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嗯，我想明白。”
凝望之间，我不由觉得自己像是浩瀚海面上漂浮的一叶小艇。风平浪静，惟独我悄然漂浮其中。大海中漂浮的小艇总好像有些特殊——说这话的是康拉德。语出《吉姆老爷》中风暴袭船那部分。
“读过。很早以前读过一次。”
“再多说一会？”
“谢谢。”我说，“你祖父现在干什么呢？”
我也顺便向博士及其胖孙女给予了我特有的祝福。我不知道自己是否具有给予别人祝福的权限，但反正我是即将消失之人，不怕任何人往下追究责任。我把鲍丽丝·莱肯出租小汽车的司机也列入祝福名单之内。是他用车拉了满身泥浆的我们，没任何理由不将他列入名单。想必他正用车内音响听着流行音乐在某条路上载着年轻乘客风驰电掣。
“不，不是那样的。当然，有那种可能性自是求之不得。但我说的不是那个意思，我指的是能同你交谈实在令人高兴，包括听到你的声音，知道你现在干什么。”
迎面是大海。可以见到卸完货面露出吃水线的旧货轮。海鸥如点点白痕四下敛羽歇息。
“不必了。”她说，“去附近商店买买东西，一个人乘电车回去。还是这样好。”
“你怕是过于固执了吧？”
“你也好自为之。”我说，“能和你说上话，心情像多少好了些。”
“随你的便。反正毫无知觉。”我说，“这就去晴海码头，去那里回收好了。我坐的是白色卡列那1800GT双排喷射引擎车。车型说不上来，反正里边播放鲍勃·迪伦的磁带。”
“为什么离婚？”她问。
去公园小卖店买香烟和火柴时，出于慎重，我顺便又往自己住处打了次电话。我知道不会有人接，但在这人生最后时刻往自己房间打次电话倒也不失为可取的念头。也可想象电话铃哗然大作的情景。
“嗯，正是，妙趣横生，可以从中感觉到类似命运威力样的东西。”
“不，到此为止吧，时间不多了。”
“或许。”我说，“想必我应该替你丈夫被人用铁花瓶打死在公共汽车上才对。我觉得这种死法才适合于我——形象结束得直截了当，即刻瓦解，无暇他顾。”
我们缄口不语，只管望着那一小片云，望了许久。望罢，打开第2罐啤酒喝了。
“记得住。”说罢，我放下电话。
“何至于。”女郎道，“去了又回来了。哪里能那么逍遥！想接着看书，就回来了。”
“是啊，确实很小。”
“对于自己的人生你是怎祥考虑的？”女孩问。她并不把啤酒罐送往嘴边，只是凝目注视罐顶的小孔。
我闭起眼睛，试着想《卡拉马佐夫兄弟》的三兄弟名字：德米特里、伊凡、阿辽沙，以及同父异母的斯美尔佳科夫。能够一口气说出《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兄弟名字的人，世间又能有几多呢？
“你没去？”
“意识都没了，还指望什么。”我指出，“你真能冷冻我？”
“太太？”
“J·D·赛林杰的小说里有这样的道白。上高中时读的。”
或许我应该后悔自己的人生。这也是公正的一种形式。然而我什么也不能后悔。纵使一切都风也似的留下我呼啸而去，那也是我本身的希冀所使然。我脑海中剩留的惟有漂浮的白色尘埃。
“是的。”我说，“主题明确则通融性欠缺。不喝啤酒？”
“瞧你，那有什么好怕的。”女郎说，“他们要的是祖父和你，我是不相干的人。刚才倒来了异常大和异常小的两个家伙，我把他们轰了出去。”
