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西苏鲁认为应该欢迎各种族的人参加这个运动，不论曼德拉仍然害怕非洲人可能会受到其他种族的控制。曼德拉回想“五·一节”的示威游行，当时“人民”支持了他自己曾反对的某些东西。逐渐地他让步了。检讨了自己的立场以后，他心甘情愿地接受和其他种族的合作。对共产党人也是如此。他现在明白，非洲人“自己单干”反映了在政治上幼稚，不够成熟。
种族隔离——这个被曼德拉称为“疯狂的政策”——与一切人权概念完全背道而驰。除了希特勒的犹太人政策，还从来没有过这种“哲学”。第二次世界大战恰恰是为了反对这种理论而战的。在未来年月中，英美和其他西方国家政府一再表示痛恨这种种族歧视政策，它们却增加了在南非的投资。10多万名非洲人如今拥挤在约翰内斯堡周围的城镇和棚户区。强制搬迁、警察逮捕、失业和其他不平事件不断地引起骚动。但最严重的爆发性事件于1949年1月在德班发生。当时一个祖鲁青年与一个印度人发生激烈争吵，激怒了一群非洲人。多年的压迫和贫困，使祖鲁人怒火中烧。他们将愤怒转向最近的目标——商人和“外国人”，即他们痛恨的“剥削者”。发生了纵火、杀人、抢劫等事件，被杀害的147人中，53名是印度人，87名是非洲人(主要死于警察的行动)，1名是白人。奥利弗·坦博和其他非洲人国民大会领导人和奈克尔博士、伊斯梅尔·米尔和J·N·辛格一起赶到受难地区安抚人民，寻找他们深藏的不满。
不到一周，罢工被瓦解，不仅由于国家及其批准的警察暴行而受到挫折，而且由于矿业协会破坏了非洲人矿工工会，并在加强各矿的警察力量之后，将矿工按他们的部族分成许多圈有围墙的矿工住区。至少有9名矿工被杀害，1248名受伤。
在南非，政府在取缔共产党人和工会会员，对批评政府者撤销护照，并准备取消“有色人”在选民册上的“特权”地位。白人自由主义者和圣雄甘地的儿子马尼拉尔(他住在纳塔尔)对非洲人是否能够保持非暴力表示怀疑；当威特沃特斯兰德一带守法的黑人和歹徒之间以及各部族集团之间发生骚乱时，他们为自己的疑虑找到证据。当时有41人死亡，数以百计的人受伤。
西苏鲁、曼德拉和“青年联盟”其他成员继续他们的热烈争论：消极抵抗对人民没有什么号召力；但是非暴力是反抗一个有强大武装力量的残暴政府的唯一可行的方法。那么，怎样约束那些平时遭受那种暴力的人民呢？灌输纪律的关键是，用非暴力方法训练他们，告诉志愿者非暴力常常比公然的进攻行动需要更多的勇气和决心。
目睹印度人青年志愿队从约翰内斯堡出发驾车行驶500英里到德班去，自愿被监禁，曼德拉十分感动，但在政治上他对他们却仍然态度漠寞。米尔和辛格属于认为共产党有贴切中肯的政治和经济哲学的印度人之列。而他们自己社会团体的代表人物——保守的商人和企业家——相信与白人当局和解的价值，这使他们极感沮丧。在这以前，他们受到一位著名的英国老年妇女的激发。她是梅布尔·帕尔默博士，一位费边主义者和乔治·肖伯纳的朋友。她教授给各种族的人种类繁多的课目，包括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尽管共产党人数不多，它在组织工作方面却起过重要作用，特别是在劳工问题上。而且，作为一个政党，只有它提出种族平等。
尽管“青年联盟”反对约翰内斯堡的抗议行动，加上政府禁止游行以及“五·一节”那天在那个地区部署了2000名警察，这次罢工还是相当成功，有一半以上的工人没再待在家里。但是由于警察袭击集会，那天的结局却是悲剧；组织者们和“工贼们”吵成一片，警察开枪引起骚乱。曼德拉和西苏鲁在奥兰多匆忙奔跑，设法使人们平静下来，催促他们疏散躲藏。18名非洲人被杀害，受伤的有30多人，包括3名儿童。
非洲人国民大会(原来叫作南非土著人国民大会)创立于1912年1月8日，在阿非里卡人建立国民党的前两年。四名青年律师在波克斯利·卡·伊扎卡·塞梅领导下在布隆方丹镇召开一次代表大会。塞梅本人刚从哥伦比亚大学、牛津和英国法学协会学习回来。他们的目标是团结自己的民族。塞梅认为，部族倾轧是歪门邪道，是造成一切灾难、落后和愚昧的原因。他坚持，“我们必须着眼于更大的政治，因为我们是一个民族”。
