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高兴派尔没有看见这个人：这个人的容貌可能会出现在派尔想象中的“老殖民主义者”的面孔上。没有这种容貌，他已经够叫人憎恶了。我看了房子出来，已经快十一点半。我走到凉亭那么远去喝了一杯冰啤酒。凉亭是欧美妇女全都喜欢光顾的一家咖啡馆。我深信在那儿决不会见到凤儿。说真的，我完全知道她这时候在什么地方——她不是一个随意改变习惯的姑娘，因此从这个橡胶庄园主的家里出来，我早就过了那条街，避免走过那爿奶品店，因为这时候，她一定在那儿喝她的巧克力麦乳精。两个年轻的美国姑娘坐在邻桌上，这么热的天还是打扮得整洁于净。
他的脸一下就自动露出了喜色，像一件听到某种声音就会作出反应的电动玩具那样。“哦，她很好，”他说，接下去马上又把嘴紧紧闭上，仿佛话说得太多了。
“我不明白你说些什么。”
“待下去会是激动人心的。我不知道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你知道吗？”
“那不就错过这场玩笑了吗？”我问他。“你们当真指望泰将军这场示威失败吗？这样可比一次游行好。在一场战争中，妇女和儿童是新闻，军人并不是。这样会唤起全世界报刊的注意。你已经成功地使泰将军变得十分重要了，派尔。你已经使第三势力和民族民主主义处到了适当的地位。回家去吧，去把你们英勇的死者谈给凤儿听——她的同胞中又少去几十个需要操心的了。”
“在家乡结婚才更体面吗？”
“还在玩塑料吗？”
“我很高兴碰上的是你，派尔。”这次会面并不像我事先预见到的那样：在肤浅、愤怒的计划下，从一个较深的平面上，真正的行动方案当然已经形成了。他的天真幼稚一向使我生气，但是内心里我的某种判断标准却总结出来，对他表示同情，拿他的理想主义，他根据约克·哈定著作得出的不十分完善的观念，跟我的冷嘲热讽相比较。哦，在事实方面我是对的，但是他年轻、犯有错误，这不也对吗？一个姑娘要跟人过一辈子，跟他这个人是不是比跟我更好些呢？
“派尔，她在那儿。她总上那儿去。十一点三十分。咱们一定得去找她。”
我一眼就可以看出那堆信里没有什么会使我感觉兴趣的：其中有一封是伦敦报馆寄来的，有几封看上去像是账单，还有一封是我存款的银行寄来的。我问道，“凤儿好吗？”
“我事先警告过她，叫她不要去。”
“美国人决不可以有伤亡，对吗？”一辆救护车强行从卡蒂纳街那边驶进广场来，那个拦住我的警察退到一旁让车通过。他旁边那个警察又在跟人家争吵。我趁此在警察能够拦住我们以前，把派尔推在前面，冲进了广场。
“我们是老殖民主义国家的人民，派尔，可是我们从现实中学到了一点儿东西，我们学会了不乱玩火。第三势力这股力量——它是从书本上来的，就是这么回事。泰将军不过是手下有几千人的一个土匪头儿：他并不代表民族民主主义。”
“我不知道你这话是什么意思，托马斯。”
“自然，我一向很尊重你的意见，托马斯，”他很郑重地说。“哦，我们会再见的。”
我又想起了风儿，就因为她当时根本不在那儿。情况一向是这样：当你逃进了一片沙漠时，寂静总在你的耳朵里呐喊。
一晃几星期过去了，但是不知怎么，我还是没有找到一套新房间。这倒不是因为我没有时间。这场战争一年一度的危机已经又过去了：湿热熏蒸的。rachin已经在北方开始：法国人已经退出了和平府，东京地区的稻子季节战役已经过去，老挝的鸦片季节战役也已经过去。需要的南方的新闻，多明格斯一个人就很容易采访到。
