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那次变化发生后，我已经失去作为诗人的依据，对自己文学作品的价值也缺乏自信。写作已经无法给我真正的喜悦。可是，人须有喜悦。无论在多痛苦的情况下，我都一直在寻求喜悦。我可以不要正义、理性、生活与社会意义，我知道，纵使社会上没有这类抽象的东西，还是可以活得好好的——但是一谈到喜悦，即使一丝喜悦，我也不会放弃。我希望能获得这微小的喜悦。这希望是我还能相信的内心小火焰。我认为用这火焰可以重建一个世界。
我生活于外交官和军人之间。还跟包含敌人在内的许多国家的人们来往。我四周的气氛已形成一个网，网中有间谍、双重间谍，侦探、阴谋和政治上的变动——但我在整个战争期间却完全没有注意到这一些。我被怀疑是间谍，我受到间谍的监视，我被敌国、中立国及自己国家的人怀疑。但这一切，我都丝毫未警觉。很久以后，我才略有所闻。在这氛围中，我为什么能够不受害，超然地活下去，自己也觉得奇怪。但这一切都已经过去了。
不只如此，甚至爱好文学与自己特有的文学才华也被老师怀疑，受人妨害与轻视，有时还遭遇到令我羞怯欲死的命运。诗人的命运跟英雄的命运一样，也和一切刚健美丽、意气非凡的人物与努力一样。换句话说，在过去，他们都非常卓杰，所有学校的教科书都在赞美他们，但是在现在和现实中，他们都是被憎恶的。教师被训练出来大概只为了阻碍杰出自由人之成长及其伟大辉煌之业绩罢了。
如果违反自己一生的信念，我也许就不是诗人。难道美的生活只是一种迷惑吗？为什么不是？连这点也不重要了。我闭目投身于地狱，这也是无聊而微不足道的。也许，我错估了自己的天职与才分。但这又有什么关系。以前，我洋溢着童稚般的喜悦，自以为这才是我的使命，但现在已经不存在了。从很早以前，我就无法在抒情诗、哲学这类专门性著述中观察到自己的使命，啊，不，毋宁说是救赎之道，我只能在自己内心的活动中看到那真正强而有力的一丝活力。同时，我也毫不保留地向我心中所感受的东西宣誓效忠，于是我发现救赎之道。这就是生命，就是神。
过后不久，我尽力想在一所高级中学继续我的学业。在此，结局也是监禁与退学。此后有三天，我在商人那里当见习生，旋即逃离，藏了几天几夜，使父母极为担心。其后半年，我做父亲的助手。又在机器工场和座钟制造厂见习一年半。
我的外在生活有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在平稳愉悦中度过。我有妻子、孩子、家屋和庭园。我写了几本书，被认为是可爱的作家，与世人和睦相处。1905年，为了反对威廉二世的独裁，我帮助别人创办了一份杂志。不过，到最后，我仍然没有认真思考过此一政治目标，而且一直都在瑞士、奥地利、意大利、印度旅游，看似万事顺畅无比。
我不曾忘记过大战第一年的小小体验。为了能够主动、有意义地顺应这变化的世界，而去访问大野战医院。当时，我认为我一定适应得了。在这伤患医院中，我认识一个独身的老妇人。她以前过着好日子，靠财产的利息生活，现在则在这野战医院中当护士。她以动人的振奋告诉我，能遭逢这伟大的时代多么值得骄傲与喜悦。我当然了解她的心情。因为对她来说，要使惰性、完全自私的老处女生活变成精力充沛，较有价值的生活，就需要战争。
多年以来，我设法把这两篇作品连接起来，但是最后还是找不出可以把这两篇情况和气氛完全不同的作品结合起来的方法。
26岁时，由于最初的文学成就，我放弃了这项职业。