对包括“青年联盟”内的青年知识分子来说，这次罢工所受到的基层群众的支持，使他们大开眼界并感到惊奇。曼德拉说：“那一天是我生命中的转折点，既通过亲身的体验了解到警察的冷酷无情，又为非洲工人给予“五·一节”号召的支持所深深感动。”
但曼德拉无法这样束缚自己。他越来越认为自己是一位非洲民族主义者，而不仅是一个滕布人；他被非洲人国民大会所吸引。沃尔特·西苏鲁已是一名成员，他还鼓励坦博和曼德拉投身于黑人政治团体中这个历史最久和坚定不移的组织。可在1942年，非洲人国民大会一时衰落失去许多会员，他们分裂出去组织非洲民主党。这三个朋友(坦博后来这样称呼他们)认为这样是错误的，他们自己的职责应是留在非洲人国民大会内，来推进自己认为正确的主张。从那以后，他们和其他青年人一起工作使国民大会活跃起来，并证明了他们是历史上有成就的一班人。
“联盟”制订了一个“行动纲领”，准备向克苏马博士提出，他们对他谨慎的领导感到不满。虽然如此，他们不得不承认，由于他的组织能力和为人正直，非洲人国民大会如今有会员数千名，银行存款有3千英镑。曼德拉虽然参予批评，但他对克苏马个人十分尊重。在非洲人国民大会年度大会之前不久，他与坦博和西苏鲁被委派去拜访克苏马。这是一次困难的会见：克苏马决心继续控制，而他们却越发深信人民行动的时机已经成熟。此外，矿工罢工的教训证实了他们的信念，没有工人——“群众”——政治行动不可能奏效。他们发出最后通牒：如果克苏马拒绝支持他们的“行动纲领”，他们在即将到来的全国主席选举中将不再支持他。克苏马对他们等闲视之。
曼德拉时常和米尔待在一起。坐落在市场大街胡勒瓦德大厦里米尔的单元房，家具寥寥无几，是一个人们聚会场所。在这里朋友们、学生们和积极分子们聚集在一起，热烈地讨论和辩论直至深夜。其中有迈克尔·斯科特牧师和鲁恩·弗斯特等人。前者是一个圣公会的教士，后来参加了消极抵抗；后者是一个年仅18岁英气焕发的女青年，她的父母，象许多来自立陶宛和拉脱维亚的犹太人移民那样，属于共产党中最勇敢的活动家之列。
这时，在黑人被剥夺选举权时设置的咨询机构“土著人代表委员会”正在比勒陀利亚开会。Z·K·马修斯是委员会的主席，一名新选的委员是来自纳塔尔的艾伯特·卢图利酋长。由于矿上伤亡人数的增加，委员们向政府提出强有力的抗议，但毫无作用。詹姆斯·莫罗卡博士，一位备受尊敬的医生声称：“他们把我们当作小孩子”。另一位委员对政府说：“你们可以做自己喜欢做的事。你们可以枪杀我们，逮捕我们，监禁我们，但是你们破坏不了我们的精神。”他们要求亲自去看矿上发生的事；他们理应代表800万非洲人，就他们的利益向政府提出建议。一位委员说，这个委员会不过是“一部玩具电话机”。
博学的、富有吸引力的安东·穆齐瓦克海·伦贝迪，极其清楚地表达了这种思想。他是祖鲁族农场工人的儿子。这些工人穷得披着麻袋当衣服，可是他们决心要使这个孩子上学，设法凑够上小学的费用。然后他靠着自己努力成为一名教师，后来又成为一名律师。伦贝迪和A·P·姆达(也是一名教师，后来成了律师)与曼德拉、西苏鲁、坦博以及其他一些人一起组织了“青年联盟”。他们着手使非洲人国民大会“振作”起来。他们认识到，非洲人国民大会是“非洲人意愿的象征和化身，要有一个联合的阵线来反对一切形式的压迫”，但是在组织上它一直很软弱，“把自己看作是双手光洁的绅士们的团体”。“青年联盟”向那些非难者保证“他们父辈的斗争和牺牲”并非徒劳；它必会成为“非洲民族精神的智囊团和发电站”，必然唤醒民众的政治觉悟。“外国人领导”和“大规模输入外国思想”，都被坚决地拒斥；尽管这些思想如果有用可以借鉴。
当时，史末资总理(在海外是颇受尊敬的年长的政治家)在出席联合国会议。一年前，他曾协助起草联合国宪章的序言：重申“对于基本人权、人格尊严与价值，以及男女平等权利……的信念”。克苏马博士正在联合国进行游说，他说：“在我们要求面包的时候，我们得到的是枪棒。”
所谓“共产主义”包括所有旨在“通过倡导骚动和混乱，非法行为或不履行法律责任，或威胁要采取非法或懈怠行为，从而导致在联邦内部发生任何政治、工业、社会或经济的变动”。司法部长有权“指名”任何人为共产党人并把他们逐出所在的团体。对被取缔的组织“推行其宗旨”者，可被处以高达10年的监禁。
