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到什么，托马斯？”
不管怎么说，没等多久，一个女人就把我领出房，下了楼梯，沿着两条熙熙攘攘、挂满横幅的街道走去，最终把我带到了一个在派尔的国家里大概叫作“殡仪馆”的地方，才撇下我走了。那地方到处放满了石瓮，中国人去世后，尸骨就放在那些石瓮里。“杭先生，”我向门口一个年纪很大的中国人说“杭先生”。这倒似乎是一个适当的歇脚地。这一整天，我开始是去看那个橡胶园主的色情的收藏品，接下去又看到广场上那些遭到残杀的尸体。有人从一间里屋里叫了一声，这个中国人连忙站到一旁，让我进去。
“很对不住。我有时候真是个大傻子，托马斯。上堤岸去吃一顿中国饭菜，怎么样？”
“今儿那是一场可怕的惊险，托马斯，但是一星期后，你会发现，咱们早把这件事给忘啦。我们还要去照料那些死者的亲属。”
“见到他了吗？他在西贡吗？我猜想他是来看看他的炸弹效果怎么样。”
我说，“你有什么事吗，多明格斯？”
“而可塑炸弹也不是可以给波士顿来的小伙子们随意玩的。谁是派尔的上级，杭先生？”
“别走，福勒。你没有心肝吗？我没法跟那些法国佬说话。”
我不想听，偏又在听：听什么呢？一声尖叫？一响枪声？外面警察们的某种行动？但是，无论如何，我大概不会听见什么，因为格兰杰的宴会正热闹起来。那位旅馆主人有一条动听的、没受过训练的嗓子，他开始唱起歌来。又开了一瓶香摈酒，其他的客人也都加入唱了起来，只有格兰杰没有作声。他坐在那儿，用愤怒的目光瞪视着大厅这边的我。我不知道会不会殴打上一场：我可不是格兰杰的对手。
“我很抱歉，托马斯。”我动手把碎玻璃拾起来，放在烟灰缸里。“怎么样，托马斯？”这些碎玻璃使我又想起了凉亭酒吧那许多流出饮料来的瓶子。“我警告过风儿，说我也许会和你一块儿出去。”“警告”这个词选得多么不好啊。我拾起最后一片碎玻璃。“我跟别人在美琪有个约会，”我说，“九点以前我没有空。”
“你不能告诉你们报馆……？”
“你决不会认真看待我的话，对吗，托马斯？”他带着那种小学生的快活神气埋怨说。偏偏在那一晚，他似乎一直都是那么快活。“你听我说——风儿这会儿在看电影——你跟我一块儿消磨过这一整晚，怎么样？我这会儿又没事做。”那就仿佛有人正在外边指导他，教他怎样挑词选句，使我没有任何可能来推托。他说下去道，“咱们为什么不上乡村酒家去呢？自从那一晚后，我一直没有上那儿去过。那儿的饮食跟老磨坊的一样好，而且还有音乐。”
“干吗要在老磨坊？”
“你乐意上哪儿就上哪儿，托马斯。”我走到窗口。太阳已经落到屋顶后面去了。那个三轮车夫还在那儿等车钱。我朝下望着他，他抬起脸来对着我。
“别操心。你就上老磨坊去得啦——要不就上这儿来找我。”我把决定权交还给我不相信的那位上帝手里：你乐意干涉就去干涉吧：他办公桌上的一份电报：公使留给他的一个口信。你不会存在的，除非你有权改变未来的话。“现在，你走吧，派尔。我还有些事情得做。”我感到一阵莫名其妙的疲惫，听见他走了，他那条狗的脚爪在地上低沉地啪啪跑着。
“我不喜欢英国佬，”格兰杰说。“我不知道派尔为什么容忍你这套。也许因为他是波士顿人，我是匹兹堡人，而且为此很自豪。”
杭的那些没有露面的朋友在墙壁那边像老鼠似的轻轻走动。“这件事你可以替我们做吗，福勒先生？”
“自从你救了我的命以后，”我说，没法掩饰起我自己加上身来的创伤所带来的不快。
“他是干什么工作的？是o.s.s.的人吗？”
“我愿意替你写那篇报道。我可以冒充是康诺利写的。”
“迟早，”杭说，我又想起了特鲁恩上尉，他在鸦片烟馆里也说过同样的话，“一个人不得不拥护一边。假如他要继续做人的话。”
