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普尔的哲学贡献在于对归纳问题提出了一个可能的解决方案。与维也纳学派的基本思路相反，波普尔的证伪主义以经验检测的“可证伪性”而不是“可证实性”作为科学与非科学陈述的划界标准，并以“问题－猜想－反驳”的“试错机制”代替“观察－归纳－证实”的“实证机制”，为科学知识的成长提出新的解释。波普尔早在20世纪30年代初就明确提出了这个想法，无疑是具有原创性的。但如何在哲学上评价这一创见是可以商榷的。也许，可资对比参照的是维也纳学派的工作。
波普尔在其思想自传《无穷的探索》中声称，正是他“扼杀了逻辑实证主义”，虽然他不是有意的，但还是要对当时这个重要哲学流派的破产“负有责任”。这虽然有自夸之嫌，但以下结论还是可以成立的：对于科学知识论中的归纳难题，没有人（包括维也纳小组的成员在内）完成了足以与波普尔证伪主义相竞争的可能的解决路径。这在哲学上是一个重要的贡献，虽然可能难以称作“第一流的成就”。
在波普尔看来，科学与非科学的区别在于经验上的可证伪性，但他坚决否认这是区分“有意义”和“无意义”的划界标准。在这个问题上，波普尔与逻辑实证主义者有着尖锐的冲突，后者认为，只有逻辑命题和科学（经验可检验的）命题才是“有意义”的。而波普尔则坚持，科学与非科学之间的划界标准绝不是“意义”的划界标准。相反，他认为宗教、神话和形而上学等命题，虽然不是科学陈述，但它们有自身丰富的意义和价值，有些可以成为科学猜想的源头。他甚至认为许多被他称作“伪科学”的理论，如弗洛伊德的心理学，本身可能有深刻的洞察力；而且他们的学说有可能是正确的，只是不具有可证伪性，无法在经验上予以检测。
首先，在波普尔之前，反决定论的批判声音几乎被科学洪流所吞没，完全无力抵御由“现代科学奇迹”所创造的真理神话。这主要是由于人文思想家难以进入现代科学的内部知识结构，无法对科学真理观做出知识论上的有力反驳，而只能从外围发出边缘性的异议，且主要针对的不是“科学真理”本身，而是科学与技术导致的文化与社会的“负面后果”。在公共思想界，科学奇迹造就的绝对真理观丝毫没有被抑制，反而不断走向强盛，成为支配性的意识形态。而波普尔的批判恰恰是从现代科学内部开始，甚至是从其“硬核”（hard core）——现代物理学——进入，由中心颠覆“科学定律”的绝对确证性和可靠性，然后向外拓展到历史的、社会的和政治的种种“科学”，对各种形式的绝对主义与决定论予以清算。
波普尔1928年在维也纳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来与著名的“维也纳小组”成员接触。1932年完成《知识理论的两个基本问题》，手稿在维也纳小组中传阅。1934年在莫里茨·石里克的推荐下，手稿的浓缩版《研究的逻辑》用德文出版。接下来两年中，波普尔访学英国，结识了哈耶克、罗素和伯林等学者，又到哥本哈根会见了物理学家玻尔。在反犹主义浪潮的压力下，波普尔计划离开奥地利。1936年年末，他向英国学术资助委员会提出申请，希望在英联邦地区的学术机构获得工作。他的推荐人当中有爱因斯坦、玻尔、李约瑟、罗素、卡尔纳普（R. Carnap）和摩尔。委员会批准了他的申请，在剑桥大学为他安排了一个临时教职，但波普尔同时获得了新西兰坎特伯雷大学的一个永久职位。1938年波普尔到新西兰任教，开始写作《历史决定论的贫困》和《开放社会及其敌人》；前者1944年在哈耶克主编的《经济学》上发表，后者1945年在英国出版，使他获得了国际性的声誉。
刘擎|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教授
最后，尤为重要的是，证伪主义学说远不只是一个天才性的逻辑洞见。如果波普尔不具备进入复杂而深奥的科学内部知识讨论的能力，那么“科学陈述不能被证实而只可能被证伪”之类的论述只会被看作痴人说梦，成为一个笑柄，而根本无力对思想史发生任何影响。波普尔反潮流的新科学观念赢得了许多自然科学家的支持和肯定。爱因斯坦早在1935年读到德文版的《研究的逻辑》后就写信予以热情的支持，1950年再度予以高度肯定。