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曼德拉、西苏鲁、坦博被警察押送到约翰内斯堡古老的福特监狱的同时，南非的军用飞机还从全国各地运来不同种族的男人和妇女，把他们也监禁在这座监狱里。这些被监禁的人当中有来自纳塔尔的卢图利酋长、奈克尔博士和伊斯梅尔·米尔，还有来自东开普的马修斯教授。除了少数领导人之外，156名被告中大部分人是司机、职员、工厂工人、劳工、教员和家庭妇女。
1959年非洲人国民大会内部的重大分歧达到了白热化程度。由于重重禁令，由于曼德拉和其他高级领导人因受审而几乎无法行动，非洲人国民大会的组织工作遭到削弱，特别是在德兰士瓦，大会把持在专横独裁的人手里，造成内部争执吵闹不休。一些自称非洲主义者持不同政见的成员攻击大会联盟，指责说，白人共产党人和印度人利用大会联盟来宣传他们自己的主张，并要求回到“属于非洲人的非洲”。他们的言论酷似10年前的青年联盟。卢图利和坦博未能弥合裂缝，以罗伯特·索布克韦为首的一批人从非洲人国民大会中分裂出去成立了泛非主义者大会。索布克韦是威特沃特斯兰德大学讲师，曾是黑尔堡大学青年联盟中的一位有影响的人物。由于他的正直和超凡的才智而受到人们的崇敬。泛非主义者大会采纳了在阿克拉举行的全非人民大会的口号“1963年实现独立”。
叛国罪的审判于1958年8月1日在比勒陀利亚一座曾是犹太教堂的建筑物里开庭，当时辩护工作只取得了部分胜利：对卢图利、坦博和另外59人的指控被撤销。曼德拉和西苏鲁在91名被正式指控犯有叛国罪的人们行列之中，另一项根据镇压共产主义条例所提出的指控被法院一笔勾销了。
与此同时，温妮·曼德拉也加入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妇女联盟及多种族南非妇女联合会，不久，她成为这两个联合会的执行委员。和阿伯蒂娜·西苏鲁一道，温妮参加了数百人反对政府强行对妇女实施通行证法的游行。很多妇女背着孩子参加示威游行。海外报刊幽默地报道了这些令人敬畏的妇女。她们被捕后，兴高采烈地爬进囚车，有些还大声喊道：“告诉我们的太太们，明天我们不能上班了！”她们被判在福特监狱监禁1个月。这是温妮第一次尝到进监狱的滋味，尝到铺在地上的麻垫子、床上脏毯子的滋味。温妮已有身孕。她知道她的违法行为会让她丢掉在巴拉瓜尼医院里的工作，然而她必须要冒这个险。她以及其她妇女意识到，她们的抗议游行有可能推迟这个法律的通过，但并不能达到她们的最终目标。曼德拉特别为温妮感到骄傲，尽管他们很少谈论政治问题。沃尔特·西苏鲁和他的夫人，以及利莲·恩戈伊，是对她产生影响和鼓舞人们当中的几个。
在国际事务中，非洲舆论能产生深远影响的就是联合国。曼德拉指出，苏联、印度及其它几个国家“一如既往地、无条件地支持被压迫人民的自由解放斗争”，美国则往往“与那些主张奴役他人的国家为伍”。
正是通过坦博和亚德莱蒂·楚库杜——他即将要娶的那位护士，曼德拉结识了温妮·诺姆扎莫·马迪基泽拉。还是在以叛国罪遭逮捕之前的一天，曼德拉在约翰内斯堡一个食品店买东西，这时坦博和未婚妻开车过来，和他们在一起的是一位美貌超群、活泼可爱的年轻姑娘。纳尔逊肯定知道她，奥利弗说，当她被任命为巴拉瓜尼医院的第一个黑人卫生工作者时，杂志上还刊登过她的照片。他接着说，她和他是同乡，他称呼她为“来自比扎那村的温妮”。
不久，人民群众对强行设置班图政权的不满以及通行证法所带来的无处不见的痛苦遭遇，在德兰士瓦各地引起了暴力反抗。政府的反应是将武装警察派往这些地区。与坦博一起受理有关案件的曼德拉无法到出事现场查访。他们克服重重困难仍然坚持开业。每天很早开始工作，白天在法庭的被告席上熬过烦人的一天后，晚上回到办公室。周末，曼德拉还在奥兰多开办了一个法律“诊所”。坦博原来想成为一名英国圣公会教士。1956年里弗斯主教已经接受坦博为圣职候选人，然而，当他被指控犯有叛国罪时，他放弃了这一希望。