“总有个改变的时刻，”我说。“一时感情冲动……”
“不是这么回事。我只是想到，今儿晚上要是咱们痛痛快快地玩上一晚，那该多么有意思。”
有钱多么好啊！
“你当真认为是这样吗，派尔？”
“你得尽量保持镇静，福勒先生。”
“但是你是在执行特殊任务吧？”
“没有。我们公使馆里有命令……”
“我会通知你的……”
杭先生很亲切地亲自出来，把我领进里面一间小屋去。那间屋子里两旁摆着黑色雕花、很不舒服的太师椅。这是你在所有中国人家的客厅里都可以看见的，既不常用，也不讨人欢喜。不过这一次我却感到这些椅子刚有人坐过，因为桌上还放有五个小茶杯，两个里面还有茶。“我打扰了你们开会吧，”我说。
“哦，你和我，我们是合不拢的。不过，谢谢你对我的同情。”
“说到头，凤儿比这可重要得多。”
万一撞翻了一个浑小子，
“怎么样？”
“您是来参加格朗雅尔先生的宴会吗？”他问我。
“警察的任务就是要抓着罪犯好有个交代。”
“那又有什么好处……？”
“也许你叫他先去找你会更好点儿——在六点半钟。他那时候该是有空的：他肯定会来。假如他有工夫和你一块儿吃晚饭，那么你就拿一本书走到窗口，仿佛想借窗口的亮光看点儿什么那样。”
“我同意你的看法，福勒先生。他得受到一点儿约束。我有一个提议。”有人在门后面轻轻咳了一声，然后又大声吐痰。他说道，“你今儿晚上请他到老磨坊酒家去吃晚饭，怎么样？在八点半到九点半之间。”
“哦……从某一点上看，也可以这么说。”
“我让多明格斯去搞啦。”
酒店四周布满了铁丝网，防止手榴弹袭击，有两个武装警察在桥头站岗。店主人吃了自己店里丰盛的勃良第饮食，长得肥头胖脑，亲自让我走进铁丝网里边去。
“你有把握吗？有时候，我们对敌人也怀有一种爱，有时候对朋友也会感到憎恨。”
“你们打算做点儿什么？”
“那些人不过是战争中的伤亡人员，”他说。“很可惜，不过你也不能每次都去击中目标。好歹他们是为正义而死。”
“他们对泰将军也不感兴趣。你认为他们敢去碰一个美国人吗？他享有外交特权。他是哈佛大学的毕业生。公使又很喜欢派尔。杭，先前那个广场上有个女人，她的婴孩儿——她用她的草帽把死婴孩儿盖住。我脑子里总忘不了那个情景。在发艳，也有一个这样的场面。”
“那么，我想我只好回办公室去了。只是我总怕，一去就走不了。”
“我儿子得了小儿麻痹症。情况很不好。”
“现在，大夫们医治小儿麻痹症很有办法。”
一个三轮车夫在街对面等候。我无法肯定——他们看来全都差不多，不过我认为他不是先前那一个。也许他真有一个客人让他在等候。我心想派尔待在使馆里最安全。自从我发出信号以后，他们一定把这一晚深夜行事的计划安排好了，那是一个跟达科的那道桥有关的计划。我无法了解为什么要选在那儿，也不了解他们会怎样下手：派尔当然不至于那么蠢，在落日后还驾车驶过达科。那道桥我们这边是经常有武装警察守卫着的。
到家以后，我开始希望派尔不会前来。我试着看看书，可是我书架上没有一本书可以吸引我。也许我应该拍一袋烟，但又没有人替我烧鸦片。我很不愿意地听着有没有脚步声，终于听见脚步声走近前来了。有人敲敲门。我打开房门，原来不过是多明格斯。
“请你给我找一个单纯的孩子，派尔。我们年轻的时候，头脑全都非常复杂。年纪越大变得越单纯。”但是跟他说有什么用？在我们两人的辩论中，都有一种不真实的地方。我还没有去上任，就已经当起报馆评论员来了。我站起身，走到书架面前去。
“也许我会很喜欢你的父亲，”我说。“我也是一个孤立主义者。”
给他这么一个机会，并没有什么害处。“你晚一点儿来，也没有关系，”我说。
“还得死多少人，你才能认识到……？”不过我可以告诉你这是一场没有希望的争论。
