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作为《局外人》（1942）和《鼠疫》（1947）作者的文学声誉就这样因为闯入哲学论战而不公平地受损，然而，丧失了法国主要公共知识分子、一代道德喉舌的身份，对其一生最后十年的影响至为深重。用雷蒙·阿隆的话说，他战后发表在《战斗报》上的文章给他带来了独一无二的威望；加缪的观点在抵抗运动的一代面临第四共和国的两难和遗憾之时，为他们定下了道德基调，他的许多读者“业已形成了每天通过他来思考的习惯”。到了50年代末期，他感到和自己的公共自我已经发生了分裂，这也成了加缪作品和演讲中持续焦虑的一个来源。
加缪遁入沉默，他对此无愧于心：“在言论将导致他人生命被无情剥夺的时候，沉默不是一种消极的态度。”但这种立场很难向人解释，甚至招来了定位合理、持论公允的论者的拒斥和批评。雷蒙·阿隆在《阿尔及利亚悲剧》中指出，加缪心怀正义诉求，希望宽容、同情地对待一切派别，但结果，阿隆以为，他的思想水平仍无法超越一个动机良好的殖民者的水平。本着现实主义的态度，阿隆的判断可能是恰切的，因为事实上，加缪在沉默中得出的答案——保持现状加上必要的改革——到1958年的确成了南柯一梦。要么新民族主义者带领阿尔及利亚获得独立，要么法国以武力维持对它的统治，耗费越来越多的人力和社会财富。永远没有第三条道路可走。
至少对加缪而言，萨特式的“存在主义”的悖论在于其强调政治介入。倘若没有来自外部的责任或理由促使我们去选择，倘若说除非做出选择，否则我们的自由就是无边无际的话，为什么我们要采取这个公共立场而非那一个？从萨特的观点出发，介入知识分子的处境在最好的情况下是自相矛盾，在最坏的情况下则是自我放纵。加缪在1951年《反叛者》出版，萨特的《现代》杂志随即发表评论导致两人决裂后，对他前友人的理论做出了这一怀疑性的判断；但是他本人厌恶公开表明的政治姿态，其原因却是由来已久，且与此大不一样。
从某种意义上说，加缪和《堕落》里的克拉芒斯一样，为自己的怯懦而进行过度的自我责罚——10年之后再看，这正是加缪的真实写照。克拉芒斯没能挽救沉河而亡的女子，耳边一直回响着她的叫声，而加缪心头则总萦绕着那样一些场合：心里有话，却因个性的敏感和政治上的忠诚而欲言又止，要不就诉诸一种哑默的、易为社会接受的形式。然而那些年间，很少有加缪的读者能看到他的这一点——战后年月里法国知识界其他人的自我审查可见一斑。加缪情感上的直接、坦率、公允十分明显：1948年12月他严肃批评加布里埃尔·马塞尔（Gabriel Marcel）没有看到佛朗哥的西班牙存在着与斯大林的苏联相同的罪恶，而就在仅仅两个月前，他还公开抗议左翼领导人对知识分子施压，命令他们缄口不谈苏联对艺术家的清洗，免得亲痛仇快，让右派“得意”。
但是很不巧，阿伦特的断言跟法国流行的看法正相反。她写信的那一年，正是加缪的光芒开始黯淡之时。到1960年1月4日因车祸去世时，他的声誉已呈直线下跌之势，哪怕三年前刚拿了诺贝尔文学奖。该奖宣布的时候，批评家们争先恐后对获奖人盖棺定论：右翼的雅克·洛朗（Jacques Laurent）宣称，授奖给加缪的“诺贝尔奖委员会嘉奖了一个人的全部成就”，而左倾的《法兰西观察家》则认为瑞典学院可能认为它正在选出一名年轻作家（加缪去世时也不过46岁），但实际上它导致了一种“早熟后的僵化症”。人们普遍认为，加缪的黄金年代已经离他远去：他已有多年没有推出真正的重量级作品了。
在本质上，加缪的作品为阿伦特“平庸的邪恶”论奏响了先声，这一说法现在已广为人知，但加缪本人作为道德家，却十分明智地没有使用这样一个术语。在极端的处境下，很难简单地、妥当地区分善与恶，有罪与无辜。人在各种复杂交织的动机的驱使下可能行正确之事，同时也很容易出于最良好的动机——或根本没有动机——而犯下大过，铸成罪错。我们固然不能由此推论说，人类招致的瘟疫实属“天灾”，是无可避免的，但为瘟疫寻找祸因，派定责任，也绝不是小事一桩。政治标签和政治情感简化处理人的行为及其动机，使我们的理解变得生硬而党性十足。更有甚者，这些东西还会火上浇油，使它们言之凿凿地诊治的病症愈发严重。
必须指出，尽管加缪在掌握真理和时代困境方面高出法兰西时人一筹，但和库斯勒、阿伦特、斯珀贝、西罗内、米沃什、鲍里斯·苏瓦里内（Boris Souvarine，斯大林传记作者）或奥威尔相比，他诚实的品质和洞察力似乎并不那么突出，他或许应该被看作这群人精神上的同志。所有这些作家的共同点，是对20世纪罪恶的了解甚至迷醉。用阿伦特的话说，“恶是战后欧洲知识分子生活中的基本问题——正如上一场战争之后，死亡成为基本问题一样。”
这可以解释他何以如此经不住随便哪种形式的批评，多年来，他隐蔽在自己近乎偶像的公众形象之下来抵抗批评。随着《反叛者》的出版以及由此产生的交锋，那道防护墙倒塌了。随后，萨特发起了进攻。他在1952年8月的《现代》上写道，你以为你是什么人，能对批评者们如此傲慢不逊？“你又是什么人能自己拔高自己？”你有什么权利自称代表善与正确的首席检察官——“谁任命你当大众公诉人的？高级人士的共和国吗？”萨特击中了加缪最大的弱点——他最怕诲尔谆谆听我藐藐的感觉，最怕他的论辩和公共言论在公众中杳无反响——得出了一个极具杀伤力的结论：“你宣判，而世界无动于衷。你的判词一碰到现实就化为乌有，你不得不从头再来。你一旦停下，就会发现自己的真面目：你判罚自己去宣判，西绪福斯。”
在《堕落》中，加缪写到了一种“平庸时代无用的预言家”。无疑，当时身处低谷的他已把自己看作一个百无一用的先知，向着一群装聋作哑的冷漠的人对牛弹琴。用阿伦特的话来说（尽管并非指他），加缪事实上是一个“黑暗时代的人”，和他的时代、他的位置凿枘不投。但加缪的悲剧或许是，他生活和写作的法国，与此前此后相比，更有让-雅克·卢梭时代的法国的味道；它延续了思想和政治效忠相结合的传统——一种如今让我们联系到法国启蒙运动晚期的传统。
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在1952年5月写给丈夫的一封信中报告了她的巴黎之行：“昨天我见到了加缪：毫无疑问，当今法国最杰出的人，远在其他知识分子之上。”阿伦特有理由这么说，因为这两个人有诸多相同的兴趣；不过对她，以及法国国内外许多其他观察者而言，阿尔贝·加缪属于“法兰西知识分子”。在战后头几年里，他在巴黎舆论界上下影响甚广，每周都能收到成千上万回应他的专栏文章的信。他的风度、他的关怀、他拥有的广大读者以及他在巴黎公共领域无所不在的身影，似乎凝聚了一切最典型的法兰西特性：体现文学、思想和政治介入的结合。
或许有些出人意料的是，加缪总体上避免了滑入一种持续性的怨愤情绪之中（尽管《堕落》的主人公面对等待他的末日审判讽刺地答道：“让我恭恭敬敬地笑吧。我无所畏惧地等待着：我知道最坏的结果是什么——审判人类”）。他在1958年《流放与王国》序言中写道，每个艺术家都独有一处泉源，滋养他的生活和作品，否则他的作品就会“枯萎、坼裂”。对加缪而言，这个泉源就是“贫困与阳光的世界，我在其中生活了这么久，它的记忆仍在把我从威胁着每一个艺术家的两种相反的危险——怨恨和自满——中拯救出来”。不过他还是付出了代价：双重流亡——先离开自己的家乡和源泉，来到巴黎后继续内心流亡。
加缪去世后的多年里，他的名望继续走低。大多数都市法国人都不再信任他对阿尔及利亚及其社会问题的看法。至于知识分子，他们在六七十年代的兴趣已经和当年的加缪相去甚远，以至于蔑视他，懒得提他，最终把他一笔勾销。他被年轻一代激进的、日渐偏执的政治化倾向淘汰，被晚年萨特及其追随者们自我困扰的第三世界论淘汰，被学者中的“反人道主义”倾向淘汰，被文学新时尚淘汰，最重要的，被他作为作家地位的下降所淘汰。让·达尼埃尔（Jean Daniel）回顾他在20世纪60年代作为《新观察家》创始人的个人经历时回忆道，他“很快发现，人们必须在人文科学——历史、社会学、伦理学、哲学——之中寻找与文学家档次相当的人物，而年轻的时候，我可是把文学家看作‘思想大师’的”。在巴特（Barthes）、罗伯-格里耶、列维-斯特劳斯以及福柯的世界里，加缪被甩在了后头。
你来自哪里，并不意味着你不会被那里驱逐——伊尼亚齐奥·西洛内曾在与古斯塔夫·赫尔林的对话中，加缪自己也在《流放与王国》和《反与正》中表达过的观点。不过，如果说加缪有一个完全属于自己的家园的话，它就是阿尔及利亚，特别是阿尔及尔城——1913年他出生在那里。1932年，19岁的他写信给一个朋友：“我永远不能离开阿尔及尔。永远不能。我得旅行，因为我想了解世界，但是我明白无论走到哪儿，我永远是个流亡者。”一点儿不假。他去世30年后才出版的遗作，揭示了一种关于“正”的不变的确信：“正”，是阿尔及尔对于他而言的特殊含义。
加缪和米沃什、格拉斯、阿伦特，以及康拉德·耶伦斯基（Konrad Jelenski）、阿瑟·库斯勒、马内·斯珀贝和他在巴黎遇到的其他很多人一样，他们都属于自愿或非自愿的流亡者，是东欧和南欧消失了的无国籍社会的后裔——在那里，德国人、犹太人、希腊人、意大利人、波兰人、法国人和其他国家的人多年来生活在一起，互有龃龉，却也成就斐然。他们被“一战”赶出了家园，被“二战”及其后果所消灭，他们组成了一个十分特殊的临时群体，正如阿伦特在1947年一篇写给卡尔·雅斯贝尔斯的献辞中所说，现代文坛是由“大洪水中的侥幸幸存者”违背他们的意愿建立起来的。
加缪坚持真理的多元性带来了一个悖论性的后果：在一个道德和政治相对主义盛行的时代，他成了绝对价值和不可通约的公共伦理的孤独捍卫者。他蔑视他心目中的历史相对主义——他问梅洛-庞蒂，如果没人能确定自己是对的，你又怎么能像你现在这样认定希特勒是个罪犯呢？——并且坚决抵制那种因为现代“资产阶级道德”有缺陷，就把一切道德标准都打为欺诈的谬误。结果，他发现自己渐渐扮演了一个公共道德评估员的难堪角色。
相反，他回到一个更古老的世纪，回到一种不一样的法兰西传统。通过自我拷问式的诚恳，通过自我克制，通过冉森主义式的严肃，他比我们时代中的任何人都更有力地呼唤并重新拾起了布莱斯·帕斯卡尔（Blaise Pascal）——那位300年前写下“因此我们无法活下去，只能希望继续活下去；我们永远在寻求快乐，但我们势必永远不会快乐”的帕斯卡尔——的激情。这种折磨着加缪的兼乐观和疑虑于一身的特质，无疑是帕斯卡尔所熟悉的，但是帕斯卡尔可以选择信仰来解决其困惑，而他的现代继承人纵然实现了思想的宗教转向，却永远无法完全苟同这种信仰的方式。
当然，加缪的读者都不会忘记遍布其作品的感官体验及肉身世界：从《局外人》中一轮无所不在的、散发着宿命光芒的太阳，到他在诺贝尔文学奖获奖演说中所说的，自己从来不能离开光，离开幸福安康感，离开他经由长大成人的自由生活。就像他早年的短篇小说和散文一样，《第一个人》也充溢着阳光、大海、水中和沙滩上青春肌体的纯粹的肉欲。但是这本小说还走得更远。在这里，人们可以感觉到这些事物给他带来的愉悦，以及他对另一个自我选择居留的理性世界怀有的宿命般的复杂感情，要比他的其他任何作品都更为强烈。在《第一个人》中，加缪再一次捕捉到他在早先的一篇散文《蒂巴萨的婚礼》中试图表达的东西：“来自一种能感受石头之温暖的生活”的诱惑。《第一个人》本是他计划中一部长篇成长小说的第一部分，他在边注中透露了意图：“这本书必须充满着物和肉体性的厚重。”