1912年以来，非洲人在家里和居住区，在省里和全国性的集会上，在火车和汽车里，在学校和监狱里，年复一年地谈论着这个国家的统治者的可耻暴行。
“联盟”承认，有的欧洲人热爱正义谴责种族压迫，“但他们的声音微不足道，归根到底无足轻重”。至于印度人，他们也是受压迫、被剥削的。他们在历史和文化的背景方面与非洲人不同，但是只要他们不阻挠非洲人的解放斗争就不能把他们看作侵入者或敌人。有色人所受苦难的程度不同，他们应当为他们自己的自由而斗争。
1944年4月，伦贝迪被选为青年联盟主席，坦博被选为书记。曼德拉也参加了由姆达起草的一个基本政策文件的审订工作，他说他们感到非洲人国民大会领导人从不注意让国民大会组织群众运动。他们的宗旨是，通过“青年联盟”促进一场强大的民族解放运动；非洲民族主义将是它的信条。他们的目标是“真正的民主政治”。为达到这个目的，“青年联盟”将为废除种族歧视法律和非洲人能取得“完全的公民权”而斗争，以便非洲人“在议会有自己的代表”。土地将按人数比例在各民族的农场主和农民之间重新分配。工会权利将不受阻挠；免费的儿童义务教育之外还要加上大众成人教育；非洲文化将吸收欧洲和其他文化的精华。他们要求创造条件使非洲“对人类的进步和幸福作出自己的贡献”。
1951年12月，他们的建议被提交在布隆方丹举行的非洲人国民大会年度大会：在1952年4月6日南非白人庆祝统治300周年时举行群众抗议活动；应告诉政府，除非将特别不公正的六项法律予以撤销，否则全国将举行非暴力的蔑视那些法律的运动。大会大声表示赞成这一提议。莫罗卡博士向大会致敬并呼喊口号“我的祖国！”群众回答“非洲！”代表们起来高唱《上帝赐福非洲》。
1950年年末，曼德拉当选为青年联盟全国主席，他同沃尔特·西苏鲁讨论了贯彻“行动纲领”的下一步行动，进行非暴力抵抗。采取什么方式呢？曼德拉想起1946年印度人志愿队出发去德班时纪律良好的热情气氛，于是提出“消极抵抗”。西苏鲁要求它“典型的南非式并富有战斗精神”。他们可以回忆起非洲人国民大会历史上举行抗议活动时自发地运用消极抵抗的情况。1913年在奥兰治自由邦，黑人妇女曾抗议通行证法。她们把好多袋通行证堆在市政府办公楼前，然后成千上万的人宁可坐牢也不交罚款。一个村又一个村的妇女被投进警察牢房。结果当地政府把通行证强加给妇女的企图却失败了，从这次活动中产生了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妇女小组。后来在1919年，非洲人国民大会曾在约翰内斯堡和威特沃特斯兰德组织大规模的非暴力游行反对通行证法。尽管有来自警察和白人市民的暴力袭击，抗议行动仍然持续了好几个星期，结果成立了一个部级委员会建议废除通行证法(它们并没有废除)。
沃尔特·西斯鲁被任命为总书记，他以一票之多当选，此事很有意义：非洲人国民大会第一次有专职书记，他将领取薪金——每周5镑——并有一间办公室。办公室当然很简陋，但位于约翰内斯堡的商业区，位置很好。西斯鲁的妻子阿伯蒂娜将用当护士的收入支持他们。
他带着幽默感讲述着这类小事。当白人的偏见和愚昧指向他本人时，他的反应总带着这种幽默感；当指向不能自卫的人民时他就极为愤怒。
当莫罗卡博士、西苏鲁、坦博和印度人领袖们到各省中心地点争取支援时，曼德拉负责协调这种活动。司法部长在议会“胆战心惊地”说：“共产党人领导下……土著人中间有一个秘密组织”，它将“对人民的饮水下毒”并且“教人民如何去杀人”。
“青年联盟”认为这种合作将破坏他们的斗争；而且，白人共产党员把他们的民族主义视为“沙文主义”。此外，共产党强调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区分，这使得团结一切非洲人这个主要问题变得模糊不清。伦贝迪、曼德拉、西苏鲁和坦博试图迫使非洲人退出共产党，如果他们想留在非洲人国民大会的话。他们在一次年度大会上提出大体如此的一项提议。但是在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最受人尊重和最积极的成员中，有共产党员J·B·马克斯·摩西·科塔尼和高尔·拉代贝；温和派挫败了“青年联盟”
