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家里装了一个篮球架，有时和朋友们玩投篮时，会看到杰开车过来，他停好车后并不过来一起打球，只是在附近闲晃。他会跟我们一起进屋，我母亲会拿些吃的出来。我母亲非常喜欢杰——有哪个母亲不喜欢儿子结交成熟、好学、有创业精神，还开着老爸车行汽车的朋友？我和杰的友谊日益加深。我带给他一点生气与活力，更从他身上学到许多，因为他很聪明。这真是再理想不过的组合了。
尽管战争结束了，我们还是被派到了海外。我在天宁岛待了6个月，“艾诺拉·盖号”（Enola Gay）轰炸机就是在这个小岛装载原子弹后投向广岛的。我的任务是协助拆除美军从日军手中攻占这座小岛后设立的一座机场。我在太平洋的一个小岛上开着小卡车，完成了并不复杂的任务，我明白这份任务很重要，也很骄傲能参与其中。
那个时候，每个当兵的人都和我有着相同的想法：“我们一定要赢！我要去当兵！”因为健康问题而无法服役的男性都感到沮丧。如果你能通过体检，便会非常开心，因为知道自己可以去从军了。现在说起来，大家或许很难相信。经历了越南战争的争议和征兵制取消之后，只有选择当兵的人才会去打仗。我永远不希望美国年轻人去参战，但我认为我们已丧失了一些宝贵的爱国主义和愿意为国牺牲的精神。在明白自由国家的未来维系于打赢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年代，那种精神是如此鲜明及重要。
“嗯，”他看完一个整段后便回答，“好啊，你要去的话，我就跟你去。”
爱你的理查
后来，我常向大众谈到“合作”的力量。单打独斗的企业家很难具备完备的智能、知识、技能和才华，很难只靠一己之力成就事业，我和杰一开始便明白这点。我认为他被我吸引，是因为我带领他加入了社交活动的圈子，领略到了结交朋友的乐趣，用啦啦队长的热情去拥抱生活的美好与喜悦。而我敬重杰的智慧。他博览群书，聪明绝顶，记得读过的所有东西。单是在日常交谈时，我便从杰那里知道了许多那个年纪的孩子不会知道的事。他的父亲经商，所以他也懂一些商业知识。每逢星期六，他都会在父亲的汽车经销公司修理汽车，这一经历让他具备职业操守，也掌握了一些机械技能。
战争结束时，我和杰都坚信彼此是最好的朋友和有成功潜力的事业合伙人。我们相信彼此的能力，明白彼此能取长补短，最重要的是，我和杰互相信赖。事实上，我把当兵存下来的所有钱都交给了杰，作为我们第一项事业的投资。我们将开创一项相当特别又冒险的事业，可是我们两人都相信它的前途一片光明。
我在1946年8月退伍，从日本航行到旧金山，再乘火车去芝加哥。我已满20岁，战时经历和异国生活使我更加成熟。我迫不及待要投入这个因战争胜利而充满信心的国家。美国经济开始起飞，大家情绪高昂，那是我这一生中经历过的最有信心的时期。我们证明了团结的力量，证明我们有能力克服逆境、创造伟大。美国人准备重新工作，购买新车、家电、房屋……一切曾因战争短缺的物资。我们乐观地相信将过上美好生活，比以前要更好。返乡的军人要么自行创业，开设加油站、商店等，要么去找工作，努力打拼。美国打了一场胜仗，没让可怕的希特勒屠杀我们的同胞、占领我们的国家，也没让觊觎世界其他地区的日本军国主义扩大帝国版图。美国现在将展翅翱翔。
“他们会没事的，”杰的父亲说，“他们是大孩子了。”
我怀念那个所有年轻人都能经历冒险的年代。现在的趋势是，许多父母往往出于恐惧或担忧而过度保护自己的子女。这些“直升机父母”盘旋在子女的头上，想着只要孩子一跌倒马上就可以把他们扶起来。事实上，如果我们不让孩子在学会自己走路之前跌倒几次，就等于是在害他们。在当下复杂不安的世界，根本不可能让14岁的孩子像我和杰那样开车去蒙大拿州。感谢父母的信任让我完成了那次千载难逢的冒险。那趟旅程帮助我和杰由男孩成长为男人。现在想来，我和杰的父亲当时就明白了这个道理。