我相当气恼地想道，“又一个塑料产品的笑话：这一次，杭先生指望我写些什么呢？”但是等我到了加尼埃路，看见浓密的烟雾时，我认识到这并不是笑话。那股烟雾是从国民戏院前面停车场里许多燃烧着的汽车那儿飘浮过来的，汽车炸得四分五裂，碎片散布在广场上。一个男人，两条腿全炸飞了，躺在街心花园边上不住地抽搐。人们从卡蒂纳街，从博纳尔大道，蜂拥而来。警车的汽笛声，救护车和救火车的铃声，接二连三地传进了我的受到震动的耳里。有一会儿，我忘却了凤儿一定就在广场那边的奶品店里。浓烟遮挡着，我看不见那边是什么情形。
“是凤儿忘了什么东西吗？”
“我叫她今儿上午别上这儿来。”
“往后退，”他说。“这儿人人都有朋友。”
“你们希望干掉几名上校吧。可是游行昨儿就取消啦，派尔。”
一个矮小、肥胖的教士慌慌张张地跑过，手上端着一个盘子，里面放了一件东西，用一条餐巾盖着。派尔已经好半天没有作声了，我也没有更多的话要说。真个的，我已经说得太多了。他脸色苍白，神态沮丧，就要晕倒了。我想，“这有什么好处呢？他总是单纯无知的。你不能责怪单纯的人，他们永远是无罪的。你所能做的只是控制住他们，要不然就消灭掉他们。单纯无知是一种精神失常。”
他分开两腿，站起身。“我太高兴啦，托马斯。我没法告诉你我多么高兴。这话我先前说过，我知道，不过我真希望我碰上的对方不是你。”
我不知道该不该替凤儿难受——她过去一直那么盼望见到摩天楼和自由女神像，但是她却一点儿也不知道这些东西涉及到点儿什么，派尔教授夫妇，那些妇女午餐俱乐部，她们会教她玩凯纳斯特纸牌游戏吗？我想起那第一天晚上她在大世界的情景：身穿一件白衣裳，年龄不过十八岁，行动如此美妙轻盈，我又想起一个月前她的情景：在索姆大道那些肉铺子里讨价还价地买肉。她会喜欢新英格兰那些干净、明亮的小杂货铺吗？那些铺子里连卖芹菜都是用玻璃纸包起来的。也许她会喜欢。
“那么我们还可以做朋友，托马斯？”
我走出去，走进广场，一个警察拦住了我。他们已经在广场四周排成了一圈，不许人群再多涌来。救伤的担架已经开始出现。我跟我面前的那个警察商量，“让我走到对面去。我有位朋友……”
“坐下，派尔，”我说。“请你原谅，我先看看这封信。这是我报馆寄来的。”
“我昨儿不在市区里，”他说，一面低下头看看皮鞋。“他们早应该取消这次行动的。”
他说，“我得把皮鞋擦干净才好去见公使。”我认为他至今还不知道自己说的是什么。他生平这才第一次看见真正的战争：他曾经撑着小船到发艳去，像一个小学生在做梦那样。反正在他的眼里军人算不了什么。
“哦，我也一直在四处跑。”
“沃伦说过，我们决不可以待到十一点二十五分以后。”
我一手放在他的肩上，迫使他朝四周看看。我说，“这时候这地方总是挤满了妇女和儿童——这是人们购买东西的时刻。干吗偏偏挑选这个时候？”
你不可能想象这两个人中有哪一个会成为不合适感情的俘虏：十分凌乱的床单和性交后的臭汗，跟她们全没有关系。她们带着除臭剂上床睡觉吗？我发觉自己有一会儿很羡慕她们那个消过毒的世界。那个世界跟我居住的世界太不同了——我居住的这个世界突然莫名其妙地破裂成了一片片。墙壁上的两面镜子朝我飞来，半道上破裂开。那个衣衫邋遢的法国女人正跪在一堆损毁了的桌椅之间。她的粉盒大开着，完好地落到了我的大腿上。说也奇怪，我还毫厘不差地坐在原来的地方，虽然我面前的桌子已经成了那个法国女人四周那堆损毁了的桌椅的一部分。咖啡馆里有一种古怪的、花园里的声音：泉水均匀滴下的声音。我朝酒柜那边一看，发觉一排排瓶子全都破裂开来，瓶里各种各样的酒汇合成了一道五颜六色的溪水——红葡萄酒，橙黄的库安特罗酒，绿的察吐士酒，暗黄色的茴香酒，流过咖啡馆的地面。那个法国女人坐起身，镇静地四下看看，寻找她的粉盒子。我把粉盒子递还给她，她坐在地板上，很郑重地谢过了我。我认识到我没有听清楚她说的话。爆炸太近了，我的耳膜还没有从爆炸声的压迫下恢复过来。