年复一年，他们对非洲人难熬的贫困、低廉的工资、土地的奇缺、非人的剥削和整个的白人统治发出了强烈的谴责。但是，他们并没有得到更多的自由。相反，却是镇压的增长和加剧。
反对纳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战争促进了自由和自决的思想。阿非里卡极端主义者也许亲纳粹，但南非的非洲人领袖感到自己是一个更大世界的一部分。在这个世界上，亚洲和非洲遭受殖民统治的各民族，都在为自己的独立而斗争。在克苏马和马修斯领导下的非洲人国民大会提出一项《非洲人的要求》文件，要求“在所有国家里彻底摧毁一切形式的种族统治”和积极推动“殖民地人民享受自治”。除废除通行证法和对产业工人的种族歧视，以及推行免费义务教育等要求之外，他们还要求完全的公民权，当然包括选举权。
坐乡间公共汽车，然后又坐火车(在一节标有“非欧洲人”的车厢里)，曼德拉一路北上，经过纳塔尔进入德兰士瓦的高地疏林草原，直到堆有黄砂的矿区渣坑所标志的金城埃戈利郊区。他突然被推进一个高楼林立的新世界，车辆往来快得令人目眩，各种肤色的人群熙熙攘攘奔走繁忙。城区和白人居住的宽阔市郊，到处是繁荣的景象。可是非洲人——“土著人”——却被限制在许多“郊区土著人乡镇”和城市的贫民区内。这些贫民区居民拥挤，卫生条件极差，没有电、没有柏油马路，也没有电话，可不断地受到警察的抄查，搜寻那些违反通行证法和违反禁酒法的人。骚乱纷起，家庭瓦解，罪案频增。对被剥夺了公民权的非洲人来说，这些就是种族歧视下的严酷现实。曼德拉的政治教育开始了。
尽管如此，当时的气氛还是充满乐观主义的，因为经过纳粹失败的战争(在这场战争中非洲人和有色人发挥了作用)，变革肯定不可避免。非洲人国民大会和其他组织合作，在1945年5月举行胜利游行。游行规模之大，在约翰内斯堡前所未见。20万非洲人和一些其他种族的人跟在铜管乐队和非洲人国民大会的黑、绿、金黄三色旗帜之后，口号是“让我们消灭这种勾当！”但是，由于战争使这个国家向更大规模的工业化和外国投资开放，它使白人增添了财富、也加强了权力。
他在亚历山大找了一间房。亚历山大是约翰内斯堡东北边缘一个杂乱的市镇。有个熟人建议他去见“一个叫沃尔特·西苏鲁的人”，说可以给他出好主意。西苏鲁比他年长几岁，也来自特兰斯凯，受过严格的宗教教育。他非常了解被列为“土著人”意味着什么：在矿上他曾经拿着尖锄、铁锨在地面下1英里处干活；他在一个白人家里当过“厨工”；他在一系列的工厂里工作过，同不公道的老板发生冲突。与此同时，通过函授他读完了初级证书课程。他和母亲住一起，她为白人家庭干洗衣活。曼德拉与他见面时，他正在城里开一家地产介绍所，经营尚能为黑人使用的享有自由保有权的土地。他立刻给这位年轻的新来者一个工作，每月2镑外加佣金。
7万人举行罢工。警察开始用步枪、刺刀和警棍驱赶他们回去工作。
伦贝迪、西苏鲁、曼德拉和坦博同克苏马博士洽谈，后者小心翼翼地接受了他们的建议将“青年联盟”作为非洲人国民大会的一部分。他的谨慎是对的；他们的“振作行动”将根本改造这个组织。
海外报纸注意到：非洲人国民大会强调他们的斗争不是指向某个种族，而是指向不公正的法律，“这些法律使各界广大居民永远处在被统治和苦难的地位上”；非洲人在为改造环境，为把“人类尊严、平等和自由交给所有的南非人”而战斗；而且，他们的谨慎意图是保持非暴力。
6月26日，在伊丽莎白港、德班、亚历山大市以及其他一两个地区发生全面罢工；在约翰内斯堡，在开普敦和一些小的中心地点发生部分罢工。但是在德兰士瓦的一些地方反应很冷淡，非洲人国民大会承认当地工作人员没有达到预期目标。印度人给予巨大的支持，特别是在德班，那里的人受害最深：1000名工人被解雇，但得到了组织者们提供的生活补助。
另一个打字员在没事做的时候常向他要工作。有一天当他正向她口述信稿时，一位白人顾客走进办公室。这个女孩子显然很窘。为了表示曼德拉不是她的上级，她从钱包里取出6便士命令说：“纳尔逊，请给我到化学商品店买点香波。”
曼德拉属于新选进全国执行委员会的成员之列，和温和派、共产党员及其他“青年联盟”代表在一起。他们宣誓要大力执行年度大会所通过的“行动纲领”。