和所有入伍的人一样，我想到了打仗和为国捐躯的实际危险。每天报纸都会刊出在战场上受重伤或阵亡的战士姓名，其中有些姓名是我熟悉的，甚至还有我认识的年轻人。我了解自己有生命危险，可能被派往危险的地区，或许再也无法回家了。那时，还有后来在战时，我开始严肃地思考自己的信仰。信仰在军营中有重大意义，因为你随时可能性命不保，看到人们死去；今天你的弟兄还活着，明天可能就死了。生命与死亡随时在眼前鲜明呈现。因此，宗教变得更加严肃，你必须决定自己相信些什么，不相信些什么。战争坚定了我的信仰，我明白上帝在眷顾着我，引领我的人生，使我得到安慰。
狄维士的感悟
跟我一样，杰也有思乡病。他有一次写道：“今晚我格外寂寞，理查。我想是天气的关系吧，夏末这凉爽的日子，空气里似乎有些什么东西让我想起了家乡的秋天。如果今年秋天你、我和大伙们都能回家该有多好。”在另一封信中，他特别提到了我们的友情：“我们两个人是如此密不可分，是无比完美的搭配，我们的坚固友谊是不会因为战争而被拆散的。我们将继续先前被中断的事业，去实现所有的梦想，去完成两个默契的朋友所能做的无数事情。你最好的朋友，杰。”那些信件是我和杰的特殊友谊的最佳见证。我们总会在无意间提到“朋友”这个词。现在，凡是认识的人就可以被称为“朋友”，亲近一点的，就得被称为“好友”或者“知己”。有些人在Facebook上甚至有数千个“朋友”。在我们那个年代，朋友就是朋友，是很珍贵的关系。
终身的合作事业是很少见的。而我和杰终身合作的理由是如此单纯和自然，没有经历过这种独特情谊的人很难用文字描述。这一切的开端是那么微不足道：每星期付25美分搭便车上学的交易。不过数年后，杰在战时写信给我时，称我为“永远最好的朋友”。在还没成年时，我们便在我家的车库里谋划着合作创业。
我与家里的联系是靠着父母、家人和朋友寄来的书信，这让我可以知道家乡发生的事情；父母和我每星期至少写信一次。年轻战士莫不盼望收到家书，因为即使家乡的人定期写信，也不表示他们可以定期收到信。把信送到部队是一项挑战，因为朋友和家人未必知道自己想念的人驻扎的地方。他们只知道必须把信寄到太平洋或大西洋地区的邮局。
狄维士的感悟
杰的父亲后来与我非常熟悉，甚至给了我和杰第一个合作的机会，同时测试了我们承担成年人责任的能力。当时我年仅14岁，杰16岁，不过，杰的父亲一定很信任我们俩，认为我们拥有超出自身年龄的可靠度和能力。他问我俩是否愿意把两辆小型载货卡车从大急流市开去蒙大拿州波兹曼市（Bozeman）的一个偏僻小镇，交给他的客户。这还用问吗！战时的汽车产业仅生产用于军事的车辆，蒙大拿州大型农场的主人只好四处收购这种载货卡车。如今，把这种责任托付给两个毛头小孩简直是难以想象的，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大量年轻人都去海外打仗了，所以男孩们需要更快成熟。战时的男孩们需要去做男人的工作，因此我才能在14岁就拿到驾照。
我带着政府发的那张去往芝加哥的火车票和抵达后的报到单下了车。芝加哥火车站挤满了穿制服的男人和奏乐的军乐队。我从那里又坐上了前往得克萨斯州谢帕德机场（Sheppard Field）的火车，那是位于得克萨斯州及俄克拉何马州边境的大型新兵训练中心。我被分派去维修滑翔机，这些滑翔机会从飞机上寂静无声地滑行出去，将部队和补给空投到敌后。
我和杰维持着书信联系，他写的信对我来说是最重要的，尤其是当我身处离家数千千米的一个太平洋小岛上执行任务的时候。我写给他的信中很多都例行报告式地描述一下自己的日常任务，可是杰写给我的信都很深入，充满哲理。他写了很多东西，因为他思考了很多问题。他的信让我安心，也让我明白彼此友谊的深度。