而波普尔理论最坚定的支持者中包括了多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如梅达沃（Peter Medawar，他称波普尔是“无与伦比的最伟大的科学哲学家”）、薛定谔（Erwin Schroedinger）、玻尔（Bohr）、莫诺（Jacques Monod）和艾克尔斯（Eccles），以及其他著名的自然科学家如厄恩斯特·迈尔（Ernst Mayr）、阿利斯特·哈迪（Alister Hardy）、康拉德·劳伦兹（Konrad Lorenz）、阿尔弗雷德·朗德（Alfred Landé）、戴维·玻姆（David Bohm）、让—皮埃尔·维吉尔（Jean-Pierre Vigier）、约翰·贝尔（John Bell）、赫尔曼·邦迪（Herman Bondi）、珀西·布里奇曼（Percy Bridgman）和丹尼斯·伽博（Dennis Gabor）。可以想象，如果没有来自科学家共同体的支持，对绝对真理观的颠覆以及对决定论的批判至多是哲学圈子内部的议论或牢骚，而不可能成为思想史的一次转折。
对波普尔的思想有两个流行的误解，似乎又有必要予以澄清。由于波普尔对科学与伪科学的划界标准做了大量而细致的解释，有人认为他是一个“科学至上论”或“唯科学主义”的鼓吹者。这是一种非常低级的误解。
而在他去世不过10年的今天，波普尔的影响力已经明显地衰落。在欧美大学的哲学、政治理论和思想史课程中，他的著作正在被教授们从“必读”转到“参考阅读”书单，甚至被忽略。即使在科学方法论的领域，“证伪主义”的地位似乎也慢慢被库恩的“范式转换”或者费耶阿本德的“反对方法”所取代。而既具讽刺意义又有象征性的事情是，在波普尔任教长达23年的伦敦经济学院，他曾使用过的办公室并没有被改建为“波普尔纪念馆”，而是改建成了一个厕所。
一个深刻而清澈的思想者，一个徘徊在科学与哲学之间的学者，一个反资本主义的自由主义者，一个以偏执的风格竭力宣扬审慎与开放的雄辩者，一个享有盛名又在流行中备受误解的知识分子，这就是卓越而独特的卡尔·波普尔。他一生无穷的探索，最终将苏格拉底“我一无所知”的箴言作为自己思想的墓志铭。他以最有力的方式告诫人们知识的局限性，以警惕理性自负的危险。
另一个对波普尔政治立场的误解值得更为认真地讨论。哈耶克被普遍看作“右倾”的自由主义思想家，他与波普尔之间长达半个世纪的亲密关系是人所共知的，他甚至在给波普尔的书信中提及“我们的哲学”。另一位自由主义思想家以赛亚·伯林也曾对波普尔予以盛赞。伯林在他的《马克思传》1963年版的序言中，称波普尔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是“一部具有罕见创造性和强有力的著作”，并认为所有在世的作者中，是波普尔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历史学说做出了“最谨慎也是最慑人的批判”。而波普尔本人也的确自称为自由主义者。这些因素都会使人们很自然地推断，他会在政治上持“右翼立场”。这种观点虽然不是空穴来风，但仍然有严重的偏差。实际上，波普尔在政治立场上与他的自由主义同伴具有相当的距离。
当然，“清晰”本身至多是一种优异的学术风格，绝不是所谓“一流工作”的充分条件，甚至不是其必要的条件。波普尔的批判理性主义在思想和学术上的价值究竟何在？这仍然需要进一步辨析。
波普尔的学术生涯开始于对归纳问题的批评性研究，这属于典型的知识论领域。他的证伪主义学说来自对归纳方法作为知识成长逻辑基础的质疑，但这并不是一个原创性的发现。休谟早在200多年前就提出“归纳问题”，罗素也曾以诙谐的方式重提（一只每天被主人照常喂养的鸡，怎么也“归纳”不出终有一天自己会被主人拧断脖子）。而维特根斯坦（这位波普尔一生都耿耿于怀的论敌）在1921年出版的文体独特的《逻辑哲学论》中清晰地重述了这一点：“归纳过程在于此：我们采取能与我们的经验相协调的最简单的规律（6.363）。可是这个过程没有逻辑基础，而只有心理学的基础（6.3631）。”[1]所以，就归纳问题而言，前有休谟提出，后有罗素和维特根斯坦等人的再论，波普尔于此毫无原创性可言。
[3] Karl R. Popper,The Open Society and Its Enemies,Volum 2:“The High Tide of Prophecy:Hegel,Marx and the Aftermath”(London:Routledge,5th Edition,1973 reprint),p.125.
