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还有一个对书名中“裸者”二字如何理解的问题。“死者”，这和原文中的“the Dead”引起的联想是完全吻合的。打一仗死了好多人，这是一种理解；为了人类的未来有些人牺牲了，这又是一种理解；在卡明斯之流看来那些小人物“差不多已经全是坟中枯骨，只有等着做出土古尸的份儿”，这也是一种理解；还可以有其他的理解，其他的体会。“裸者”，跟原文中的“the Naked”基本上也能引起同样的联想，只是“naked”还有一层“defenceless”（无遮无掩）的意思，从一个“裸”字要想到这上头来，还得稍稍转一下弯才行。所以“裸者”固然可以理解为“人性已经暴露到赤裸裸的地步”，又何尝不可以理解为“感到精赤条条、无遮无掩、任人摆布、毫无保障”？书中的马丁内兹登陆前在运兵船的甲板上不是有一种“赤条条无遮无掩之感”吗？罗思在穴河山上爬得筋疲力尽，倒地不起，挨了加拉赫的一巴掌以后，不是又多了另一种“赤条条的感觉”吗？值得玩味的是，梅勒在学校里读书的时候，也就是远在本书出版以前，还曾写过一个以精神病院为背景的剧本，剧本的名字也叫《裸者与死者》。这个书名他后来就移用于本书，剧本则改写为长篇小说，直到一九七八年才易名《化仙记》出版。可见，对《裸者与死者》这个书名作者有他特殊的偏爱，说不定还别有他独特的体会呢。
梅勒要写侦察兵艰苦的长途跋涉，这是他的既定方针。写后岛侦察的那段文字，也确乎说得上已完满地实现了他的夙愿，而小说中将军和他的副官这一条线索，则有点像是意外收获了。据梅勒自己说，他写出的《裸者与死者》第一稿并不是这样的布局。第一稿的重心完全放在侦察排身上。推测起来，梅勒大概是想模仿多斯·帕索斯的手法，以侦察排的这十几个人作为美国国内社会各色人等的典型代表，结合他们的出身经历写出他们在危急关头思想上是如何活动的，行动上是如何表现的。可是写到第二稿时，梅勒又把卡明斯将军和侯恩少尉这两个侦察排以外的人物发展了起来。这一发展，便意外地塑造出了两个有血有肉的军官形象。在第一稿中这原是两个不起眼的陪衬角色，到第二稿中他们的重要性却已经不下于原来的两个主角——侦察排里的克洛夫特和雷德了。梅勒自己也说：“如果不写第二稿，就把这部书出版，那充其量也只能成为一部有趣的战争小说，至多是有一些精彩的情节而已。”卡明斯和侯恩两个形象的树立，他们这一对矛盾的介入，不仅扩大了舞台的空间，更深化了作品的主题，使作品的内涵更丰富、更深刻了。若非如此，梅勒的这部小说也就不可能成为这样一件不同凡响的艺术珍品。
假如说从克洛夫特上士的身上我们看到了存在于美国军队中的那股黑暗势力，那么从卡明斯少将的身上我们便隐隐看到了这股势力的根子所在。将军和侯恩少尉之间的斗争，将军的代理人克洛夫特和侦察排士兵之间的斗争，虽然发生于南太平洋的一个荒僻小岛上，但是我们如果视之为美国国内社会斗争的延伸，那也是完全合乎逻辑的。侦察排里那一群行动粗鲁、说话下流、沉痛愤激的士兵，他们本来在国内都属于社会的下层，甚至是那喧嚣动乱的美国社会的弃儿。透过他们在海外的作战生活和思想活动，联系关键时刻作者让他们“飞回到过去”的特写式“亮相”（这是作者仿效多斯·帕索斯《美国》三部曲而采用的一种奇特的倒叙手法），我们不只看到了美国军队内部官与兵、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且还依稀看到了美国社会的一个缩影。从这一点来看，说梅勒的这部小说已经超出了战争文学的范畴，也并不是没有道理的。
