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尔玛与古斯塔夫生活的十年并不成功。在她有趣的自传中，阿尔玛抱怨丈夫以自我为中心，很少注意她。根据所有资料，马勒埋头于自己的作品里，他严厉，乏味，而且好像还是性无能。阿尔玛哭泣，痛苦，生病，患忧郁症，她怀念自己的音乐，不甘心生活的空虚。当她在一个温泉疗养地从一次痛苦中恢复后，认识了比她小四岁的瓦特·格罗皮厄斯。他们相爱并经历了一场热烈的地下恋情；一个月后，在一次原本会造成弗洛伊德式笑话的差错中，格罗皮厄斯把一封写给阿尔玛的情书误寄给古斯塔夫。马勒看到这封信，目瞪口呆。阿尔玛于是向他解释一切：与格罗皮厄斯的经历，以及她在婚姻中的不幸和失望。马勒被剥夺了阿尔玛的目光赋予他的神圣，陷入完全的绝望。此时他才发现，自己是多么爱她，待她又是多么不好。现在他第一次倾听（过去他从来不屑于此）妻子的一些歌曲："可是我都干了什么！"他悔恨地叫喊。"歌曲美极了。你应该继续作曲。"他开始向她倾注爱的关怀，在圣诞节送她礼物。但为时已晚。阿尔玛心软了，对他说，她会留在他身边，放弃格罗皮厄斯；但她继续秘密约会情人，因为她虽然很喜欢马勒，却已不爱他了。她需要爱才能生活。最后，不安、受惊和感人的马勒得了扁桃体炎；不久他被告知得了败血症，半年后马勒逝世。如果他们把婚姻关系定位在一些更加脱离偏见，更为平等的条件下，他们大概会比较幸福。
除了她变幻无常的亲法西斯主义和自相矛盾的反犹太主义偏见，阿尔玛还有其他阴暗面，比如她的嫉妒和占有欲到了无耻的地步，她与其他女人如此残酷地争抢在男人面前的优越，使她从来没有女友（我认识那种需要独一无二的女人：她们很让人讨厌）。我同情她可怜的妹妹格雷蒂，想必阿尔玛给了她一个恐怖的童年。阿尔玛从未在自己的回忆录里提到过她，尽管格雷蒂遭受了可怕的命运：她压抑，在几次自杀企图之后，被关进一个精神病院。希特勒入侵奥地利后（1938年），纳粹宣布消灭所有的疯子，她在那里被处决。
阿尔玛守寡时三十一岁，"到了这个地步我已不能重新学走路"，她评论自己当作曲家的工作。她永远地放弃了音乐，也永远不再允许一个男人像马勒那样监管她。不论是比她小六岁，与之度过她最富激情经历的考考斯卡（因她的抛弃，考考斯卡疯了，他叫人在一个真人大小的玩偶上复制她的五官，与它共同生活了一年，之后在一次聚会上砍了它的头）；还是格罗皮厄斯，她所有男人里最恭敬有礼和最慷慨的一个，或许正因为这点她对他最差（"我只想让这个男人幸福"，阿尔玛与他结婚时又说了这句话；但这回她补充道，"愿上帝为我保留爱情！"她已经知道永恒的激情很快就会结束）；或者她的第三任丈夫弗朗兹·魏菲尔，他比阿尔玛小十岁，和蔼而不成熟。
可是即便阿尔玛不是一个圣女（谁是圣女呢？），我仍无法理解人们通常对待她的反感和吝啬。例如，她被视为一个卖弄风情的女人，轻浮的女人，草率的女人；然而，她一生只与四个男人（或许五个，还有一个神甫，似乎可疑）同过床，其中三个是她的丈夫，她与马勒生活了十年，与魏菲尔生活了三十年，直到两人去世。这不像是一位毫无廉耻的女性征服者的履历。法国前文化部长弗朗索瓦丝·吉鲁写过一部关于阿尔玛·马勒的独特而有趣的传记，在她评判的任意性上到了不体面的程度。但这是因为这位前任女部长是个右派女士，对打破常规的妇女来说，最坏的敌人就是保守派妇女。比如吉鲁谈到马勒在他生命的最后发现正在失去妻子的时刻，"日后她将是这个疯子臣民的残酷女王"。但实际上阿尔玛不是什么冷酷女王：她以绝对的奉献和爱在持续六个月中，致力于照顾病危的马勒，就像后来在魏菲尔两年垂危期间的所为。
