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的意思是说：他已经和俄罗斯方面谈妥，委托他们用3 年的时间，发射60颗通讯卫星，把地球全都罩起来。
大约一个星期后，我们一帮导演应邀与老板座谈，地点也是在门头沟的山里，到了地方才知道原来是北京军区254 医院。我当兵时，跑到门头沟画写生，曾经通过关系在这家医院的病房里借宿。这家医院有一个特点，所有的建筑物都是依山势而建，楼与楼之间有许多过山桥彼此衔接，看上去别具一格。医院的前身是一座古庙，如今古庙己不复存在，仅留一座山门矗立在翠柏苍松之中。
每次见到他们都要提起，每次描述都能给他们带来巨大的快感。
尤老板头发疯乱，面呈菜色，裹着件破棉袄，腰里系着根麻绳，揣着两手，在寒风中如一头饿狼般卧在村口大树下的碾盘上，望眼欲穿地遥望着远方。
在我写剧本期间，大约是4 月份的时候，一位传奇式的大老板来到了北影。来访的目的只有一个，投资电影。
韩三平说：以目前北影的状况来说，大约需要8 千万，然后就可以靠影片回收自己造血了。
韩厂长说：这倒是一个非常有想象力的电影结构，每个梦的消费者都要从中有所体会，但不能是消极的，应该是积极的，充满诚意的。把住这个方向改剧本，通过不会有问题。
老板对我的想像力也是赞赏有加，双方都如见到知己。末了，临分手时，老板说：你的贺岁片我投资。叫什么名来着？
大致的意思我还记得，他说：你在北影拍的三部影片，两部栽了大跟头（我知道他也忌讳说“枪毙”），作为厂长，我有责任把你打捞上岸。眼下那么多拍电影的导演跑去拍电视剧，而你却毅然投身到电影行列中来，这是难能可贵的，应该支持。当初电影局领导班子重组，工作重心是抓整顿，刚好你的片子在那个时候出炉，所以你算撞到枪口上了；现在不同了，他们的屁股已经坐到了电影的板凳上来了，工作的重心自然也就转移到了抓创作，抓整顿归根结底还是为了抓繁荣，这是衡量电影局工作成绩的重要标准，这个转变的过程希望你能够理解。
拍摄之前讨论女主角的人选时，我拍着胸脯担保，这个角色非她莫属。9 月30日全片杀青，拍摄期45天。
这时大家纷纷亮出各自的拍片计划，都是大片。开价最高的是张健亚，他要拍《大闹天空》，需要两亿；其次是何平，他憋了好几年一心要拍《天地英雄》，理想的搭配是高仓健和姜文联袂出演，算下来至少也需要一个亿。 （后来，他的剧本终于被好莱坞的哥伦比亚电影公司看中，投资8 百万美元重金打造，刚开始选景，传来稍息，张艺谋新片开拍，取名《英雄》，何平听说后鼻子都气歪了，据说，为了有所区别，何平忍痛割爱，将《天地英雄》改名为《大地武士》，截止到我写这本书时，《英雄》已经面世，何平的电影还在后期制作。）何平和张健亚瓜分了3 亿，其他导演也都不示弱，预算都在几千万之上，都用电脑特技，大家都知道，不用电脑预算上不去。只有我的预算最低，才区区5 百万人民币，我当时特别后悔，怪自己抓的题材不是大制作，恨不得当天晚上就回家连夜写出“越王勾践”
突然，他的耳朵竖起来，噌地直起腰。
会散了，所有与会的导演都跟我急了。大家纷纷谴责我乱讲话。腾文骥说：来之前，我告诉他们，导演都忙着呢，抽不出身，还差点想管人家要出场费呢，你可到好，上来就说导演都在家闲着没事。脑子是不是进水了你？
尤老板委屈地哭了。
山里的村子过早地进入了初冬。满目荒凉。
坑坑洼洼的土路上，一辆“大奔”撵着飞起来的鸡开来，停在一农户门口。
姚远指着土围子说： “这就是我二舅家。”
一次凯歌导演对我说：《甲方乙方》里，有一句台词我最喜欢。
韩三平的一番话使我重新鼓起了回到革命队伍中来的勇气，后来张健亚导演把当时的情况编成了段子，他说：中国电影好比红军在长征路上，韩三平和朱永德（上影厂厂长）是抬担架的，两个人的区别在于，朱永德的担架队穿得比较干净，他总是想把担架队打扮得像是仪仗队；张艺谋和陈凯歌是“二四方面军”，一个要往这边走，一个要往那边去，最后两个人都犯了分裂红军的严重错误；田壮壮是因为抢渡大渡河，攻急了，留在当地的老乡家里养伤，每天都在给老乡的闺女讲革命胜利以后会是什么样子的神话；和平和孙周是躲在上悔租界里，喝着咖啡吃着面包，心和红军在一起的左翼联盟，长征就不参加了，但时不时也得发一封电报给红军，说你们是中国的希望，等革命胜利了再去北京；周小文则是王左、袁文才，打下一个寨子就不走了，当起了山大王；还有谁是在苏联养伤我记不清了，印象中好像说的是谢飞。说到我时，他是这样形容的，原本是占山为王的土匪，正好红军途经此地，遂起了当红军的愿望，加入了韩三平的担架队，没走多远正赶上肃反，拉出去就给毙了，结果枪法不准没打死，大雨一浇又醒了，痴心不改，又爬起来追上了过草地的红军。