先是受到将军的特殊赏识、尔后却成了将军那一套“权力论”牺牲品的侯恩少尉，是个哈佛出身的年青自由主义分子（也有评论家认为，侯恩还称不上是自由主义分子，而只能说想要做个自由主义分子。罗伯特·梅尔列尔（1944—）在《诺曼·梅勒》（1978）一书中就持这样的观点。）。他一调到师里，就被将军破格录用为贴身的副官。将军和少尉都是中西部新兴资产阶级家庭的子弟，在这一点上他们按说似乎应该有共同的语言，这大概也是将军本来所以一眼便看中了他，并把他日益引为心腹的一条重要原因吧。将军觉得侯恩此人不俗，才气绝不在自己之下，觉得这个师里“只有侯恩才能理解他胸中还怀有更大的雄心壮志，甚至还颇能理解他的为人”。侯恩呢，却是个意外复杂的人物，他接触过一些“左派”的思想，从这点上说他同将军是格格不入的，可是他虽然已经同家庭决裂，接受了为家庭所不容的思想意识，却从来没有真正扔下过前十八年的生活留给他的感情的包袱。他觉悟到自己有罪（“当官是一种犯罪”，“有个阔老子，上的是贵族学府，干的是好差事”，都使他“有个犯罪的想法老是在头脑里打转”），他为社会的不平义愤填膺，然而这些从来都不是掏出真心。他只能远远绕开自己的切身利益，指靠一些抽象的概念、并不牢固的感情基础，来设法继续保持他那种特殊的孤立的“左派”立场。从这个立场出发，他在将军的手下处处感到别扭（虽然他也有佩服将军的时候），任性起来他就要顶撞，甚至对抗，对将军手中的大权表示蔑视，甚至挑衅。将军则采取旁敲侧击、步步紧逼的手法，晓之以个人的利害，诱之以特权的妙处，想以此来迫使他就范。
对于这部小说，历来有一些争议。有的评论家得出结论，认为小说的主调是悲观的、绝望的，理由是书中的人物个个都以失败或幻灭而告终。（这种观点可以说“源远流长”。直至一九七七年，纳尔廷在《当代文学概览》一书中还持这种观点。）侯恩少尉到处碰壁，不但受辱于将军，连性命也糊里糊涂断送在克洛夫特的手里。雷德在同克洛夫特的最后较量中“给打瘪了”。将军赢得了攻岛战的胜利，但是他心里明白胜利的取得却并不是由于他的指挥。克洛夫特眼看大功可成，穴河山征服在望，最后却还是不得不逃下山来。其他一些士兵最后也都成了人生战场上的失败者，个个都失去了自尊和信心。仗虽然打胜了，却并没有一个胜利者。不过，小说的作者可不是这样看的。早在一九四八年，他在接受《纽约客》杂志的一次采访时就坚决不承认这部小说是悲观主义的。他说：“有人说从这部小说里看不到一点希望。……其实这部小说是很想说明前途大有希望的。我的本意是想用这个故事来比喻人的历史发展进程。我想探索一下在一个病态的社会里，因与果、劳与酬之间的关系是如何的荒谬绝伦。书中固然写出了人的堕落、糊涂简直已经到了令人绝望的地步，但是也写出了人之甘受驱策并不是漫无止境的。人尽管是堕落了、变态了，然而胸中还是向往着一个比较光明的世界。”事实上，作者也决不会希望读者不带一点是非善恶的标准，完全用超脱的眼光来看待小说中每一个人物的成败，如上述论者那样。有些评论家得出的结论就和上述论者完全不同，例如赖德奥就认为这是一部积极的书、乐观的书（见《1900—1954年的美国激进小说》，第270页。）。他认为，将军满心想以前后夹攻一举击破日军防线，而日军早已崩溃在先，作者安排这样一个结局，显然是想表明这些权力论者终究不能违背群众的意志，任意操纵历史发展的进程。将军不能不忧心忡忡地看到，侯恩一个人他还对付得了，而他手下却有六千之众，这么些人他就无法对付了。克洛夫特对付得了一个侯恩，却对付不了不想翻越大山的那班部下。在赖德奥看来，一个不是那么腐败、不是那么病态的社会，其种子就埋在那些满嘴脏话、摇摆不定的士兵身上，尽管他们自己并不知道。
曾经有一些美国作家来我国访问，他们听说诺曼·梅勒的《裸者与死者》还迟迟没有介绍到我国来，止不住表示了惊讶和惋惜之意。诚然，要了解和研究美国的现当代文学，这部巨著应该说是属于“必读”之列的。但是，像这样一本书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要翻译介绍到国内来是不可想象的。现在当然是有这种可能了，可是那浩繁的卷帙，不羁的文笔，又着实令人望而生畏，煞费踌躇。不过不管怎么说吧，时至一九八六年的春日，经过了几度寒暑，勉竭驽钝，我好歹算是来填补了这个空白。