1959年期间，非洲人国民大会的自信大大增强：不只是持不同政见的非洲主义者另立门户而使该组织的团结更加巩固，而且卢图利和坦博也从禁令当中解放出来。
曼德拉和其他受禁令管制、被分别限制在各自地区的人们，现在被集中到两间大牢房里，能面对面地交谈。按卢图利的话说，是“无限期地”交谈。保尔·约瑟夫是在学生时代第一次见到曼德拉的，现在进一步了解了他，并对他的谦虚态度留下深刻印象。曼德拉讲话从来不伤人的自尊心。和他在一起不仅感到快乐，还会有一种安全感。他好象先从人们那里汲取力量，再将无穷的力量送还给人们。
被捕者中还有过去一直忠于非洲人国民大会的人，如创作了很多自由歌曲的作曲家坎农·詹姆斯·卡拉塔，德兰士瓦支持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报纸《新纪元》的编辑鲁思·弗斯特及她的律师丈夫乔·斯洛沃，还有利莲·恩戈伊和海伦·约瑟夫。这些囚犯来自南非社会的各个阶层：105名非洲人，23名白人，21名印度人，7名有色人。他们一来到监狱就被按“欧洲人”和“非欧洲人”隔离起来。
由于一些被告被保释出来，每天曼德拉都要开车把他们的几个同伴从镇里接到德里尔大厅来。他们在政府提交的指控书中和风马牛不相及的证人供词中找到不少笑话。检察官讲，他要证实被告是民族解放运动成员，该组织发言人宣传过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有关社会和国家的论述，青年联盟的行动纲领及曼德拉的演讲和文字材料是指控人拿出的主要材料。政府还要证实自由宪章设想了向共产主义迈进的步骤，并将成为一场革命的序幕。辩护律师驳回了这一指控，明确宣布大会联盟宪章所表达的宗旨。他辩解道：不只是156人在受审判，“而且他们以及成千上万生活在我们这块土地上的人所公开信奉和表达的思想也在受审判。”
在老牌欧洲列强迅速衰败后，曼德拉将美帝国主义视为对刚独立的亚非人民的威胁：
预审在9月份中止了很长一段时间。被告们正为能回家而兴奋异常，约翰内斯堡城镇发生暴乱的消息又使他们转喜为忧。40多名非洲人被杀，很多人受伤。同过去一样，政府拒绝成立一个委员会调查此事。市政会成立的调查委员会的调查结果是：暴乱的原因中包括种族隔离制度、流动劳工制度、贫困、缺少教育、缺少职业训练、缺少娱乐设施以及“极不舒适”的火车——非洲人上、下班途中乘坐的火车车厢拥挤不堪。司法部长将这些调查结果斥为毫无实际价值。
几个月后，温妮一家也卷进庞多兰地区不断加剧的冲突中，这让温妮十分伤心。南非政府强行建立班图政权——这是为建立班图斯坦所玩弄的第一个花招。庞多兰抵抗领导人悄悄来到曼德拉家征求他的意见。然而温妮的父亲却支持政府政策。当他所在的地区的冲突转化为一场小规模内战时，温妮的父亲被当作通敌分子而受到攻击。事情发生很久后温妮讲到：“看到这种怒火，看到而且感觉到人民的怒火，我父亲试图以他自己的曲折方式为他们做出巨大牺牲。父亲和我在政治上不能取得一致，这真让人痛心。它在我心中留下了可怕的伤痕。”
实行种族隔离的企图一次又一次遭到抵制，而这些抵制又时常演变为暴力抵抗。曼德拉指出：“一个酋长又一个酋长，因为抵制‘班图政权’而被废黜或被驱逐出家园。班图斯坦并不会表达非洲人民的意愿，而是征服人民的工具。”