以罗素和维特根斯坦为精神领袖的维也纳学派，聚集了许多极为优秀的哲学家和数学家。他们曾在长达一年的时间内，逐字逐句地阅读和讨论了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不是一遍，而是两遍！），当然早就充分意识到归纳问题的困难所在。也就是说，他们和波普尔面对的是同样的难题。但逻辑实证主义学派的主要成员仍然坚持在实证的方向上予以解决。其中，卡尔纳普以概率诠释来拯救归纳方法的路径起初看来颇有希望，但后来遭遇到许多（包括波普尔在内）有力的反驳，因看不到更有希望的进展前景而放弃，卡尔纳普本人最终转向语义学研究。维也纳学派也因为多种原因（特别是石里克被刺身亡）而终于解体。
在波普尔的词典里，“科学”不是“有意义”或“有价值”的同义词，更不是“正确”或“真理”的同义词。科学知识也不是人类唯一有意义的智性事业。他强调，科学理论都只是暂时的、尚未被证伪的假设，更是否定了将科学等同于真理的迷信。所以，与那种流行的误解恰恰相反，波普尔实际上是科学至上论和唯科学主义的一位最强烈的批判者。
在哈耶克的帮助下，伦敦大学经济学院授予波普尔高级讲师的职务。他于1946年年初抵达英国就职，教授“逻辑与科学方法”。1950年应邀访问美国，在哈佛和普林斯顿大学演讲，其间与爱因斯坦等科学家会面。1959年出版英文版的《科学发现的逻辑》，这是25年前德文版著作的扩充。1963年出版《猜想与反驳：科学知识的增长》。1969年波普尔放弃在伦敦经济学院的全职工作，专注于研究和写作。1972年发表《客观知识》。1974年，由席尔普（Schilpp）主编的“在世哲学家文库”发表了两卷本的《波普尔及其思想》（上卷为自传，后来以“无穷的探索”为名单独出版）。1977年与艾克尔斯（John Eccles）合作出版《自我及其大脑》。20世纪80年代出版的主要著作包括《实在论与科学的目的》《开放的宇宙》和《量子理论与物理学的分裂》。
在学术界，没有一个希腊哲学和现象学的外行敢于奢谈海德格尔，没有一个不曾潜心研读柏拉图、马基雅维利和霍布斯的学者敢于评论施特劳斯。但是，一个对爱因斯坦相对论、对当代科学基本无知的人却可以完全自信地评判波普尔的学术工作而毫无轻率的感觉。这似乎是不可思议的。
波普尔的研究主题大多处于专业哲学与自然科学之间，尤其反映在他那些不太著名的专门性研究中。例如，在1958年维也纳国际哲学大会上，波普尔提交的一篇论文，分析了莱布尼茨对笛卡儿的批判如何影响了物理学从原子论到“法拉第－麦克斯韦场论”的发展。这篇论文在极小的圈子里获得盛赞，但大多数哲学家几乎不解其意。他与艾克尔斯合作的《自我及其大脑》一书也有类似的命运。波普尔更像是莱布尼茨时代的学者，在自然科学与哲学之间的地带展开工作。在这个意义上，他在当代是没有多少同行的，也难以在专业哲学界获得承认。
波普尔拥有白金汉宫授予的“爵士”（1965年）和“勋爵”（1982年）头衔，是英国皇家协会会员、英国国家学术院和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去世前拥有20所大学颁发的荣誉博士学位，著作被翻译成40种语言。他在学术界的社交名单简直就是一本微型的世界名人录，也有政界的仰慕者前来拜访或邀请会面，其中包括德国前总理施密特、捷克前总统哈维尔和日本天皇，而撒切尔夫人将波普尔和哈耶克视为自己的“两位老师”。波普尔的弟子中不仅有杰出的学者如拉卡托斯、费耶阿本德和阿加西等，也有亿万富翁索罗斯（他为表达对导师的敬意，创办了“开放社会”基金会）。在波普尔去世的时候，欧美的各种报纸发表了无数充满赞誉的悼念文章。毫无疑问，波普尔生前获得了一个学者可以想象的最高的世俗荣誉。
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第二卷中，波普尔明确反对极端自由主义，特别是经济放任自由主义；激烈批判市场原旨主义论，认为这将使富有者无限度地剥削穷人，结果将使穷人丧失自由。因此，他强烈支持国家的经济干涉主义：“我们必须建立保护经济上的弱者不受强者侵犯的制度，并且通过国家权力对此加以巩固……这就意味着必须放弃国家不干预的原则和经济体制不受约束的原则，如果我们希望自由得到维护，那么我必须要求国家用有计划的经济干预取代不受限制的经济自由政策，我们必须要求经济干预主义取代资本主义。”[3]这段引言自身是极为明确的，如果说波普尔是一个自由主义者，那么一个要求取代经济资本主义的自由主义者，在我们这里至少称得上是“自由左派”。