另一条线索是指挥部里的军官。美军登陆部队的指挥官卡明斯，论官职是少将师长，论作战本领则说得上是众口交誉，声名久著。这个表面上风度翩翩、和蔼可亲，而实则极端专横的职业军人，虽然带领部队在同日本法西斯作战，实际上他自己就是一脑袋的法西斯思想。在对副官侯恩少尉讲私房话的时候，他就曾毫无忌讳地以“反动派”自诩（当然旗号还是打“保守的自由主义”为宜），鼓吹“今后这个世纪就是反动派的天下，说不定从此千年万载就是反动派坐定了江山”！他主张美国应该把法西斯所追求的目标吸收过来。他作战并不是为了反对法西斯，在他的心目中这场战争不过是一次权力集中。他对人民群众极端蔑视，认为“这满世界的人差不多已经全是坟中枯骨，只有等着做出土古尸的份儿”。他也跟克洛夫特一样崇拜权力，但是他还有克洛夫特所没有的一套理论，宣称将来的道德规范只有一条：就是权力第一。“谁不能适应这一条，谁就活该倒霉。”为了要底下的人老老实实，做到毕恭毕敬、有令必从，他不惜把手里的权力极而用之，不怕用到滥用的地步，因为他看准了权力有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只能由高处顺流而下，“中途万一遇到小小的逆流，那就只有加大力量向下冲击，务必把一切阻梗彻底铲平”。他理想中的军队应当等级制度森严，对上级害怕、对下级蔑视应当是军队中的天经地义，上下级的关系应当像梯子那样一级畏惧一级。这种道德规范，这种制度，军队不过是先走了一步，在将军看来军队的现在就是世界的将来。
梅勒把他构思的故事安排在一个虚构的热带小岛上，名之为安诺波佩岛。根据小说中间接提供的背景来判断，小岛位于赤道以南的南太平洋，是进军菲律宾的前站，美军登陆的时间当在意大利战场开辟后，诺曼底登陆前。作者通过两条平行的线索来展开复杂的情节。一条是侦察排里的士兵。排里的“当家”上士克洛夫特颇有作战经验，而心狠手辣，凶横跋扈，是压在其他士兵头上的一霸。此人是个十足的权力狂、阴谋家，没有一点文化，却深得上司的赏识，爬到军官队伍里已只是个时间问题了。排长（应由少尉充任）长期出缺的侦察排，久已被他视为个人的禁脔。他手下的侦察兵是复杂的，这里边有混日子的（布朗），有一心想往上爬的（史坦利），有满脑袋糊涂思想以至反动思想的（加拉赫），也有成天想女人的（威尔逊），但大多数则是一些在国内地位低下、到部队上遭受屈辱而无可奈何的小人物。在克洛夫特的铁腕下过日子，他们都有个不平的火种深埋在胸中，却绝少发而为反抗的烈焰，即或给压得怒火中烧，彼此的火也始终汇合不到一块儿。其中只有做过矿工、当过流浪汉的雷德，常常意识到自己会忍不住要做克洛夫特的对立面。这个潦倒半生的老兵，自然也就被克洛夫特看成了眼中钉。
两条线索，围绕着安诺波佩岛战局的发展而同步展开，平行而不游离。作者巧妙地利用书中出现的第一个高潮，把两条线索有机地结合了起来。侯恩爆发了公开的反抗，明知将军有洁癖却故意把烟头、火柴梗乱扔在将军的帐篷中央，向将军的权威提出了尖锐的挑战，这是小说的第一个高潮。将军感觉到这是部下不服他约束的一个信号，断乎不能容忍，也采取了一个象征的手法，迫使侯恩承认不能不在他的权力面前低头。受了折辱的侯恩，虽然从来没有带过兵，还是被辗转调到了侦察排去当排长，并且立时受命要去执行一个至艰至险，成功之望极其渺茫的侦察任务。侦察排历尽艰险绕道后岛、企图潜入敌后的一段情节，把小说推到了第二个，也是最精彩的高潮。这是一段足使作者不朽的文字。从侦察排原来的头头克洛夫特上士身上，我们看到的几乎就是卡明斯将军的影子。侯恩固然是死于克洛夫特的借刀杀人之计，但是将军听到了他的死讯，觉得这个下场也“并不是始料未及的”，甚至还“感到微若游丝的那么一丁点儿快意呢”。