这并不是说加缪以他的受教育程度为耻，相反，正如他在《第一个人》中的一些感人的篇章以及很多私人信件中所说，他为他的成绩感到骄傲，对第一位老师的知遇之恩铭感于内：当年他的老师以半个继父的身份走进加缪的生活，鼓动其母和祖母让他参加奖学金考试，哪怕通过了考试（从而被当地中学所录取）会令他许多年都无法为家里挣钱。阿尔贝·加缪比他的任何一名战后文人同伴都更像第三共和国的产品；第三共和的义务初级教育和次级奖学金竞争制度，对他和其他许多人的重要性无以复加。与此相应，虽然那个共和国累受攻击，但它的道德和教学理念，对他比对同时代巴黎人的意义大得多。1958年他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奖演说出版，加缪把它题献给了他的启蒙老师路易·热尔曼（Louis Germain）先生。
莫里亚克在1944年12月和次年1月的贝若与布拉西亚克审判期间又提出了这些问题。就昂利·贝若案他写道，的确，这个人应为其作品而受惩罚，就他在那些阴暗日子里歇斯底里的叫嚣来看，应该判个十年以上的有期徒刑。但是，指控他和德国人的友好关系与通敌行为是荒诞不经的，是一个只能令他的指控者名誉扫地的谎言。加缪没有直接提及这最后一点。但是，他的确就莫里亚克日益明显的为这些审判的被告人辩护、呼吁仁爱精神的倾向发表了看法。
表面上两人都说在任何一个价值体系中，人都必须把忠诚、爱、友谊置于公共义务或一种抽象概念之上。再审视其时代背景（福斯特在30年代一触即发的政治氛围中写下这段文字，加缪则是在阿尔及利亚战争高潮之时发表讲话），两人的宣说都堪称石破天惊、离经叛道。但是，这种相似只是表面上的，透过其中的区别，加缪真正的特质可见一斑：加缪并没有一般地认为一种形式的忠诚高于另一种，他很难确认这一高下区分（比如，他就认为他写于抵抗运动期间和之后的写作既是出于友谊，也是出于爱国精神）。
到现在为止，我已经展示了加缪在几个相互分离的时期与时代及其位置的关系。我说了他不是个哲学家，已有人澄清过这一点；他也不是正式意义上的“公共知识分子”，他自己后来也晓得。在他的作品中可以找到丰富的证据，证明他与任何一个政治营垒都不合拍，证明战后法国社会氛围的政治化到了何种程度。我们也有大量依据表明他向往阿尔及尔那片熟悉的地域，以及长期无法适应巴黎的环境。哲学家，介入知识分子，巴黎人——这些身份都与加缪无关。但他肯定是个道德主义者，尽管他对这个术语怀有疑虑。
加缪能回应的无非是他那些个人成见（巴黎满是“伪大人物”）、他的懊丧感（他在笔记中写道：“巴黎是座森林，野兽遍地，形容丑恶”），以及他在《堕落》中对巴黎的著名描述：一个装满锯齿鲤的池子，它们只需五分钟就能把一件艺术品撕了，仅仅出于毁灭的快感。
巴黎是这些人天然的聚居地——1933年至1940年间唯一安全的天堂，也是1945年以后唯一令他们大多数人感到有意思的地方。英国很安全，但很大程度上冷若冰霜；而纽约，即便对那些来到这里安家的人（其中大部分是犹太人）而言也已经是一个半外国化的世界了。加缪是在巴黎见到德国和东欧的流亡者们，以及伊尼亚齐奥·西洛内、尼科拉·乔洛蒙蒂（Nicola Chiaromonte）或德尼·德·鲁日蒙（Denis de Rougemont）等人的，在他们看来，在巴黎自愿或出于偶然地流亡，能使他们在自己国家——意大利或瑞士——感受到的政治或文化上的边缘化变得更可容忍一些。
至少在政治问题上，加缪面临的困境和很多战后的法国人一样，即，他本能地是一个社会民主派。但是，社会民主主义当时在法国是一种不敢自报家门的政治立场，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晚近。对社会党内外加缪的许多同代人而言，抛弃马克思主义，抛弃开辟一块革命“圣地”的承诺，不仅是放弃一个诱人的神话，更是把法国激进政治的千里沃野拱手相让于共产党人；他们一直没能挣脱这一困境，直到1981年弗朗索瓦·密特朗竞选总统获胜后才大梦初醒。具体到加缪，他悲哀的世界观，他对浪漫反叛口号和无产阶级纯洁性之本能的亲近，阻碍了他接触社会民主主义的语汇和政治观点，哪怕加缪写下的许多文字以及他在1946年后所做的几乎一切事情，都预示了他在一个北欧社会民主主义的环境下能够找到比在本国更强烈的政治上的归属感。
如今一切都事过境迁了。马克思主义幻梦宣告破灭，针对法国晚近历史的研究痛苦而有限地持续了20年后，维希的创伤还在溃烂，一代知识分子巨头们日渐缩成一堆令人难堪的引文，但正义者加缪，用一位评论家富有预见性的话来说，仍是“一个卑琐至极的时代最高尚的见证人”。在那个时代，媒体知识分子自吹自擂，对着一面由乌合之众组成的膜拜之镜百无聊赖地梳妆打扮，而加缪光天化日下的诚实——他昔日的校长所谓的“本能的克制”——拥有货真价实的感染力，是一件在塑料制品的世界里手工完成的杰作。早在1948年2月，朱利安·格林（Julien Green）就已经这样刻画加缪了：“我被他的面容所打动——如此充满人情，如此敏感。他身上的正气尽显于外，简直让人不得不立刻就肃然起敬；一言以蔽之，他跟别人不一样。”
这里，像其他地方一样，加缪的思想是在法兰西第三共和时期的教育下塑造成型的，这一点是了解其政治观的重要线索：他并没有幼稚到假设他和他过去的阿拉伯邻居们有“共同的高卢祖先”，但是他的确深信共和政治有同化异己之力。应该承认，法国没能把阿尔及利亚人改造为法国人，从而向他们送上所有的权利和特权，但同化仍然是一个有价值的目标；而且，虽然加缪拒斥那种“被神话的”历史叙说，即去殖民化进程的到来势必导致进步主义改革，但他更乐于在法国的共和理想中看到某种内在的优越性。倘若阿拉伯人经不住民族主义的蛊惑，为此负责的应是法国人，也应由法国人自己来弥补其铸下的过错。
加缪在“二战”爆发时告别了故土，此后阿尔及利亚的状况天翻地覆。同样大变的还有更大范围内的国际形势。到50年代中期，阿尔及利亚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者们得以在埃及、伊拉克以及更远的地方寻找先例和榜样，这种看法进一步加深了加缪与他们的隔阂。在他眼里，纳赛尔（Nasser）也好，摩萨台（Mossadegh）也好，都不过是欧洲革命幻梦的复制品而已，他们利用了合法的社会不满情绪，将其掺入了一种有害的民族主义和意识形态的混合体，而这种混合体与他自己的理想或阿尔及利亚人的需要全然无关。
在这样的法国，加缪不管怎样关切现代境况和大写历史的种种幻象，终究是个局外人。他在一些基本的特征上无疑是法国人，但他的法国性来自他处，来自更早的时代。加缪不为马尔罗的法国，甚至不为左拉的法国说话。他和19世纪伟大的法国思想家们没有什么共同点——例如，他就不像阿隆那样对托克维尔抱有兴趣。他也缺少伏尔泰的怀疑主义，又不像孟德斯鸠那样能在思想上超脱事外。
水土，以及已逝的、无牵无挂的年华的纯真，自然也是其中的一部分。让·鲍朗1943年1月在巴黎见了加缪，他说，无法回到阿尔及尔“他的妻子和他的水土身边”令加缪多么“苦痛”。加缪甚至把他和萨特之间的距离（此时离他们绝交还早）归因于“一个简单的事实：我们的水土不相契。从艺术的角度我们只需说：勒阿弗尔的天空不是阿尔及尔的天空”。不过，这还不是全部。
1956年的匈牙利革命，阿尔贝·加缪参与了为受害者的辩护，可以表明他同时也走进了另一个团体：20世纪一流知识分子之群。想想真惊人，20世纪欧洲的一些最有影响的作家和思想家都来自他们自己文化的地理边缘：来自维尔纽斯和哥尼斯堡，来自但泽、的里雅斯特、亚历山大里亚和都柏林。在“一战”前以及此后的几个案例中，这几个处于德国、波兰、意大利、希腊和英国文化势力外围的城市，为这些文化生产了一批最重要的人物，其中最知名的有米沃什、格拉斯、乔伊斯、叶芝、王尔德、斯韦沃、卡瓦菲斯和阿伦特。阿尔及尔无法奢望一个类似的名声——那里没有哺育过康德，也没什么人选择在那里思考、写作——但是，这个城市也碍手碍脚地居于伟大中心的边缘，把那种脆弱感伤的世界主义精神传递给它更为敏感的儿女们。
萨特自然是口无遮拦的。他写给加缪的公开信（当加缪针对让松发表在《现代》上的评论给《反叛者》做自我辩护的时候）开门见山：“你的书仅仅是证明你的不通哲学吗？它是不是用你仓遽搜集的二手知识拼凑起来的？不否认你的论辩很精彩，不过要是论者不得不点着灯才能搞明白你那虚弱、含糊不清、杂乱无章的推论呢？”
加缪绝不是共产主义的卫道士，但在许多年里，他还是指望维护自己在公众眼里的合法性：做一名激进知识分子。他无法完全挣脱这一情结，即便同时也维持着自己的思想独立性和道德信誉。于是，在四五十年代之交，他每每谈及左翼独裁者的罪恶，都会暗示西方国家联盟也支持同样阴暗的政权，以此小心地平衡着自己的观点；在1948年11月《战斗报》的一系列文章里，他坚持道德判断是不可割裂的：佛朗哥帝国和斯大林帝国都剥夺言论自由，两者毫无二致。这种对“平衡”的追求，甚至令他在随后发生的匈牙利、保加利亚等国的司法性谋杀中，为像他本人一样的知识分子开脱责任：“我们没有吊死佩特科夫。那些以一纸公约将世界分成两半的人应该为此负责。”
指出一种表面上的近似是很有趣的。在《我相信什么》一书中，福斯特写道：“我讨厌找借口，如果我必须在叛国和叛友之间择一的话，我希望我能有勇气背叛我的国家。”加缪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时，和一名诘问者有过一段著名的交锋，他为自己在阿尔及利亚问题上的沉默以及拒绝选择立场做了辩护：“我一直谴责恐怖。因此我必须谴责一种，比如说，在阿尔及尔街道上盲目施放的恐怖主义，有朝一日它会袭击我的母亲或我的家庭。我坚定地保卫正义，但首先，我要保卫我的母亲。”
早在那之前的1947年6月，他把从抵抗运动开始就担任主编的《战斗报》移交给了克劳德·布尔代（Claude Bourdet）掌管。他在笔记和文章里说，他在34岁时就已被人们寄予的厚望压得精疲力竭：“所有人都希望那个尚在求索的人已经得出了结论”。但是鉴于早些年他就接受了自己的责任——正如他在1950年时说的：“人必须有所承担”，他在1959年12月做的生平最后一次访谈中所吐露的幽怨才振聋发聩：“我不为任何人发言——为我自己都已是难上加难了。我不知道，顶多只是隐隐约约地知道，我正走向何方。”
并不是没有人读他：《局外人》《鼠疫》和《卡利古拉》都是大中学课程里雷打不动的读物，直到现在依然位居国外千百万学生的阅读书目之列。阿尔贝·加缪的书，在其一生及去世后一段短暂的时间内成了世界性的“经典”。但是这也被人用来反对他。70年代中期，汉娜·阿伦特本人去世的时候，阿尔贝·加缪早已不属于巴黎文化的热点和风尚，几乎就像个外国人，甚至到了今天，当他的声望正在缓慢地局部性复苏的时候，他也不知何故地不在当代知识分子关心之列。加缪身上有些地方不合时宜，甚至不那么法兰西了。当初他轻轻松松就当上后抵抗时代法兰西的代言人和化身，眼下这种状况却令人费解。究竟是怎么回事？
但是，加缪也以自己的语言下了一份战书，给帕斯卡尔打的那个著名的赌添了一个20世纪的回声。1946年10月29日晚，在与萨特、马尔罗、库斯勒以及马内·斯珀贝进行的一场讨论中，加缪突然向四位伙伴发问：“你们不觉得我们都应对价值虚无负责吗？假如我们都抛弃尼采主义、虚无主义和历史现实主义会怎样？假如我们公开宣称自己犯了错，又会怎样？假如我们承认世上有道德价值存在，我们应为确立、彰显道德价值而恪尽职守又将如何？难道你们不觉得，或许希望会从这里萌芽吗？”
