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万里叹道：“结果几乎完全一致。”
戴笠说：“我的前程不是很乐观，校长现在对唐纵很感兴趣。”
轿车中出来的有蒋介石和几名美军军官。
蒋介石打断他的话：“所以你就要回家，这就有时间？你的部队不争气，你不待在那里整顿，回来干什么？”
蒋介石脸一沉，怒道：“如今国难当头时期，你不好好抗日，一心享乐，奢侈。我警告你，再跟胡蝶胡闹，休怪纪律制裁！”
两个人暗中较劲，蒋介石不开口，戴笠也绝不开口。最后，还是蒋介石软了下来，毕竟是他找的戴笠。
自上海全军覆灭后，在上海工作的毛森潜逃回到浙西，戴笠、梅乐斯赴东南视察时在江山见了他和毛万里，然后一同回了重庆。
自此，周志英再也没有见过她的情人。而为了支开潘有声，戴笠给了他一个财政部广东货运处专员的肥缺，让他在昆明大发其财。
在抗战以前，蒋介石基本上是以单线联系的方式控制和领导特务工作，特务活动完全在黑幕中进行。抗战以后，蒋介石对特务工作全面掌握控制，因而特设侍从室第六组加以辅助。蒋介石亲自掌握重要情报及重大情报，一般情报和行动则交由第六组组长去综合、校核、整理、分析、指导而后上报。蒋介石对戴笠已存猜忌与戒备之心，因而暗中与戴笠保持一定的距离，在中、军统的关系上注意摆平，戴笠以及军统内部存在的问题也能及时如实得到密报。唐纵出自军统，对军统内部的情况相当熟悉，知道如何抓住问题要害向蒋介石进言，也就更加赢得蒋介石的宠信。
蒋介石一生中控制最严的是特务、军队和财政。三者之中，又以特务为先。财政方面，他还能轮流交给宋子文、孔祥熙帮他掌管；军队方面，他也能赋予何应钦、陈诚、胡宗南、汤恩伯“四大金刚”很大的权力。但在特务方面，唯有他一人掌握，从不假手他人过问。
戴笠说：“是的，梅先生想看看我的家乡，正好顺道，所以就……”
戴笠小心走过去，双手捧起，见是顾祝同的小报告，上书：“忠义救国军是一群乌合之众，占据沦陷区与国统区的交通前沿地带，他们凭借天时、地利，在浙、皖两省与敌占区接壤的阴阳界上设立关卡，强征暴敛，大搞走私贩卖，牟取暴利。此外，还不服从指挥，抗敌不力，笼络有余，是一群十足的土匪，建议予以取消……”
对于此事，宋美龄始终难以释怀。
蒋介石此举，使戴笠很快意识到蒋对自己有了防范之心，尤其是林世良一案，蒋竟要拿自己问罪。不久以后，蒋又以戴兼职过多为由，撤去戴笠缉私署长一职，使戴笠有了“鸟尽弓藏”之感。戴笠忧心忡忡地说：“我将来如果不死在共产党手里，也早晚会死在委员长手里。”他知道蒋介石太多隐私，有时甚至直接参与，特别是陈洁如事件给他留下了无穷隐患。
戴笠的儿女情致立即又被关心自己命运的情绪所替代，他在胡蝶的额角亲了一口，道：“瑞，先办一点公事，等会儿……”
戴笠张开双臂，道：“来，不要想不高兴的事，世界是我们两人的，我们乐一乐……”
从救护车里抬出一副担架，上面躺着宋美龄，被小心翼翼地抬上飞机。
戴笠说：“去了，他们抗日很勇敢。”
戴笠正要行凶，胡蝶在后面道：“雨农……”
戴笠猜测，胡蝶的事，宋美龄很有可能是幕后策划人。男人一旦失去心爱的女人，是世界上最残忍、最伤心的事情，宋美龄也许正想以此报复。
此时的戴笠，可谓祸不单行。胡蝶是他心爱的女人，忠义军是他多年苦心经营起来的一支特务武装，这两样宝贝一旦被蒋介石下令毁掉……
正如著名小说家张恨水所说：胡蝶落落大方，性格深切沉稳，机警、爽利兼而有之，如与《红楼梦》人物相比，十分之五六若宝钗，十分之二三若袭人，十分之一二若晴雯。凭着她超凡的姿色和手段，不出一年，就将一代杀人魔王、色魔调教得循规蹈矩，勒马收缰。从此以后，戴笠不但与叶霞翟、余淑衡等情人一刀两断，而且一改过去到处追逐女人、贪恋美色的行为。