我随着《我对你无话可说》那首劳伦斯·布朗别具一格的长号独奏曲吹着口哨驱车前进。之后又跟随约尼·霍吉斯的《温柔女郎》独奏曲打口哨。
“当然！”我说，“如果届时你仍然想同我睡的话。”
“嗬！”
她手搭凉棚，凝望那片云道：
我像《第三个男人》中的约瑟夫·康特那样目不转睛地看着她沿着公园中笔直的路渐渐远去。她消失在树阴中后，我开始观看鸽子。鸽的走路姿势每一只都微妙地各有不同。须臾，一位衣着得体的女子领着小姑娘走来撒下爆玉米花，我周围的鸽子便一齐朝那边飞去。女孩有三四岁，像所有同龄女孩一样张开双手去抱鸽子。鸽子当然捉不住。鸽子自有鸽子不起眼的生存方式。衣着得体的母亲朝我这边瞥了一眼，此后便不屑一顾。周一清早躺在公园里排出五六个空啤酒罐之人，显然算不得正人君子。
时至11点，我在附近便所解了手，走出公园。随即发动引擎，一边围绕冷冻思绪纷纭，一边驱车向港口行进。银座大街到处挤满身着西服的人们。等信号时，我用眼睛搜寻应该在街上买东西的图书馆女孩，遗憾的是未能找见。触目皆是陌生男女。
“那还用说，轻而易举！水消了，又是回头老路。地铁票都买了两张。祖父精神得很，让我向你问好。”
“不客气。”
“婚后生活不顺利？”
“下雨天……”刚开始解释，又不耐烦起来，改口道，“一个声音嘶哑的歌手。”
我也想了一会雨幕。我所想到的雨是霏霏细雨，分辨不出下还是没下。但实际上是在下。雨淋湿蜗牛，淋湿墙根，淋湿车。谁都无法制止，谁都别想避开，雨总是公正地下个不停。
接下去，我在小卖部买了10袋爆玉米花。9袋撒在地上喂鸽，1袋自己坐在椅上吃着。鸽群像十月革命节记录片那样铺天盖地而来，啄食爆玉米花。我同鸽子一起吃爆玉米花。好久没吃这玩艺了，好吃得很。
“谢谢。”
鲍勃·迪伦在唱《轻拂的风》。倾听之间，我想到蜗牛、指甲刀、奶油焖鲈鱼、刮脸膏。世界充满形形色色的启迪。
“简单得很：五六年前的一个夏天，她离家出走了。一去不复返。”
“去芬兰了，他说在日本干扰太多，没办法集中精力搞研究，所以去芬兰创办研究所。那里怕是个安安静静的好地方，又有驯鹿什么的。”
“一帆风顺。”我看着手中的啤酒罐继续道，“不过这同事物的本质关系不大。就算两人同睡一床，闭上眼睛也是孤身一人。我说的你明白？”
“如何轰法？”
我的框架内几乎一无所剩。映入眼帘的只有鸽子、喷泉、草坪和母女俩。但在观望如此光景的时间里，几天来我第一次产生了不愿从这个世界消失的念头。至于往下去某某世界，这点已不足为虑。纵令我人生之光的93％已在前半生35年间全部耗尽也无所谓。我只是希望依依怀抱剩下的7％看个究竟——看这世界到底变成什么模样。因为什么我不清楚，总之我觉得这似乎是赋予我的一项使命。的确，我是从某一阶段扭曲了自己的人生和生活方式。而这里边自有其缘故。即使得不到任何人理解，我也不能不那样做。
我依旧躺着不动，喝掉最后一罐啤酒，吸了支烟，把文学联想逐出脑海。我必须稍微现实一点才行。余下的时间仅仅1小时多一点点。
但钱还有剩，便买了6罐进口啤酒。带有上流杜会生活情调的金色罐体闪闪生辉，如浑身披满阳光。艾林顿公爵的音乐也同秋高气爽的10月清晨相得益彰。诚然，艾林顿公爵的音乐或许更适合于除夕之夜的南极基地。
“一片云也没有。”我说。