用一句时髦话来说吧，诺曼·梅勒在美国，在全世界，都是一位“知名度很高”的作家。他是美国“全国文学艺术院”的院士，国际笔会美国分会的主席，近又被选为“美国文学艺术研究院”的院士，驰骋文坛，也活跃于政治舞台，写小说，更爱写其他体裁的作品，计算起来至今已不下三四十部。但是要说到他的代表作，则还当推他出版于一九四八年的成名作《裸者与死者》（《裸者与死者》一出版就震动了美国文坛，高踞十大畅销书的首席达十多个星期之久。名作家辛克莱·刘易士读后赞扬梅勒是“他那一代里最了不起的一位作家”。）。
也有评论家认为：这部小说“缺少了一个真正具有战斗性的主人公”。当然，用这个标准来衡量，同法西斯将军对抗的侯恩是显得很软弱，自知难免要跟骑在大家头上的“当家”上士爆发一场冲突的雷德是斗争得不够坚决。但是，我们似乎也应该看到作者塑造这些人物的初衷。作者在书中第三部的卷首引用了尼采一段不大好懂的话，倒是可以让我们窥知一些作者的心意。尼采的话是这样说的：“你们中间第一等的贤者，也不过是草木与幻影两者杂糅、混而不和的产物。可是我又何尝要你们成为单纯的幻影？又何尝要你们成为单纯的草木？”梅勒并且就以“草木与幻影”作为小说第三部的标题。草木与幻影，在这里是对立的两个方面，我们如果把这对矛盾理解为有形的肉体与无形的精神、俗世的东西与理想的东西，大概还是比较符合引用者的原意的。《当代名人传记》上提到，梅勒曾经表示过这样一种看法，就是《裸者与死者》是一部带有象征意义的书，主题在于表现野兽与先知（兽性与理想）在人类心灵中的搏斗。这就更可以为上面一段引语添上个注脚。所以作者创作时的主导思想，已经决定了他笔下的人物不会高大到近乎理想，也不会坚强到足以成为英雄。因此侯恩也就不免要感叹：“要是不算环境留在他身上的种种痕迹，不算他顺手捡来的那种种混乱谬误的看法，他基本上就跟将军一个样。”调到侦察排以后，他又觉得“认真检查起来，他自己俨然也就是一个克洛夫特”。雷德也会叹息：“人，敢情就是这样万分脆弱的东西！”我们看到他有时还会起“贪生怕死之心”，到后岛走了一趟回来，“心里还是没有一点谱儿”。想在作品中寻找作者根本无意提供的东西，那当然要失望了。
如果以为梅勒这部小说是他投笔从戎的一件“副产品”，以为这只是一位远征归来的战士讲了一个战场上的故事，那就错了。事实上，早在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或九日，即珍珠港遭袭后还不满四十八小时，当时还在哈佛校园内的梅勒，就已经在暗暗考虑要以大战为题材写一部小说了。他琢磨过是写欧洲战场好，还是写太平洋战场好。他在学校里发奋学写小说，可以说就是一种预习。他后来的参军，则是为实现这个创作计划迈出的第一步。他读到了当时不绝涌现的一些战争文学作品，特别是读了约翰·赫尔赛的《入谷》和哈利·布洛姆的《阳光下的散步》以后，胸中的创作蓝图也愈加具体了，他决心要写侦察兵艰苦的长途侦察。如果我们注意一下梅勒在部队中的经历，就可以发现他除了当过文书兵、架线兵、炊事兵、空中摄影师等等之外，还曾志愿到一个侦察排里去当过一名侦察兵。《裸者与死者》中的侦察排，以及小说后半部中侦察排在后岛跋山涉水的长途侦察，早在这时候就已有意识地开始在梅勒的心中孕育了。
诺曼·梅勒于一九二三年出生在新泽西的长枝镇，从小生长在纽约的布鲁克林，十六岁进哈佛大学，一九四三年获航空工程学士学位。当时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一九四四年他入了伍，分在太平洋战场，曾在菲律宾的莱特岛和吕宋岛服役（年纪大一些的人大概还记得当年这是菲律宾两个最激烈的战场）。日本投降后他作为一名占领军在日本驻守过一个时期。一九四六年退伍后回到了纽约，从当年夏天起他就埋头写书，到次年秋天一部分量很重的小说就送到了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