在我看来，这多少是波普尔的“咎由自取”。正是他独特的学术风格——以罕见的清晰表述深奥而复杂的思想，使其著作具有“难以阅读但容易概括”和“论证复杂但结论明确”的特征。因此，人们不需要研读他的著作，就能够方便地将其学说概括为一些简单的论点。这使他的著作变得“通俗易懂”而得以流行，但同时也在流行中被简单化、通俗化，进而被曲解。在这个意义上，布莱恩·麦基（Bryan Magee）的评论是颇有见地的，他说波普尔的清晰性“甚至掩盖了他的深度”。波普尔的学说在获得广泛传播的过程中，流失了其复杂与深刻的部分，其重要意义被低估、被忽视以至被淡忘。而他自己也最终为世俗的声誉付出了世俗的代价。
首先有必要指出，波普尔对马克思主义虽然怀有偏见，但并没有进行意识形态化的攻击。《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一书是从批判理性主义的角度，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实践做出的分析性批判。波普尔对马克思本人怀有很深的敬意，认为马克思是一位天才的哲学家，也敏锐地意识到，马克思将自己的理论与“空想社会主义”区别开来是正当的，而且他的理论在当时的确是科学的，因为提出了大量可以被经验事实检测的预言。只是在波普尔看来，其中许多重要的预言已经被历史证伪了。但他主要批判的对象是他所谓的“庸俗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不管社会实践中出现了多少与理论相悖的事实，仍然要坚持理论的教条，并为此不懈地辩解。这种教条主义的自圆其说恰恰违背了科学的一个基本品质，那就是理论要勇敢地面对实践的检验。这种庸俗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不再具有科学的品格。同时，波普尔也指出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历史决定论，这将导致对社会实践做出整体的和长远的计划安排。虽然当时波普尔并没有触及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的弊端，但他所倡导的“渐进社会工程”理念，主张一种在不断尝试中修正错误的社会演进模式，对今天的社会主义实践并不是没有启迪意义的。
其次，以往对科学真理的攻击，主要来自非理性主义的思想传统，无论具有怎样的颠覆性，也仍然无法解释科学知识的发展与科学奇迹的“铁的事实”。而波普尔以“猜想－反驳”的试错机制对此提出了新的另类解释，在肯定知识成长的有效性同时瓦解其绝对真理性。这是启蒙传统内部对绝对真理观的一次真正的“解构”批判。在思想史的意义上，是审慎的理性对“理性的自负”的一次胜出。
波普尔的一生是一个化绚烂于平淡的故事。这位犹太裔思想家于1902年出生于维也纳，10岁时就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和达尔文进化论，17岁时曾为弗洛伊德的弟子、精神分析学家阿尔弗雷德·阿德勒工作过。早年崇拜的这些思想大师都成为波普尔后来怀疑与批判的对象，唯有爱因斯坦是一个例外。1919年爱因斯坦在维也纳的演讲对他的一生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对于容易兴奋又容易疲倦的中国知识界来说，波普尔似乎已经过时很久了。中国大陆在20世纪80年代翻译出版了他的所有重要著作，他的学说20年前就流行过了，已毫无诱人的鲜泽。而在今天应接不暇的思想盛宴中，波普尔这道过气的“凉菜”早已被撤下，让位于各种新鲜的“热炒”。如今，在科学哲学专业领域之外，没有多少人再去认真阅读和研究波普尔。他的只言片语虽然仍被人谈及，却往往与“右翼政治”，甚至“科学至上论”相提并论。更有严肃的学人公开鄙薄他的工作为“二流货色”。在我深为敬佩的两位学人中，一位曾在行文中使用“波普尔之流”这样的蔑称；另一位在其论著中转述了施特劳斯对波普尔极端的鄙视—“不学无术而欺世盗名的典型”。如此看来，卡尔·波普尔不过是学界的一名流行歌手，曾经当红而受一时追捧，然后被迅速抛弃。