政府正在大力镇压。非洲人国民大会能吸引足够的志愿者吗？它能够领导进行一场持久的非暴力斗争运动吗？
共产党方面曾谴责“行动纲领”不成熟和缺乏社会主义眼光，但对于非洲人将学会认识阶级利益、同时白人工人能加以引导克服种族偏见持乐观态度。南非共产党承认南非不单纯是一个阶级剥削的典型，而种族压迫是它的制度中固有的事物。因此它决定对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民族斗争予以支持并进行引导，使之注意工人和农民的利益。它相信，这样做的结果，反对种族歧视将发展成反对资本主义。在被宣布为非法以前，南非共产党自行解散；它的成员将通过其他组织进行工作，或者进行地下工作。
曼德拉后来回忆这次非洲人和印度人领袖彼此合作是一个令人难忘的经验。同时，他和“青年联盟”其他成员仍然反对和印度人大会联合的思想。当克苏马、达杜和奈克尔达成“君子协定”，让非洲人国民大会与南非印度人大会一起努力争取完全的公民权时，年轻的民族主义者们却下定决心要“自己干”。在建立非洲人自信方面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这个新“条例”有着南非独有的怪癖：正如非洲人国民大会高级官员所指出的，它“主要针对着非洲人和其他被压迫的人民”。
1941年，曼德拉——一个引人注目，有着自然威严风度、身强体壮的年轻人，成了成千上万拥向约翰内斯堡人群中的一员。两年前，南非在史末资将军领导下加入英国及其盟国一方，对希特勒德国和墨索里尼意大利进行战争。战时工业对劳工有大量需求。
在一次发言稿里，曼德拉写道：
此后是漫长的抗议岁月，反对一次又一次的不公平行为。抗议表现为示威游行和集会，表现为派代表团和请愿。这种非暴力抗议得到的唯一答复是加紧镇压和更多的暴力。到30年代非洲人国民大会衰落了，正如一位批评者所说，成为一个清谈的场所。此时有一位来自东开普省克拉多克的圣公会牧师詹姆斯·卡拉塔，不顾严重的疾病和贫困，开始顽强地复活这个组织。此前，他已被任命为总书记。A·B·克苏马博士充实进来担任新的全国主席，保证了那场复活运动。游历广泛、经验丰富的克苏马在约翰内斯堡开业行医，生意兴隆。他和其他有名望的知识界人士往来，其中有Z·K·马修斯，他是黑尔堡大学教授“社会人类学”和“土著法与政府”的讲师，在这之前已在海外教育界博得声名。1936年，马修斯在政治上被赫尔佐格的种族隔离法案所震惊，此后在非洲人国民大会中他开始起重要作用，就象曼德拉和坦博这些能干的青年人一样。后者在黑尔堡卷入了学生运动，此时也正在崭露头角。
1941—1951年
酋长们和他们的部下、各政治团体的领导人、牧师、教师、记者和律师们走到一起，这是一个不寻常的事件。他们从南非各地以及英属贝亚纳、巴苏托兰和斯威士兰走到了一起，克服了部族和语言的差异，克服了农村和城市背景的隔阂。教育家约翰·杜贝被选为全国主席，塞梅当了司库，自学成才的报社编辑和小说家索尔·T·普拉吉被任命为总书记。这个组织以美国国会为原型，也含有英国议会的结构和程序因素，例如有一位议长和一个由酋长组成上议院。他们的宗旨是鼓吹在议会、教育、工业和行政方面废除种族歧视。一位代表在半个世纪后回忆说：“我们当时梦想着有一天出现变革，非洲人坐在议会里并且能够自由购买土地。”
这个“纲领”成了斗争的分水岭。它的宗旨是实现“民族自由”和民族自决权，反对出于白人统治思想动机的种族隔离政策和白人领导地位。必须使用新的“武器”：抵制、罢工、非暴力抵抗、不合作以及其他可以实现目标的手段。但是，首先必须组织一次全国性罢工，一天的抗议，反对政府的现行政策。
曼德拉很有兴趣地向米尔请教关于南非的印度人和他们的斗争。米尔的家庭是穆斯林。英国人在1860年将印度人带到纳塔尔，在甘蔗园做工。甘地作为一名青年律师居住在德班。面对一再发生的不公正行为，他在1907年发起了消极抵抗运动——不合作主义或道义行动。这时的资深领袖是两位30多岁的医生：纳塔尔的蒙蒂·奈克尔，一个甘地主义者；和德兰士瓦的优素福·达杜，一个共产党员。印度政府给予了强有力的道义上和外交上的支持，印度当时在走向独立的潮流中居于亚洲的领先地位。
