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震亨他去世后，人们为他立碑筑庙，有些“守真庙”遗迹一直留存至今。《河间府志》甚至将他与扁鹊并论。
李杲(公元1180—1251年)，字明之。真定(今河北正定县)人。先秦真定称东垣，李杲世居此地，故晚年自号东垣老人，后世多称他李东垣。他生于金代，卒于元代。李杲虽生在巨富之家，却情性敦厚忠信，生活严谨，故名声甚好。李杲母亲重病，命乡里几个医生调治，但众医温凉寒热，各执一辞，药物用遍，仍然不救而亡。至死竟然连患的什么病症都不清楚。李杲痛悔自己不知医理致母病故，决心学医以补己过。于是备办了大量财物，登门就学于易水张元素老人门下。张元素，字洁古。与刘完素同时代而年龄略小，医名与刘并著于时。张治病很少采用古方，自为家法。重视内伤，强调扶正，曾谓“养正积自除，犹之满座君子，纵有一小人，自无容地而出”。著《医学启源》、《洁古家珍》、《珍珠囊》等，创易水学派，其弟子李杲的“补土派”，及明代温补学派实际均是对易水学派的发展。故后人赞刘完素、张元素：“刘、张既出，则轩歧之法截然而归正。”李杲随张元素学医数年，尽得其传而归。其后瘟疫流行，有一种俗称“大头天行”的传染病，死人最多。李杲循经探源，制定一方，经治多人果然疗效甚著，于是便将处方刻印张贴或散发到各地，人们使用后都很有效。当时人以为必仙人所传，遂刻碑永存，这就是今天仍在临床应用的名方“普济消毒饮”。李杲生活的南宋时代，正值金、元混战，兵祸、天灾、疾病使百姓生活极不安定。饥饿劳碌，动荡的社会环境，成为产生李杲“脾胃内伤学说”的客观条件。他认为人以脾胃为本，脾胃受伤，元气就不能充沛，百病则由此而生。造成脾胃受损的原因，主要是饮食劳伤、劳疫过度、七情所伤。他在治疗疾病时，擅长以补脾胃为基础，分别补上、中、下三焦元气。因此被称为“补土派”的宗师。名医王好古原与他同时师从于张元素，后来又从他学医，说明当时脾胃学说很为当时医家膺服，而后世名医家也都给予他的学说以很高的评价，曾有“外感宗仲景，内伤宗东垣”之说。李杲的传世著作有《内外伤辨惑论》、《脾胃论》、《兰室秘藏》、《医学发明》等，他所创制的一些方剂至今应用仍非常广泛。
宋代我国医学发展已经有了良好的基础，古医籍经大规模的规范的整理，新的医书也大量问世。至金、元时代，随社会需要，医学门派逐渐形成，涌现出一些卓有成就的著名医家，其代表人物就是后世所谓的“金元四大家”——刘完素、张从正、李杲、朱震亨。
刘完素(约公元1120—1200年)，字守真，号通玄处士，河间(今河北河间县)人，人称刘河间。刘完素幼年家境贫寒，饱受颠沛流离之苦，后其母因病失治而死，便立志学医。当时天灾兵祸不断发生，疫病流行，疫病中为害最甚的是当时所谓的“时疫疙瘩”、“大头天行”等，因古书未见载述，故当时称其为“新病”。据其临床病状，很可能就是现代所称的鼠疫病。刘完素目睹疫病猖獗，深知百姓疾苦，从医之心更坚。他一生云游四方，济世扶弱，因医术高超而深受百姓爱戴，世人称之“神医”。他的著述雅俗可读，所以有人称赞他的书：“农夫、工贩、缁衣、黄冠、儒宗，人人家置一本可也。”刘完素颇有民族气节，当时是辽金入主中原，因他医名倾于朝野，金章宗曾对他三次诏任，他皆不俯就。章宗无奈只好御赐“高尚先生”作罢。刘完素学习刻苦，25岁时见到《黄帝内经》，便手不释卷，朝夕揣摩，研读了35年。读《伤寒论》也是口诵心惟，废寝忘食。他学习经典，并非从理论到理论，而是密切联系医疗实践进行探索。他说：“若专执旧本，以为往古圣贤之书而不可改易者，信则信矣，终未免于一隅。”正因为他有这种师古不泥于古，尊经而不死于经下的治学态度，所以他对经文的内容常有独特的见解，而这些新见解也正是他在临床治疗中创新的理论依据。他认为火热是多种复杂病证的主要病机，因而治病善用寒凉药剂。比如对于外感病，如发热、恶寒、头痛、身痛等，《伤寒论》认为寒邪束表而用辛温解表法，而他则认为是热邪在表而主张辛凉解表，开发郁结。这就打破了以往解表必用温药的成规。而对于表邪未解，里热已盛的阶段，他又创造表里双解之法，发汗、通下兼顾，也突破了以往“下不厌迟”的某些禁忌。他还认为气候环境古今不同，世态民居有所变化，故古今治病之法也必须有相应的变化。由于他勇于倡导新说，成为推动金元学术争鸣的第一人。其后攻邪派、滋阴派，以至明清的温病学派均承其余荫，其贡献由此可知。他的著作有10多种，有代表性的为《素问玄机原病式》、《黄帝素问宣明论方》、《伤寒直格》等。人们称他所创的学派为“河间学派”，因其学术特点，又称为“寒凉派”或“主火派”。