“他愚昧无知地闯进来，人们因为他的错误就得白白送命。但愿你们的人那次在南定的河上就把他干掉了。那么许多人就不会白白死掉啦。”
格兰杰忽然站起身，从他的桌旁向我走来。路上有一把椅子，他甚至也没有看见。他给椅子绊了一下，一只手放在我的桌子边上。“福勒，”他说，“到外边去。”我放下了足够付餐费的纸币，跟着他走了出去。我当时没有心思跟他打架，不过那会儿，就算他把我打得不省人事，我也不会在意。要减轻内疚的情绪，我们的办法实在不多。
“那有什么不好？”
“有什么事要我代你办吗？”他问。他不喝酒，不吃肉，不杀生——我很羡慕他的心地和善。
“你准备帮助我们吗，福勒先生？”
“我早就想到是这么回事。”
“我觉得很遗憾，格兰杰。但愿我可以给你帮点儿忙。”
我取了酒瓶和酒杯——第一趟忘了，少拿了一只酒杯，接着又不得不回过去取水，那天晚上我做的事都得花上很长时间。他说，“你知道，我有个很了不起的家庭，不过我父母也许稍微严格一些。我们在栗树街有一座那种老房子，顺着小山坡走上去，就在右首。我母亲收藏玻璃器皿。我父亲——当他不在冲洗他那几块旧的岩石时——就尽可能整理起达尔文的所有文稿和各种手迹珍本来。你瞧，他们是生活在往事里。也许这就是为什么约克给我留下了那么深的印象。他似乎多少让我看到了现代的情况。我父亲是一位孤立主义者。”
“你说话真像个欧洲人，托马斯。这儿的人头脑可没有那么复杂。”
“我不知道。我认为不可以。”
“不错。”
“你可以把真相在报上发表出来。或者也许你不能这么做吧？”
“但愿我相信，”格兰杰说。他用他那只大手抹了一下睑，仿佛头疼似的，其实这个动作是想掩饰这一个事实：他在把眼泪擦去。
“带枪并没有什么用——要是他们想干掉我的话，他们随时都可以下手。好歹我跟一只白骨顶一样，什么也看不见。在大学里，他们管我叫蝙蝠——因为我在黑暗里看得见，就跟它们一样。有一次，我们大伙在一起闲混……”他又叽叽呱呱说开了。我又走到窗前去。
“杭先生在这儿吗？”我问。一面摇摇头，表示不用倒茶：我这会儿可没有心情再慢慢品尝那不相干的苦水。“iifautabsolu-mentquejevolemonsieuriieng.”我似乎没有办法把自己迫不及待的心情向他们表达出来，不过也许我那么唐突地不肯喝茶引起了他们一些不安。或者，也许像派尔一样，我的鞋子上也沾了血。
“你的酒喝光了吗？”派尔问。
“哦，他们告诉我你当时正好在场。”
“不是。”
“进来。”但是，跟往常一样，是那条狗先进来。
“来一篇炸弹事件的后续报道，怎么样？你不打算发点东西回去吗？”
“哦，没什么，只是一段我过去很喜欢的文章。你能和我一块儿吃晚饭吗，派尔？”
我向他说了再会，就走进隔壁那家电影院去——埃洛尔·佛林，也许是泰罗·宝华（他们俩穿上紧身衣裤后，我就分不清谁是谁了），吊在绳子上，从阳台上跳下去，骑在光背马上，驰向彩色的黎明。他搭救了一个姑娘，杀死了他的仇人，过着一种安乐的生活。那是一部人家所谓的给小伙子们看的影片，不过让他们看看俄狄浦斯两眼鲜血直流，从底比斯王宫里跑出来，对于应付现代生活，肯定是一种较好的教育。任何一种生活都不是好像有魔法庇护的。派尔在发艳，在从新渊回来的公路上，一直都很幸运，但是幸运不会一直持续下去。人们还有两小时好看看，任何符咒全都不是万灵的。一个法国军人坐在我身旁，一只手放在一个姑娘的大腿上。
“我不知道，”我说。“我不知道。”
“哦，我没有告诉过你，是吗？我老以为人人全都知道啦。今儿早上，我收到我太太一份电报。”
“也许我是大生气。那可不是一个很好看的景象啊。”