布拉西亚克在1945年1月遭到审判。在针对新闻业内主要合作者进行的审判中这是第四起：上一年的12月，保罗·夏克（Paul Chack，《今天》的一名记者）、吕西昂·贡贝尔（Lucien Combelle，《民族革命》的主编）和昂利·贝若（Henri Béraud，《格兰古瓦尔》的东家之一）相继受审。但是布拉西亚克的才华远远超过另三人，他的案子受到当时其他社会精英的关注程度也大得多。审判从一开始就（经布拉西亚克本人认可）确认了他是一名前维希党人、反共产分子、反犹分子及夏尔·莫拉斯的信徒。但是焦点在于：他是不是一个叛国者？他有没有为德军取胜效力，有没有协助德国人？由于这一指控缺少确实的证据支持，检察官便把控诉重点转移到布拉西亚克作为著名作家的责任上来：“你的文章煽动了多少年轻的心去反抗游击队？你得为多少罪行承担知识分子的责任？”用人皆能懂的话说，布拉西亚克是“文奸”。
1940年，刚到巴黎不久的加缪在给阿尔及尔的加林多修士（Christiane Galindo）的信中写了他的印象：“这里很有意思，我看到一堆一堆的人，‘一大半是些伪大人物’，但是，我把我的私人世界带到了他们中间。我从不把自己最核心的部分显露出来，如此我才会有一种诡异的力量感。”加缪与他的新环境之间存在距离的关键就在于“一大半是些伪大人物”一语。他从一开始就感到与巴黎知识分子环境格格不入，乃是基于一个特别法国化的缘由：他新认识的大部分同伴都有的教育文凭，他却没有。
加缪的发迹是在1944年8月，作为法国抵抗运动中涌现的新一代人的发言人，他踌躇满志，深信解放将给国家带来伟大变革：“这一可怕的新生也是一场大革命的诞生。”法国没有受太重的战争之害，端赖抵抗运动巨大的流血牺牲，但是，抵抗也使国家退回到昔日的劣习之中。人们呼唤一些革命性、全新的事物。巴黎解放后三天，加缪在《战斗报》上提醒读者，一场起义意味着一个“武装的国家”，而“人民”是那个拒绝下跪的国家的一部分。
然而，几个星期后，加缪已经开始对全国作家委员会及其他进步团体鼓吹的简易审判和处刑提出质疑了，他怀疑这种审判有欠谨慎，甚至不公正——在共产党新闻工作者皮埃尔·埃尔韦（Pierre Hervé）斥责他不该同情那些受刑变节的抵抗者的时候，他的后退姿态就更明显了。尤其令作家加缪大惑不解的是：胜利者阵营里的知识分子们竟如此草率地就把知识分子中的通敌者列为特别严惩的对象。因此，3个月前，他义正辞严地建议把罪人们从政治体中切除并“消灭”；3个月后，我们就在那场冲着戴高乐去的，要求宽恕罗贝尔·布拉西亚克的未遂的联名请愿中看到了加缪的身影。
正是来自其早期作品的这一思想，使得许多人在加缪身上看到了萨特的那种“存在主义”：在一个被剥夺了绝对知识的世界上寻找道德位置。但后来的《反叛者》则显示，很长时间以来，加缪一直疏远《现代》杂志的一圈人，走向与他们观点对立的一边。卡尔·施米特（Carl Schmitt）［或亚历山大·科耶夫（Alexandre Kojève）所诠释的黑格尔］意义上的屈服于“必然性”、让个人选择屈从于“历史”的要求，是一种反动而非激进之道，即便诉诸理性也没有多少吸引力。在战后初期的一篇文章中，加缪试图指出古代反动分子与现代反动分子（右翼和左翼）的区别在于：前者主张理性一无所能，而后者认为理性可以决定一切。
两个世界的割裂一直困扰着加缪；西洛内的小说《面包和酒》中，主人公说到一味空谈农民理论、对农民本身情况却不甚了了的危险，加缪就把这一节挑出来做了点评。。加缪终生都害怕断根，担心在还没有找到自己的根之前就先失去了与故土的联系。漂泊的知识分子对自己身份的本能把握，赋予加缪的界限伦理和责任伦理以特别的主导地位。
加缪的论文独具慧眼，揭示了自1848年以来的一个世纪里激进政治所采取的独特的宗教形式，以及因此而赋予“革命”以终结罪恶的历史使命的那种方式（至少在时人都乐意接受这一点的社会里）。这样，他在《堕落》中重复了对萨特式同路人里最严厉的批评者——《现代》杂志的“萨沃纳洛拉”们——的指控：“他们接受罪恶，拒绝光荣。”由这个洞见出发，加缪进而建立了一种极富先见的批判——针对的正是弗朗索瓦·傅勒20年后所谓的革命的“教义问答”。
加缪紧抱着一种防御性激进传统的残余，从而严重地自取其困。一方面他谴责马克思主义，坚持要把这种“哲学唯物主义”排除出自由意志论集体主义的健康遗产；像西蒙娜·韦依（Simone Weil）一样，他对真正的工人拥有不可动摇的力量深信不疑：“巴枯宁（Bakunin）活在我心中。”另一方面，他在给1953年版阿尔弗雷德·洛斯默（Alfred Rosmer）的《列宁的莫斯科》做的序言中又如是思考：“棘手的是，眼看着一场革命走入歧途，而翘首企盼它的人尚未丧失信念。那正是我们的两难处境。”由此，加缪赞同洛斯默的观点：一个“坏的”独裁苏联，即斯大林的苏联，延续了一场“好的”革命（列宁的革命）。尽管阿隆、苏瓦里内等人长期反对，但这种观点在当时被广泛接受，直至晚近还大有市场。
加缪是绝无仅有的欢迎1956年“波兰十月事件”的法国知识分子之一，中欧人投桃报李，欣赏和理解他的创作心路。杰弗里·伊萨克斯（Jeffrey Issacs）极富见地地点出了卡夫卡对加缪思想的影响：《被围的国家》中的书记说过这么一句话：“我们预设你是有罪的。但那还不够，你还必须学着感到自己是真有罪的。”米沃什在他的悼文中一语道破自己和加缪的亲近：“现在我看到是什么令作家加缪接受一个有毒气室和集中营的时代的挑战了：他有勇气讲出最基本的东西。”
阿尔及利亚战争爆发于1954年，到加缪逝世两年后，戴高乐启动引导阿尔及利亚走向独立的谈判时才告结束。这场战争对宗主国法国人影响甚微。诚然，它激起的军事政变间接导致了第四共和的垮台；而法国镇压阿拉伯人反抗所引发的道德话题也在随后数年内分化了政治和思想界。但是，阿尔及利亚之于大多数法国人而言乃在日常生活之外（好比今天的北爱尔兰之于大不列颠），只要他们或其子嗣没有被送去作战。直到内战以60年代初秘密军事组织恐怖爆炸的形式蔓延到法国本土的时候，阿尔及利亚悲剧才终于在法国本土显出了几分重大影响。但到那时，战争差不多已经结束，阿尔及利亚独立是大势所趋，而反对独立的极端分子们也因此迸发出丧心病狂的暴力性来。
加缪在占领期间及之后迅速脱颖而出，部分是拜他在抵抗运动中担任地下记者的贡献所赐，这段经历为他在战后走向媒体、以《战斗报》社论享名铺平了道路。但他的文学成功还有一个副产品：同时出版于1942年的《局外人》和《西绪福斯神话》，把加缪牢牢定性为一名“存在主义者”；他与萨特和西蒙娜·德·波伏瓦一起进入了真正意义上的“介入”哲学作家之列，这批作家主宰了战后文化和政治主流。不管这个标签对萨特意味着什么，加缪始终认为他是被误解了，1952年2月他写道：“我不是一个哲学家，我也从来没有这样自称过。”
整个50年代，他都与《无产阶级革命》走得很近，这是一份由一群独立工团主义者、“纯粹社会主义者”以及虽已醒悟但仍坚持理想主义的前列宁主义者办的杂志，是19世纪法国无政府—工团主义运动最后的据点。他很可能仍然相信他在1944年10月《战斗报》上所说的话：任何远离工人阶级的政治都注定要破产；他还（私下里）告诉一个和他通信的工团主义者说，不管他在公共事务上如何沉默，都不意味着他放弃任何立场或退入“修道院”中。
作为知识分子通敌活动的一个象征和代表人物，布拉西亚克简直太完美了。生于1909年的他和加缪是同一代人，但是出身截然不同。从巴黎高师毕业后当上《我无处不在》的社论主笔，度过光彩夺目的青春时代后，布拉西亚克在沦陷时期法国的文学界和新闻界里左右逢源，能说会写，还和其他合作者一道访问德国。他从不隐瞒自己的政治观点，一再发表恶毒的反犹言论。虽然在他死后，人们对其写作才具大加挞伐，但当时各个政党的人还都承认他的天赋异禀。布拉西亚克不只是一个才气横溢的危险的辩手，还是一个有着出色的审美感悟和货真价实的文学能力的人。
萨特评价加缪的话也适用于法国本身——也许还更加适用。这个国家从解放运动踌躇满志的黎明走到第四共和中期怨妇般的郁郁寡欢，明知周围的世界正在发生变化，却仍空自为这一事实愤愤不平。抵抗运动的一代起初对自己、对国家都自信满满，到了50年代中期却变得心怀疑虑、冷酷愤世。加缪在阿尔及利亚问题上陷入沉默，与此相应，他同时期的知识分子们面对国家即将着手的、史无前例的社会和经济变革时也集体失语了。他们都没有注意到身边正在发生的一切，要不就是坚决地把脸扭了过去，去聆听来自东方的革命承诺，随后是南方和其他国家的回响。这种想法几乎不可能取悦任何一个相关的党派，但是加缪自己走过的轨迹——从自信到怀疑再到沉默——却实在是整个20世纪法国知识分子群体的一个意味深长的缩影。
但是加缪不把他的角色理解为一个给出答案的人：“在这些问题上，人们对一个作家期望得太多了。”必须看到，他当时对阿尔及利亚危机的态度，部分标志着他不能为其故土构想另一个未来，不能接受法属阿尔及利亚已灰飞烟灭的事实。因此，他对阿尔及利亚独立后前景的认识就陷于狭隘——而一幅挣脱了帝国主义桎梏的后殖民社会的生活美景，曾令当时许多法国知识分子激动不已，不管他们反对法国殖民活动是出于多少真心。独立35年后的今天，阿尔及利亚再一次陷入动荡不安，一名军事独裁者短暂控制下的一个基要主义运动令国家四分五裂、血流成河。
他在1948年致埃马努埃尔·达斯蒂耶·德·拉·维吉里（Emmanuel d'Astier de la Vigerie）的一封公开信中写道：“我只是说，我们必须拒绝一切对暴力的合法化，不管是以国家利益还是以极权主义哲学为名。暴力既不可避免，又不可正当化。”弗朗西斯·让松发表《反叛者》评论后，加缪想在写给《现代》杂志的信中进一步阐发这一论点。他写道，假如你们作为“存在主义者”，不相信那种必然性（甚或那些类似的词眼）——历史可以为你们所用，或者历史可以回溯地证明过去的罪恶为正当——的话，你们怎么能赋予暴力以正当性，或拒绝适用于正义和真理的普适标准？
甚至在后来冷战开始，加缪在报纸上持续批判斯大林及其罪恶以后，他还是向往着“和平”，希望能找到一条“第三条道路”。1948年的几个月里，这种希望让加缪及其他非共左翼知识分子加入到萨特组织的民主革命联盟之中。他甚至也和大多数人一样批判维克托·克拉夫琴科（Victor Kravchenko）——《我选择自由》的作者，他在1948年那桩著名的诽谤案中作为原告起诉共产党记者皮埃尔·戴（Pierre Daix），因为后者抨击他捏造了古拉格神话，写那本书是奉美国思想部门指令行事。当然，加缪并未怀疑克拉夫琴科的证据，但他觉得此人十分恶心，甚至在1953年还写道，克拉夫琴科“先是苏联政权的既得利益者，继而转食资产阶级帝国之禄”——很不巧地，可能也在无意中附和了共产党人的指控。
但加缪的困境也正在于此。他对阿尔及利亚的观点产生于30年代，当时阿拉伯人的情感还掌握在费尔哈特·阿拔斯（Ferhat Abbas）等人的手中，他们对一个（最终）独立的阿尔及利亚的看法，至少原则上与加缪关于一个统一的、合作性的阿拉伯人和欧洲人社会的理想若合符节。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连续数任法国政府没能及时发布特许令，也没有推行严肃的经济或选举改革，导致阿拔斯名誉大跌。他的位置被不妥协的年轻一代民族主义者所取代，他们认为，（法国和阿尔及利亚的）欧洲人永远不能成为盟友，他们把生于阿尔及利亚的欧洲人（包括穷人在内）视为敌人。这种情感在50年代后期得到了热烈的响应。