我不得而知。近20年之久的岁月把我们远隔开来。她评价什么如何评价，其基准已超出了我的想象框架。
“是啊。我非常中意这房间。门扇已完全安好，电冰箱录像机也买齐了。不是被人搞坏了吗？床罩褥单窗帘换成了粉红色的你不介意吧？”
“没问题，放心好了。我嘛，冷冻是拿手好戏。做动物实验时，曾把猫狗之类活着冷冻过很长时间。把你也好好冷冻起来，藏在谁也找不到的地点。”她说，“所以，如果顺利，你的意识就会失而复得。那时肯定同我睡觉？”
“对了，你失去意识后，我打算把你冷冻起来，怎么样？”
我觉得她说不定因此而谴责我，问我到底选择了什么。言之有理，我的确什么也没选择。若说我以自己意愿选择的，只有两件事：原谅了博士；未同其孙女困觉。然而这对我又有何作用呢？难道她会因这点小事而积极评价我这一存在对我这存在的消失所发挥的作用吗？
“旅行时没捞到靠窗座位。”
她笑着站起身，拍掉沾在棉布短裤上的草屑。
“那里有一片。”女孩指着日比谷公园稍上一点的地方。不错，是有一片。樟树的枝梢处，挂着一片宛似棉絮的白云。
“真正原因是什么？”
“没那回事。”她说，“只打一枪，人们只能当成意外。当然，连打几枪是成问题。但我枪法准，一枪足矣。”
“跟你说，”胖女郎道，“别害怕。即使永远失去你，我也会怀念你一辈子。你不会从我心中失去。记住这点！”
我脸朝上躺在草坪上，遥望刚才云片所在位置。云已消失，藏在樟树浓阴的背后。
我觑了眼表：10时22分。
“再见。”女孩道。
“尽一切技能。”我说，“不知要等多少年。”
睡意降临。
“会好好做那种事？”
片刻，雨变成模糊不清的不透明雨帘，罩住我的意识。
“送你回家。”我说。
“冷冻起来，等祖父发现新的方法，说不定可以使你起死回生，是吧？过分指望未必如愿，但这种可能性并非没有。”
“开玩笑吧？”
“鲍勃·迪伦是谁？”
“咦，我也可以进入你那有限的梦想不成？”女孩问。
长空寥廓，一片朗然，仿佛不容任何人怀疑的绝对观念。从地上仰望，天空似乎集一切存在于一身。大海也是如此。连看几天大海，往往觉得世界只有大海。康拉德的想法恐怕同我一样。同船这一雷同产品中分离出来而被抛弃在横无际涯的海面上的小艇，的确有某种特殊之处，任何人都无法逃避这种特殊性。
我站起身，抱着空啤洒罐走至垃圾筒扔了进去。然后从钱夹抽出信用卡，在烟灰缸烧掉。衣着得体的母亲又朝我这边瞥了一眼。正经人断断不至于周一早上在公园里烧信用卡。我首先烧的是美国运通卡，继而把维萨卡也烧了。信用卡怡然自得地在烟灰缸中化为灰烬。我很想把波尔·斯求亚特牌领带也付之一炬，但想了想转念作罢。一来过于惹人注目，二来实在多此一举。
即便我的消失不足以使任何人悲伤，不能给任何人心里带来空白，或者不为任何人所注意，那也是我自身的问题。我委实失去了太多太多的东西，现在我似乎已几乎不具有再应失去的东西。然而我体内仍有所失之物的一缕残照如沉渣剩留下来，而且是它使我存活至今。
“阿辽沙懂得很多事理。”我说，“可是读的过程中我很有疑问：从总体上祝福非常不幸的人生是可能的吗？”
“去图书馆。”我说，“喜欢看别人工作的情形。”
“不过在公寓里打枪不又捅出一场乱子？”
初秋的太阳随波逐浪一般在海面粼粼生辉，俨然有人将一面巨镜打成万千碎片。由于打得过于细碎，任何人都无法使之复原，即便是御林军。