午休时候，东开普合唱队在大厅后面唱起了卡尔塔的《自由之歌》。与此同时，德兰士瓦的领导人正在和亚历山大镇抵制公共汽车的组织者紧急磋商。40年代汽车票价的上涨激怒了老百姓，大约5万多男女在长达4个月的时间长途步行上下班，取得了稀有的胜利。政府不仅通过了提高雇员交通费补贴的法律，而且票价又回落到抵制前的水平。
以后随之而来的称不上是谈情说爱。“如果你想寻找浪漫，你不会找到，”温妮这样描述他们数月后友谊的发展。有时曼德拉的朋友把温妮从医院带到体操房看他“汗流浃背”地锻炼；有时曼德拉带她到城市或郊区探望朋友。温妮和曼德拉的儿子腾比相处很好。尽管她不是非洲人国民大会成员，但她也参加会议。当温妮还在学校的时候，“团结运动”吸引过她。现在曼德拉又在开她的玩笑，向他的朋友们讲述他是如何把温妮从这个对立组织里解救出来的，她又是应该怎样感谢他。温妮尽管深深地爱着曼德拉，但仍敬畏他。温妮一直不知道他已经离婚，直到一天曼德拉突然让她去看望一位朋友雷·哈默。雷·哈默将为她制作新婚礼服。“你打算要几个陪娘？”曼德拉问。温妮的回答却是：“婚礼何日举行？”
卢图利作了一次全国范围的讲演旅行。这次旅行从开普省的人山人海的多种族集会上开始。对南非政府来讲，卢图利比其他极端主义分子还危险，他给白人留下的印象远远超过这个国家历史上的任何其他黑人领袖，在他动身去德兰士瓦之前，镇压开始了。这次的禁令和流放期是5年。全国副主席坦博也再次被禁止在5年内参加集会。但是南非政府却没有对正在全国各地活动的泛非主义大会领导人采取任何行动。
1958年6月，他们在温妮的庞多兰家里结婚，曼德拉原有不准离开约翰内斯堡的法院判决，这次他得到了4天特许假期。利莲·恩戈伊是陪伴他非国大领导人中的一个。当哥伦布·马迪基泽拉对他的女儿宣讲父亲的“智者真言”时告诉她；她必须记住，她嫁给了斗争事业，而不是那个男人。当她把这样一个男人带到他这里做女婿时，她就把非洲人国民大会带到了这个国家的这个地方。
当审判还在进行中。曼德拉给温妮打电话，请她吃午饭。刚20岁出头的温妮十分敬畏这位有崇高威望的人和他的朋友们，但她接受了邀请。这是一个星期日，曼德拉放下手中的律师工作，带她到一家普通的印度餐馆吃饭。他满怀柔情，开心地看着温妮第一次尝到热辣辣的咖喱时那副不自在的样子。就是在吃午饭时，他也躲不过那些向他请教或打招呼的人。尽管他的一些同志觉得他孤傲，但他却非常平易近人，毫不吝惜地给别人以时间和知识。
按习俗，婚礼应在两家分别举行。但时间已不允许他们去纳尔逊在库努的家了。从传统的意义上说，他们的婚礼并不完整的。为了这个原因，温妮留下了结婚蛋糕的一部分(她现在还留着这块蛋糕，等着她的丈夫从监狱里出来的那一天)。
回约翰内斯堡后，她开始将奥兰多那座门牌为8115号的小房子进行改造。加盖了两间屋子，室内的色调和式样也更新了，在破破烂烂的房子前的一小块地里种上了花草。坑坑洼洼的土路对面是座秃山。滕比、马克加图和马卡基韦有时来和他们的父亲和温妮共度周末。
1959年1月19日辩护律师们又一次取得胜利，61人的指控书被撤销。156名被告人中只有30人还在受审，利莲·恩戈伊，海伦·约瑟夫，沃尔特·西苏鲁及纳尔逊·曼德拉是这些人中的最后几个。
此时温妮的第一个女儿泽纳妮出生了。她的丈夫的大部分时间被迫浪费在叛国罪审判庭上，他们只有很短的时间在一起。曼德拉一大早跑步锻炼，回来喝一杯温妮给他准备的鲜桔汁，早饭一吃完，他就要踏上赶往比勒陀利亚的长途行车路程，司法部长声称：“不惜花几百万镑”也一定让审判进行下去。“花时间算得了什么？”他问道。这时审判已经进入第3个年头。
曼德拉意识到他们的“独往独来”的民族主义有其号召力，正和他和西苏鲁及其他人在40年代的所作所为一样。但曼德拉认为非洲人国民大会研究过南非的“具体情况”：他们打击的是制度本身，而不是这个制度中的白人。尽管有人想要煽动起非洲人对非非洲人的反感，但是非洲人国民大会选择的是教育民众接受一个更为明智的斗争观念。