加缪从未完全认同过莫里亚克的观点，例如莫里亚克奉行始终的“宁可放过一千，不能错杀一个”。此外，他还反对一种假设，即维希政权是一小撮人或精英集团搞出来的。他坚持认为，维希人所谓“双重游戏”和“讨价还价”是个普遍现象，也发生在其他民族其他政权之中，法国并不特殊。为什么不承认呢？他关于法兰西重建的看法更接近了不起的戴高乐，而非本国保守势力里的党派知识分子：“我们应不应该试试与过去的敌人，与那些并非罪不可赦的人携手共建国家？抑或我们应不应该操起肇始于雅各宾派、如今已通行于极权国家的武器，把他们从公共生活中赶尽杀绝？”
但这种紧张到了50年代尽显无遗。1956年1月他呼吁阿尔及利亚休战，写道：“我不是政治人物，我的热望和我的情结召唤我放下其他一切，投身公共论坛。我这样做仅仅是出于环境的压力，以及我时而怀有的身为作家的念头。”他拒绝承认艺术家—知识分子适合也有必要走上街头，从而在当时及其身后几十年内招致了很多敌意。阿尔及利亚战争爆发之前很久，共产党人就已对加缪十分敌视，其原因与其说是他反斯大林主义，不如说是他对政治“立场”或公共论争参与越来越深的抵触情绪（晚至1979年，共产党报纸《人道报》还把他说成是一个不负责任的“骗子”）。
加缪曾经把《反叛者》形容为他的“自传”；但是同样，《第一个人》《堕落》以及其他大部分小说及非小说作品无疑也有自传的色彩。他和职业环境不协调，始终在创作中探寻自己的家乡——或者说，在作品中多角度地描写他的流亡感。他在最早的散文之一——《阿尔及尔之夏》——中写到“一个只有在失去时才能认识的家园”，这种失落感、流亡感和错位感，正是他的生活和作品的中心命题。
加缪矛头的真正所指当然不是左翼，而是政治极端主义本身。贯穿《鼠疫》全书的是一群温和的、善于道德权衡的人物，他们的反抗不为某种理想，而是出于反对不宽容和不妥协。在冷战期间的作品中，他一再警告人们小心为意识形态辞令付出道德和政治的代价：“我们以对资产阶级社会滥用自由提出敏锐的、良性的诘难起始，却以怀疑自由本身告终。”最后，知识界和政治界在阿尔及利亚问题上的两极分化令他彻底绝望，他这样总结道：“右翼赋予左翼以排他的道德权，收获对爱国主义的垄断权作为回报。法兰西一败再败。而它本来用得上的一些道德主义者，却在国难当头时悲哀地遭到了除名。”
但是伤害已然铸成——此后20年直到他死后，巴黎评论圈都约定俗成地把加缪贬为“面向中学生的哲学家”。1958年，雷蒙·格诺（Raymond Queneau）去看加缪根据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群魔》改编上演的话剧：“加缪？他就像一个教康德的中学老师，教着教着把自己也当康德了……看起来人们看完这个戏总得跟作者说点儿啥。加斯东（伽利玛）提醒我：‘只问一句“你对这部戏满意吗”就行了。’于是演出后我对加缪说：‘你对这部戏满意吗？’但他回答：‘你呢？’我哑口无言。”
不过，尽管他反复重申坚持无根而冷酷的巴黎世界和自己那阳光普照的、俗世的、非审判的地中海泉源，加缪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南方人（他本人时常在这个意义上使用这一术语）。他的气质冷漠、疏远，刻意地不动感情（他最后一部小说中一些精彩的抒情片断除外）。无疑，以南方“温和”的美德去抵抗“北方”（政治上和美学上的）的极端主义，以北方铅灰色的光线做对比，提醒自己和读者南方有着伸手可触的肉欲等等，对他而言是顺理成章的。
当时的很多知识分子对革命暴力怀有危险的同情心，加缪有理由对此格外关注。假如他能活得长些，能读到让-保罗·萨特给弗朗茨·法农（Frantz Fanon）《全世界受苦的人》做的序言（1961）的话，他就会看到这样的语句：“杀死一个欧洲人是一箭双雕，等于同时毁灭了一个压迫者和一个被他压迫的人；剩下的是一个死人和一个自由的人；活下来的人将第一次感到，他的两脚踏在民族的土地上。”事实上，《反叛者》和加缪对其批评者的鄙视尤其令萨特怒不可遏。萨特对这本书公开发难，还傲慢地贬损作者的短处，伤透了加缪的心（“我肯定正在为这本书付出巨大代价。如今我对它——以及对我自己——完全失去了自信；我们实在是难兄难弟”），无疑也加快了他退出政治写作和公共生活的步伐。但是这本书不论长短，都是其作者的真实写照，阿尔贝·加缪也在后来告诉罗歇·格勒尼埃（Roger Grenier）《反叛者》是其全部作品中最钟爱的一本的时候，肯定地提到了这一点。
但在那个年代的法国，加缪为持谨慎的平衡态度、充当独立的正义之声付出了代价。他的姿态感觉上也并不公正。不管他怎样批评“唯物主义”，不管他对一种民主社会主义的同情心多么真挚，就像许多同代人所宣称的，他并未在东西两大阵营间一碗水端平。在1950年的巴黎知识界，“中立”姿态在一方眼里与另一方眼里的形象大相径庭。加缪明白这一点，他也懂得，他抬出佛朗哥的西班牙、法国的殖民主义或美国的种族主义来说事，距离“不诚”（bad faith）就不太远了，因为他不再像曾经那样，相信东方和西方的罪孽程度是可以等量齐观的。
正是这一点，而不是先入为主的意识形态或教条，促使加缪奋起抵制当代政治活动。在一种忽而倒向极左忽而滑向极右的文化之中，加缪是不受同化的一个人。他的国人处于道德状况的两极分化之中，给他带来了绵延日久的焦虑：“特别是在过去的20年间，我们对自己国家的政敌恨之入骨，以至于最终依附于随便哪个外人，哪怕是外国独裁者。”这话在这里是针对亲苏左翼而说的，但对两次大战之间的知识分子右翼也不失为一种批评。
这种流亡不一定是毁灭性的，甚至也不是不值得向往的。有时候，加缪为他（预感中）的孤独欣喜若狂——1944年原则上退出全国作家协会的时候，他给鲍朗写信说：“你知道，这是我第一次辞职，我期待一种大的安静，坦白地说，这种安静越来越深地吸引着我。”他在足够合适的地方——偏远小镇里尼翁河畔的尚邦——写下了《鼠疫》，那个地方与世隔绝的新教社区在沦陷期间救下了那么多犹太人；他无疑会把大量笔墨倾注在塔鲁身上，他通过这个人物的口说：“一旦我决心远离杀戮，我就命定要永远流亡。其他人肯定会创造历史的。”
至少就加缪这本书的结构和论点而论，萨特说得没错——他对加缪人格的剖析也犀利而无情：“你的自鸣得意和容易受伤令人沮丧，使我们无法告诉你全部真相。”但是，令加缪深受伤害的不是萨特的话本身，而是话语带有的绝对权威性：这个说话者从法国一流中学毕业升入巴黎高师，进而像阿隆一样，跻身国家顶级哲学教授的行列。
这种抒情口吻在他于1943、1944年出版的《致一位德国友人的信》中达到顶峰，有助于解释加缪在当时的影响。它把一种对法国及其可能走向的传统的浪漫主义观点与加缪自己的浩然正气结合在一起，巴黎解放时他年方31岁，这一身正气让他深得人心。而实际上，加缪所说的“革命”的含义远不如这个词在常规引用时那么清晰。在1944年9月的一篇文章中，他给革命下的定义是“激于自发冲动而成的集体行为”，似乎有意把崇高的道德目标和在法国人之间缔结一份新社会“契约”结合起来。不管怎样，是加缪的道德威信，而不是他的政治方案，为他引来了趋之若鹜的听众。
加缪和几乎所有这些人都不一样，他没有进过任何一所巴黎精英学校，他是阿尔及尔当地中学的一名获奖学金的学生。他没有再入亨利四世中学或圣路易中学的特别预备班进修，为考大学做准备。他也没有参加巴黎高师的入学考试并被录取，而是报名上了阿尔及尔的大学。他没有参加并通过国家教师资格考试，从而在法国教育体系中的最高等级执教，并且进入一支自觉的、规模有限的法兰西学术界梯队之中（加缪是因为身体原因被禁止参加教师资格考试的，肺结核令他无法在教育系统中谋得一个名正言顺的岗位）。简言之，和萨特、莫里斯·梅洛-庞蒂、西蒙娜·德·波伏瓦、雷蒙·阿隆、埃马努埃尔·穆尼埃（Emmanuel Mounier）以及他们的大多数朋友不同，加缪不是巴黎教育界受过良好教育的精英之一，他也感觉到了这一点。
加缪十分了解阿尔及利亚的阿拉伯人处境。他在两次大战期间为《阿尔及尔共和报》写观察报道，1939年6月又发表了总称为“悲惨卡比利亚”的一系列11篇文章。他痛斥那些法国殖民者，这些人对他父母那样的贫穷移民及阿拉伯工人一概冷漠视之，20年后他说的“必须对阿拉伯人民……给予明显高额的补偿”则更确定地表明了他的态度。无疑，阿拉伯人在他的报道和随笔中的地位比在小说中更突出——但就像《第一个人》所显示的，在阿拉伯人出现的地方，读者能感受到一种比他们（或加缪本人的）生存环境所预示的更光明的乃至过分乐观的基调。
在50年代的巴黎，加缪和“国外”知识分子群体之间的同病相怜十分明显，这与他和法国同僚的经常性疏远形成了鲜明对照。在《反叛者》出版以后，是维托尔德·贡布洛维奇（Witold Gombrowicz）（在遥远的阿根廷）要切斯瓦夫·米沃什把后者自己的作品寄给加缪以示支持，又是汉娜·阿伦特在1952年4月给他写了一封热切而崇敬的信，赞扬他这本书。他和围绕着《证据》杂志的作家们过从甚密，即便他并未一直支持他们的政见；意大利媒体如《世界报》和《现代》也对他十分欢迎。
要是加缪再多表现一些政治现实主义倾向，他可以少遭受一些这类攻击，但是对一个长年从事政治写作、一度握有一定的公共权威的人而言，权力这一概念本身就让他感到十分不适。正是对一切形式的权力的怀疑，使得他将革命贬斥为一种将人健康的冲动引向反叛的滥用行径。早在1944年12月，他就曾嘲讽临时政府命令前抵抗者和武装游击队上缴武器的行为，叹息革命的“毁灭”，并揭露了一种浪漫主义的无能：不但无法承认当时的政治现实，对建立一个稳定的政府应遵循的原则也一无所知。若是加缪自己懂一点儿政治（和经济）的话，他后来也不会横遭这方面的攻击，他对萨特那一伙人的批评——认为他们没有能力进行政治性的理性思考，且醉心于万物的“物质基础”之中——其威力也可望更大。
也许，加缪最持久、最痛苦的流亡来自与自我的格格不入。首先，他是个身处巴黎的异乡人——是他那本小说代表作意义上的“局外人”。这不是说他不适应知识分子的角色（除了在已提到的那个意义上），毋宁说，他有两种相反的人格在同时起作用，他的同事们只是理解、领会到其中之一。在阿尔及利亚冲突期间，当他试图解释其另一部分，进而表白自己痛苦而复杂的情感时，鲜有人能明其心迹：“地中海把我内心割裂成了两个世界，一个世界精心存放着记忆和名字，另一个世界里，风沙远远、远远地卷走了人迹。”
既然加缪已经着手构思《反叛者》里的论证，他开始与法国公共生活中的“进步”势力脱离关系，这类人中除斯大林主义信徒外，还包括那些信仰进步、信仰革命（尤其是法国大革命）的人，那些怀疑斯大林是恶魔但仍奉马克思为指路明灯的人，那些对法国殖民政策中的非正义和种族主义色彩如数家珍，但对其“进步”阵营中的反对者们在北非、中东或亚洲犯下的罪行、铸成的失败视而不见的人。他因自己的退让而产生的道德煎熬从40年代末开始在笔记中露出端倪；1950年3月的一条记录中，他写道：“我仿佛从一场10年酣睡中醒了过来，烦恼和伪价值的一团乱麻把我死死缠住。”
一边要政治正义，另一边要公平仁爱，两派之间的论战贯穿于战后的复仇期，加缪从确信到质疑的转变过程也发生在此间，而且十分迅速。因冷战而生的分裂激发了紧张状态，几乎从一开始，他就发现自己的头脑被撕成两半了。这里的对立不是时间上的，而是空间上的，是加缪对外的、公开的观点和他主要保留给内心的看法之间的对立。在希特勒倒台后10年间大多数引起舆论分歧的公共话题上，身为左翼一员的加缪都理所当然地采取了正统的左翼立场。就像其他大多数“进步主义者”一样，他很不情愿远离法国共产党人：1944年10月，他坚决、反复地重申《战斗报》在当年3月集体发表的阿尔及尔声明：反共产主义是独裁的肇端；他也承认，想要同时支持和批评共产党人并不总是那么容易的。