宋美龄辗转非洲、南美洲，于11月27日抵达纽约，住进长老会医疗中心。这次出国，起因是发觉蒋介石与陈洁如旧情复发而负气离国，顺便去美国就医。此前，她赴前线慰劳抗战官兵翻车负伤未痊愈，还有慢性皮肤炎。
毛万里犹豫片刻。
周念行说道：“明嘉靖、隆庆年间，毛恺虽官至尚书，因上疏主张‘禁滥狱’以缓和阶级矛盾，为此触犯龙颜，死后仍被穆宗皇帝削去官职。清乾隆年间的柴大纪，也当了台湾总兵，因林爽文在台湾领导天地会起义反清，未能及时扑灭，被朝廷斩首……”
戴笠一惊，额头上冒出汗来。
蒋介石控制特工的办法很多，其中一个最主要的办法就是对特工人员给以大权，但决不给以主要地位，以防范他们在政治上坐大，形成失控的势力。所以，戴笠出任军统头目十多年，始终是一个军统局副局长，相当于政府官的三至四级。
回到神仙洞公馆，一眼见到胡蝶，虽然心中有些许安慰，但也难驱散心中愁云，他凄然地冲胡蝶一笑，靠近坐下。
戴笠苦笑道：“这怎么可能？除非我死了。”
戴笠点头道：“嗯，这办法不错，结果怎么样了？”
蒋介石说：“回来了，东南沿海的工作都布置好了？”
两个人相对叹息了一会儿，戴笠突然想起一个问题，道：“历史上出人物一般是和家乡的风水分不开的，我们江山县过去出过一位毛恺，还有一位柴大纪。看看他们的结局就清楚我将来的命运了。”
1944年，蒋介石下令在先建立的甲种汇报之外，建立特务工作的年度汇报。第一次汇报由蒋亲自主持，出席者有侍从室六组组长唐纵，军统局局长戴笠，中统局副局长兼研究所所长王贡生，中央党政军联席会议秘书长徐佛观，缉私署长宣铁吾，宪兵司令张镇等特工头目。会议内容是由各特工系统的头目汇报年度工作，交换各系统的情报，听取蒋介石意见，但是代表蒋介石做主要发言的却是唐纵，在这次会议上起真正作用和出足风头的也是唐纵。
戴笠想了想，觉得有理，点点头道：“你去下面把毛森叫来，让他回家乡考察。”
1942年11月18日清晨4点，一架从美国环球航空公司租来的波音307型客机阿帕切号，在重庆西北一百英里处的美军空军基地待命升空。机头灯光照见一辆轿车驶上跑道，后边跟着一辆救护车。
在年度汇报之后，蒋介石又指示成立月度汇报，地点设在军统局本部大院对面的漱庐。唐纵参加月度汇报是以蒋介石的代表身份出席的，因此，汇报一般由他主持，并由他先传达蒋介石对各特务所呈送情报的看法及应当注意的问题。戴笠只是尽地主之谊，负责召集和接待。
戴笠说：“历史就是现实，现实就是历史，你快说，这两位人物结局如何？”
毛森回江山考察风水未归之时，蒋介石召见了戴笠。
这一次，戴笠、梅乐斯一行离开江山县，浩浩荡荡向江西上饶进发，到达第三战区与司令长官两次商谈忠义军的整顿问题。上次蒋介石训斥忠义军是怒其不争气、恨铁不成钢，这次是借题发挥，并掺杂了胡蝶的事进来，很显然是另有所图……
周志英见有人跟她说话，哭道：“沈处长，你了解一个女人的心，我自从爱上了雨农，就下定决心一心一意爱他。只要留在他身边，做什么姨太太、小老婆都愿意！”
出乎意料，蒋介石没有追问下去，转而问其他道：“听说，你这次回了一趟江山？”
戴笠急了，追问道：“他们怎么说？”
戴笠忐忑不安地走入山洞官邸书房，蒋介石抬眼见到他，轻轻干咳一声，算是招呼。
蒋介石把戴笠控制得极严，但十年来，两人合作却相当默契：一方面，是戴笠出于报答知遇之恩，拥蒋、忠蒋几乎到死心塌地的地步；另一方面，戴笠也是聪明之人，知道以自己的资历、能力、水平，跳不出蒋的手心，唯一的出路是得到蒋的绝对信任，被重用。多年来，蒋介石对他一直恩宠有加。