张从正(公元1156—1228年)，字子和，金代睢州考城(今河南兰考县)人，考城是古戴国，故自号戴人。他性格豪爽，喜欢与劳动群众接近，由于治病疗效显著，誉满医林，所以在兴定年间(公元1217—1222年)，曾被朝廷诏补为太医。但他以“迎送长吏马前唱诺(作揖)”为羞，故不久即辞职归于故里。以后就与麻九畴、常用晦等人讨论医学，并著《儒门事亲》，集中反映了他的学术思想和医疗经验。唐宋以来，医界嗜补成风，阻碍了医学的发展，实际上也贻误了不少病人。张从正目睹时弊，指出前代方书过分应用补药的错误，认为“古方不能尽治今病”。他继承了刘完素的学术思想而又有发挥。强调不管病邪从何而来，都不是人体素有的，一经致病，必须攻治。若用补法治疗，有如“鲧湮洪水”，实际是把病邪包围起来了，一旦溃决，祸不旋踵。张从正最善汗、下、吐三法治病，曾有“汗下吐三法该尽治病”之论。但他的攻邪三法并不局限于发汗、泻下、涌吐，他说：“如引涎漉涎、嚏气、追泪，上下行者皆吐法也；炙、蒸、薰、渫〔xie屑〕、洗、烙、针刺、砭射、导引、按摩，凡解表者皆汗法也；催生、下乳、磨积、下水、破经、泄气，凡下行者皆下法也。”可见他治疗疾病的方法是多种多样的，在治疗学的发展上作出了贡献。张从正之所以强调攻邪，是因为攻邪的目的就是为了元气恢复，所谓“不补之中有真补存焉”。他对用补药的主张是无病不要滥用补药；邪积未尽者，先攻邪后议补；“脉脱下虚，无积无邪”，方可考虑用补药。并进一步强调食补更为重要，认为米粥素净之品还可以助正气以使邪气退尽。人们据他的学术主张，称他所创的学术派别为“攻邪派”。清代名医王士雄称赞他：“恒古以来，善治病者，莫如戴人，不仅以汗、吐、下三法见长也。”
朱震亨(公元1281—1358年)，字彦修，元代义乌(今浙江义乌县)人。因其居处有丹溪流经，故晚年人们尊称他“丹溪翁”，后世遂以朱丹溪称之。朱氏世代为儒，他天资聪慧，六岁即能作诗赋，时人视为“神童”。早年治举子业，30岁时，因母病而众医束手无策，遂有志于医。自学《素问》三年，有所领悟，遂亲自为母调治二年，母病渐愈。因而追忆父亲、伯父、叔父、妻子都是因时医误治而遭不测，心情十分沉重，更坚定了钻研医学的志向。他曾出游寻访名师，历时五年。后闻罗知悌学识渊博，于是诚意登门求教，竟被拒之门外。罗知悌，字子敬，号太元。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得刘完素弟子荆山浮屠之传，而旁通张从正、李杲二家之说。然恃能厌事，性情褊〔bian扁〕狭，很难相处。但朱诚意仍笃，竟站立门外三月之久，遭叱骂五七次，雷雨交加也并不动摇。罗深受感动，又知他已有医名，迎入后见他的确气度谈吐不凡，才收为门下。罗知悌将刘、张、李三家之说传授震亨，以《内经》的理论作为评断是非的准则，给朱震亨分析诸家学术要旨。朱震亨尽得其学而归，后经多年刻苦探究，勤奋地实践，创“相火”、“阳常有余，阴常不足”的理论，治病重视滋阴降火，卓然自成一家，被人们视为“滋阴派”的开山。朱震亨曾师从元代著名理学家许谦，专攻朱子(宋大儒朱熹)之学，因此理学素养是很深的。理学是一个哲学流派，“阐释义理而兼谈性命”。朱震亨是将理学与医学理论结合的第一人，这些从他的医学著作中有所反映。后来理学对医学理论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明、清时期此风最为显盛。他的养阴学说认为人的阴精即生命活动的物质基础，难于形成，又因为情欲无涯，而使人体常呈现阳常有余、阴常不足的状况。阴不制阳，使相火易于妄动，更损耗阴精，所以主张在生活中要节欲，在治疗上重视滋阴降火。这一学说问世后，得到历代医家的重视。至今日本尚有丹溪学社，可见朱震亨的学说600多年来对日本汉医的影响也是很深的。他的著作很多，署名朱震亨者有30多种，其中包括门人整理成书的，也有个别的是后世托名之作。他的著作中以《格致余论》和《局方发挥》影响最大。朱震亨弟子很多，最有成就者当推王履(字安道)，著有《医经溯洄集》等，戴思恭(字元礼)，著有《证治要诀》、《推求师意》等，二人均以医术擢用于明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