对于没能被派到海外，杰感到很失望。后来他告诉我，他们已经在纽约开始登船要前往欧洲，突然，部队登船的行列停了。一名军官大喊：“载不下，满员了！从这儿开始到后面的人都回营部报到。”杰后来说：“等到姓氏由V开头的人登船时，船就满了。我去不了，都是因为我姓温安洛（Van Andel）而不是狄维士（DeVos）。”
在母亲极不情愿的祝福下，如同现在的男孩跨上单车骑到街上一样，我就要手握载货卡车的方向盘，开上1600多千米的车到蒙大拿州了。这趟旅行展现了我在事业和生活中的冒险精神，也让我和杰的友谊愈加牢固。我们相信，会是彼此一辈子的好朋友。
我们刚认识时可说是陌生人，彼此极不相似，不仅在个性上，在体型上也是。我短小精悍，有一头黑发，杰则高大修长，有一头金色鬈发；我外向，他害羞；我会逗人开心，杰则富有机智，时常让人会心一笑。我还在读高一时，他已经上了高二。他话不多，不喜欢闲言碎语，不过人很有趣，因为他喜欢普通高中生不会感兴趣的话题。我或许没耐心成为学者，可是我想要扩大自己的眼界，所以我们逐渐彼此吸引，并能进行颇为有趣的对话。
在我们合作超过1/4个世纪之后，我写了一张生日卡给杰，他一直保存着。这张卡片总结了我们宝贵的友谊及合作关系，胜过所有解释：
我的母亲对杰的父亲说：“吉姆，他还没大到可以开车横穿美国。”
因此，在我母亲不情愿的祝福下，如同现在的男孩跨上自行车骑上街一样，我就要手握载货卡车的方向盘，开上1600多千米的路到蒙大拿州了。我和杰不断讨论与规划行程，因为太兴奋了，上路的前一天晚上都没怎么睡着。我们醒着，脑海里浮现出大西部、高山、大草原和牧场的景象。我和杰手头拮据，一路旅馆也不多，所以就睡在卡车后的稻草堆上。车子有拖车杆，所以我和杰可以一起开车，用一辆卡车去拖另一辆。有些地方我们有熟人，便会停下来。在艾奥瓦州有一些归正福音教会的人，还有一些比我们年长的孩子要去大急流市的加尔文学院读书。我们在这些人家里歇个脚，东道主便会招待我们。其中一户人家可能是德国后裔，请我们吃了德国酸菜。我还记得，那家人因为看到我第一次吃酸菜时扭曲的表情而大笑不止，我讨厌这个味道。
他会放下书本抬头回答：“我没想过这个问题。”
多年后，《读者文摘》（Reader's Digest）的一篇文章把我和杰形容为“荷兰双胞胎”。这种说法在很多方面都不正确，因为我们的外貌和性格都不同，但也不算错，因为我们的世界观和理念极为相似。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我们这份友谊从一开始就很成熟，因为现在有很多人从不曾彼此了解，就凭着外表以及彼此个性合不来，便对别人妄下评断。我和杰原本不太可能走到一起，但倘若我们永远不试着去跟外表和举止看起来不像自己的人做朋友，就永远不会知道彼此其实有多么相像。
战事让我接触到了从全美各地到南太平洋的不同信仰及背景的人们。军队让我学会了守纪律、做好该做的事、保持强健的体魄、指挥方法以及严谨作风——当你管理很多人时，一定要制定清楚的规则及方针。我那时并不知道，有一天我和伙伴会需要运用相同的原则来经营一家国际企业，管理数千名员工和数百万营销人员。
我和杰的初次合作，是在他父亲的公司修理他的A型车。我喜欢杰，因为他是个聪明人，他喜欢我，必然是因为我逼他放下书本去享乐。在学生时代，他都是在家看书的。我会问他：“杰，你今晚要去看球赛吗？”
我就说：“来吧，一起去。”
