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堂的样子大致是这样一个面目：正门下有一层层的台阶，台阶上矗立着几根石柱顶天立地，石柱上托举的横眉正中镶着一个浮雕，浮雕的图案由五角星和分列两侧的旗帜组成，印象中旗帜上还有垂下来的穗子。
我开始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如果拍一部反映儿时生活的影片，我应该按印象中的环境拍摄，还是应该还原其本来面目？孩子的视线看礼堂的门把，又大又高，成人却不然，究竟哪一种视线更真实呢？思考的结果是，应该按照孩子的视线拍摄，那才是童年。
这期间我不可能看了数也数不清的电影，我看了数也数不清的“新闻简报”还差不多。就是想给少年时代贴金也不能这么编。真实的情况远不如我想象的那么美好，但有一点是不能抹杀的，我看过的第一部电影是在那座礼堂里，好像是《红楼梦》，六五年还是六四年我记不清了，现在回想应该是戏曲片。印象中看见穿古装的人非常的害怕，也不知道他们在说些什么，看到一半我开始哭，说什么也不要看了，母亲只得带我离去。 《红楼梦》在我的心里留下了巨大的阴影，直到今天仍对古装片提不起兴趣。但《半夜鸡叫》我就很喜欢，一点也不害怕，觉得特别好玩。mpanel(1);
礼堂的舞台很浅，一道蓝幕前八字形斜插着一排红旗，正中悬挂着毛主席的画像，如果放电影就把银幕从台口落下来。
这一点和教堂在西方国家的社区文化中起到的作用有点类似。
光路你丫有票吗？
已经被“实事求是”取而代之，但也已经是油漆斑驳，看上去“实”不是“实”，“是”也不是“是”了。影壁的后面是一片森林，林中有一座欧洲庭院式的墓地，里面安息着意大利的神父“利马窦”。这个意大利天主教神父于1582年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传播西方的精神文明，后长眠于此。
在我的记忆中，《半夜鸡叫》是我在礼堂里看过的最好的一部低成本的影片。
星期五机关食堂卖电影票，5 分钱一张，那是我最愉快的时光，在期待和憧憬中草草吃完晚饭，和院里的孩子成群结伙跑到礼堂的大门前等待开演，然后一拥而入，为各自的家人占座位，顷刻间礼堂里座椅响成一片。有时过道里拥满了人，我们就从后排一直踩着座位往前排跑，常常一步踏空，腿陷进翻板中，疼得龇牙咧嘴。
礼堂的南面是一座美国教堂，还有一座教会留下的口字形校舍，那时已被改作机关的食堂和幼儿园，我就寄读在那所幼儿园里。它的高大浑厚，复杂的结构，还有那座透过窗户可以看到的钟楼，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日后当我成为一名导演时，我回到那里拍下了《一地鸡毛》和《情殇》两部电视剧。
礼堂的前面是一个小广场，对着礼堂有一座影壁，上面写着五个大字“为人民服务”，是毛泽东主席的亲笔书法。许多年后回到那里，影壁上的“为人民服务”
浏阳河，弯过了几道湾？
小万，怎么还不下来。我们可走了。
“礼堂”是从我记事起就熟悉的一个词汇。也是从我出生的那个年代起，礼堂如雨后春笋般地兴建于北京各大机关院校的生活社区里。礼堂成为了新中国社区文化的核心活动场所。
一个狠心的地主，为了让小孩早点起床干活，想出半夜学鸡叫的主意。影片非常喜剧，而且特别有想象力。正是从小受到《半夜鸡叫》的熏陶，不知不觉在我的心里生根发芽，日后当我成为一名电影导演时，才会对喜剧情有独钟；才会充分地意识到想象力的重要性。