“即使他跛了，我倒也不在意，福勒。只要他活着就成。我，我破了可不成，但是他有头脑。那个狗娘养的在唱歌的时候，你知道我在那儿干什么吗？我在祈祷。我心想，也许倘若上帝要一条生命，他可以就要我的命。”
他倚在桥栏上，那两个警察远远地望着他。他说道，“我一定得跟你谈谈，福勒。”
“你用不着惋惜。又不是你的孩子。”
在去米托码头的路上，我碰见了几辆救护车从堤岸驶来，朝加尼埃路驶去。从街上行人的脸色里，你几乎可以估计出谣言的步伐。他们起初带着希望和揣测的神情望着我，因为我是从加尼埃路那边来的。可是等我到了堤岸，我已经走到了新闻的前面：堤岸的生活还是那么繁忙、正常，没受到干扰，并没有人知道出了什么事。
“要吃一顿精美的，你得事先定好。你怕去老磨坊吗，派尔？那儿的铁丝网围得好好的，桥上经常有警察。你也不至于那么傻，会开车穿过达科，对吗？”
糟到得赔，俺就赔呗。
我在美国公使馆留下一个便条，叫派尔来找我，然后沿着那条街走到大陆酒店去喝了杯酒。爆炸的残迹已经完全清除掉了，消防队已经用水冲洗过广场。我那会儿一点儿没有想到那时间和那地点会变得很重要。我甚至想到在那儿坐上一晚，不遵守约会去会见派尔。后来我又想到，也许我可以吓唬一下派尔，使他从此不再活动，警告他，说他有危险了——不管那是什么危险，所以我一喝完啤酒就回家去。
“尽是我一个人在说话，”派尔说。“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但是今儿晚上不知怎么……”
“你已经听说……”
“康诺利其实不是真病。他追一个娘儿们，到新加坡去了。我得替他掩饰。要是报馆知道了真相，他会给解聘的。”他那臃肿的身体振作了一下。“对不住，我耽误了你这么久，福勒。我只是想找个人谈谈。现在得进去向那些人敬酒了。真可笑，你恨我这人粗鲁无礼，我却偏找你来谈。”
“哦，你替我凑上一篇吧，多明格斯。我也不知道那是怎么一回事——我待在现场，也许我也稍许有点儿震惊。我对这件事脑子里还很乱，没法动笔写出一篇通讯稿来。”一只蚊子在我耳边嗡嗡飞着，我伸手去打，只见多明格斯本能地往后一缩。“没什么，多明格斯，我没有打着它。”他咧开嘴愁眉苦脸地笑笑。他是不乐意随便杀生的，不过对这种连蚊子都不伤害的做法，他也说不出个正当道理来：说到头，他是一个基督徒——一个从尼禄那里学会了把人体做成蜡烛的人。
“你还没有到那地步。我很怀疑你是否会有那么一天。而我也不大可能改变——除非是死去，”他很轻快地这么加上一句。
“你在等谁吗，托马斯？”
我跟派尔非常不同吗，我心里感到纳闷？难道我也非得把一只脚踏进入生的困境，才能看到痛苦吗？格兰杰回进去了，我可以听见许多人声一起招呼他。我找到了一辆三轮车，把我拉回家去。家里一个人也没有。我坐下来，一直等到半夜。然后，我不存希望地走下楼去，到了街上，发现凤儿站在那儿。
“他接下去又会干出什么事来呢，杭？”
“但愿你可以看见他刚才的样子，杭。他站在那儿，说那一切是一场令人遗憾的错误，原本是要举行一次游行的。他还说，他得把皮鞋上的血迹擦干净，才好去见公使。”
“好极啦，托马斯。我很高兴，你不再生我的气了。我知道你不同意我的看法，不过看法尽管不同，朋友还是朋友，对吗？”
“这些缩写字母并不很重要。”
“很对不起——我忘了。没有电报要发。”
“不，我不是说那件事。不过那天晚上，咱们还是谈得很痛快，是吗？就仿佛那是咱们最后一次谈话似的。我知道了很多你的情况，托马斯。我不同意你的看法上别管这个，不过对你说来，也许那是对的——不牵扯进去。你一直保持着这种态度，就连在你的腿摔坏了以后，你还是保持中立。”
“你只管说，”我说，“我今儿心情很平静，就是这么回事。也许咱们最好改天再一块儿吃饭吧。”