“我最好的画全都在巴黎，”他说。
“哦，派尔。你怎么进来的？”
“我还有些书，”他说，“我打算全部奉送，不过那些书我倒是本打算带回法国去的。”他开了锁，把一个有玻璃门的书橱打开，让我看他的藏书——有插图的、版本昂贵的《爱神》与《娜娜》，有《野女郎》，甚至还有几本保罗·德·柯克的作品。我真想问他是不是乐意把自己连他的收藏品一股脑儿卖掉：他也是这些东西的一部分：他代表那个时期的结束。他说，“要是你独个儿住在热带，那么这些书画就是好伴儿。”
“我还以为你并不站在任何一边呢。”
“我也不太清楚，不过沃伦说最好别待下去。”
我不像他们，我大有理由感恩不已，因为凤儿难道不是还活着吗？凤儿难道不是事先得到了“警告”吗？不过，我忘不了的是，广场上那个没有腿的躯体，那个躺在妈妈膝上的婴儿。他们事先没有得到警告：他们不够重要。假如游行真的举行了，他们会不会同样也在那儿，他们出于好奇，会去看看军人，听听演说，还会去撒一些鲜花吗？一个两百磅重的炸弹是不分青红皂白的。当你在建立一个民族民主阵线的时候，得死掉多少名上校才抵得上一个婴儿或是一个三轮车夫的性命呢？我唤住了一辆摩托三轮车，叫他拉我到米托码头去。
“我见过那么许多次示威游行了，”另一个不耐烦地说，就像一个看教堂看厌了的游客那样。她站起身，把冰淇淋的钱放在桌上。在离开之前，她向咖啡馆四面看看，那几面镜子从各个有斑点的角度反映出了她的外形。这时店里只剩下我自己和一个衣着邋遢的中年法国女人，她相当用心而白费力地在脸上涂脂抹粉。那两个姑娘几乎用不着什么梳妆打扮，用口红匆匆一涂，把头发一梳就成了。有一刹那，那个美国姑娘的目光落到了我的身上——那不是一个女人的目光，而是一个男人的，很直截了当，心里正默想着某种行动方针。接着她迅速回头对着她的同伴。“我们最好走吧。”我懒散地望着她们并排走出去，到了阳光斑斑驳驳洒满一地的大街上。
“你喜欢艺术吗？”我问。他得意地向我笑笑，就像我跟他是同谋者似的。他很胖，蓄着两撇黑胡，头发很稀疏。
“我们？”
“是血，”我说。“你早先从没有见过血吗？”
他软弱无力地说道，“原来是要举行一次游行的。”
我在派尔对面坐下，把这封来得太晚的信重读了一遍。有一会儿，我感到很得意，就像一觉醒来还没有想起往事那样。
她们正在用勺子吃冰淇淋，每人左边肩头上都挂有一只一式一样的皮包，上面全有黄铜鹰像徽章。她们的腿也一式一样，又长又细，她们的鼻子稍许有点儿歪。她们吃冰淇淋吃得那么专心，就仿佛在大学实验室里作实验似的。我不知道她们是不是派尔的同事：她们都很妩媚，我想劝她们也回美国去。她们吃完了冰淇淋，有一个姑娘看了看她的表。“我们最好走吧，”她说，“谨慎点儿。”我悠闲地想着，不知她们有什么约会。
“她不在那儿，托马斯。”
他做了一个不知所措的手势，就像一个小孩儿在学校里担任一个职务，给请出来讲话，但是又想不出成年人常用的那些字眼似的。“你一直都在外边？”
我们勉强握了握手，但是一种有点儿公式化的担心使我跟着他走到楼梯口，叫住了他。也许，在我们作出真正决定的内心里，有一个先知和一个审判人。“派尔过分相信约克·哈定的议论。”
派尔说，“真不舒服。”他看看皮鞋上的血迹，用厌恶的声音说道，“这是什么？”
我会把皮夹子落在凉亭里了吗？我转身往回走，派尔正待在那儿。他嚷道，“托马斯。”