所谓建立特工年度汇报和月度汇报，蒋介石固然有发挥特务系统整体效率的打算，也有通过两个汇报来进一步发挥唐纵的特殊作用，以抑制戴笠的考虑。从此以后，唐纵经过持久的努力，不但使第六组成为蒋介石直接控制运用的机关情报和政治谋略机构，而且实际上也成为蒋介石借以联系指导军统、中统、军令部二厅、国际问题研究所、中央党政军联席会议秘书处，以及宪兵司令部、财政部、缉私部等七大情报机构的总负责。从此，戴笠成为与徐恩曾、王贡生、郑介民、徐佛观等特务首脑一样身份的某个特工系统的负责人。
毛万里和毛森相互推诿，见戴笠不耐烦了，毛万里才叙述这次回江山考察的经过：“我们回到江山，就立即按戴笠先生的吩咐找当地有名的风水先生。家乡真是个奇人异人云集、藏龙卧虎的地方，一说起风水经，各种神奇故事、掌故一个接一个。大家兴致很高，一同亲赴毛恺的出生地石门乡、柴大纪的出生地长台乡，凭‘罗盘’和风水先生的秘术对地理、风水进行勘察。为了稳重和准确，我不让他们碰头，把答案写在纸上，写上自己的名字，让各位各显神通，并告诉他们，谁勘察得最准确，戴先生将大大有赏。”
蒋介石突然沉下脸来，道：“可是有人说你的忠义救国军是一群乌合之众，抗敌不力，扰民有余，到底是不是这样？”
这时，蒋介石拿起一张纸在桌上一拍，道：“你自己拿去看看！”
蒋介石挥手骂道：“放屁，到这时候你还要骗我！”说着，语气缓和下来问道，“听人说，你私藏了一名戏子，有没有这事？”
唐纵和戴笠同是黄埔六期同学，又是老军统，多年来，戴笠待之不薄。特别是自从唐纵进入侍从室任六组少将组长后，戴笠更是处处照应，规定军统总务部门对唐纵在生活上给以特别补助，每月安排赠送日用品，逢年过节更是大把赠金、赠礼，目的是要唐纵继续利用职务对军统工作予以照顾。
在军统内部，自戴笠以下，都是十分自负的，从不把中统等其他特务机构放在眼里。有一次，唐纵代替戴笠到军统局主持总理纪念周，休息时，党政处副处长叶翔之问他：“军统的情报在全国搞情报的单位中，是不是首屈一指？”唐纵毫不客气地回答：“做敌伪情报，军统办法比较多一些；军事情报还是二厅好；搞民主党派和对中共方面的情报，中统占优势。”由于此语出自唐纵之口，因而被认为是权威的评价，这给素来妄自尊大的军统特务多少泼了点冷水。这也是唐纵想间接告诉戴笠，在特务工作方面，他并不能取代其他特工系统，一手遮天。
一会儿毛森过来了，戴笠吩咐道：“回去后你再去东南办事处找毛万里，你们一道，请出家乡有名的风水大师一起考察研究，有了结果速来汇报。”
戴笠被噎住了，此话从蒋介石口里出来，他无法争辩。
自从有所猜忌后，戴笠和蒋介石见面时的气氛不再像过去那样自然、融洽，仿佛掺杂了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
戴笠的神经是十分敏感的。蒋介石的抑制手段，使唐纵的地位迅速上升，使戴笠确信自己的处境越来越微妙，一步不慎，就有可能凶险加身。
现在回想起来，1942年的军统“四一”大会，戴笠的本意是要通过总结回顾特工十年发展史，检验和展示军统实力，万没想到却引起了蒋介石的警备心理。蒋介石是个猜忌心极重的人，他用人的历来作风是防止某个部下的系统发展得太快太大，以形成尾大不掉之势。现在军统的力量已经从特工渗入军事、政治、党务、外交等各个部门，所能调动的税警、缉私及特务武装，调动之灵活，实力之雄厚，超过了他手下的任何一支国民党军队。这就使戴笠手中掌握的权力、地位和实力，超过了让他放心的程度。
沈醉、王汉光等人再一次将她拉开，戴笠骂道：“混账，三个大男人都制不住一个女人，给我绑起来关进看守所！”
毛森领命去了，戴笠的忧愁仍无法排遣，等着家乡的答案尽快回来。