驾车驶过大街，什么也不在意，
他们在唱一支感伤的歌。我坐在这边，一点儿也不饿，面对着一份夏尔公爵面包感到很抱歉。这时候，我几乎是第一次想起了凤儿。我早知道她平安无事了。我想起派尔坐在地板上，等候越盟的人到来时这样说过，“她像一朵花一样鲜艳。”我当时曾经轻率无礼地回答道，“可怜的花儿啊。”如今，她再也看不见新英格兰，也不会知道玩凯纳斯特牌的秘诀了。也许她一辈子也得不到安全感：我有什么权利把她看得还不及广场上的那些死尸有价值呢？痛苦不是随着数目而增加的：一个人的身体可以包容全世界所会感到的痛苦。我曾经像一个新闻记者那样用数量来判断，我背叛了我自己的原则，我已经跟派尔一样卷入进去。在我看来，任何决定从此都不会再是简单的了。我看看我的表，差一刻就是十点。也许，他当真给事情绊住，脱不了身，也许他相信的“神”已经替他采取了行动。他这会儿正坐在公使馆他的办公室里，对着一封需要破译的密电发愁。不久，他就会沉重地走上楼梯，到卡蒂纳街我的屋里去。我想道，“要是他当真去了，我就把一切事情全都告诉他。”
“我们已经打电报到华盛顿去。我们要取得许可，动用我们的一部分款项。”
“要一张一个人的桌子吗？”这时候，我才第一次想到往后的日子以及我可能不得不回答的盘问。“要一个人的，”我说。那简直就像我已经大声说出，派尔死了一样。
他动了一下，把酒杯打翻，落到地上砸得粉碎。“幸运的兆头，”他呆板地说。
“不成啊，我得保持清醒。我不愿意往后想到，我儿子死的那天晚上，我还喝得烂醉。我太太不会喝酒，她会吗？”
“我收到你的便条很高兴，托马斯。今儿早晨，我以为你对我大生气啦。”
“要是你真的走不了，那么就晚一点儿上这儿来。我十点钟回来，要是你赶不上去吃晚饭，我就回家来等你得啦。”
“那家酒店就在通往达科的桥边——我想我们可以找到一个地方谈谈，不受到人打扰。”
他惊讶地望着我。“有什么事？”他看看手表。“这是我经常来的时候。你有什么电报要发吗？”
“晚安，福勒。”原来是威尔金斯。
“不等谁。只想找一段东西。”为了遮掩我的行动，我拿起书，对着最后的一点儿亮光读道：
“我不会知道怎样把这句话翻译成越南话。”我突然觉得很疲乏，想要他快点儿走开，去死掉。然后我可以重新开始生活——从他闯进来之前重新开始。
“这行当已经很乏味了，是吗？”威尔金斯说。“咱们该生在罗素和老《泰晤士报》的时代。用轻汽球发新闻稿。那时候，你还有时间写些十分出色的东西。嘿，他甚至会用这玩意儿写出一整栏。豪华的大旅馆，轰炸机，夜幕的降临。如今，夜幕再也不降临了，是吗，这么几个钱一个字的电讯稿。”远远的高空中，你可以隐约地听见大笑的声音：有人打破了一只玻璃杯，像派尔先前那样。那声音像冰柱似的传到我们这儿来。“灯光照耀在美女和勇士身上，”威尔金斯含有恶意地引上一句诗。“今儿晚上有事吗，福勒？乐意上哪儿去吃一顿晚饭吗？”
“不，别取消。我一直觉得我跟你有隔阂，自从……嗨……”
“你找什么，托马斯？”
“我们会在路上跟他谈谈，”杭说。
“再会，格兰杰。我还有个约会。”
我找到了周先生的货仓，走上他的住处。一切全都跟我上次来时一个样。那只猎和那只狗从地上跳上纸盒，又跳上皮箱，像西洋象棋中找不到对手搏斗的两匹马那样。那毛娃子在地上爬着，那两个老头儿仍然在那儿打麻将。只是那些年轻人不在场。我刚出现在门口，一个女人就给我倒了一杯茶。那位老太太坐在床上，望着她那双小脚。
“假如给炸死的是你那位会做蓝草莓馅饼的老保姆，你也会这么说吗？”
“至少他们不会恨我们，像他们恨法国人那样。”
“我正要去吃晚饭。上老磨坊去。”