“青年联盟”还没有组织好在1950年“五·一”节举行“全国罢工”，由共产党人、印度人大会和德兰士瓦非洲人国民大会组成的一个特别委员会号召同一天在约翰内斯堡举行罢工，以抗议对科塔尼、马克斯和达杜实施禁令。曼德拉和其他年轻的民族主义者大发雷霆，和那些组织者冲突起来，驱散会场，并在自己的杂志上措词激烈地攻击共产党。这篇文章说，由于工人是非洲人，他们受压迫首先由于他们是黑人，第二位的原因才因他们是工人；很清楚，共产主义这个“外来的植物”不可能在非洲土壤长得茂盛。曼德拉脾气暴躁的名声无疑是从这些冲突中留下的。
1946年发生的事件，清楚地提醒人们不仅仅是非洲人受压迫：印度人走到斗争的前列，曼德拉在威特斯法律学院的两位同学(伊斯梅尔·米尔和J·N·辛格)起了领导作用。这时德兰士瓦和纳塔尔两地的印度人大会展开消极抵抗运动，反对史末资的“集团住区法”，这个法案打算将印度人永远限制在某些地区。虽然实际的抵抗活动发生在德班，许多组织工作却是在约翰内斯堡进行的。
曼德拉强烈反共，不仅由于他深受传统环境的影响，而且还由于他幼年的宗教信仰教导他共产党是反耶稣基督的。“青年联盟”的大部分成员和他都有这种敌意，所以当鲁思·弗斯特作为“进步青年委员会”的书记和他们洽谈，邀请他们进行联合的时候，他们的答复是坚决拒绝。
曼德拉在威特沃特斯兰德大学的业余课程很艰巨；而且他缺乏适当的学习设备，还有长途火车旅行和夜里11点钟的宵禁。他跟着当学徒的这家事务所里的一位波兰犹太人，对他很好，使他永远感激。那位同事给他种种鼓励，催促他一心一意做一名好律师，从而“赢得各界居民的尊敬”，还要他躲开政治。
“镇压共产主义条例”的政治影响极其严重，它针对的目标远远大于2000个共产党人：其中非洲人1600个，印度人250个，白人150个。在40年代，共产党人曾被选为“土著人代表”参加议会和充任约翰内斯堡和开普敦两个市参议会的成员。此时冷战蔓延；麦卡锡正在使美国舞台凉气飕飕；而在南非，司法部长C·R·沃斯特宣布，他与英国特工机构首脑珀西·西利托爵士一起调查了共产主义在非洲的发展(非洲人认为这是英国政府与阿非里卡国民党的进一步勾结行为，此际英国在联合国就西南非洲托管地问题进行辩论时一贯投票支持南非)。
他们的确是非洲人民族主义者，但并不是反白人。也不简单是因为他们的教育将他们引向谋求在白人的政治结构中分一杯羹，反对白人种族主义本身就包含着不许用黑人种族主义以牙还牙。在以后几十年中，非洲人国民大会从未背离它对种族主义的否定。
计划安排在1950年6月26日举行全国性抗议示威游行。非洲人国民大会、青年联盟、印度人大会以及共产党共同参加一个协调委员会，开始工作时彼此怀有戒心。摩西·科塔尼从开普敦来到约翰内斯堡担任共产党的书记，他驱散了那种不舒服的气氛。曼德拉开始认为他是“一个真正的民族主义者”，很快他们成了朋友。
与此同时，克苏马博士和共产党以及南非印度人大会组成联合阵线，开展反对通行证法运动(共产党创立于1921年；印度人大会于1894年由圣雄甘地创立)。政府拒绝议会要求撤消通行证法的一项法案，并下令大批逮捕违反通行证法的人，于是反对通行证法的运动急剧发展起来。抗议浪潮席卷全国；一位圣公会主教宣称通行证法是“在一个所谓民主国家里的希特勒式的作法”。但是游行、请愿和派代表团——一切能做到的合乎宪法的抗议方法——都无济于事。
史末资的副手简·霍夫迈尔是南非最豁达大度的白人政治家和有才华的学者，他经手处理“土著人代表委员会”的抗议。他对于他称之为他们的“激烈夸张”的言论表示惊讶，他知道政府促进“土著人”进步的善意和愿望。史末资和霍夫迈尔是温和派的、以讲英语的白人为主的统一党的领袖。对于曼德拉和广大黑人而言，这两个主要政党的政策方针是一丘之貉，那并不足为怪的。
的动议。
关于“联盟”对待白人总的态度，曼德拉说，许多争论集中在以下建议：“联盟”的目的之一应是“把白人赶下海去”。他和起草他们的“基本方针”的同事曾在多次会议上讨论这个建议，最后一致认为他们必须考虑南非的具体情况，并且“认识到不同种族集团”已经在南非扎根。他们还说，“但是我们坚持，实现种族间的和平和进步所需要的基本条件是放弃白人统治和改变南非社会结构，使那些滋生剥削和人类痛苦的各种关系消失。因此我们的目标是，为非洲人民赢得民族自由，创立一个人民的自由社会，在这种社会里压迫和迫害得不到法律的保护。”