我转过身，又向那名警察走去，想把他推到一旁，再跑过广场：他也许会开枪：我也不在乎了——正在这时，“警告”这个词使我恍然大悟。我一把抓住派尔的胳膊。“警告？”我说。“你说警告是什么意思？”
他满脑子给善意和单纯无知武装得坚不可摧。我撇下他站在广场上，自己朝前沿着卡蒂纳街走去，走到那座庞大的淡红色大教堂拦住了去路的地方。已经有不少人涌了进去：能到那些死玩意儿面前去为死人祈祷，对他们一定是一种安慰。
“那就是说，老殖民主义者。”
“还没有。”他脸红起来——他非常容易脸红。“事实上，我希望获得一次特别休假。那样我们就可以回家乡去结婚——体体面面地。”
“谈什么？”
“我是不站在任何一边，派尔，但是假如你们那班人里得有个人去把事情弄糟的话那就让乔去干吧。你带着凤儿回家乡去。忘掉什么第三势力。”
“你怎么知道？你的通行证在哪儿？”
他不快地咧开嘴笑了笑，说道，“你的信件全都在这儿。”
“不知道！”我把他推到一摊血里，那儿先前刚放过一个担架。“你们的消息应该灵通点儿。”
“约克！”他在楼梯第一节转角处抬起头来，睁大眼睛望着我。
“真滑稽，托马斯，事情的结果多么不一样。我一直怕跟你谈。我以为你会很粗暴。”
“不是。”我对自己说，这好歹也没有什么差别了：延期一年回国可抵不住人家的婚后夫妻财产处理协议。
“那些自行车炸弹。那是一个大笑话，尽管有一个人真的给炸掉了一只脚。但是，派尔，你可不能相信泰将军那样的人。那种人是不会把东方从共产主义下挽救出来的。我们知道他们那路人。”
“你知道我说的是什么。我不愿意把她留在家里背上一点儿坏名声……”
“上次在北方的时候，我有时间仔细想过。那边有一个女人……也许我见到的就是你上次在那家妓院里见到的。凤儿跟你走了，这倒是一桩好事。要不有一天我可能会把她撇下来，留给一个像格兰杰那样的人。成为一个烟花女。”
“我想我们大概会再见的。”
最后，我总算迫使自己到一座所谓现代化的大楼里（可能是一九三四年“巴黎博览会”时代的？）去看了一套房间，就在大陆酒店那边，卡蒂纳街的那一头。它是一个橡胶庄园主在西贡的临时住处，他要回法国去了，所以想全部出让。我至今还不知道他屋子里那些大桶内装了些什么：至于那些珍藏品，那是一大批版画，都是一八八零年到一九零零年间的巴黎沙龙作品。那些版画最大的共同点就是大胸脯的女人，发式十分特别，身上披着薄纱，不知怎么总把那两半边大屁股暴露出来，又把私处遮着。在那套房间的浴室里，橡胶庄园主就更为大胆了，尽是些裸体油画的复制品。
第一次返回西贡没有人迎接我，这是很不自在的。在飞机场，我真希望可以叫出租汽车不开到卡蒂纳街，而开到其他什么地方去。我心里暗自想道：“痛苦是不是比我离开时减轻了点儿呢？”接下去就竭力想使自己相信，的确是减轻了。到了楼梯口，我看见房门开着，心里起了超出情理的希望，呼吸变得有点儿急促。我慢吞吞地朝房门口走去。在走到门口前，希望一直还存在。我听见椅子吱嘎一声。等我来到了门口，我又看见了一双鞋，不过不是女人的鞋。我快步走进去。派尔从凤儿以前常坐的那把椅子上站起身来，显得有点儿尴尬。
“你刚才说什么来着？”
他说，“哟，托马斯。”
“过去的事情？”
“她显得那么娇小脆弱，不像我们的娘儿们，不过别把她看作……看作一件装饰品。”
“唉，我想——很难跟你讲这些事情，你说话太尖酸刻薄啦，托马斯，不过在家乡结婚才显得庄重。我父亲和母亲全都到场——她多少可以算是进了我们家的门。鉴于有过去的事情，这一点很重要。”
“你们结婚了吗？”我问。
“我并不知道。”