在高速公路出现前的年代，汽车限速大约是64千米/小时，道路是双线道，沿着县界线铺设。我们常常会开上好几千米，在十字路口来个左急转，沿着那个方向开一会儿，再向右转，来回重复好几遍。当时的公路就是这样的，因为要优先考虑农场而不是道路的顺畅。我们开过艾奥瓦州，又穿越了南达科他州。我记得我们在拉皮德城（Rapid City）著名的沃尔药店停车休息，然后开到恶土国家公园（Badlands National Park），看到了在教科书上看过的经典石刻山：拉什莫尔山（Mount Rushmore）。
后来在服役时，我坐火车去遍了全国各地，车上挤满军人，在这种行程中，同袍之间会自然而然地嬉戏打闹。因为我天生外向，我觉得在客满的车厢里，跟渴望去打胜仗的年轻战士们挤在一起其实很有趣。坐火车去芝加哥是我头一次长途旅行，目的地还是个大城市。听着铁轨的轰隆声，望着窗外的中西部农场、小镇和工厂，我一个人想着心事。在火车上的几小时里，我想了好多。
公交车轰隆隆地停在我们街尽头的那一站。我读的教会中学离家有3千米远，有时公交车司机看见我竖起外套衣领，帽子拉得低低的，黑色胶鞋深陷雪地里的样子，便会让我免费搭便车去上学。他一定是注意到了我要比其他同学走更远的路去学校，也知道在寒风大雪之中走这段路的感觉更加漫长。我有时会坐市区公交车，可是公交车路线穿越大急流市中心，中途要停好几站才会抵达大急流市基督教中学。想要按时到达学校的话，我在日出之前就得起床了。
电影院的电影新闻会播映戴着钢盔的德军和坦克横行欧洲的画面。杰对于战争的后勤与报道极有兴趣，有自己的看法，热衷于讨论欧洲与南太平洋等对大急流市的男孩来说遥远的异域中发生的战事。美国为了维护自由而对抗德国与日本的独裁体制，我们这两个将来秉持美国独特的自由与创业体系而创立一家公司的男孩对此有着独特的兴趣。在新闻影片中，希特勒、墨索里尼和东条英机在疯狂的群众前昂首阔步，每个在星期六早晨去电影院看到这些影片的男孩都明白击败这些敌人的重要性。他们也渴望加入战斗，打赢这场战争。
经过一年半的训练，我在1945年春天接到命令，要前往一个位于日本以南的太平洋小岛基地——天宁岛（Tinian）。我接到命令时，德国已经投降，对日战争也已接近尾声。1945年8月15日我开车前往盐湖城时，从车上的收音机中听到了太平洋战争结束的新闻。由于我们开到了山上，广播信号很弱，又找不到任何加油站可以打电话，等开进山谷时才又接收到了信号，这才证实日本已经投降，大战确实结束了。我在盐湖城和全美国民众一起庆祝。我们这批人尤其兴奋，因为我们以为自己应该不会被派到海外了。
后来，我常向大众谈到“合作”的力量。单打独斗的企业家很难具备完备的智能、知识、技能和才华，很难只靠一己之力成就事业，我和杰一开始便明白这点。我认为他被我吸引，是因为我带领他加入了社交活动的圈子，领略到了结交朋友的乐趣，用啦啦队长的热情去拥抱生活的美好与喜悦。而我敬重杰的智慧。他博览群书，聪明绝顶，记得读过的所有东西。单是在日常交谈时，我便从杰那里知道了许多那个年纪的孩子不会知道的事。他的父亲经商，所以他也懂一些商业知识。每逢星期六，他都会在父亲的汽车经销公司修理汽车，这一经历让他具备职业操守，也掌握了一些机械技能。
有一回坐他的车上学时，我忍不住问他：“你今晚要不要去看球赛？”我当时根本不知道他是否明白我指的是高中篮球比赛，也不知他是否看过，没想到他回答说：“好啊，我猜一定很好玩。”于是，我们结伴去看了一场篮球比赛。后来，我们便不时去看球赛，当然，在球赛上会碰到其他朋友，赛后也会一起去喝可乐、吃汉堡。跟我交朋友之后，杰开始接触到不同的人，也在学校里有了一些朋友。我们经常混在一起，还不时带女孩出去约会。
1942年春天，杰高中毕业，我们不再只谈论战争、在新闻影片中观看战争，战争已成为事实。那年秋天，杰成为陆军预备航空队（Army Reserve Air Corps）的二等兵，后来成为少尉，是B–17轰炸机的训练组员。杰去服役时，把他的A型车留给我，好让我继续开车上学。那是充满友爱、乐趣和成就的快乐时光，但我心里明白，一旦年满18岁，和许多同龄的年轻人一样，我也会被征召入伍去保家卫国。1944年6月我高中毕业，7月初便加入陆军，数星期之间便从学生变成了军人。