所有这些事件和影响，以及政府并未实现改革的诺言，激起了曼德拉和其他青年民族主义者心中新的对抗情绪。奥利弗·坦博在谈到那些日子时说过，“我们从来没有年轻活泼的样子”。“我们不跳舞，也难得看一场电影，尽是开会、讨论问题，每夜如此，每个周末也如此。”(可是曼德拉注意锻炼身体，他成了很好的拳击手。)他们在彼此的家里或办公室里集会，畅谈自己的政治哲学。
因此，非洲人国民大会投身于一项以群众行动为基础的全新战略。曼德拉指出：过去的非洲人国民大会领导人采取的行动“显然希望，通过为自己的事业求情可以使当局改变心肠，把他们所要求的一切权利让予他们”。但是他认识到，如同他在“青年联盟”的《北极星》杂志上所写的，保持“与群众有充分的生气蓬勃的联系”是一个大问题。他还说，“我们有强大的思想能够抓住群众的想象力”，“我们现在的责任是把那个思想充分地传播给他们。”
组织者们艰苦工作的情形也给他留下深刻印象。他和西苏鲁见到两个年轻的印度人，一个是工厂工人保罗·约瑟夫，一个是学生艾哈迈德·卡塔拉答，每天一大早就开始工作，到晚上又出去散发传单。这时候他们大家一起握手，保罗和卡西发觉自己受到这两位“青年联盟”人物的祝贺——这是后来发展成终身友谊的最初表示。
这是非洲人国民大会第一次在全国范围向人民号召“不去工作”，是城市人民和政府对抗的开始。“青年联盟”在号召人们支持时宣称，“这次抗议对我们来说是1652年4月6日以来非洲人民为表达不满而进行神圣运动的集中表现”；在历史上那个日期，扬·范里贝克抵达好望角为荷兰东印度公司建立了一个基地。曼德拉聆听部落长老讲述故事的记忆在这个声明里显然可见，因为它接着说：“这个运动在整个所谓‘卡菲尔战争’时期，在整个丁冈时代，在整个莫舒舒时代，在整个塞库库尼时代……在整个1910年白人联邦协定时期，一直在继续进行。”政府受到警告：“世界上任何物质力量也粉碎不了一个民族不屈不挠的精神”；非洲人发誓一定要解放南非，包括“黑人、白人和黄种人”。
姆达是“联盟”的新主席，坦博是副主席。安东·伦贝德已在1947年因病去世，这是一个极大的损失。他的思想在未来岁月中一直鼓舞着他的同事和拥护者，也使他们发生了分歧。曼德拉被选为书记；他的政治活动越来越多，于是法律学习日渐荒废。
高尔·拉代贝也是这家事务所的一个办事员，小个子，比较高傲，政治上激进。曼德拉告诉他新杯子的事时，他的回答说：“你瞧我的，就照我做的干。”茶一到来，拉代贝避开新杯子，故意挑一个旧杯子。曼德拉不想和他争吵，也不想和打字员争吵，装着不想喝茶。
他从童年起所受的训练是过体面、有地位和受保护的生活，而现在他被投进城市生存的熔炉。第一件事是找一个工作，而最好的希望在矿上。许多年后他很有趣地回忆这段往事：他被录用在皇冠矿当一名警察，答应不久将提升他当办事员。他带着圆头棍和口哨，守在通往黑人矿工住区的大门旁。可没几天大酋长的一个代表跟踪而来，于是他再次逃跑。
在当学生的时候，曼德拉就和伊弗林·恩托科·梅思结婚。她是一位漂亮说话温柔的护士，在市立深矿医院工作。他们在奥兰多安家。奥兰多是正在扩展的市镇之一，一片不毛之地上挤满了火柴盒式的房子，在约翰内斯堡的西南大约10英里(这一带后来名叫索韦托，那是“西南部市镇”这几个字字头的缩写)。西苏鲁和他的妻子阿伯蒂娜住在附近，她也是一位护士。奥利弗·坦博这时也已来到约翰内斯堡，在圣彼得学校教自然科学和物理课。
但是，到行动时，曼德拉和“联盟”里的其他青年知识分子还没有准备好。流动工人向那种制度的挑战使他们大吃一惊。1946年，非洲人矿工举行罢工。他们的领导人马克斯和拉代贝长时间一直在警告矿业协会不安情况日益增长。30.8万名黑人矿工的情况世人皆知：他们是国内最重要的工人，也是受剥削最深的人。他们的平均现金收入是每月3镑11先令8便士，这源于这样的假设：他们是流动工人，估计每月2镑10先令的农民收入可作为工资的补助。但是在特兰斯凯和西斯凯，他们的家庭生活赤贫；营养不良和疾病到处流行。他们罢工是要求每天10先令的最低工资，“以符合我国政府在联合国组织签字同意的新的世界原则所提出的得到承认的生活标准”。