很多很多年过去了。在我母亲去世的第二年，党校的宿舍楼要拆了。院里差不多同龄的一帮40多岁的孩子，约好了从各地赶回来，在那两幢伴随我们长大的宿舍楼前合影，留个念想。
五十里水路到了湘讧，江边有个湘潭县呀，出了个毛主席领导人民得解放啊，依呀依子哟……
我记得我们每人手里拿着一个盘子，一根筷子，唱一句敲一下，领唱的女孩叫高丽萍，印象中长得特别漂亮。现在想起来，在我的少年时代，很长时间她都是我心中的偶像。
现在想起来，可能是为了看着我父亲，其作用相当于警察。可想而知，有我和姐姐在腿间穿来跑去，又有母亲端坐在场边，我父亲就是想有所作为，恐怕也是乘兴而去败兴而归。前厅给我留下的印象是宽敞华丽，但长大以后故地重游时才发现，实际的空间非常狭小朴素。令我对儿时的所有记忆都产生怀疑。
礼堂的北面是党校的学员楼，它是苏联建筑师的杰作，楼体非常地敦实，令人心生敬畏。文革中我曾亲眼目睹，有人从那座楼的五层纵身跃下，重重地摔在水泥地面上。直到今天我都在想，自杀者从楼上一跃而下时，他们的内心是怎样的绝望，在坠地前的几秒钟，会不会后悔。我如果自杀是不会选择跳楼的，我特别怕疼。
我一直在想，为什么会那么喜欢王朔的小说？今天终于找到了答案。王朔与我同是五八年的狗，想必他也在他的礼堂里看过《半夜鸡叫》。少年时的他，看到地主学鸡叫，肯定也是乐得前仰后合。
毫无疑问，也是礼堂送给我的最好的礼物。
哥们今儿下午就给礼堂厕所那窗户的插销拔开了。
我们的礼堂在位于北京西郊的市委党校的大院里。
礼堂的后面是一片五七年栽种的果园，果园里有一座很大的暖房，里面培育着数不尽的花草植物。负责管理果园的叔叔姓史，史叔叔住在我们家的楼上，人很厚道，也非常耿直。给我留下的突出印象是，在我的父亲成为右派后，他们家依然和我们家保持着良好的关系。
少年时，每逢周末，礼堂的前厅里常常举行交谊舞会。我父亲爱跳舞，我母亲很反感，但有时也带着我和姐姐一起去。
李超，你丫快点，就等你了。
我呢，小卫悄悄的，给了我一把礼堂后门的钥匙。
印象中我在礼堂里看过许许多多数也数不清的电影，令我眼界大开。细一琢磨，这事有点不靠谱。我六五年上小学，文革是六六年开始的，我七六年高中毕业，文革也于同年结束。
党校的历届学员毕业，都会站在礼堂前的台阶上留影。我的影集里有一幅幼儿园时的合影，也是站在礼堂前的台阶上，一群孩子没心没肺地迎着镜头傻笑。每次看到这幅照片都让我想起当时的情景，那是在一次党校幼儿园的“六一”演出结束后拍照的。我们演的节目是表演唱《浏阳河》。
现在提倡建设社区文化，却不建礼堂，我在想它以什么为核心呢？总不能以家乐福超市和街道组织的盲人按摩作为传播精神文明的枢纽吧。
那种感觉直到今天都铭刻在心。
我母亲最爱养的植物是吊兰，无论生活陷于何等窘境，母亲的吊兰永远在窗台上繁茂地生长，这一点是和史叔叔的努力分不开的。
那是一个星期六，我们在党校的大门外聚齐，然后洋洋洒洒几十人走进党校的大院，绕过主楼，不约而同地向我们的礼堂走去。那一刻，我产生了一种时光倒流的感觉。好像我们没有长大，好像我们依然是约好了一个时间，到了点，先下楼的就站在楼下扯着脖子一个一个地往下喊，凑齐丁一起去礼堂看电影。
礼堂有一个前厅。地面由水磨石铺成，石缝间还嵌着铜线，散发着煤油拖把擦过的气味。顶子上有石膏的浮雕天花，一组组苏式的吊灯悬挂在其中，每个吊灯上都有很细的铁丝精心编织的网兜呵护着乳白色的灯罩。当然还包括高大的窗户和用绳子一拉就能自动关闭的窗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