入伍时，我曾希望成为飞行员。但1944年夏天，战事已趋于尾声，空军决定不再另外训练飞行员。他们分派我担任滑翔机技工，负责用来空降部队及设备到战场上的飞机。我穿着便服到大急流市训练站报到入伍，不多久便换上了绿色军装，口袋里放着一张由政府出资的去往芝加哥的火车票。我记得和父母一起在月台候车时，他们努力不显露出太多情绪，但他们担心唯一的儿子将在异地身处险境。
我需要更有效率的交通方式，由于早已具备创业精神，我很快便有了一个灵感。我注意到在我住的东富顿街，有一辆后座空着的1929年产福特A型敞篷车常会从我家门前开过，而同一辆车就停在学校的停车场上。我想，坐这辆车绝对比坐公交车或徒步上学好。所以有一天在学校里，我主动走上前与开那辆车的同校同学搭话。我告诉他，我就住在他家附近，希望可以搭便车上学。他也很富有创业精神，对我说：“你可以每星期付我25美分补贴油钱吗？”当时每3.8升汽油大约是10美分，我同意了这笔交易。后来才知道，他向每位想搭车的同学都收取每星期25美分的车钱。这是我和杰·温安洛的第一笔正式商业交易，他从此成了我的终身好友及事业伙伴。
我很自豪能自愿从军，与国家有着一致的必胜决心。我们无法想象独裁者占领国家，每个人必须听从希特勒的命令行事的情景。新闻影片中的独裁者、纳粹的“卐”字记号和踢正步的军人行列把我们都吓坏了。我决心要尽一己之力保卫国家。后来，我努力不让死亡的想法在脑海里盘旋。战场上永远有阵亡的可能，可是年轻人总以为那种事只会发生在别人身上。时间很紧，我们不会沉溺在危险的念头中，甚至不会去谈论它，只做该做的事。在那趟前往芝加哥的火车上，我才惊觉自己已离开家，可能有好长时间都无法回去。
杰后来成为投弹瞄准器方面的高手，教导新兵维修和调整投弹瞄准器以及如何执行投弹。在执行投弹时，负责轰炸的军官主控整架飞机。飞行员设定飞机航路，但抵达投弹地点之后，便交由负责轰炸的军官负责。没多久，杰便被送到耶鲁大学接受军官训练，之后很快便晋升为军官。他很聪明，学这些东西很快。在服役期间的众多往来书信之中，杰在一封由南达科他基地写来的信里说道，那一天是他的生日，他正在办公室值勤，主管整个基地。他只不过21岁，就负责起基地上所有的轰炸机、士兵和飞行员。唯有在战时，国家才会把如此的重责大任交付给这么年轻的人。
杰的父亲詹姆斯（James）和另一名荷兰人约翰·菲利克马一起经营着温安洛与菲利克马汽车经销公司，该公司直到今日仍在营业，这也是为何杰还是个青少年时便能在大萧条时代自己开车的原因。我刚认识杰的时候，他很好学、沉默寡言。他是家中独子，跟我家相比，我很讶异他的家里极为安静，父母非常保守。我很外向，不是认真学习的好学生。而杰则保守、认真，在我眼里他不用读书就能拿到全科优秀。所以，我最初被他所吸引，不是因为我们彼此之间有任何共同点，仅仅是因为他的车。以前他住在城外，有几个一同去教堂的朋友，后来他搬到了我住的东富顿街，在新社区并不认识什么朋友。
战后回到家乡时，我和杰像所有退伍军人一样，迫不及待地要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新美国把握机会，将我们在战时早已开始谋划的事业付诸实践。在我入伍以前，杰有一次休假回家，一晚，我们聊天时，我问他：“等战争结束以后，你要做什么？回去读大学？”以我们的背景和想要实现创业梦想的心，我想两人都明白，大学并不适合我们。我们谈得越多，越明白两人应该合作创业。