在反共产主义运动中，它自封为所谓自由世界领导人……它坚持说在非洲投入巨额美元不是为了剥削当地人民……而是为了帮助他们国家的发展，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的确，现在刚刚自治的非洲国家需要资金发展本国经济……然而，美国在非洲的所有开发计划中都打着尽快尽多地赚取利润的算盘，就广大非洲人民而言，这种的企图彻底抹煞了这些计划的价值。美国宣称它在非洲的投资将会提高该大陆人民的生活水平，然而，出没于本大陆各个角落并毁掉小商小贩的庞大而有实力的美国贸易垄断公司，向一般人支付的低额工资，和由此而来的贫困、苦难、文盲和肮脏的住所正是戳穿这一谎言的最清楚、最有力的证据。
温妮的父亲为女儿能嫁给一位如此重要而又令人爱戴的人而感到骄傲。但是他也有深深的不安：在特兰斯凯，即使是城镇里，离婚也被人另眼相看。王族家庭的离婚更是如此，他们必须要为人师表。温妮能承受得住指责吗？这种指责无法避免地会有一部分针对她。还有纳尔逊3个孩子的问题，尽管这3个孩子和他们的母亲住在一起，但他们自然会来看望父亲和继母，而她是这样的年轻。更何况，曼德拉还在接受叛国罪审判。
政府在叛国罪审判中援引反对帝国主义的演讲作为指控曼德拉和其他人的证据，曼德拉在《解放》杂志上这样写道：帝国主义者掠夺矿产、农业财富既不考虑人民的意愿也不给予应有的报酬；破坏当地人民的经济能力；低额工资和长久的工作时间；最为严重的是剥夺政治权力，让人民永远生活在外国人统治之中。
卢图利和其他非洲人国民大会领导人为了检验一下在审判期间受到影响的组织力量，在1957年6月26日发出了待在家里的号召。在南非工会大会发出的每日1英镑最低工资号召的支持下，罢工取得了巨大胜利，尤其是在约翰内斯堡和伊丽莎白港地区。曼德拉解释了“待在家里”一词的意义。由于罢工需要纠察队来阻止工厂的工人上班，而纠察队又容易招致警察的暴行，大会便决定使用这一方法。
与此同时，按照集团住区法，曼德拉和坦博被迫关闭他们在约翰内斯堡的律师事务所。他们只能在黑人城镇开业，按照曼德拉的说法在一个“哪也够不到的旮旯里开业”，“这其实就是让我们关门，不再为我们的人民服务。而我们多少年所受的训练正是为了此目的，没有一位称得上律师的人会轻易答应。”他们不顾受指控和驱逐的危险，公然违抗这项法令。在周末或夜间，只要可能，曼德拉和他的伙伴就继续开业。
白人自由派人士对非洲主义者的反共路线发生了兴趣。然而，曼德拉指出，白人共产主义者为非洲人的自由而作出了牺牲，他们的奋斗推动了非洲人国民大会多年来所执行的政策，即彻底地抵制无论是白人还是黑人的种族主义。许多非洲人对共产主义危险的警告持怀疑态度，正是因为政府把所有的反对派都贴上“共产党”的标签。
转天又有了新花招，被告们被关在铁丝网笼子里。杰出的被告辩护律师们拒绝为遭到“野生动物一般待遇”的人们辩护。铁笼子被撤走了。但外面却传来了枪声：德里尔大厅外面的警察恐慌之际朝情绪尚平静的人群开了枪。22人被打伤。在这一触即发的时刻，约翰内斯堡主教和亚历克斯·赫普尔两位身材矮小的人走进气愤的人群中，让人们冷静一下。同时警察上校也愤怒地训斥他的部下。
1956—1959年
温妮从曼德拉的气质中确信她的选择是对的。曼德拉给人以信任、忠诚和无比的勇气。她知道他爱她，但她也意识到：当你投身于事业时，你就不能从个人角度来思考问题。曼德拉离不开人民，离不开斗争。在很久以后，温妮才满怀渴望地谈起她从未经历过的“新婚少妇生活”。