希特勒的纵火（我们要记得他是1933年通过民主选举上台的）是在一片满是屈辱、贫困和绝望的大地上点燃的。在德国，通货膨胀如此厉害，为了使工资能买得起晚餐，需要按天发放薪水。积蓄消失了：银行通知你关闭账户的信件邮票都比你三十年里存在那个账户上的储蓄更值钱（亚瑟·索姆森在他的迷人小说《一位公主在柏林》中对这一切做了很好的解释）。在这么多苦难和不安定中，革命点燃了街道：一场刚刚在沙俄帝国颠覆了秩序的真正革命，一场对资产阶级来说可怕的革命。所以资产阶级支持反布尔什维克者的新兴纳粹。甚至犹太富人起初也帮助纳粹分子：在奥地利，极右派依靠一份犹太产权的报纸，从一个犹太企业家那里获取他们的武器。
与此同时，生活逐渐向她索取高昂的代价。阿尔玛死了三个孩子，这三个孩子都是带着极大的痛苦死去的：马勒的一个女儿五岁时在无麻醉的情况下紧急做了气管切开手术，死于白喉；另一个婴儿，魏菲尔的儿子，得脑炎只存活了十个月；第三个是玛侬·格罗皮厄斯，因脊髓灰质炎而瘫痪，整整一年处于病危，当时她已十六岁。她的死，对阿尔玛来说是最残酷的丧失。阿尔玛的世界，她成长的世界，也染上了死亡。轮到她经历十分艰难的岁月：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败，把一些粗暴的和平条件强加给战败国的凡尔赛和约；之后是纳粹主义的地狱。
阿尔玛从很年轻时起，在她与马勒失败的婚姻期间就开始酗酒，在她生命的最后三十年，她每天喝一瓶本尼狄克丁开胃酒。尽管如此，她还是活得很长久：八十五岁时死于纽约，她在那里有一个小公寓。如果她生活在我们的时代，我确信她不会放弃音乐。作为作曲家，她会拓展一个公众职业，不管好坏。在她的时代，她本人不能也不知道应该这么做，虽然她一直意识到自己的矛盾，"婚姻常常以一种奇怪的方式在女人身上取代她的自我"，她在日记中写道。接下来，她对自己在男性面前的次要地位补充了一种自我鄙视的苦涩嘲讽："我用钢爪逐步建造我偷来的窝……对我来说各种才华都不过是我所需要的稻草……对我的窝来说是一点战利品。"然而她用那同一副钢爪抓住生命；她生活，高强度地生活，不顾众多的苦难和所有的局限。"我有过一个美好的生活，"阿尔玛在她自传的结尾说，"任何人可以干任何事，但他也得准备应付一切。"不是所有的人都有能力表现出这样的无畏。那大概就是她不被原谅的地方。
阿尔玛是亲纳粹分子，或更确切地说，她是亲法西斯分子：她相信墨索里尼计划的善意，排斥希特勒的反犹太主义。奇怪的是，阿尔玛的日记充满了反犹太主义的愚蠢评论，然而她却与两个犹太人结过婚（马勒和魏菲尔）；当希特勒的恐怖在欧洲蔓延，她勇敢地把自己的命运与魏菲尔的命运结合在一起，不得不在最可怕的条件下穿过整个法国，步行翻越比利牛斯山以逃生（她那时已六十多岁）。那是希特勒看似当然的胜利者的年月，阿尔玛无疑可以采取另一个姿态：事实上她全家在维也纳都变成亲纳粹分子。另一方面，魏菲尔是亲共分子（"弗朗兹为列宁的逝世写了一首诗！"阿尔玛在她1928年的日记里惊惧地写下这句话），两人之间激烈的政治争论使婚姻处于危机边缘。随着时间的流逝和时间带来的揭示，两人都克制了许多。"我和魏菲尔收获了失败"，几年后阿尔玛写道，"他在青年时代相信通过布尔什维克主义进行的世界革命，他无法预见那将变成什么。我相信通过墨索里尼的法西斯主义来拯救世界，我也无法预见经由希特勒的行动那将变成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