“那么，”我问，“你祖父可得救了？”
“她也同样说来着。”
想吸支烟，却不见了烟盒。衣袋中仅有火柴。火柴也只剩3根。我接连擦燃3根火柴扔在地上。
“还在那里？”我吃了一惊。
“或许，但我例外。大家没有理由必须一律用组合音响来听音乐。纵使左边传来手风琴右边听到低音大提琴，音乐性也不至于因此而特别得以加深。无非唤起想象的手段变得复杂而已。”
“多保重。”女郎道。
更年轻些的时候，我也曾试图将这种悲哀诉诸语言。然而无论怎样搜刮词句，都无法传达给别人，甚至无法传达给自己本身，于是只好放弃这样的努力。这么着，我封闭了自己的语言，封闭了自己的心。深重的悲哀甚至不可能采用眼泪这一形式来表现。
衣着得体的母亲和小姑娘在观赏喷泉。母亲年纪大概与我相仿。我打量她。打量之间，再次想起那个同革命活动家结婚生下两个孩子后去向不明的同学。她甚至领孩子逛公园都已无从谈起。我当然不知晓她对此作何感想。但在自己的生活尽皆消失方面，我觉得我或许可以同她就某一点相互理解。不过，她也可能——大有可能——就这某一点拒绝同我相互理解。毕竟我们已近20年未曾见面，而这20年间实在是发生了许许多多的事。各自处境不同，想法也不相同。再说就算是同样清算人生，她是出于自己的意愿，而我则不然。我不过是在酣睡之时被人突然抽掉床单而已。
再次合目之时，起伏已不知遁往何处。脑海中浮现的只有尘埃般轻盈的沉默。我久久独自注视那尘埃。尘埃不上不下，纹丝不动地浮在那里。我噘起嘴唇吹了口气，依然一动不动。任凭多么强烈的风，都全然奈何它不得。
我喝干第2罐啤酒。略一迟疑，又打开第3罐啤酒。
“所以要限定人生？”
从蜗牛到五金店柜台以至婚姻生活，无一例外。尽管谁都不追求它，但我能给予的别无他物。在这个意义上，公正性类似爱情，想给予的和被追求的难以吻合。惟其如此，才有各种各样的东西从我面前或我内部径自通过远去。
“作为整体的人是不能单一框定的。人们所怀有的梦想我想大致可分为两种：完全的梦想和有限的梦想。相对而言，我是生活在有限梦想中的人。这种有限性是否正当不是大不了的问题。因为必须在某处有条线，所以那里有条线。可是并不是所有人都这样认为。”
“因为有了重返这世界的可能性？不过能否如愿以偿还不得而知，只不过……”
“可以。”我说，“只是那里有危险。‘组织’那帮人或符号士有可能卷土重来。”
我恨不得放声悲哭，却又不能。就流泪来说我的年纪已过大，况且已体验了过多的事情。世上存在着不能流泪的悲哀。这种悲哀无法向任何人解释，即使解释人家也不会理解。它永远一成不变，如无风夜晚的雪花静静沉积在心底。
出乎意料，电话钟鸣至第3遍时居然有人拿起话筒，并“喂喂”两声。是身穿粉红色西服裙的胖女郎。
“再没见过？”
“呃——”我含了口啤酒，缓缓咽下，“没有理由非见不可。”
我拉开第4罐富有上流社会生活情调的罐装啤酒易拉环，递给她。
“谢谢你送的指甲刀。”
可是，我不想丢下这被扭曲的人生而从此消失。我有义务监护到最后。否则，我势必失去对我自身的公正性。我不能这样置自己的人生于不顾。
这样我即可寻回我失落的一切，我想。国虽曾一度失落，但决未受损。我闭目合眼，置身于沉沉的睡眠中。鲍勃·迪伦不断地唱着《骤雨》。