学校生活的第二年，我学会说谎的技巧，悟得交际的秘诀，这应归功于一个教师和一个助教。在这以前，由于孩子的诚实与易于相信人，接二连三遭遇了悲惨的命运。这两个教育家很快就叫我了解，教师并不是要学生诚实与爱真理。我被迫将一种不规矩的行为嫁祸他人，这本是一件微不足道的事，但这件小事却受到过分的审查，于是两个教师责骂我、打我，最后还被迫写坦白书。这样做，不仅没有使我悔过，反而使我怀疑到教师阶级的品格。
因而，如前所述，早在学生生活开始以前，我便穿上了一副铠甲。故乡的城镇、鸡舍、森林、果园、职工的工作场，我都非常熟悉，树、鸟、蝴蝶也都认识，我会唱歌，也能吹口哨，此外，活在世上所需要的各种事情，我都懂得。学校的学问也应该加进去。对我来说，这很简单，也很有趣，在拉丁文中，我更能发现真正的乐趣。大概就在那时候，我开始写德文诗和拉丁文诗。
如果能够依个人自由选择宗教的话，我一定会因内心的憧憬而加入保守性的宗教，亦即加入儒教、婆罗门教或罗马教会。但这不是来自天生的亲近感，而是来自与亲近感相对的憧憬。因为我刚巧生在虔诚的新教家庭中，同时从心情和气质来说，我也是一个抗议者（Protestant）。我对现在的基督新教深表反感，但新教与抗议者并不相矛盾。真正的抗议者，从本质而言，肯定成长多于存有，因而，不只对其他一切教派，就是对自己的教会也常加以反抗，在这意义上，佛陀大概也是抗议者。
总之，有四年半以上的时间，我做什么都非常不顺利。学校待不下去，当学徒也不能持续长久。各种想让我成为有用之人的尝试都归于失败，而且以污名、可耻、逃亡和放逐结束。不管到哪里，人家都承认我有好天分，甚至认为我有一些真诚的意志。加上，我一直都是一个很肯读书的人——虽然我一直对怠惰的美德表示敬意，感叹不已。但是，在怠惰这一点上，我毕竟无法成为名人。
1914年的夏天终于来临了。突然间，内外似乎都完全不同了。我知道，我们往昔的幸福是建立在不安定的基础上。因而，苦难——伟大的教育开始了，所谓伟大的时代开幕了。迎接这伟大时代的我很难说比别人准备周详，态度安详明朗。那时候，我跟别人唯一不同的是，我缺乏大多数人所拥有的伟大慰藉——振奋。于是，我又回归到自我，并与周围的世界冲突。我应该再度进入学校；必须再度遗忘自我的满足，忘记安于社会现实。由于此一体验，我才跨过第一道门槛，走进生活中。
战争结束的那一年，1919年春天，我隐居于瑞士的乡野，成为一个孤独的隐士。我一生中（这是父母与祖父母的遗传）不仅热爱印度和中国的智慧，也常引用东方富于象征的语词来表现自己的新体验，因而人们常称我“佛教徒”，当时我只一笑置之。因为在根本上，佛教比其他任何信仰都远离我。后来，我才慢慢发觉佛教也隐藏有一些正确的东西——真理。
现在，我仍然暗中怀着希望。我的民族中好像已经有很多人（虽非全部）慢慢觉醒，具有强烈的责任，而且正跟我一样在进行检讨。大家心中都怀着疑问：对于不善的战争、不好的敌人、不良的革命，自己为什么也跟别人一起犯了罪，要如何方能脱罪呢？大家都不会再叹息或咒骂了吧。因为如果我们承认自己的苦恼与自己的罪，而不再委罪于人，我们总有一天会脱罪，会恢复洁白之身。
做诗人已不可能，想当诗人，如我亲身所经验，几乎是一件可笑的事，也是一个丢人现眼的话柄。所以，我只好开始学习该学的事。要言之，诗人是一种存在，而不是可以借学习而成为的。