在戴笠的书房里，毛人凤、毛万里、毛森加上戴笠，四位江山人神情十分凝重。
周志英顽强地摇摇头，道：“我死也要死在这里，我的身子反正已经给了你，生是你的人，死也是你的鬼！”
于是，戴笠找来周念行，言明原委。周念行看了看戴笠，犹豫了一下，道：“历史是历史，现实是现实，不能算数的。”
蒋的手法是明智的，此事极其微妙：认他，当然不行，祖宗之事，岂可随便变更；公开否认，亦不好，不啻有“此地无银三百两”之嫌。如果杀他，当然易如反掌，但会有杀人灭口的嫌疑，岂不是弄巧成拙，于事无补；不认不杀，任其招摇也不好，同样会影响自己的声誉。思来想去，唯有交给戴笠，让他去揣摩领会。戴笠很聪明，他知道这件事就其性质来说，是一件“冒充领袖亲兄案”，够得上杀头罪。但是，蒋介石不提“严厉制裁”“可杀”等字，可见没有深切责难的意思，然又没有交代自己如何处理。戴笠感到此案大有考究，下手重了、轻了都不好，况且蒋的祖宗之事外人无法说清楚。只能把郑绍发软禁起来，供吃、供住、供玩，不让他到处乱跑。如果蒋一旦要人，就交给他，不要人，就关他到死，反正军统的集中营里也不在乎他这一间囚房、一口囚饭。
胡蝶本来正在兴头上，但也无可奈何，从鼻孔哼了一声，嘟着嘴离开了戴笠。
这时，戴笠趁机就想走，被周志英发现，她立刻冲上去抱住戴笠……
毛人凤道：“这事先不要下结论，派几个人根据风水学去实地考察一番，看看到底是什么原因。”
毛人凤迷信风水，连道：“很有道理，这确是个好办法。”
毛人凤道：“这倒不难，周念行是活字典，对江山的历史人物了如指掌，问他就明白了。”
宋美龄从美国康复回国后，找了一个适当的时机，让蒋介石坦白。蒋介石别无选择，为表示悔过，老老实实坦白，说出了戴笠拉皮条的内幕。
胡蝶早已习惯，每当戴笠从蒋介石的官邸回来，情绪都是这样。胡蝶过来勾住他的脖子，道：“以后最好不要再去委员长那里。”
宋美龄从美国回来后，与蒋介石的感情又和好如初，甚至更加亲昵。
此时，戴笠还不曾意识到蒋介石对他已存戒心。
就对忠义军而言，他感觉蒋介石这次发怒与上次训斥不同。1940年，因忠义救国军与三战区顾祝同的军队矛盾重重，互相攻诘，官司打到重庆蒋介石这里。后经戴笠亲赴东南各地整饬，才使忠义军与三战区的矛盾有所缓和，并在第一次反共高潮中协调默契地袭击了新四军，受到蒋介石的嘉奖。
1943年6月18日，宋美龄自美国乘专机启程归国，7月4日返回重庆。
戴笠垂下头道：“局本部有事需要我亲自……”
蒋介石问道：“到上饶检查过你的忠义救国军吗，没有问题吧？”
虽然宋美龄没有当面责备戴笠，但不等于宋美龄不清楚戴笠替蒋介石拉皮条的内幕。只是这种事太难以启齿，宋美龄觉得这对她来说是一种耻辱。
听到胡蝶的声音，戴笠仿佛软了下来，把枪举起，用皮鞋踢周志英的头部、胸部……周志英仍不松手，沈醉、王汉光、贾金南一齐过来，用力将周志英拉开，戴笠又踢过一脚，吼道：“滚！”
戴笠避开蒋介石的目光，答道：“大体布置完了，还不仔细，因局里有很多事需要处理，提早回来了。”
戴笠、毛人凤听罢，面面相觑。然后，戴笠无限忧心道：“我是继毛恺、柴大纪之后第三个江山县影响大的人物，我不会像他们一样不得善终吧？”
宋美龄对蒋介石来说，无论从哪个角度出发，都非常重要。可以说，没有宋美龄，就没有美国的援助，也等于没有蒋家王朝。蒋介石非常清楚这层利害关系，一百个陈洁如都无法与她抗衡。
胡蝶忙用手捂住了戴笠的口，嗔道：“乌鸦嘴！不许你乱说。委员长又怎么了？”
