了，人也更瘦弱，脸上的皱纹也比以前更多了。不错，她仍然陪鲍林外出，但她似乎更加珍惜在大苏尔牧场度过的时光，在那里，她再次迷上了音乐，在吉他的伴奏下学习唱民歌，并且还购置了一台大钢琴。她还经常根据自己的意愿让儿女和孙辈们过来看望她。小莱纳斯领着全家人，正好在离主房不远的地方，帮助建起了一幢迎宾的小屋，这样，孩子们看望老人就更加方便和自由了。70年代末，在大苏尔牧场的那些岁月是十分美好的，洋溢着友爱的气氛和音乐的旋律。有几个星期，鲍林和爱娃单独在一起，就是他们两个人，一对情深意笃的老伴，静静地倾听着大海的涛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