[1] ［奥］维特根斯坦著，郭英译：《逻辑哲学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93页。
总的来说，波普尔在人文学术界最热衷的赞赏者（如哈耶克和伯林），多半是“思想家”而非严格意义上的专业哲学家。波普尔在一次访谈中曾指出，哲学的任务是反省我们不自觉的偏见，并明确反对哲学在专业化的问题上“仿照现代科学的模式”。在现代的学科建制中，波普尔的专业身份是颇为暧昧甚至尴尬的。这也对评价波普尔的学术成就造成了一定的困难。他在伦敦经济学院开设的“逻辑和科学方法”方面的课程甚至不设教授席位。这在当年使这位“国际知名”的高级讲师晋升教授都颇费周折。直到1948年（《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一书出版3年之后），在哈耶克的动议下，校方同意为波普尔专门设立一个“逻辑与科学方法教授”席位，才最终解决了他的“职称问题”。
如果他的告诫已经成为今天的常识，那么他被淡忘也正是他杰出的成就。
波普尔对柏拉图的公然冒犯可能是他失去哲学家青睐的另一个原因。他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第一卷中对柏拉图的阐释，从希腊文的翻译细节到具体文本段落的理解，到对柏拉图意图的整体把握，都受到了许多激烈的批评。希腊哲学专家莱文森（R. B. Levinson）特别发表专著《保卫柏拉图》，对波普尔进行了全面的抨击。而波普尔在第4版中特别加了一个附录对此予以反驳。当然，也有哲学家支持波普尔对柏拉图的解释。牛津大学著名分析哲学教授赖尔（Gilbert Ryle），曾出版过研究柏拉图的专著；他在《心》（Mind）杂志上发表书评指出，波普尔“对希腊史和希腊思想的研究显然是深刻而富有原创性的。从此对柏拉图的解释不再会是老生常谈了”。而罗素也说，波普尔“对柏拉图的攻击虽然有悖于正统，但在我看来是完全成立的”。要对这样的争论做出恰当的评判，没有对柏拉图和希腊哲学深入的专门研究是不可能的。况且，怀特海有句名言：“整个西方哲学都是对柏拉图的注脚。”不同注脚之间的争论也很难有明确的结论。但有一个事实几乎是可以肯定的：在专业哲学的研究中，波普尔对柏拉图以及黑格尔的阐释不会被当作一种重要的观点予以认真讨论。
一个世纪前，对绝对真理与决定论的批判在公共思想界还是一个异端，而波普尔以他独特的风格（以及近乎偏执狂一般的雄辩热情），推动了思想史上的一次转折，甚至使这种异端学说在今天成为了常识。但这绝不是一个无关紧要的常识，而是改变了人们的科学观、历史观与社会演进观的意义重大的常识。在这个意义上，波普尔可以当之无愧地跻身于一流思想家的行列。
[2] ［英］卡尔·波普尔著，邱仁宗、段娟译，《无穷的探索：思想自传》，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33—34页。
2004年9月17日是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逝世10周年的纪念日。在20世纪的思想家当中，波普尔的命运显得格外悖谬：几乎没有人像他那样获得过如此显赫的声誉，却又如此迅速地被人淡忘。
波普尔少年时期曾是一名共产主义者，虽然他后来放弃了这一信念，但此后许多年仍然信奉社会主义，而至今仍然对马克思关于人类平等与自由的道德理想抱有很深的认同。他在《无穷的探索》中写道：“如果社会主义有可能与个人自由相结合，那么我仍然是社会主义者。因为没有什么比在一个平等的社会中过着一种朴素、简单而自由的生活更好了。”[2]他后来意识到自由比平等更重要，因为力求实现平等可能危及自由，但在不自由的人们中间是不会拥有平等的。在这个意义上，波普尔的确强调自由相对于平等的优先性。但是由此并不能推断他持有“右翼”的政治立场，恰恰相反，他在很多重要问题上的观点似乎更具有“左翼”的政治倾向。