随着战争的结束，我的变化也完成了，试炼的痛苦也臻于极致。这痛苦跟战争与世界命运没有丝毫关系。对住在外国的我们来说，德国的败北早在两年前已确实预料到，所以一点也不觉惊奇。我已经完全闭锁在自我与自我的命运中，但我常常觉得这样才能和整体的命运发生关联。我也在自我中发现了世上的一切战争与杀机、一切轻薄、享乐与懦弱。我首先丧失了自尊心，接着又丧失了自我轻蔑之意。在混乱中，我有时满怀重睹自然与纯真的希望，有时却又丧失此一希望，最后只好一心一意凝视着这混乱。觉醒的人，真正自觉的人，都可能会有一次，甚至多次走过那通往荒野的狭道——将此事告诉他人，终究是徒劳！
接着，我又遭遇了许多暴风雨，忍受了种种的牺牲，终于达到目标。虽然一般人认为简直不可能，但最后我还是成了诗人，看来好像也战胜了与社会长时期的艰苦战斗。在学时期与成长时期，我屡次濒临毁身的绝境。这种苦涩的回想现在已经被忘得一干二净，甚至能含着微笑来重加陈述——以前对我深表绝望的家人与朋友，现在都以笑靥相向。我胜利了。现在无论做了什么蠢事与无聊事情，世人都认为了不起，我自己也觉得非常舒服。我现在才发觉自己已在多么可怕的孤独、禁欲与危机中过了好几年。为世人激赏的温煦微风使我愉快。我开始成了一个心满意足的人。
在此，我想附笔一句：战争中，我有幸运星或守护神之类的东西。我怀着苦恼，深觉孤独，而在那变化开始之前，时时认为自己的命运很不幸，也很可恨。可是，在这期间，苦恼与包围着苦恼的状态反而成了我应付外界的守护者与铠甲，助我良多。因为我是在可厌的环境中度过战争的。那时，政客、间谍、股票商全麇集于我所在的瑞士首府贝伦。这儿正是德国、中立国与敌国的外交集中地，因而一夜之间即有人满之患，而且尽是外交官、政治密使、间谍、记者、囤积者与走私商人。
在近代结束的时候，中世复活开始前不久，射手星座当令，朱比特温煦照耀下，我诞生了。这是7月煦和的日子，离黄昏还有一段距离。当时的温度是我一生都喜爱不已、不断追求的温度，温度一降低，那就极其烦恼。在寒冷的国度，简直无法活下去，以前我喜欢旅游的地方都在南方。
因而我知道，我和我的遥远目标之间只有地狱。一切对我都不确实，一切都已丧失其价值。只有一个事实，是千真万确的，我想作诗，不论难易，不论荣辱，总之，我想做个诗人。这种决心——毋宁说此一宿命——的表面结果是这样的。
但是，走廊上满是包着绷带，身体因中弹而扭曲的士兵，客厅内充满手足残缺的人与濒死的人，听她谈起自己的幸福，我真有窒息之感。纵使很了解这妇人的振奋，我仍然无法随她振奋，也无法肯定她的说辞。每当有10个伤患交给这振奋的护士时，她的幸福顿然间似乎就提高很多。
15岁那一年，上学不很顺利，我自觉地开始自习，而且全力以赴。家里有祖父的庞大藏书，真使我高兴愉悦，觉得幸福无比。客厅排满了旧书，18世纪的德国文学与哲学莫不齐备。16岁到20岁这几年，我不仅写了许多早期的试作，也读了大半的世界文学，对艺术史、语言学和哲学也耐心地啃读。这大概足以弥补正规的研究了。
事情是这样的，13岁那年，我清楚地知道，我要做个诗人，我不想从事其他任何职业。但是，慢慢地又加进了其他痛苦的想法。谁都可以当教师，做牧师、医生、工人、商人和邮务员，也可以成为音乐家、画家和建筑师。通向社会上各种职业的道路都已筑好，从事这些职业的条件也都具备。有学校，也有指导初学者的教授。可是，就诗人而言，这些东西都不存在！以诗人而存在，亦即以诗人而扬名，才是可被允许的，甚至才算是光荣。遗憾得很，那时，这种希望已消失了。