“并非正规的云，”我说，“不能列入云里边。”
“差不多该走了。到时间了吧？”
随后，我开始想刚刚分手的那个图书馆女孩。想她在地毯上的天鹅绒连衣裙、长筒袜和内衣。莫非它们仍旧原封不动地如她本身一样悄然躺在那里不成？在她身上我的表现能算公正吗？没有人寻求什么公正。寻求那玩艺儿只有我这样的角色。问题是这种寻求对于失去公正的人生有何意义可言呢？我如同喜欢她一样喜欢她脱在地毯上的连衣裙和肉衣。难道这也是我的公正的一种形式？
“订报纸也可以？我看看节目预告。”
“那就在这里分手。我再呆一会儿，这里舒坦极了。”
“即便这样认为的人，恐怕也是想方设法把那条线向外扩张。”
“人总要上年纪。”我说，“哪怕冷冻起来。”
“看巴尔扎克？”
“读过《卡拉马佐夫兄弟》？”我问。
“我的房间？”
“回来时能给个电话？”
“反正那时我不会是17岁了。”
“人人可以进入，个个可以出去。”我说，“这也正是有限梦想的优越之处。进来时擦好皮鞋，出去时关紧门即可。谁都不例外。”
所谓公正性，不外乎仅仅适用于极其有限世界的一个概念。但这一概念涉及所有领域。
“我决定留下来住你的房间。”
去公园路上，我走进酒店买了罐装啤酒。我问什么牌子的啤酒合适，女孩回答只要起沫并有啤酒味，什么牌子都无所谓。我的想法也大体一致。天空晴得万里无云，竟如今晨刚刚生成一般。季节刚交10月。饮料那玩艺儿，的确只要起沫有啤酒味即可。
鲍勃·迪伦的歌使我想起租车办公室那个女孩。对了，也必须向她祝福。她给了我极佳的印象。不能把她从名单中漏掉。
“无所谓。”
开到港口，把车停在空无人影的仓库旁，一面吸烟，一面把车内音响调至自动反复播放功能，开始听鲍勃·迪伦的磁带。我把车座后背放倒，双脚搭在方向盘上，静静地呼吸。本想再喝点啤酒，但已经没了，在公园里同女孩喝得一罐不剩。阳光从前车窗射进，把我包笼起来。闭上眼睛，感觉得出那光线暖暖地抚摸我的眼皮。太阳光沿着漫长的道路抵达这颗小小的行星，用其一端温暖我的眼皮——想到这点，我涌起一股莫名的感动。宇宙运行规律并未忽略我微不足道的眼皮。我好像多少明白了阿辽沙·卡拉马佐夫的心情。或许有限的人生正在被赋予有限的祝福。
“用手枪打中大家伙的耳朵，耳膜笃定报废。何惧之有！”
我试着在脑海中推出她的形象。她身穿令人联想到初春时节棒球场草坪那样色调的绿色运动夹克，白衬衫打一个黑色领结。估计是租车公司的制服。她听鲍勃·迪伦的过时歌曲，想象雨幕。
我不愿意从这世界消失。闭上眼睛，我可以真切感觉到自己的心在摇摆。那是超越悲哀和孤独感的、从根本上撼动我自身存在的大起大伏。起伏经久不息。我把胳膊搭在椅背，忍受这种起伏。谁都不救我，谁都救不了我，正像我救不了任何人一样。
“劝你再读一次。书里写了好多事情。小说快结束时，阿辽沙对一个叫科里亚·克拉索托金的年轻学生这样说道：‘喂，科里亚，你将来将成为非常不幸的人。不过从总体上，还是要为人生祝福。’”
开到日比谷公园旁边，我把车停下，躺在公园草坪上喝啤酒。星期一早上的公园，犹如飞机全部起飞后的航空母舰甲板空旷而静谧。只有鸽群在草坪上四处踱步，俨然在做某项比赛前的准备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