当南非政府扶持曼德拉的亲戚凯泽·马坦齐马酋长统治特兰斯凯班图斯坦时，温妮的父亲成为土地和农业部部长。父女之间的冲突更加激烈了。直到父亲临终前，他们才言归于好。
曼德拉的沉着、镇定和幽默感众所周知，然而所有这些男女都情绪高昂，实在令人难以相信这次审判将要决定他们的终身。海伦·约瑟夫想起她与曼德拉及其他3人从约翰内斯堡驱车到比勒陀利亚去的情景。两地相隔40英里。一路上，他们谈起审判，谈起他们的辩护律师和与他们一起被指控的朋友们。他们谈笑风生，回忆童年时代的光景，还有时停在路旁，买桃子吃。每天午餐时，常常有很多人聚集在邻近牧师家的花园里吃印度社区给他们送的午饭，这情景象花园聚会。曼德拉及其他人在参加审判的同时，还在进行各种组织活动，对他们而言，这是商讨重要事情和给有直接牵连的人提供建议的机会。
一场“我们与领袖站在一起”的运动开展起来。里弗斯主教、亚历克斯·赫普尔议员及阿伦·佩顿(劳工和自由党派领导人)创立了“叛国罪审判辩护基金”。基督教行动领导人坎农·约翰·柯林斯在伦敦发起成立一个国际援助基金。
顽固的阿非里卡人赞同政府“面临险境”时所具有的警惕性。而美国学者格温多伦·卡特教授和汤姆斯·卡里斯认为非洲人与白人之间的冲突与那道貌岸然的“叛国指控”程度之严重不分伯仲。但两星期之后的1956年12月19日，预审开始时的气氛却热闹非凡而并非庄严肃穆。很多人唱着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歌聚集在德里尔厅四周的街道上，审判将在德里尔厅进行。囚车里面的犯人也在高唱歌曲。大厅是一个四处通风的昔日殖民者的遗物，惊惶失措的警察与被告人、观众及记者挤成一团。开庭了，156名被告一排排地坐下，俨然是参加大会的代表团。法官刚一开口讲话，便发现麦克风出了毛病，什么也听不到。法官只得在一阵笑声之中宣布休庭。
他和温妮驱车到一片开阔的田野里散步。温妮记得那次谈话是请她帮助叛国罪审判辩护基金会募捐。或许是广阔的南非草原和空旷的天空，唤醒了他们对少年时代的回忆。曼德拉和温妮少儿时代都放过牛、羊，热爱特兰斯凯的土地。温妮的父亲哥伦布·马迪基泽拉曾担任过学校校长。温妮9岁的时候，母亲去世了，温妮在去寄宿学校读书前一直照顾弟妹。她的名字诺姆扎莫的意思是“经受考验、勇于奋斗的人”，那时候名副其实，此后也一直名副其实。
审判千篇一律，没完没了。大部分被告都远离家乡，倍受折磨，他们的家属得到了辩护基金会的资助。曼德拉、坦博是少数能住在家里并能有部分时间继续工作的人。大批被查封材料成为指控中的证据，这里边包括有“荤汤”和“素汤”的标记。
审判这个案子的法官有3名。检察官是奥斯瓦德·皮罗(王室法律顾问)，他曾在30年代领导过“在字旗下”运动，在1929年他还是一位特别凶恶的司法部长。辩护工作由一队精明的律师所领导，其中有伊斯雷尔·梅塞尔斯、布拉姆·费舍尔(王室法律顾问)和西德尼·肯特里吉。对于被告人而言，来自国际法律专家委员会的观察员在场旁听，为这次审判与外部世界之间建立起引人瞩目的联系。这些观察员中的一位说道：自从德国国会审判之后，除了纽伦堡审判之外再没有这样举世瞩目的了。
尽管如此，1958年的联合国大会上，美国第一次支持一项反对南非种族主义的决议。这一转变虽然是温和的，但仍比所有共产主义国家的谴责都更使南非政府不安。而英国仍继续弃权。
“从政治上来说，在保留地建立自治政府的言论是一个骗局，”曼德拉1959年5月在一篇极有预见的文章里警告说，“从经济上来说，这也是荒谬绝伦的。”这将意味着人们被迫背井离乡，数百万人将从城市迁到已经拥挤不堪的班图斯坦地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