我站到一旁，让一个教士通过。我试着跟在教士后面，但是那名警察把我拉了回来。我说道，“我是新闻记者，”一面白费力地摸我身上的皮夹子。我的记者证就放在皮夹子里，可是我到处都没有摸到。难道我这天没有带皮夹于就出来了吗？我说，“至少请你告诉我那家奶品店怎么样了。”烟雾正在散去，我竭力想看看，但是中间的人太多了。他说了一句什么，我并没有听见。
他说，“这些东西当然不会写在收据上。”
“我碰见了多明格斯。他给你送信件来。我请他让我进来坐会儿。”
“当然，当然，托马斯。”
“当然可以。只是我不想再见到风儿啦。事实上，这儿四周有足够的事物叫我想起她。我一定得另外找一处房子——我一有空就要去找。”
“没有，没有，”他说。
“现在已经过了十一点二十五分。”
“这么说，你不是收藏家？”他问。
“是呀。你呢？”
“哦，不是，乔告诉我你上公使馆去过。我想在这儿谈谈比较轻松点儿。”
“派尔，”我说，“天啦，你的使馆通行证在哪儿？咱们得走到那边去。凤儿在那爿奶品店里。”
我可说不准。说也奇怪，我发觉自己像一个月前派尔可能会说的那样说道，“好好对待她，派尔。别勉强她。她跟你、我一样也会感到伤心的。”
在起居室里，有一个异常高的烟灰缸，做成了一个裸体女人的模样，头发上有一个小碗，还有些瓷器摆设，全都是裸体女人拥抱着老虎，另外有一个很古怪的姑娘，赤裸着上半身，骑着一辆自行车。在睡房里，面对着他那张大床，是一大幅有光泽的油画，画着两个姑娘睡在一块儿。我问他，不要他这些收藏品，光买房子要多少钱，他却不愿意分开出让。
这些片段在我心里凑到了一块儿。“还有沃伦呢？”我说。“谁是沃伦？他也警告过那两个姑娘。”
“我认为我的报馆不会允许我收买一批艺术品。”
我拆开信。意想不到的事竟然多么不凑巧地发生了。总编辑写信来说，他已经考虑过了我最近的那封信，鉴于德拉特尔将军死后，法军又撤出了和平府，印度支那局势相当混乱，他同意了我的建议，已经临时指派了一个外事新闻编辑，希望我在印度支那至少再待上一年。“我们把那个职位还是保留着等你回来，”他完全不理解我的心情，这样安慰我。他认为我很在意这个职位，也很关心这份报纸。
“我想是这样。我母亲是位了不起的老太大——她会带着她到处走走，把她介绍给亲友们，你知道，使她多少可以适应新环境。她还会帮助凤儿给我安排好一个家。”
“哦，不是。”
“你认为会是一场示威游行吗？”
他又说了一遍，“我不知道那边是什么情形。退后点儿。你挡住抬担架的了。”
他就仿佛是从大门上的信箱插信口里睁大眼睛望着我，想看看是谁在外面那样，这会儿又把盖子放下，把这个不受欢迎的陌生人关在外边。他的眼睛看不见了。
我们到了一大群哀悼的人群中。警察可以阻止其他的人进入广场来：他们可没有力量把广场上侥幸没死和抢先跑进去的人清除出去。大夫们太忙了，没有工夫照料那些死人，因此死人就给撇下，归家属去照管，因为一个人可以认领一个死者，就像认领一张椅子那样。有个女人坐在地上，把她婴孩儿剩下的肢体放在膝上，她很郑重地用她那顶农民草帽把它盖上。她默不作声，一动也不动，在整个广场上，最使我注意的，就是那一片沉默。那就像我有一次去参观过的一座正在做弥撒的教堂那样——一唯一的声音来自那些助祭的人，只有四处有些欧洲人在低声哭泣、抱怨，随后又静了下来，仿佛看见东方人的沉着、忍耐、得体而感到羞愧似的。花园边上那个没有腿的躯体还在抽搐，像一只失去了脑袋的小鸡一样。从那个人穿的汗衫看来，他可能是一个三轮车夫。
他说道，“泰将军不会于出这种事情来。我相信他决不会。准是有人欺骗了他。是共产党人……”
“是坏消息吗？”派尔问。
“你预备把她留在国内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