我打断了他的话。“上老磨坊酒店去吃晚饭怎么样？九点到九点半。”
“这是一次私下的会面，托马斯。我很严厉地跟他办了交涉。”他说这话的神气，就像一个学校球队的队长，发现他手下的一个家伙违反了训练规则似的。尽管这样，我还是带着一点儿希望问他，“你抛弃了他吗？”
“没有，不过我原以为你并不……”
“当然啦，你可以把你所知道的事情全都告诉警方。”
“认识到在政治问题上是没有所谓感激这件事的。”
“这么说，你相信上帝吗？”
派尔是一个文静的人，那天晚上却很有谈话的兴致。他说了些什么，我全没有听进去，因为我的心思全放在别的上面。我竭力想使自己相信，杭先生有其他的办法，不致于采用直截了当的粗暴手段。不过在一场这样的战争中，我知道，是没有工夫踌躇不决的：手边有什么武器就用什么武器——法国人用凝固汽油弹，杭先生用子弹或小刀。我对自己说，我不是生来做裁判的人，但是时间已经太晚了——我要让派尔谈上一会儿，然后再警告他。他那一晚可以在我这儿过夜。他们不大会冲进这儿来。我想他当时正谈到他的一个老保姆——“实际上她比我母亲对我还重要，再有，她过去常做的那些蓝草莓馅饼！”这时候，我打断了他的话。“你身上带枪吗——由打那天晚上以后？”
“没有什么事，多明格斯。今儿晚上干脆别管我。”我在窗口看着他走过卡蒂纳街，由另一边走去。一辆三轮车停在我窗口对面的人行道旁，多明格斯想叫车，但是车夫摇摇头。也许他在等候店铺里的一位客人，因为这里不是停放三轮车的地点。等我看看我的手表时，说也奇怪，我等了不过十来分钟。当派尔敲门时，我甚至连他的脚步声也没有听见。
“干这种事真可怕。”
“我非跟你谈谈不可，福勒。今儿晚上，我可不乐意跟那些法国佬坐在那边。我并不喜欢你，福勒，不过你讲英语。一种英语。”他靠在那儿，在半明不暗的光线里，胖鼓鼓的一大堆，是一个没有人探测过的大陆。
“我听了很惋惜。”
“我们？”
“哟，她是眼下最重要的事情啦。对干我是这样。对于你也是，托马斯。”
我很羡慕他的单纯，且不管他是快乐还是痛苦。影片没有放完，我就走出来了，叫了一辆三轮车上老磨坊去。
有钱真多么好。
“难道你至今还没有跟他断绝一切关系吗，派尔？”这时，他那条狗正在我的脚踝四周闻嗅，我不耐烦地把它推开。
我要了一杯茵香酒，因为我想给派尔一点儿时间上这儿来——他们的计划失败了。只要我没有开始吃晚饭，那就仿佛我还有时间抱着希望。接下去我又不知道自己希望的是什么。希望o.s，或者且不管他那帮人叫作什么，一帆风顺吗？希望可塑炸弹和泰将军万岁吗？还是我——一偏偏是我——希望出现什么奇迹：杭先生安排的一种讨论方法并不仅仅是死吗？倘若我们两人在从新渊回来的公路上全给人干掉了，那会轻松上多少啊。我那杯茵香酒喝了二十分钟，然后我才叫了晚餐。那时候已经快九点半：他现在不会来了。
“这是一位十九世纪老诗人的作品。像他这样的诗人还不多见。”我再朝下面街上看看。那个三轮车夫已经走了。
“希望你吃得高兴。格兰杰也在那儿。他们该做一个广告：格兰杰特色之夜。专为那些喜欢有噪音背景的客人。”
“有什么事，格兰杰？”
他没有理会我这番易于理解的道理。“你在某种速度上也可以说，他们是为了民主而牺牲的，”他说。
“对于我可不再是啦。”
“我并不讨厌你，格兰杰。我一直蒙在鼓里，许多事情全都没有瞧出来……”
“生意上的事，”杭先生躲躲闪闪地说，“没有什么要紧。我总是很乐意见到你，福勒先生。”
“我能做点儿什么呢，杭？一定得止住他。”
“现在好多啦。”
“今儿晚上是他的生日。他到今儿晚上十点半就八岁了。这是按我们美国的时间说。就是为了这事，我才约了这伙人来喝香模，当时还不知道他病了。我不得不告诉一个人，福勒，我又没法告诉这些法国佬。”