在这里，曼德拉第一次直接同“欧洲人”打交道——当时人们都这样称呼白人。在特兰斯凯，白人是地方长官、商人和教师；现在曼德拉为他们工作，和他们在一起。他一到办公室，那位资深的打字员就向他说明：“你看，纳尔逊，我们这里没有种族歧视。佣人送茶时，你就从盘上取你自己的茶。我们已为你和高尔买了两个新杯子。你们必须用它，告诉高尔一下。注意点，他影响不好。”
1948年，白人统治和种族歧视被系统化为法律体制：种族隔离制度。阿非里卡人国民党以微弱多数上台，开始实施种族隔离政策。当他们自封为反对“赤色威胁”的“西方基督教文明堡垒”时，故意轻描淡写他们的亲纳粹和反犹太人的倾向。他们认为自己是上帝挑选出来进行统治的，这种幻想使他们悍然不顾外面的世界以及自由、平等和正义这类信念。不但政府，而且他们的荷兰归正会、大学、警察、军队和文职人员不久都渗透进一个秘密会社——“兄弟会”。没有几年，尽管白人选民也大力抗议，兄弟会仍然骑在宪法脖子上作威作福；他们废除了一些牢固树立的条款，以保证自己不会被立宪手段所挫败。
布拉姆·费舍尔，阿非里卡人，是一名共产党员。作为一名律师，他曾帮助克苏马为非洲人国民大会起草一部比较民主的章程。他发现曼德拉和西苏鲁(他称他们为“青年土耳其党”)不但反共而且也反对与白人合作。后来他曾在两次历史上著名的审判中为他们辩护。
曼德拉诉说他早年想学法律的志向，于是西苏鲁提供经济援助，使他能够通过函授课程取得文学士学位。西苏鲁还借给他一笔钱买一套漂亮的新衣服参加毕业典礼，后又把他介绍给一家白人律师事务所。于是他一方面利用业余时间在威特沃特斯兰德大学读法律，一面继续当学徒。
在非洲其他地方，殖民地、保护国或托管地的目标是独立。可是南非已经是个独立国家，是一个主权国家，却由盘踞在当地执政的少数白人进行组织和控制。经过许多世代的殖民侵入他们积累起权力，他们得到欧洲的资本、武器和技术的支持。曼得拉所谓的“庞大的暴力和压迫机器”，即用来压制多数黑人的行政和经济管理的复杂体制逐步建立起来了。
旨在把人民隔离开来的种族隔离法正在把人们聚集到一起来：“人口登记法”把每个人按种族分类，引起巨大的痛苦；“集团住区法”在城乡各地把住区按种族和部族分开，特别是剥夺了印度商人的土地和宣告对一切“非欧洲人”实行大规模强制搬迁——非洲人现在要被称为班图人，并且要根据“班图人权力法”重新部落化。
这是一个人心骚动的时刻：工业发展带来了外国的投资迅速增长，而外国投资靠着廉价劳动力获得高额利润。给黑人的工资通常低于最低生活水平，各种非洲人工会正在变得更富有战斗性。可是，当工人们向这种制度挑战时，雇主和国家联合起来施加压力：1942年发生的一系列罢工遭到史末资的“战时措施第145号”的反击，这个法令宣布非洲人举行的一切罢工都是非法的。尽管如此，罢工继续进行。在亚历山大，人们罢乘以反对公共汽车票价上涨，他们太穷了，付不起昂贵的车费。在高地疏林草原地带，在凛烈的寒冬里，数以千计的男女上工来回步行10英里。10天后，公共汽车公司投降了。1年后的1944年，车票再次涨价，抵制重新开始。这次人们步行7个星期直到赢得胜利。
那场第一次庄严的集会还念了祈祷文，唱了一首由科萨族作曲家伊诺克·索通加写的赞美诗《上帝赐福非洲》。这首歌成了非洲人国民大会的会歌和南非黑人的国歌(60年代它也被一些独立的非洲国家采用为国歌)。1925年非洲人国民大会有了一面旗帜：黑色代表人民，绿色代表土地，金黄色代表资源。
在最后时刻，他们选了莫罗卡博士，他曾表示赞成“行动纲领”。保守派几乎人人投票选克苏马，青年人则选莫罗卡。这时“青年联盟”获得了多数支持——他们的“政变”成功了。
非洲人国民大会从印度人的组织工作经验和他们的筹款能力中受到启发，而印度人大会则通过与非洲人大多数更密切合作得到明显的好处。印度人还在联合国争取外交支持，当时在联合国54名成员国中亚非国家只占14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