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洁女工的脸上浮现出微笑，她在椅子上磨蹭了一会儿，她站起来时，校长朝桌子下面看去。今天人人家里都有报纸，清洁女工说，但是校长同志，您忘记了，萝卜叶太软，手指头会捅通，牛蒡叶子要好一些。够了，校长说，再往下就没完没了了。
校长的门的上方挂着一个壁钟，指针在检测师生到校和离校的时间。校长的头的上方垂挂着一绺额头上的卷发，还有眼睛中的黑色。地毯上有一块墨水的污渍，玻璃橱柜里摆放的是独裁者的讲话。校长身上有股香水和苦茎烟丝的味道。知道为什么喊你过来，校长说。他的胳膊肘儿旁有一朵被扭向一边的大丽花，花瓶里的水是浑浊的。不，阿迪娜说，我不知道。校长的眉毛锁得紧紧的，细细的，灰灰的。你对学生说过，他们可以吃西红柿，能吃多少就吃多少，因为西红柿是不允许带回家的。剥削未成年的孩子，这也是你说的。大丽花上方的光线中有一块灰。不是这样的，校长同志，阿迪娜说，她的声音很轻。校长跨过墨渍，站到阿迪娜的椅子后面。他的呼吸干燥、短促，他把手伸进阿迪娜的领口，顺着后背向下滑。不要说同志，他说，现在我们说的不是这个。
女佣的女儿用脚踢了一下阿迪娜。清洁女工可以为所欲为，她说，因为她和校长上床。她丈夫是电工，昨天到学校来了，他在校长的桌子上吐了一口痰，还在他的西装上扯掉两颗扣子，扣子掉到橱柜底下了。电工走了以后，物理老师被安排把橱柜从墙边搬开来，后来在上课的当中去裁缝店找针线。外套他不用带去。扣子让清洁女工缝上去，校长说。
额头上的卷发在黑板上方闪亮，眼睛里的黑色在闪亮，截获从窗户照射进的光线。孩子们写字时胳膊肘儿在移动，作文题是收获西红柿。阿迪娜站在窗边的光线旁。农田在作业本里又长了一遍西红柿，农田是由西红柿和疣组成的。
阿迪娜拉了一下抽水马桶。在盥洗室的镜子前，灯光被阿迪娜的头发穿成了一串，头发悬挂在灯光上，而不是长在头上，她扭开水龙头。厕所门的插销缩了回去，从厕所门里走出来的是校长。他靠在阿迪娜身边，让自己出现在镜子中。他张开嘴。我牙疼，他对着镜子说。是的，校长先生，她说。他的臼齿是镶金的。应当说校长同志，他说。他的臼齿闪烁着黄光。西瓜的日子在男人的身上是南瓜的日子，阿迪娜心想。校长用一个熨烫得四四方方的手帕擦了擦嘴。最后一节课完后到我这儿来一下，他说，说完在阿迪娜的肩上摘下一根头发。好的，校长同志，她说。
口袋揣雨蛙的女孩子念道：
女同志，口袋揣雨蛙的女孩子对阿迪娜说。
一辆马车停在房顶长长生草的房子前，一个男人走下车，拎着一网兜面包，穿过花园，走进房子。他紧挨着房墙，走到葡萄藤后面。
双胞胎中的另一个把头拱到凳子下，耳光的事情是不能写的，他说，他手里拿着一块奶油面包，将面包沾在作文上。
口袋揣雨蛙的女孩子朗读道，全体学生八点钟在学校门前集合，一辆卡车把我们送到农田。我们一路行驶一路笑声。农学家每天都在田边等我们。他又高又瘦。他穿一件西装，手很干净，好看，他很友好。
她的后背僵直，她没有因为厌恶而弯下腰。我的后背没有长疣，阿迪娜的嘴在说。校长笑了。那好吧，他说。阿迪娜把后背靠在椅背上，他把手从衣服里抽出来。我这次不会向上汇报，他说。大丽花碰到了他的耳朵。没人相信你，阿迪娜说。她在红色的大丽花叶子上看见了西瓜的血。我不是这样的人，他说。他的汗味比混在香水中的烟叶还要重。他在梳头。
清洁女工只许剪报纸上的最后几张，通讯报道版，体育版和电视节目预告。前面几张必须交给校长，由党委书记保存。
双胞胎中的一个在大喊黄油，用拳头砸长凳。
那个男人带着空网兜穿过葡萄藤，登上马车。一个侏儒在学校前的草地上走过。他的红色汗衫在闪亮，他的手里拿着一个西瓜。
两个星期来，我们学校的学生一直在帮助农村的农民。我们班的学生帮助收获西红柿。在我们祖国的田野上劳动很幸福，很健康，也很有益。
早晨我起床时，口袋揣雨蛙的女孩子在朗读，我没有穿我的校服，而是穿上我的工作服。我没有带上作业本和课本，而是带上一瓶水，黄油面包和一个苹果。
在半封建半市民的社会制度下，玉米棒和萝卜叶已经够好的了，校长在会议上说，但是那个时候只有大地主才有报纸。在今天，每个人家里都有一份报纸。但是对讲究的先生和女士来讲，报纸的纸张太硬了。校长从一张报纸上撕下一个角，用双手搓揉了一番，说，简单得就和洗手一样，我想不会有人对我说，他不知道怎么洗手。一个三十岁的人如果还不会，那就应当学一下。他的眉毛在鼻根上面锁在一起，细细的，灰灰的，如同额头上有一个老鼠尾巴。
他的梳子的齿是蓝色的。
学校前面有一块四方形的黄草地，后面的住宅楼之间有一栋单独的房子。阿迪娜看着房顶上的长生草。房子的花园在宿舍楼的挤迫下，紧贴着房墙。葡萄藤把窗户爬得严严实实。
但是他在昨天扇了你一个耳光，双胞胎中的一个说，马站在一辆空车前，马没有走动。这个你为什么不写，阿迪娜问。
口袋揣雨蛙的女孩子从辫子上拽下一个蝴蝶结，把辫梢咬在嘴巴里，哭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