老朋友告诉我，我们心中都养着蛇。此后，这颗心只为恺撒（皇帝）和国家而鼓动，不会为我这种堕落的人鼓动。从陌生人那儿也寄来许多侮辱我的信。出版业者告诉我，他们不愿跟应被唾弃的作者来往。这许多信的封套上都附有一个饰物，那是以前不曾见过的。这饰物原来是写着“神呀！请惩罚英国！”的小圆邮戳。
是的，我无法随着这大时代而兴奋。所以从开始，我就在战争中尝到悲凉的痛苦。对于从外部、从晴朗天空吹来的不幸，我曾绝望地抵抗好几年。我四周的人群全都疯狂地陶醉在这不幸中。当我看到诗人们在战争中找到喜悦的新闻报道，读到教授们的呼吁与名诗人来自书房的战争诗时，更倍感悲怆。
于是，做什么都不顺利，只好再度回到孤独悲惨的处境中。我的所思所为都遭受他人怀有敌意的误解。我看见，在现实与我寄望的美好理性世界之间横亘着绝望的地狱。
在世界史这门趣味盎然的课程中，老师告诉我们，世界经常自造法则，并受破除传统戒律的人支配、指导、改变。又说，这类人才值得尊敬。但这说辞跟其他的课程一样，全是假话。因为如果我们毕生当中有人不管是善意、恶意，一旦拿出勇气，反抗某些戒律或无聊的习惯与时尚，不但不会受到尊敬，或被推奖为全校的模范，反要遭受处罚，受尽嘲弄，而被老师们战战兢兢的优越性压制下去。
战役最初几年，我曾经两度用童话、半幽默的形式写了概观自己一生的文章，因为那时朋友们认为我有点难以了解。其一是《魔术师的童年》，这篇文章很合我意，但仍是片段的。另一是以尚·保罗为范本，预示未来的大胆作品《推测的传记》，1925年刊载于柏林《新评论》杂志上。
但是，这一次，我却不能不内省。我知道，我必须把自己痛苦的责任求之于自我，而非求之于外界，因为我深深体悟到：指责世界疯狂与野蛮的权利，不在人，也不在神，更不在我。因而，如果我跟变移的社会发生冲突，那必定是由于自己有种种混乱。的确，我自己有混乱。在自己的内部攫住这种混乱，并试加整理，着实不是一件愉快的事。当时还有更明显的事，那就是我为了要跟世人和睦相处，不仅要付出极高的代价，而且还须跟世界的外在和平一样模棱两可。
1915年某一天，我公然地将这种悲怆的告白公之于世，在这告白中，我感叹精神生活者竟然除了强调憎恶、扩大谎言、赞美大不幸之外，毫无所能。我以相当慎重的态度表白这些不满，但在祖国的报纸上，我却被宣称为叛逆——这对我来说是新的体验。我跟报纸的接触虽然很频繁，但未尝一次受到这么多人的唾弃。这非难指斥的记载被我家乡的20家报纸转载。我本以为在报社中有许多友人，却没想到他们当中只有两个人敢挺身出来替我辩护。
朋友离弃我的时候，我常常觉得很悲哀，但没有不快。毋宁说我觉得这才是对自己所走之路的确认。这些老朋友对我说，你以前是个敏感的人，是个诗人，但你现在所提出的问题却如此无趣。是的，的确如此。当时，我已经顺利地超越了嗜好或性格之类问题，已经没有一个人能懂得我的话。这些老朋友指责我，说我所写的东西已失去美和和谐。是的，他们说得没错。但是这一类说词只会使我发笑——接受死刑宣告的人、被夹在断壁中拼死命往外逃的人，美和和谐究竟有什么意义？
我13岁的时候就开始和学校发生冲突。那时候，我的品行不管是在家里或在学校都有很多可訾议之处，因而被流放到别镇的拉丁文学校。一年后，就读于神学校，学习希伯来文字母的写法，开始了解内部强烈要求的符号是什么。就在那时候，突然受到从内部刮起的暴风雨袭击，逃出了修院附属学校，遭受到监禁的重罚，于是，我向神学校道别了。