作为道德主义者，加缪的所思所作以各种独有的方式与他那时代的产物相对立，所有这些都有助于解释，何以他在自己的世纪里无家可归。信念迫使他谦逊克制，他质疑现代人狂妄的野心，他思索人的欲望应受怎样的限制，而非具有多少可能。40年代末以后，他的一些文章里已经鲜明地预示了他对谦逊和人道的诉求，这一诉求后来和像瓦茨拉夫·哈维尔（Václav Havel）这样的人所主张的道德约束挂起了钩。在加缪看来，科学乐观主义的时代、19世纪伟大的世界观，并不是人类永恒进步的序曲，这份沉重的遗产给人的身心带来的损失更大，为此有必要将其弃置一边。
正如其报纸的报头字样所说，加缪把他的任务视为帮助法国实现“从抵抗到革命”的过渡，他在解放的第一波浪潮中错过了绝无仅有的机遇，没能在全国鼓动起一场根本性的社会和精神结构革新。相反，莫里亚克骨子里是个保守分子，他通过伦理运思参加抵抗运动，并因这一选择而与天主教社会中的许多人分道扬镳。和加缪的后半生十分相似，他的战后作品也经常流露出一个人对口沫四溅、党性十足的介入活动的厌恶，情愿置身于嘴仗之外，但又受到内心的（伦理）责任所迫而投身其中。
阿尔贝·加缪太明白自己的处境了。他几乎一直在公开表达的情感和个人完全不同的直感之间被撕来扯去。这种情况同等地体现在他的政治观、道德和文学上的看法，甚至他的私人交往之中。“多年来我试图按所有人的道德生活。我努力和所有人一样生活，为了和所有人相像。只有当我所感所思实在异于所有人的时候，我才说出正确的东西，而结果却是一场灾难。如今我在废墟中徜徉、伫立，独自一人，我接受我的命运，屈从于我的所有个性和弱点。我将不得不重建一个事实——当我在一种谎言中度过了我全部的人生之后。”
需要解释一下。法国的道德主义者（moralistes）历史渊远流长，在法国公共生活和文学中迹近一独特范畴。这个术语，在过去的三百年中被套用在神学家、哲学家、散文家、政治家、小说家以及（在某些情况下）教授头上，其中缺少其英文用法中通常存在的，像“道德化”（to moralize）之类语词中含有的“迂腐、书生气”的贬义。在法国语境下一个“道德主义者”的标准含义，是说一个人与社会权威领域或权力者阶层保持的距离，使得他公正地思考人类的状况及其荒谬和真实，借此（往往在他死后）获得一种极特殊的权威，一种一般归宗教社团中的教士精英所保有的权威。换一个时代，这样的人会被俗世称作“预言家”（soothsayer），从其词源就能看出一点儿信息：在法国，一个道德主义者要说出真理。
在那几个月全民复仇的气候里，国家上下纷纷攘攘地讨论哪些人的战时通敌和犯罪行为应受惩处，应受多重的惩处，此时加缪发挥其影响力，支持对维希政权首脑及其爪牙立即施以严惩。1944年10月，他撰写了一篇毫无妥协味道的重磅社论，其中的病理学比喻很说明问题。“法国，”他说，“她内部携有一个异体，一小部分过去毒害过她的人，今天仍在继续为害。这是些叛徒和无良分子。这就提出了一个事关正义的问题，既然他们也是国家的肌体的一部分，既然我们需要考虑如何消灭他们。”西蒙娜·德·波伏瓦或者共产党媒体的那些一心想擒贼擒王的人，无法要求他写得更好了。
从抵抗运动奏凯时意气风发的发言人开始，到不大情愿地为维希最恶名昭彰的辩护士请求从轻发落，最后对战后大清洗的矫枉过正和非正义忍无可忍，终于发出满怀恚恨的抨击，加缪的这段转变可以通过他和弗朗索瓦·莫里亚克两人战后几年间的一系列公开交流而追踪、勾勒出来。两人在其他一切方面——年龄、阶级出身、宗教、教育以及社会身份——都相去甚远，但在战后扮演的角色却是一致的：他们都是各自的后抵抗运动团体中的道德权威。两人各有一块可面向全国发言的强大阵地（莫里亚克有《费加罗报》上的专栏，加缪则是《战斗报》的掌舵者），而且两人的作品从一开始就表现出惊人相似的敏感，哪怕表达方式迥然不同。
加缪的同情确凿无疑。在1947年5月10日的《战斗报》上，他发表了一篇才气横溢的评论，抨击法国警方和军队在北非的行为。他告诉读者，事实是我们在使用酷刑：“事实或显或隐地明摆在那里：此刻，我们正在做我们谴责的德国人所做的事情。”加缪知道北非必须有所改变，他为1945年失去的机遇深感遗憾，当时法国本可以策划政治变革，实行一定程度的自治，甚至最终，像他十年前提出的那样，在阿尔及利亚社会尚未两极分化的情况下完成其自治，进步的欧洲人和温和的阿拉伯人能在这片土地上共同劳作。
这话有点儿言不由衷。当然，加缪缺少正规的哲学训练，如雷蒙·阿隆后来所说，他的哲学试水之作《反叛者》是“稚嫩的”。但是40年代的“存在主义”既很哲学又很不哲学，而法国版的存在主义表面上汲取了德国人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的著作之精华，其实联系甚微。可以说，是他最著名的小说中的那种氛围，以及他关于《西绪福斯神话》的随笔中的论证，或者至少是一些箴言警语，导致加缪的同时代人把他看作“存在主义者”。《局外人》的主人公默尔索承载了其作者企图表现的人类状况之“荒谬性”：加缪宣称，荒谬来自“人类欲求和世界的非理性静默之间的碰撞”。
在《反叛者》中，加缪攻击了时人的“英雄主义”：他们搬出“历史”，赋予自己的公共参与以正当性，证明他们无视人类为激进政治抉择所付出的代价是有道理的。但是，和其他当代马克思主义的批评者相比，他把这看作“神化”历史的后果，一个去神化社会的悲剧——它把自己用作宗教代用品，进而成为自我崇拜的对象。这不是加缪的偶现灵光；1957年，他在谈断头台的文章中进一步深化了这种观点，而且显而易见，这也是他1946年到1951年间撰写各种谈正义和政治适度的文章（《反叛者》本身就写了大约6年）的一个潜在的动力源。今天这个论点已平平无奇，近年来，针对黑格尔及其后继者带给欧洲政治思想的损伤的“黑格尔式”批评在法国蔚然成风，但在1951年，它还是一种对法国本土模式激进的、胆大包天的背离。
以弗朗索瓦·莫里亚克为主要策划人，一场鼓吹从宽处理布拉西亚克的请愿活动爆发了。在请愿书上签名的人很多，其中有莫里亚克本人、让·鲍朗、乔治·杜阿梅尔、保罗·瓦雷里（Paul Valéry）、路易·马德兰（Louis Madelin）、蒂耶里·莫尔尼埃（Thierry Maulnier）、保罗·克洛岱尔（Paul Claudel）以及阿尔贝·加缪。加缪的支持很耐人寻味，他是在一通长考之后才落下签名的，在1945年1月27日的一封写给马塞尔·埃梅（Marcel Aimé）的未刊书信中，他解释了个中原因。简言之，他反对死刑。但是对布拉西亚克，他“报以全身心的鄙视”。他认为作家布拉西亚克一钱不值，用他的话说，“出于布拉西亚克本人永远不会理解的原因，我永远不会和他握手”。加缪谨慎地避免以一般原则之外的理由来支持一桩请求宽大处理的案例——其实，请愿本身也只是提到了布拉西亚克是一名“一战”阵亡战士之子的事实，显然与加缪本人无法忘怀的个人经历有联系。
最后一句话暴露了加缪在这个问题上的症结及其主要弱点。和莫里斯·梅洛-庞蒂（Maurice Merleau-Ponty）在《人道主义与恐怖》中表达的看法一样，加缪也承认恐怖不可避免，但是他拒绝把恐怖正当化。这样他就被萨特冷酷的逻辑抓住了把柄，后者谴责他滥用、标榜道德感性，把世界弃置一边，令其自生自灭。《反叛者》本身还有其他弱点。它把“反叛”浪漫化为反对革命，这就暴露了一种情感上的无政府主义——加缪经常有这个倾向；而且，他竭力把艺术、哲学以及政治上的“反叛”混为一谈，终致无可挽回的惨败——“在这一点上，”用他的法国传记作者的话说，“他很像个法国人。”但是所有这些缺憾都不能削弱加缪论点的核心力量：极权主义暴力的问题是我们时代的道德和政治困境所在，苏联及其卫星国不仅受到启蒙思想家的推崇，还被他们所统治——他们是西方哲学家理想的继承者及其荒谬的实现。
但到了1948年的某一刻，加缪的批判矛头突然突破中庸，开始专一地针对共产主义，此种转向，就像他在肃奸运动时的自我反省那样，乃是出于他的正义关怀；这一关怀以各种表现形式见诸他的非小说作品、全部戏剧以及小说代表作之中。只需看看他在1946—1951年间写的各种随笔、文章和序言的标题，就能窥见他当时的思维兴奋点：“不当受害者也不做刽子手”（一组研究非独裁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的文章）以及“正义与恨”（一组谈论独裁政治下非正义与迫害的文章）。他痛切地感到，他在就有关独裁、公开审判、集中营、政治恐怖等等的公共讨论中所发表的那些文字，从来就没有我手写我心、问心无愧过。他本来真理在握，可以一吐为快，却始终没能说出全部的真理，特别是那些有可能伤害朋友、支持者以及加缪自己的真理。
然而，要在冷战高潮期间的巴黎知识界内直言不讳，按照自己的方式畅所欲言，又谈何容易——尤其是像加缪这样的（和阿隆不一样）对左翼情意绵绵、抱有同情的亲近，又深为一点思想上的不安全感所苦的人。但在1950年，就像当初在战后重整问题上陷入道德困境一样，加缪继续前进，离开了熟悉的坚信与“客观”的土壤，转投一片孤零零的、嶙峋多石的高地：既不合时宜，又不得人心地，他选择道出显而易见之事。正如《反叛者》问世一年多前，他再一次诉诸笔记所表达的：“我的一大遗憾就是太追求客观了。客观，有时候是一种放纵迁就。如今事情已经清楚，我们必须将极权名之为极权。在说话方式上，我也不会再彬彬有礼。”
时人认为，加缪就是这样作为抵抗运动的介入知识分子出道，经过战后岁月的“思想大师”生涯，在50年代末幡然醒悟，成了一个渐渐心如死灰的艺术家的。以他自己的看法，这里谈不上有什么进步，不过是一种在个人要求和公共形象之间逐渐增强的紧张，一种在敏感的阿尔及利亚问题（出于个人和政治情感，他无法对此漠不关心）上爆发了的压力。但是，如果说加缪和世界的关系有个明确转变——从当局者转为局外人——的时刻的话，那么可以说，正是1951年《反叛者》出版的时候。这篇谈反叛中人的长文，是对支持当时激进思潮的革命神话发起的直接攻势，在其中，加缪不仅与他一直有联系的主流法国政治左派公然决裂，而且还宣示了他本人的一套观点——这些观点使得他更加远离传统知识话语界，而就在不久之前，他还是这个圈子的一名杰出代表。
加缪进一步论述：如果卢梭、黑格尔和马克思铸就了一个让大革命恐怖及其后继的恐怖行为获得了正当性的世界，那么他们就必须为此负责——我们就不能通过引用这些思想家有关整段历史进程的论断，来为过去几个世纪的历史（只是那个进程的一部分）辩护。对弑君、恐怖、折磨行为施以伦理批判，就可以取缔倚靠这些行为而存在的政权和理论的合法性，不管他们怎么讲述自己的历史，也不管他们许诺今后要在尘世建造什么样的“上帝之城”。我们用来谴责死刑或法西斯政权暴力的道德标准是不可分割的，它也可以剥夺革命行为、革命政权及其后裔的正当性，不管它们有多么“进步”。
但是单单叙述真理还不够。毕竟雷蒙·阿隆也说了真理，也很不得人心，但他并未因此变成道德主义者。看起来，真正的道德主义者应有一重要特征：不仅要让别人坐立不安，至少还得让自己陷入同等程度的焦虑，比如卢梭在其作品中自称的那些，就属于道德主义者的焦虑了。当一名道德主义者意味着过焦虑的人生，正是这一点把道德主义者和知识分子区分开来，后者公然表露的对道德或国家事务的义愤填膺，通常伴随着一种轻松自信的个人良知。