生日快乐！只想告诉你你对我有多么重要。过去的25年里，我们有过分歧，但之后总会发生更棒的事。我不知道是否有更简单的表达方式，但这就叫做相互尊重，更适合的字眼叫作“爱”。这些年对我们来说是如此美好，很难一一说明，但所有的兴奋与喜悦都是因为我们曾一起走过。这一切源于每星期25美分的便车，它开启了一趟美好的旅程。
这趟旅程展现出了我和杰在事业和生活中的冒险精神，让我们游历了美国，并且更加深爱自己的国家，而这将塑造日后我们创业的原则及风格。我和杰还学到了团队合作、自立自强、负责任、互动信赖的道理，并体会到了做好工作带来的满足感。我们一直很享受旅行，例如后来做纽崔莱产品时，需要每年前往加州公司总部两次。我和杰喜欢开车往返加州，总是顺路前往国家公园并去山上滑雪。经历了一同开车上学、放学后一起玩耍以及开启了青少年梦想之旅的公路冒险之后，我们的友谊变得愈加坚固。等我高中毕业时，我和杰已亲如兄弟，相当熟悉彼此的个性。我们相信，彼此会是一辈子的好朋友。高三那年，杰在我的毕业纪念册上写下：“真金不怕火炼。”
我后来才知道，对那些海外服役的人来说，最触动他们心灵的一个字就是“家”。家有了一个崭新、美妙的意义，成为一种生命价值。许多军人想去见识这个世界，也很开心能离家远行，但后来他们都庆幸有家可回。
没多久，杰不仅结识了更多朋友，还发挥了他的创业才华，找到了更多付费的乘客。他的A型车有时载满了同校学生，座椅都坐不下，有些人甚至站在车门外的脚踏板上，为了保住小命而用力抓紧车门。当时还没有安全带和行车安全准则，所以只要杰没有超过本市时速40千米的限制，警察就会放我们一马，他们可能心想这是孩子们在大萧条时期负担得起的最佳交通方式吧。
我已不太记得我和杰在开车上学的途中都聊些什么了，但我确定，我们两人的共同心愿是有朝一日能够自己创业。不过，和那个年纪的男孩子一样，我们比较常聊到的是运动、女孩或是学校的考试。我记得聊得最多的是战争，现在很难想象，但在当时，大家谈论的话题都是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除了欧洲和太平洋的战事，什么事都不重要。我们拾起门廊上的报纸，头版头条都是打赢或打输了一场战役。黑白照片要么是美国士兵在欧洲行军，要么是海军陆战队抢滩登陆。所有的电台广播的都是陌生地方的最新战况，以及赢或输了一场战役带来的影响。
我们说，异性相吸，“三个臭皮匠，胜过一个诸葛亮”。我和杰是两个非常不同的个体，但在一起合作以后，什么事都能做好。我需要坐车去上学，他有一部车，又刚好搬来我家附近。上帝为我开启了一扇门。假如我没有走过那扇门，我的人生可能会很不一样。有人曾问过我，如果没有杰，我同样会成功吗？我的回答很简单：“不会。”我相信杰也会做出相同的回答。2004年他过世前不久，杰对他的小儿子戴维说：“你要做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维持这段合作关系。”
我们从大急流市出发时，卡车轮胎几乎已经磨平。我记得在一个大热天里爆胎了3次。我们用带来的补丁修理车胎，但一个不知名小镇的修车厂要收我们5美分才愿意帮我们的车胎打气。即使是5美分也超出了我们的旅行预算，我们只好在烈日下自己动手给车胎打气，挥汗如雨。这是另一条我早早获得的人生经验：节俭和自立自强。
战事让我接触到了从全美各地到南太平洋的不同信仰及背景的人们。军队让我学会了守纪律、做好该做的事、保持强健的体魄、指挥方法以及严谨作风——当你管理很多人时，一定要制定清楚的规则及方针。我那时并不知道，有一天我和伙伴会需要运用相同的原则来经营一家国际企业，管理数千名员工和数百万营销人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