于是，刚开始时的那股乐趣逐渐消失，深觉应由新刊书的泛滥中回归到古籍。因而，我由新书店转向旧书店，将计划付诸实施。但是，只有在必须维系生命的时候，才忠于职业。
由于青年时代漫长的艰苦奋斗，我不只在社会上赢得地位，也自以为现在已是诗人。可是，成功与幸福只给我平凡的影响，我满足、懒散。仔细观之，诗人跟通俗作家实在没有什么区别。我太顺利了。逆境经常是好的修业，对此，我必须讲求对策。于是，我慢慢学得将世上的纠纷委之于世事的推移，整体的混乱与罪恶已经和自己发生关联了。这一点可由我的著作看出，在此不用多说，必须读者自己去看。
然而可贵的是我也慢慢地认识了几位真正可敬的像教师样的教师，但伤痕仍然无法痊愈。不仅学校的老师和我的关系，就是一切权威跟我的关系也被扭曲，格格不入。不过，大致说来，学生生活最初的七八年间，我是善良的学生，至少名列前茅。应该成为了不起人物的人惹起那无可避免的战斗时，我也渐渐跟学校发生冲突。但真正懂得这种战斗的意义，要到二十年以后。当时只知战斗，我已被无望所包围，引起了可怕的不幸。
人们也许会认为，我又从心中嘲弄这种见解。但我并没有笑。这种看来不十分重要的体验，结果却在我的一生中带来了第二次大变化。
在此，你大概会想到，我的第一次变化是在立誓要做个诗人的瞬间发生的。以前的模范生黑塞变成了不良学生，他受处罚，被退学，到哪里都品行不端，不仅自苦，也使双亲时时担心——因为他在周边世界（或者似平凡的世界）与自己心声之间找不到和解的可能性。同一现象又在战争中重新出现了。我发觉我又跟以前和睦相处的社会冲突了。
之后，我当了书店店员，足以赚取面包维生。总之，我跟书本的关系比跟木螺丝和铁轮衔接的关系更深、更密。起初，我涵泳于新发行和最新发行的文学书中，啊，不，可以说是完全沉迷于其中。这种乐趣几乎如醉如痴。当然过不久，我发觉，像现在这样生活在新书和最新的书中，精神上是难以忍受而无意义的；只有跟过去的作品、历史、古老的作品、最古老的作品不断发生关系，才是使精神生活可能维持下去的方法。
新的变化开始在我的著作与生活中出现，可是，大多数朋友都摇首，不敢苟同，舍我而去的人为数很多。这跟我失去家屋、家人以及其他财产跟生活的方法一样，是我生活上的一种变貌。这段时日我每天都向过去告别，每天都觉得再也无法忍受，但我们仍然活下去，也不知为什么，我始终爱着这种只会带来痛苦、幻灭与损失的异样生活。
幸好，早在开始学校生活之前，我已学会活在世上最重要的有价值的东西。我有鲜活、优美、微妙的感觉。由于这种感觉，我才能获取许多乐趣。后来，由于抵不住形上学的诱惑，我的感觉曾经一度受到压制和忽视。但是，在微妙中形成的感觉世界的气氛一旦成为视觉与听觉，便经常会包围着我，并在我那看似抽象的思想世界中发挥鲜活有致的作用。
我的父母信仰笃诚，我也深爱父母。如果早点教我摩西《十诫》中的第四诫，我大概会更深爱他们。劝诫的语辞不管出于怎样的诚正善意，遗憾得很，只能给我索然无味的印象——我这个人就像天生的羔羊，容易像肥皂泡那样左右漂浮。但是一碰到劝诫的话，不管什么种类，我总出之以反抗的态度，少年时期尤其如此。只要听到“你要这样做！”我的心立刻就变得僵硬。这种特性给我的学生时代带来极不利的影响，读者大概也想象得到。
后来，跟生命有关的极度紧张时代过去，这一切似已发生奇妙变化，因为当时的内容与名称现在已经没有意义，前天的神圣事物，现在听来已近乎滑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