从20世纪上半叶的历史中，我们难以窥见人类拥有集体进步、集体改善的无限能力，却看到了这种普罗米修斯式的抱负走向极端时带来的危险。“这些意识形态（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产生于百年前的蒸汽机时代，一个自鸣得意的科学乐观主义的时代，如今已经过时；在现有的形式中，它们无法应对一个原子和相对论的时代提出的种种问题。”
不能由此断定阿尔贝·加缪对法国在北非的作为抑或一般的殖民主义都一无批判。和同代的大部分知识分子一样，他也严厉抨击法国在马格莱布的政策；他不但谴责政府在反阿拉伯民族主义者的“肮脏战争”中动用折磨和恐怖手段，而且从30年代起，他就是一名关于针对阿拉伯人殖民歧视的有力的、见识广博的批评者，而当时的许多巴黎知识分子都对法国海外臣民的处境和要求所知寥寥、关心甚少，后来又在反殖民斗争中置身事外。
今天，随着加缪的各种笔记，以及他晚近的遗作《第一个人》的出版，我们对他所谓的要以荒谬的观点来掌握的东西有了更好的了解。他把自己许多具体的、相当个人化的经历注入这个概念，特别是和他的母亲——一位在他贫困的阿尔及尔童年中几乎属于沉默的在场/缺席的文盲妇女——之间多艰的关系；他首先试图表达的，是与精神世界一目了然的空虚相比，自己保有的在空间和肉欲上的感受的重要性。
但是，加缪首先是作为一名道德主义者跳出簇拥在阿尔及利亚事件周围的知识分子的行列的。在这个问题上，没有一个人完全正确，作家和哲学家们被各党派邀去支持他们的政治立场，而加缪则选择沉默——沉默，哪怕再不招人待见，在他眼里也是对他早年关于“说出真理”的自我承诺的一种延伸。然而在这个事件中只有感情而已，没有真理可言。因此，加缪对阿尔及利亚事件深入的个人参与增添了他的痛苦，导致他做出拒绝支持任何一派势力的决定；其实理当如此，因为正如我们所见，加缪严格遵从经验和感情的命令。但是，这个结果也是他无论如何都会得出或者相信的。
加缪一直把自己定性为“作家”，跟人谈他的“艺术家”困境。从战后初年他的公共曝光率和影响到达巅峰，到50年代后期阿尔及利亚悲剧令他陷入沉默，他发表和未发表的文字中都游动着关于艺术家被迫去做一个公共人物、被迫背离自我的重重思索。有时候他通过笔下的人物发言——《鼠疫》（1947）中的里厄说，他没有英雄主义或圣徒情结，只想做一个人；有时候在他就公共参与发表的洪亮宣言中，隐隐透露出一种本能的撤退欲望：1948年12月，在普雷耶尔厅对短命的革命民主同盟的一群知识分子发表的演讲中，加缪宣称：“面对当代政治社会，艺术家唯一不变的态度……就是毫不妥协地拒绝。”一般而言，至少到1951年，他的这些想法还仅限于私人笔记：渴望退出这个世界，渴望克服他对公共参与的“精神崩溃”。
他很直接地、十分愠怒地提醒自己和听众说，他厌恶抽象概念——他向一群震惊的观众坦白了自己生活和写作的一个基本参照点：他与母亲和家乡之间自卫性的联系。更有甚者，加缪把一个具体的、唯我主义的元素（母亲）和一种普适的抽象伦理概念（正义）并置起来，然而在福斯特眼里，两个选项（国家与朋友）都够不上绝对，都更需根据情况做出决定（是背叛还是捍卫）——这里，加缪是标准的法国人，而福斯特也是典型的英国人。
这样，《西绪福斯神话》里就有这么这一段话：“在一个突然被剥夺了幻象和光芒的宇宙中，人看起来是异邦的，是陌生人。他的流亡无法治愈，因为他被剥夺了一个失去的故乡或一片应许之地的记忆。这种人和生活之间的离异，演员和背景之间的离异，正是荒谬感。”我们知道，加缪认为评论家忽略了《鼠疫》和《局外人》中的阿尔及利亚背景，可以说批评家也好，崇拜者也好，都经常不是过度阐释就是忽略他的非文学作品中的信息。但是，40年代的读者却只看到《西绪福斯神话》中这些脱口而出的论断的表面意思：人是“唯一拒绝是其所是的生物”，既会“设定”他的处境又试图克服它；“存在主义革命”是在一个无重心的世界里跃起的希望，等等。
弗朗索瓦·莫里亚克（François Mauriac）曾说，加缪是一个“天生的教徒”，在1945年就惩罚战时合作者问题发生公开分歧期间，他还写文章谈过“《战斗报》的小掌门们身上被压抑的基督徒的迹象”。不管其中有多少挑衅和讽刺的味道，这番描述很是到位，切斯瓦夫·米沃什在1960年一篇谈加缪的短文里也提到了这一点，他问道：加缪的所有作品（不单单是他论圣奥古斯丁的学术论文）难道没带着一种被压抑的神学倾向？当年批判《反叛者》的法国人，有名的如在《现代》上发表评论的让松（Jeanson），以及后来在同一刊物上发表与加缪绝交书的萨特，自然会声讨这本书对革命暴力的道德主义谴责；但在猛轰《反叛者》的哲学之短时，他们也忽略了其独特的、与时代氛围如此不谐的宗教内核。
他最厌恶巴黎知识分子的地方之一，是他们自信可以对一切事情发表看法，而一切事情也都可以缩减为他们想说的那些东西。他还谈到那种别具法国特色的本末倒置：轻视第一手知识，却偏重知识分子自负地表达的个人看法。在阿尔及利亚问题上，加缪在个人知识、记忆和他对平等适用正义原则的追求之间真正陷入了进退维谷的状态，一旦两败俱伤，他也就无话可说了。知识分子的责任不在于采取一个立场，而在于在不存在立场的地方拒绝采取立场。在这些情形里，沉默似乎是他最深层的情感的最佳写照。
许多读者认为，加缪言论中的道貌岸然不止一点点。1949年，莱昂内尔·阿贝尔（Lionel Abel）在《巴黎评论》上提到：“加缪的政治文章，从我已读过的来看，浮夸、愚蠢、假崇高……近来他又开始辨别什么是道德上可欲的和政治上有用的……加缪只想说出那些一目了然的善。”阿贝尔说得没错，不过他也听出了奥利维埃·托德（Olivier Todd）所谓的加缪的“西班牙性”，托德认为这意味着一种有关荣誉和正直的自我认知，它会慢慢演变为一种令人厌恶的优越意识。加缪明白这一点，小心遮护着自我中暴露出的这一面。
阿尔及利亚，如同其在加缪那么多文章和小说中不时可见的那样，在《第一个人》中也是一种身体的存在——它的气味，它的声响，踞于它那明媚海湾之侧的阿尔及尔的地貌，雅克（阿尔贝）和朋友们在穷乡僻壤街衢之间的冒险。对加缪而言，阿尔及利亚自然意味着一段杂糅的记忆：糅合了一个没有父亲的家庭中深味贫寒的孩提时代，以及后来，与阿拉伯人和其他族裔人之间愈行愈深的隔阂。但这对于作者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因此，他每一回离开巴黎去非洲都是一次节日，他的心灵敞开，心满意足，他刚刚完成了一次优雅的逃离，他一想到警卫们的脸就会发笑。”
1945年初，加缪到这时为止都没有发表任何异样的言论，左翼的其他人都在响应他。然而，区区几个月后他就与众不同了：肃清法奸的活动掺入了语言暴力、偏袒和欺诈，导致他的思想发生了引人注目的大转变。尽管他从未否认肃奸的必需性，但在1945年夏季，他已有能力承认这一行动的失败。在当年8月发表在《战斗报》上的一篇被广泛引用的社论中，他向读者们宣布说，“‘肃清’一词坏透了。它本身已成了一件可憎的事”。
《反叛者》里有一段关于“地中海”思想的诗意论述，其中他写到，他的内心不断地自问“何处能给我家园的感觉”，而他最后一部小说《堕落》中那个憎恶自己的主人公则坦陈：“甚至可以说，今天周日一座体育场里逼近高潮的足球赛，以及我以无比的热情喜爱的戏剧，是这个令我感到无辜的世界上仅有的两个场所。”和那一代其他任何一个法国作家或知识分子相比，加缪都更加活在肉体上、道德上、思想上的永恒炼狱里，始终处于（比喻和现实意义上的）家园和无心安处之间。
把阿尔贝·加缪和另一位国外知识分子做个比较会很有意义。和加缪一样，英国小说家、散文家E·M·福斯特（E.M.Forster）也认为，强调个人和个体价值超越于那些得到社会嘉许的价值是十分重要的。两人的美学感悟力自然大相径庭，他们的文学关怀和创作素材也如是，但是加缪十分推崇福斯特的作品——1945年10月，他赞同地引述福斯特的一个论断，即只有一种艺术作品能做到真正的和谐，社会承诺的和谐总是会落空。
即使持这种观点，阿尔贝·加缪也无法在战后巴黎过度政治化的文化环境中感到舒服些，也无法让他略微亲近那些仅仅把政治标签和政治热情用于思想交锋的人——这些人的数量占了压倒性优势。在加缪一度深深卷入的那些论争和分歧之中，有三个例子有助于诠释他的独特状态，表现他从投入到遁出，从怀着一种简单的（也是很流行的）信念到煎熬不适、进退维谷的个性化转变——这些转变随即导致他满腔的公共热情一扫而空。
这些以及有关人之困境的含糊思考束住了加缪的手脚，他不情愿地“投身”巴黎，在1945—1950年间，作为现代处境之存在主义“荒谬”观的公共代言人呈现于世人面前。但是他从未假装明白当一名存在主义者的意义；事实上，就这个术语所意味的在形而上学辩论或政治辩论中占有某种特殊地位而言，加缪从一开始就在唱反调：“我对过于大名鼎鼎的存在主义哲学没多少兴趣，老实说，我相信它的各种结论是错的；但它们至少代表了一场伟大的智识冒险。”
加缪此言并不意味着人类只能以听天由命、谨小慎微甚或温和中庸的态度来应对自身处境。他仍然相信“反抗”各种形式的恶（心理和社会两方面的）之必要性；但是，当下人们对“革命”这一概念，对人在理性的驱使下制订计划、集体动员的热情，令他大为惊骇。加缪器重的是经典作家所谓的“权衡”，是一种超越恣纵的逻辑推理的审慎的智慧。身为作家，加缪通过具体的形象、直接的经验思考，将其所有有关人类可能性和局限性的理解与一种空间感联系起来——而他同时代的知识分子理解的人性则（或许是完全）只受时间和“历史”的限制。
情况变得越发艰难：加缪特别注重抵制任何（意识形态的或宗教的）价值或权威的等级体系，这样，他实际上是在努力推出一种“无根之思想”（a view from nowhere）：“我继续相信生活没有什么更高的意义。但有些东西的确有意义——人，因为只有他独自为寻找意义而奋斗。”通过《鼠疫》中的塔鲁之口，加缪明白地阐述了这种甚是不合时宜的态度：有且只有一项确切的道德义务，即反抗恶的责任。请批评加缪的诸君准我一言：单单确定什么是“恶”很简单——“鼠疫”本身既隐晦又明白，真正的问题和最大的危险在于，人自己就有可能是鼠疫携带者。或者，像加缪在关于大审判、“政治性”正义及惩罚的诸多讨论中所说的：在一个荒谬的世界里，只可能存在一种近似正义——而没有人可以因近似而被戮。
实际上，他正是通过举出这些类比，换取了批评共产主义、谈论苏联集中营并提及其迫害艺术家和东欧民主人士的权利。但他也因此大大损失了道德资本。加缪真正想做的，或者说，他可以通过这般选择而得以有权去做的，乃是在不用诉诸找平衡或反向引证的情况下径直谴责可责之人与事，是视情况所需随时援引道德、正义及自由的绝对标准和尺度，而不必再惶惶不安地回头看看，自己是不是已经退到了道德底线之后。这一点他早就明白，但正如1950年3月4日他在笔记里坦白的那样：“等到人有了因理解而产生的勇气的时候，已经晚了。”
但是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日益嚣张的恐怖主义战略同样值得谴责；在谴责恶的问题上，人不能只盯着冷战期间有关苏联集中营的争论，而对眼下的这一案例视若无睹。该怎么做？加缪没主意了，不过好心而自信的巴黎同志们毫不犹豫地选择亲民族解放阵线立场，这仍然让他恶心不已：“最终我确信，我们蠢行的真正来源在于政治和思想界的习惯和运作之中，我决定再也不参加这些没完没了的论战了。”