从对绝对真理（以及各种决定论）的普遍至信，到对其根本性的质疑和警惕，这是20世纪人类思想史上一个最为重大的事件。而波普尔的学说，特别是他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等著作中所阐发的观点，对这一历史性的转折做出了无可替代的重要贡献。对于只注重波普尔某些结论要点的人来说，这个判断当然是无稽之谈。在挑战决定论的阵营中，波普尔绝不是第一个甚至也不是最激烈的斗士。西方思想史自前苏格拉底开始就有着悠久的怀疑主义和不可知论的传统，也从来没有停止过对绝对真理观和决定论的攻击。所谓波普尔“无可替代的重要贡献”从何谈起？我的观点主要依据以下三个理由。
对于20世纪人类经历的灾难与恐怖来说，波普尔是一位诊断思想瘟疫的医生。
那么，我们应当如何来纪念波普尔？这位“速朽的明星”真的有所谓“思想遗产”值得我们探讨和纪念吗？这篇导言无意对其学说做全面的回顾和评判，而是力图表达一己之见：卡尔·波普尔是一位极为卓越而独特的思想家，也许，恰恰是他的卓越与独特才造就了他在思想界悖谬性的命运。
波普尔的主要思想建基于他的知识论之上，而他在知识论方面的批评性创见则源自他对当代科学发展的深刻洞察和阐释。在20世纪的著名思想家中，没有人像波普尔那样熟悉以至于介入当代科学内部的重要辩论，并与科学家共同体之间保持如此长期和密切的联系。他自己曾经坦言，他的许多工作实际上只是对爱因斯坦思想的一种哲学表达。那么，为什么一个人文学者在理解和评价波普尔思想时，似乎不需要基本的现代科学知识准备而不感到困难？
倘若有一天，类似的瘟疫再度流行，人们才会重新想起他，并记起他的诊断。
波普尔人格倾向中的偏执与固执可能多少影响到哲学家对他的评价。比如，他坚定地声称自己已经完全解决了200年来困扰着哲学家的休谟难题，这是个被布罗德（C. D. Broad）称作“哲学的家丑”的问题。但这个自信的论断受到许多哲学家和一些科学家的质疑。特别是波普尔难以解释为什么人们在日常经验中仍然依赖归纳方法的问题［在艾尔（A. J. Ayer）看来，这才是休谟难题的关键所在］。波普尔为此做了大量的自我辩护，包括对科学发现的心理过程与逻辑基础做出区分。许多辩论的确带来了理论的完善，但如果波普尔能够更为谦逊，或许会获得更多的肯定。
波普尔作为思想家的意义也许还比较容易澄清，但对他在哲学上的贡献则有非常多的争议。虽然波普尔本人倾向于将自己看作哲学家，但在专业哲学领域中他的声誉却是相当可疑的。许多人轻视他的工作，也有人根本不承认他的哲学家资格。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复杂的。我以下的分析将着重于指出：对波普尔哲学成就的评价是困难的，这与他的研究领域和个人风格的独特性有关。
在学术界，我们习惯于敬畏晦涩的学说，但我们常常忘记：正是通过极为卓越的工作，一些原本复杂的思想谜团才变得清澈起来，一些被许多晦涩的文本反复讨论的问题才获得了可能的解决出路。而波普尔正是这样一类卓越的哲学家。
这本《20世纪的教训》汇集了他在去世前两三年接受采访的对话录，以及20世纪80年代末的两篇演讲，可以看作他生前最后的思想和看法。
在“猜想－反驳”机制的实践有效性问题上也是如此。拉卡托斯后来发展出的精致证伪主义或“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对此做出了更好的解释，虽然这更多是技术性的修正和补充，而不是在哲学上另辟蹊径，但波普尔不能容忍学生对自己的批评性继承，最终导致他们友谊的破裂。而对专业哲学家来说，或许最难以接受的是波普尔对维特根斯坦的攻击。他傲慢地宣称，维特根斯坦后期的研究，以及由此发展出的语言哲学完全是误入歧途。无论如何，波普尔的人格中有着与他自己倡导的开放与宽容精神十分矛盾的独断特征，以至于有人戏谑地称波普尔是“开放社会的敌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