“你的腿怎么样了？”
我走到他打得到我的距离以内，等候着。他没有动手。他这时候活像一座象征性的塑像，代表着我认为自己痛恨的一切美国事物——设计得跟自由女神像一样恶劣，也跟自由女神像一样毫无意义。他没有移动身体，说道，“你以为我喝醉了。你错啦。”
“你喝醉了。”
“这次又是派尔干的，”我说。
“我不能跟他断绝一切。（坐下来，公爵。）从长远来看，他是我们唯一的希望。要是他靠了我们的帮助有天取得政权，那么我们就可以依靠他……”
“你真的想要制止派尔先生吗，福勒先生？”
那天晚上很闷热，酒店里一大股肥鸡和熔化了的黄油味儿。
“泰将军不是一个很收敛的人物。”
“这就是你在几个月里所学到的东西吗？下一次，你还会说他们就像孩子哩。”
“瞧，你又来啦。”他微微有点儿试图模仿我的英国口音。“你们这帮家伙说话全像吹气。你们全都高做得叫人受不了。你们认为自己无所不知。”
等我走出去时，附近没有三轮车，得走到奥尔梅街才有。我走下街道，到美琪大饭店去，路上站了一会儿，看他们卸下那些美国轰炸机来。太阳早已落下，他们靠了弧光灯在干活儿。我并没有想着要制造一种出事时我不在现场的借口，不过我既然告诉过派尔，我要上美淇大饭店去，所以我很不合理地厌恶再多说一些没有必要的谎话。
“走不了。他们要一篇关于河内附近他妈的什么扫荡行动的报道，康诺利又病了。”（康诺利是他的助手。）
“有人打过电话给我。他们认为我最好避开周先生家一段时间。警察今儿会很活跃。”
“为什么不呢？”
“我告诉他，要是他再进行一次自作主张的示威行动，我们就断绝跟他的一切关系。”
“也许我已经开始毫无顾忌啦，”派尔说。“是受了你的影响。我想，你这人对我有好处，托马斯。”
“这一点你不需要知道，福勒先生。不过，我答应你，我们会在情况许可的条件下，尽力采取最温和的行动。”
“他可能今儿晚上没有空。”
“我有这么一个印象，派尔先生自己完全可以作主。”
“是的，我在那儿。不过这些日子版面很紧。他们并不需要多少稿件。”
“我的报纸对泰将军不感兴趣。他们只对你们的人民感觉兴趣，杭。”
人人都瞪着眼，想知道俺是谁，
“现在，你既然知道了这么多，再多告诉你点儿也没什么关系了。今儿下午，我见到了泰将军。”
“出了今儿上午那样的事也不改变吗？那件事也不会改变一个人的看法吗？”
“晚安。”
“我喝了两杯香槟，就这么点儿。你要是喝了这么点儿，会不会醉呢？我得上北方去。”
“可是你跟这件事毫无关系。”
“你不能飞回家去一趟吗？”
“这是一首滑稽可笑的诗，”派尔带着不以为然的口气说。
“如果我是你，我就醉它一场，”我说。
“你想要什么，格兰杰？”
“又发出了一篇精采的通讯稿吗？”
“我刚从加尼埃路来，”我说。
酒店只有一个大厅，格兰杰他们占了厅后面的一张大桌子，店主人给了我一张离铁丝网最近的小桌子。窗户上没有玻璃，怕玻璃片给打得乱飞。格兰杰招待的客人，有几个我认识。我在坐下前，先向他们哈哈腰：格兰杰本人掉头望着别处。我已经有好几个月没有见到过他了——自从派尔坠入爱河的那一晚以后，只见过他一次。也许那天晚上我说的一句什么话透过那层酒精的雾气，冒犯了他，因为他怒气冲冲地坐在桌子的头上，只是公共关系处长的妻子德普雷大太和新闻联络处的迪帕克上尉对我点点头打招呼。另外有一个大个子，大概是金边来的一个旅馆主人，一个我以前从来没见过的法国姑娘和两三张我只在酒吧间里见过的脸孔。这一次看来是一场安安静静的宴会。
“你的特色混不过去。”
我说，“我宁愿不再想起那一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