在讨论这一问题上，加缪并没有做出特别值得一提的贡献，但那并不重要。他参与了讨论，在他的许多文字作品——出版或未出版的，小说或非小说——中都有迹可寻。大多数法国作家即便提出过类似的命题，也几乎总是为了迎合社会、政治或历史方面的支持者，和他们相比，加缪（和库斯勒与奥威尔一样）只说自己的话，也往往只说给自己听。当许多法国作家竞相投入一场更大的运动（革命、进步、国内外各种受压迫群体的斗争），去充当或认同葛兰西（Gramsci）所谓的“有机知识分子”的时候，加缪站在局外人的行列里，是“非有机”知识分子的化身。
加缪用责任取代理性。事实上，他的作品表明了一种责任伦理，它是专为用来反对信念伦理——他同时代人的标志和污点——而设的，只是加缪的“责任”概念完全不同于韦伯构想、阿隆使用的那个“责任”。现在回首，我们会发现他是在竭力提出一种完全外来的理念，一个那个时代的法国政治和道德哲学很难表达的理念：通过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的作品，英语世界的读者都已懂得，生活和思想包含了各种各样的真理，但每一种真理都可能是不完全的。罗兰·巴特在《鼠疫》中几乎已发现了这个理念，但他觉得它让人犯难，还有政治不正确之嫌。
结果，作家加缪被迫趋附于法国知识分子趣味中的一次重要转向：19世纪大部分时间里占据巴黎文化中心的文学和文人，从20世纪30年代末开始被公共哲学讨论之风所取代。来巴黎前，还在为家乡阿尔及尔的一家报纸写评论时，加缪就已经对新潮流跃跃欲试。1938年他给萨特《恶心》写的评论（其时距两人初次见面还有多年）就很说明问题：“有一类写作的错误在于相信这一点：生命是不幸的，所以生命可悲……宣告存在的荒谬性不能作为目的，它仅仅是一个起点而已。”
自然，尽管加缪拒不接受做出各种政治决断的必要性，但他并不觉得这会令自己丧失力量。用奥利维埃·托德的话说，“阿隆想的是决策者，加缪则在乎他的读者”。在呼吁阿尔及利亚民间和解一年以后，加缪给一本白皮书写了一篇动人的序言，谈伊姆雷·纳吉（Imre Nagy）和1956年匈牙利革命，文中的这段话或许代表了他对这一问题的明确看法：为什么要在无望的处境下持道德立场，以及它的限制何在。“面对匈牙利悲剧，我们不论过去还是现在，在某种意义上都是虚弱无力的。但这不是全部。拒绝接受一个既成事实，一种对思想和心灵的警觉，拒绝把公共空间留给谎言和说谎者，决不放弃清白，即便它已被扼杀；根据这些原则，一种行动就是可能的。是的，这还不够，但却是必需的——为了降服另一种必然性，即所谓的‘历史’必然性，为了回答它，抗拒它，在某些情况下抵消它，进而在一个长期的时间段里克服它，并把真实的人类历史向前推进，哪怕只是一小步。”
尽管在当时他拥有难得的清醒（那时有那么多人沉浸在执拗而无知的诗意绵绵之中），阿尔贝·加缪在某些方面却是法兰西的一面真实的镜子。加缪的学生们惯于把他看作一个无法调和个人诉求、道德律令以及政治参与的人。事实也的确如此，他就这样从一个活力充沛的激进分子转变为一个温和的改良分子，最后变成“理性”和疏离——一种很难同退入黯然神伤、沉默不语相区别的姿态——的代言人。还不止如此。萨特虽用心恶毒，说得却愈加到位。“被世事滋润养活的你那真实的个性沦为一场幻梦；1944年你就是未来，1952年你就是过去，对你而言，最不能容忍的不公正是所有这些都从外界降临到你身上，而你却还是老样子。”
但是那同一个南方，即阿尔及尔，在他的作品中自始至终也是一个“流放之地”。《第一个人》的创作目的之一，就是告诉读者阿尔及利亚也不过是一个失去的居所。加缪本人的父亲经历过三次以上的流亡：他来自一个从德占阿尔萨斯移民到北非的家庭，从法国来到阿尔及利亚，后来又重返法国，死在“一战”的西线战场上，埋在布列塔尼的一个偏远小村。他的母亲祖上是来自西班牙米诺卡的移民，这一西班牙背景让他很引以为傲。所以，北非至多也就是一个临时的家。
这一思维框架大致清白天真，随着时日迁延而益显其浅薄，在阿尔及利亚民族主义者最终于1954年揭竿而起之时，阿尔贝·加缪发现自己不得不采取立场了。他的第一反应是再一次寻求妥协的可能，他把最后的赌注押在皮埃尔·孟戴斯-弗朗斯（Pierre Mendès-France）身上，冀望他能为阿尔及利亚获得他曾在印度支那取得的成果。但是，正如他在一篇1947年写的文章中承认的，“我与阿尔及利亚之间那根必然永难割断的纽带，令我无法彻底擦亮眼睛看它。”1955年他写信给夏尔·蓬塞：“我为阿尔及利亚痛心疾首。那块土地如鲠在我喉，牵系我所有的思虑。我可能重新开始写作（带着某种不适，因为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左派右派同样令人讨厌）……这个念头正在摧毁我的生活。”
自然，这种姿态导致许多朋友远离了加缪，他们认为，一个共产党政权剥夺自由或以司法的形式实施谋杀，是有其特殊的性质，未必总可以责备，但是在两个阵营的罪错之间找平衡，不管是否合乎公正，都会变成一种不诚实的行为。对此加缪心知肚明，正如他在笔记里所写的，他肩背着一种道德公正的重负埋首苦行，而这一负担正是他自我施加的。尽管如此，他仍说，也仍然坚信西方的自由是一个“传说”，哪怕很有必要捍卫它；晚至1955年，他仍然将“警察社会”和“商人社会”各打五十大板。
但到1945年，两个人走到了一起。莫里亚克说，我们经受了一切可能的清洗行为中最恶劣的一种，正是它腐蚀了人民头脑和内心中的正义观念。后来，随着他与法共之间的论战愈演愈烈，分歧越来越深，莫里亚克进而宣称，清洗只是共产党人手中捏着的一张政治牌而已。但同时，他也以十分诚恳的态度承认，他对宽恕和特赦的呼吁可能有不成熟之处；在一个被憎恨和恐惧撕裂的法兰西，某种形式的解决之道或许是必不可少的，尽管不是实际采用的这一种。换句话说，加缪可能并不像莫里亚克曾以为的那样大错特错。
1944年下半年，莫里亚克和加缪就清洗活动的进行发生了公开分歧，并多次激化。如我们看到的，加缪认为法国人已经分成了“抵抗者”和“叛国者和非正义者”两部分。对前者而言，当务之急是把法兰西从其内奸手中挽救出来，“为拯救这个国家自己的灵魂而消灭她的一部分活人”。肃清法奸应该果断、无情、一网打尽。莫里亚克发表了一篇文章，提出法国如今正以审判席、特别法庭和各种专业性肃清委员会投入到一种快速而武断的正义之中，这种正义不仅天然地会惹出乱子（要是无辜者受到罪人的牵连怎么办），而且将令新政权及其各机构未尝建立而其身先污。加缪对此文的回应，在莫里亚克听起来就好像在为宗教裁判所辩护——只有烧死那些被拣出来的公民的肉体，才能拯救法国的灵魂。他辩称，加缪在抵抗者和叛国者之间的区分是虚拟的；有无数的法国人是“为自己”而抵抗，他们将再一次形成民族政治中天然的“沼泽派”。
因此加缪是个世界主义者，无根的人。像其他无根的世界公民一样，他毕生都在探寻一块可以置身的坚实之地，但同时又知道这是无望之举，流亡的状态才是他的真实处境。这给《堕落》中优雅的行文增添了一种特殊的辛辣味，克拉芒斯展示了一种对知识分子欺诈的尖刻抨击，而克氏本人正是行这种欺诈的典型。加缪用《堕落》扭转了他在《名士风流》中的受害者地位——西蒙娜·德·波伏瓦在她这部以真人真事为题材的小说里颠倒黑白，把萨特所有最恶劣的个性和行为都移花接木到了加缪的形象之中；加缪立即把这些接受为自己的毛病，并将其推而广之到整个巴黎知识界范围之下，然后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效仿他知识界敌手们的方式，对其加以无情地解剖、拷问。在这个寓言的最末，想把加缪/克拉芒斯和他/他们的对手们区分开来已经很难了，就连加缪本人也不再能辨别他的真实自我，不知道他究竟想和哪一个人物取得暂时的同一。
《鼠疫》激起的回应很能说明问题。西蒙娜·德·波伏瓦严厉指责加缪把鼠疫比喻为某种“自然的”病毒，没能给它一个历史的和政治的“定位”，也就是说，没有在故事里说明白哪个或哪几个政党应该负责。萨特的批评也一样。罗兰·巴特恐怕可算是更细心的文学读者了，但就连他也觉得，加缪没能在这一对维希时代的隐喻中指认什么是罪恶，实在令人失望。这一批评如今在美国学者中仍时有浮现，他们甚至都没有理由焕发争论的热情。然而，就算《鼠疫》不是加缪的最佳作品，但也并非如此难以理解。
加缪的政治见解，以及他的所有事情都要经过权衡的主张，其核心是他对世界——甚或那些人类必须生活于其中的实在界——的绝对复杂性的日益深入的认识。他在《反叛者》中的论点源于一种直觉，它早在其第一本重要小说中就已出现，又在《西绪福斯神话》中得到阐明：真相不只一个，而是有许多，也并非所有真相都可被知晓。就像《局外人》中的默尔索那样，我们正在经历、讲述一个我们永远无法了解全貌的故事。正是通过这一点，以及加缪在战后对正义和惩罚的呼吁，莫里亚克在他身上看出一种骨子里的宗教（基督教？）意识。但是莫里亚克认为，“全知”原则上是存在的，只是不操于普通人之手。然而，在一个没有上帝的世界里飘荡的加缪不相信这些。就像我们现在说的，没有“全知的叙事人”。我们必须一边前进，一边决定什么是真。
加缪抛开政治抉择及其后果，代之以一种坚定的道德立场和个体姿态，这恰与俗流相左，那时的典型情况是，一切个人的、伦理的两难困境都诉诸政治或意识形态的站队来解决似乎就由此产生了。加缪深知在德军占领期间，人的选择会带上怎样的政治含义。一些批评他的人也知道，加缪在这方面拥有比他们更荣光的记录，他们对他的攻击由此还掺杂了点儿嫉妒。但是，加缪还发现了很多时人仍未觉察到的东西：最值得一提的是，他认识到，战时人们的典型行为，尤其在法国，并非不是“合作”就是“抵抗”，在这两个极端之外，还有一系列无穷尽的妥协和否认，它们关系到人的生存；这是一块“灰色地带”，在其中，人的自保之心取代了道德困境和道德责任，为了能活下去，人放弃了道德，选择对悲惨的事实视而不见。
在加缪看来，更大的问题不是如何在道德和政治之间做出选择，而是如何造就一种担负道德的政治，如不能造就便只有沉默。在这一点上，他受到他所处的环境，甚至某种很法国化的思维习惯的约束，这种约束也许是违心的。表现之一，就是他和“左翼”决裂要比和巴黎异域友人决裂困难得多。在1952年写给《现代》的信中，他向读信人保证，“倘若最后我觉得真理在右派一边，我便会转投那边”。但事实上他成功地回避了在左右之间做选择。
有关审判的思想——自我审判，被他人审判，以思想的权力做出判决，以退却/流亡逃脱这些判决——贯穿了加缪自《局外人》到《堕落》的各种作品，而《堕落》也可以看作一部就巴黎话语阶层（“那些有我们的职业人道主义者端坐其间的专用咖啡吧”）法庭辩论式的思维习惯所撰写的精彩而阴郁的专论。但在更早的1949年，加缪就开始持续不断地在笔记和书信里谈真诚、淡泊出世和背离潮流的美德。
不过，面对别人的时候，加缪在智力和心理上处于绝对劣势。他喜欢和运动员、演员或者与他有同样教育背景或社会背景的人来往，正如他在1959年的一次电视节目中所说的，“我不知道是怎么了，在知识分子圈子里我总觉得要为点儿什么事道歉。”他自觉文化上低人一等（社会背景、外省出身、教育程度，他哪样都不如人家），而批评家还就揪着他这一点不放。即便是跟他有很多共识的雷蒙·阿隆，也对他的论断不屑一顾。
不过，最后给这段恩怨做了结的还是加缪。1948年的他早已从革命蓝图中觉醒，知识界已让他不堪忍受，尽管他仍是圈内的核心人物。他在拉杜尔-莫布尔的多明我会社区发表的演说中探讨了解放运动中的希望与遗憾，探讨了正义的严酷性以及慈善的必要性。面对后来发生的历史事实，他说：“弗朗索瓦·莫里亚克先生是对的，我错了。”