没想到，唐纵也是一个很有野心的人，自进入侍从室后，他就抱定一个宗旨，在军统与中统及其他情报系统的摩擦中，坚持一碗水端平的原则，不偏袒军统。他对戴笠手下的特务说：“我怎么能这样明显地袒护一方？第六组又不是我一个人可以包办得了的！”在私生活方面，唐纵自我约束甚严，从不肯开口向军统要东西，以免中戴笠的圈套。不独如此，为了避开他出身军统的嫌疑，唐纵常在蒋介石面前实事求是地肯定中统的长处，切中时弊地批评军统的工作。此举无疑引起蒋介石的重视，加之唐纵一贯办事严谨，埋头苦干，严守秘密，不到外面拉关系，出风头，更不拉帮结伙，勤于思考，善于揣摩蒋的心理，颇能讨蒋欢心，逐渐被蒋引为心腹，并使蒋有了扬唐抑戴的念头。
戴笠突然又愁道：“可惜这里离家乡太远，还不知道这两位人物的资料县政府存了没有。”
戴笠把蒋介石建立年度汇报、月度汇报的意图对毛人凤说了，毛人凤亦忧心忡忡。毛人凤是依赖戴笠而存在的，没有戴笠，在军统局里他将一文不值，戴笠的荣辱兴衰，和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于是，戴笠指示把郑绍发关进军统望龙门看守所，后相继转押白公馆看守所和息烽集中营。但戴笠处理这件事十分慎重，指示在集中营内建新屋一栋，让郑绍发单独居住，并在衣、食方面给予优待。另给郑家里寄去二百元，以后每月还代寄几十元。一段时间后，索性指示将郑的老婆和十六岁的女儿一起从河南接来，软禁在息烽营内。戴笠处理此案在多大程度上得到蒋的默许，外人不得而知。但戴笠这样做，无疑是准确掌握了蒋的心理，解决得恰到好处。
认真追究起来，戴笠的忧心自军统局成立十周年“四一”大会就已存在。
沈醉说：“你要识相点，不要再缠着戴先生了，你没看见刚才那位小姐吗，你能跟她比？”
戴笠看罢，偷偷瞟了一眼，见蒋介石一脸恼怒，慌忙把纸放在案头上，等着挨骂。
1944年，对戴笠来说，他已拥有了生杀予夺的权力，无穷尽的金钱以及绝色美女胡蝶，并将问鼎海军司令。到此，他的人生已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境界……正在这时候，隐忧也悄悄露出端倪。
幸福的背后往往潜伏着灾难，即使是贵为特工王的戴笠，也难逃脱这一规律的束缚。
蒋、戴两人的关系也由过去的两无猜忌变成了相互戒备。
而两人的关系，也渐渐有了微妙的变化。蒋介石给戴笠出的第一道难题，是交给戴笠一件“冒充领袖亲兄案”。当时，河南许昌双槐树有个农民叫郑绍发，大概也是受了别人的启发，加之他又与蒋长相极为相似，就从乡下找到城里，由许昌驻军将其送到叶县交给汤恩伯。郑绍发向汤诉说自己是老大，蒋介石是老三，因当年河南灾荒，其父死去，其母带着老三嫁给浙江一个商人南去，后老三改名蒋中正，即寓有“蒋宗郑”之意等。汤恩伯是一介武夫，他听郑绍发的一番自我介绍，联想到蒋确有祖籍在河南之说，又看郑绍发的长相十分像蒋，也就不假深思，派人把郑绍发带到重庆。这件事使蒋介石十分尴尬，经过一番考虑，蒋既没有认他，也没有加害于他，而是批了“戴笠处理”四个字。
回来的路上，戴笠在山道上遇到唐纵，忙把头偏了个方向，另走一条小路。他此时情绪低落，不愿和别人说话。
这段时间，戴笠心事重重，不时在亲信特务面前长吁短叹。毛人凤见状，问道：“戴先生是不是有难言之隐？”
不巧毛万里、毛森从江山视察风水归来，由毛人凤领着，一同来神仙洞汇报。
蒋介石办事素来果断干练，当他意识到戴笠有权重镇主之威时，立即毫不犹豫地采取抑制措施。军统“四一”大会之后，他很快采取的一个步骤，就是任命侍从室第六组组长唐纵为军统局帮办，表面上是协助戴笠工作，在戴笠离开重庆期间，由唐纵对军统工作代为主持，实际上是要唐纵对军统的行动进行监视，对戴笠迅速膨胀的势力稍加抑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