布拉西亚克被判犯有叛国——“思想通敌”——之罪，被处以死刑。于是，尽管审判期间人们大量列举他的反犹言论，包括1942年9月25日在《我无处不在》的社论中放出的厥词：“必须把一切犹太人从我们之中清除掉，连小孩也不能放过”，他受刑的原因也不是这些思想。但他又是因思想而死的，因为他全部的公共活动包含了他思想的书面表述。法庭通过布拉西亚克一案提出，一名重量级作家持有不正当观点并向他人布道的行为，情节的严重程度相当于罪行是他本人所为。
50年以后，沧海桑田。但是在法国，像其他各地一样，加缪的赌注仍然下在那儿——且比以往更重。时而拘束、时而哑默的加缪尽管含糊不决、首鼠两端，但在无数人久久迷途难返的地方，他却走对了。也许，汉娜·阿伦特早在这些年月之前的预言就说中了：永远的局外人阿尔贝·加缪，事实上是法兰西最杰出的人。
不管加缪对同化主义的殖民主义和军事民族主义之间进行妥协的呼吁是多么天真，他对一个脱胎于恐怖和内战的国家的预测却是完全精确的：“明天，阿尔及利亚将遍布废墟和遗址，在我们的世纪里，没有哪一种力量、哪一种世界性的权力能够恢复它的容貌。”加缪在这个问题上或许要比他在本国的对手理解得更深、更早：尽管早在1945年他就预见到阿拉伯人不会再忍受被统治的地位太久，但是，假如要毁灭阿尔及利亚的话，牺牲的并不是阿拉伯人，而是当地欧洲人社会的特殊文化。
说起在批评界的声誉下降，加缪本人也难辞其咎。为了赶上时代潮流，他投入到一种他极不适应且资质不足的哲学思考中去——就算掷地有声的格言警句迭出，《西绪福斯神话》（1942）仍然难称成功。而在《反叛者》（1951）中，我们将会看到，加缪虽就抒情性的革命幻想发表了一些重要洞见，但是雷蒙·阿隆在《知识分子的鸦片》里论述完全一样的话题，杀伤力却要强大得多；加缪在哲学上的幼稚令他遭到了萨特尖刻的挖苦与反击，严重损害了他对左翼知识分子的信任，最终颠覆了他进入公共领域的信心。
加缪预见到对未来的一段历史的评价，但没有注意到当时如阿伦特或雅各布·塔尔蒙（Jacob Talmon）等人的论述，他把当时流行的、知识界为革命恐怖辩护的常规做法颠倒了过来：并不是说因为苏联的成就能与雅各宾派相提并论，其野心和行径就可以开脱、可以辩护了；而是说，正是因为如今我们都看到了革命所付出的恐怖和暴力的代价，以及后辈革命者通过求援于法国先驱们来给自己撑腰、辩护，法国大革命以及“革命”这一概念本身才陷入了可质疑的境地中。
加缪关于“反叛的人”——其实也就是政治人——的个人观点，过多地导源于他对所有不当举措及后果的反对。雷蒙·阿隆在与进步知识界的论战中，不仅指责对方在认识论上的混乱，还揭露了他们谈论政治时前言不搭后语的显著弊病。而加缪也只能抓住一个主题，即道德上的污点来说事，因为他本人在讲到政治实践时也经常语无伦次。在他最后一次参与有关阿尔及利亚问题的公共讨论，也就是前面提到的1956年1月《快报》的文章中，他一意追求的超然（站在阿隆的立场上看就是不负责任）的态度尽显无遗：“我坚决相信阿尔及利亚的阿拉伯人和法国人之间是有可能自由往来的。我也相信这种自由、平等的人民间的往来是最公正合理的解决途径。但如何做到这一点？对各种不同观点进行长时间的苦思冥想之后，我被迫诚恳地接受针对它们的所有质疑。”
然而，情况对加缪而言完全不同。他生在阿尔及尔，在他最杰出的作品中描绘了彼时彼地的亲身体验。作为欧洲移民的后代，他无法想象一个没有欧洲人的阿尔及利亚，也无法想象他所出身的那个土生土长于阿尔及利亚的欧洲人群体集体要被赶出自己的家园。阿尔及利亚战争，它所提出的一切道德和政治问题及其预示的结果都让加缪痛心疾首，将他置于一个不可能的地位。业已退出巴黎公共社会的喧哗与骚动、置身于知识界一场场大辩论之外的加缪，发现自己与阿尔及利亚战争中的所有派别都渐行渐远。互相敌对的势力之间的褊狭难容，法国人和阿拉伯人在政治上的谬误和罪行，以及越来越多的迹象所表明的妥协之不可能，让他从理性走向情绪化，又从情绪化走向沉默。在道德承当和情感附属的撕扯之下，他无话可说，从而也一无所言：这是他对“卷入”当下的宏大道德话题的一种拒绝，也由此遭到了许多人的责难。
加缪依其个性，以一种反常规的、非哲学的风格最为有效地表达了自己的思想。在1938年的散文“阿尔及尔之夏”中，他注意到：“我开始认识到没有纯粹的快乐，没有超越了生活轨迹的永恒。如今唯一打动我的真理是相对的真理；唯有微末的、根本性的善具有真实的价值。对别人——那些‘理想主义者’而言，我缺少那种必需的灵魂。”同样的半讽刺口吻也能在“是与非之间”看到，此文作为文集《反与正》中的一篇，最早是1937年在阿尔及尔面世的，但同样是思想成熟后的加缪的观点；1958年这篇文字再一次发表——面对一种震耳欲聋的沉默：“因此，一旦我想到我掌握了世界更深层的意义，恰恰是其中的单纯令我浑然倾倒。”这样，到1959年他得出了正确的结论：法国批评他的作品的人忽视了他“隐含着的一面——隐蔽的、本能的一面。法国的批评者们感兴趣的主要是观念”。
我一提正义，莫里亚克先生就谈仁爱——他写道。他坚决表示：我反对宽恕；我们现在索求的惩罚是一种必需的正义，我们必须拒绝一种“神圣的仁爱”，它会把我们变成一个“叛国者和庸人的国家”，会让那些有权要求正义的公众心灰意冷。这是一个怪诞的回答，把现实政治和道德热情混为一谈，并且暗示说，在审判法奸的问题上大讲仁爱或慈悲有屈膝之嫌，是不值得的，这是一种可能危及国家肌体的灵魂深处的软弱。
但是加缪从来就看不惯左岸的法官—忏悔者们对自我处境的憎厌（“存在主义。他们自我批评的时候，你可以确信他们是想打压其他人。法官—忏悔者。”加缪在这里第一次使用这个术语，后来在《堕落》中又加以深化）。两次大战期间的法国作家，比如皮埃尔·德里厄·拉·罗歇尔（Pierre Drieu la Rochelle）或塞利纳（Céline），他们的愤怒和自我憎恨之源被战后的晚辈忠实继承了下来；但有一点不同，这些人的反资产阶级怨气过去是通过自恋、反犹主义、犬儒主义，最终通过德里厄［或布拉西亚克（Brasillach）和吕西安·雷巴泰（Lucien Rebatet）］的亲法西斯主义来排泄的，现在则被萨特、波伏瓦、埃马努埃尔·穆尼埃及其追随者们转移进了形而上学的唯我论、工运中心主义以及（大多数情况下）亲苏维埃主义之中。在这一点上，加缪是真正的局外人，历史机遇把他“空投”到了嘈杂、过热而又人人利己的巴黎知识界，且与这个环境格格不入。
然而，从《反叛者》的出版引发了他的主动“自绝于”左翼知识分子社会开始，加缪的内心流亡呈现出一股更刺耳、更自怨自艾的调调：“所有人都跟我对着干，要把我往毁灭的道上无情地推一把；竟没有一个人伸出手帮我，给我爱。”诚然，加缪自那以后就在他以前的熟人中遭到了严厉的贝壳放逐，他后来的作品——《时文集III》《反与正》或《流放与王国》里的短篇小说——也都受到评论界出奇的冷落。但是加缪不是没有朋友，他的作品仍然畅销，况且最后，他还在1957年拿到了诺贝尔奖——不是萨特，更不是马尔罗（Malraux）。如果说巴黎知识界核心集团的傲慢让加缪很受伤的话，那也是因为他的一部分自我——即使只是一部分——渴望着他们的认同和接纳。
加缪最后一篇“干预”阿尔及利亚问题的文字是1956年发表在《快报》上的文章，呼吁在战争中实现一种民间和解。但此时和解已然无望，两周后他在阿尔及利亚讲演时，发现不管在宗主国还是在殖民地，响应其号召的人都寥寥无几。加缪再也不能为法国政府的立场辩护，过去20年间他一直在以种种形式批评政府；军事镇压——尤其是为向被俘游击队员榨取口供而滥用刑罚——本身就无可宽宥，也已走到了穷途末路。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由法国最大牌的知识分子（按这个词独有的地域用法）一语点破他前友人的性格（尽管是在其身后），可谓适得其人。让-保罗·萨特在悼加缪的讣文中说：“他站在历史的对立面，是历史上长长一列道德主义者在本世纪的当代传人——他们的作品或许构成了法国文学中最独特的一部分。”很多年以前，就在人们热衷于谈论《局外人》所受的美国文学的影响时，让·鲍朗就在给弗朗索瓦·莫里亚克的信中一针见血地指出：“这篇故事的一般结构及其段落安排可能会让你想起《老实人》或《定命论者雅克》。它与海明威正相反。”
接着，加缪进一步看到了“肃清”是如何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的。它远远未能围绕一种对有过与无辜、罪与正义的清晰理解把整个民族凝聚起来，反而鼓励了它本欲遏制的冷酷的道德虚无主义和利己主义。正是由于清洗——特别是知识分子中的清洗——被大众鄙视为堕落的举动，结果反而恶化了它企图解决的问题。他总结说，法国的肃奸运动“不单归于失败，而且声名尽毁”。如果说这表现了法国人在努力弥补往日失误的话，那么这个国家梦寐以求的精神复兴还远在天边。
在加缪眼里，老一辈法国作家的境遇是如此值得羡慕——他特别眼红罗歇·马丹·杜·伽尔（Roger Martin du Gard）能够成功与自己的作品“融为一体”，而他，加缪，因为在外边曝光率太高而在工作和内心的安静上损失极大。1957年12月，当他在瑞典乌普萨拉大学做演讲时，有听众当面批评他没有在阿尔及利亚问题上表态，更重要的是自从《反叛者》出版以来他就长期回避公共参与。受到刺激的加缪说出了对这种执迷的看法：“就算是拉辛，1957年也得为他写了《贝勒尼斯》，却没有捍卫《南特敕令》而道歉。”两个月前他接受《明天》的访谈时也作如是说：作家不能无视其时代，但是也必须保持或回收一定距离，如果他们想恪守本真的话。
加缪是个非政治的人物。他并非不关心公共事务，或对政治抉择无所谓，但他本能地、在性情上就不是个隶属某个团体的人（在其个人浪漫的生活与公共活动中都是如此），政治介入的魅力令当时的法国人神魂颠倒，于他却只有寥寥的诱惑。用汉娜·阿伦特的话说，如果加缪和他那一代果真“犹如受一台真空吸尘器的吸引而浸于政治之中”的话，至少加缪一直在抗拒这股引力。许多人咬住这一点来反对他；这是因为他拒绝在阿尔及利亚的一团乱麻中采取立场，而且，或许更是因为他的作品就整体而言都是抵制公共激情的产物。加缪的同辈人觉得，对于一个其思想的影响如此巨大的人而言，他没有把一种教诲或一个信号注入其作品——从加缪的作品中根本读不到任何鲜明的政治性信息，更看不到一个人政治能量的合宜的运用——这看起来够得上不负责任。用阿兰·佩雷菲特（Alain Peyrefitte）的话说，“倘若你在政治上忠于加缪，就无法想象你能加入什么党派”。
站在这个制高点上，加缪不但洞见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自我憎恨及醉心暴力，还指出了法兰西知识界长期存在的一种偏见：拿文化上的绝望来炫耀自己的思想如何高明，不管在纪德还是在加缪自己那一代人身上，这都是个很突出的特点。他对安德烈·布勒东（André Breton）推崇《反叛者》中大胆的马克思主义批评表示不满；他坚持认为，真正的问题在于虚无主义，只有当我们学会了承认这一点并正确地指出它，我们才能绝处逢生。加缪没有对法国绝望，就像他当众澄清否认自己的存在主义者头衔一样，他也拒绝认同现实状况下的“全部”敌人：“你不能一直做画荒谬的画家……没有人会相信一种绝望的文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