他又说：你也要从失败的阴影里走出来，最好的方式就是积极地准备剧本，和电影局多沟通，我尽全力支持你。
尤老板不耐烦地打断钱康：“你别四了，我给你签字不就得了。我要反悔，瞧见没有？这楼这奔驰全归你们。”
尤老板打断钱康： “那可不行，一定要吃得比他们还次，我大老远上这儿来，不就是为了我那吃苦的梦吗？”
在韩三平的担架队里，由韩三平一手提拔的3 个人分别是，霍建起、陈国星和我。霍建起在中国电影的长征路上拍出了《黑眼睛》、《那山那人那狗》、《生活秀》；陈国星拍出了《孔繁森》和《横空出世》；我拍了一堆贺岁片。后来，韩三平把第六代、第八代的一些导演也补充进了他的担架队，比如，王小帅、路学长、陆川等人，但小哥儿几个不好好抬，经常把躺在担架上的首长颠得摔下来，令担架队长韩三平很没有面子。
我的《比火还热的心》，也差不多快撂凉了。
在此，我向读者郑重申明：电影《甲方乙方》改编自王朔小说《你不是一个俗人》
尤老板果断地说：“天塌下来了也有效。”
我想了想，觉得挺对路子的。 “甲方乙方”在现代生活中，似乎每天都在说，一旦变成电影的名字，马上感觉很独特，不仅独特还产生出其他更丰富的含义。我们俩都在电话里笑了。
那天晚上我们喝了不少酒，兴致所至，我也向老板倾诉了我的痴心妄想。当时我在报上看到这样一则消息，称：苏联解体后，“黑海舰队”划归乌克兰接管，因为舰队的军费惊人，乌克兰不堪重负，想把舰队还给俄罗斯，但俄罗斯也养不起，双方推来推去，险些动了解散“黑海舰队”的念头。
钱康说：“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再过两年山里也富了，你再想吃苦受罪就得往埃塞俄比亚送你了。”
这时离预定的上映档期，12月20日，还有25天，按照惯例，影片的大批拷贝应于上映前半个月寄往各地发行公司，也就是说，我们的全部工作，修改、重新混录、套底、配光、校正拷贝，以及大批拷贝加工只能在12月5 日之前完成，仅有短短的15天。韩三平厂长给北影厂各有关部门，下达了一道指令，一切生产给《甲方乙方》让路。15天后，150 个拷贝发往全国。
至此，影片通过，已成定局。
侯耀华的这种认识事物的思考角度令我受到很大启发，这种看似情理不通又在情理之中的思路，为我日后认识生活提供了崭新的角度。
歌唱性的，4 ／4 拍的节奏：1997年又是——个春天，有——个导演在中国拍了——部贺岁片，神话般地传遍座座城市，奇迹般堆起了票房的金山……
我想起一件往事，6 年前，拍摄《编辑部的故事》时，于得利的扮演者侯耀华，因为晚上总是吃中午剩下的米饭，心里很不痛快，于是找到制片主任刘沙提意见，刘沙表示一定改正，立刻吩咐下去，第二天晚上，侯耀华如愿以偿，吃上了新焖的米饭。没想到侯耀华不但没有感谢，反而更加气愤。我对此非常不解，问他：侯哥，你给人家提了意见，人家马上改正，您怎么还急了呢？侯哥对我说：如果我提了意见他们还是没改，那说明他们确实有困难，做不到，我今天提了，明天就改了，说明什么？说明他们这并不是一件困难的事，就是不愿意给你弄。你说我能不急吗？
《甲方乙方》精选
喜马拉雅山啊，你可悬了！雅鲁藏布江啊，你等着哭吧！
远处扬起一阵黄土，渐渐地，一辆“大奔”拉着一溜烟开过来。
老板手里剥着花生，说话声音很小，有点像自言自语。我没有完全抓住他的谈话要领，记住了一些只言片语，他的许多设想，至今令我匪夷所思。
我说：首先得弄一个导演俱乐部，最豪华的装修，每个包房都以电影的名字命名，凡是电影导演都可以免费用餐，免费蒸桑拿，一个导演配一个专职按摩师，澡盆要最贵的冲浪浴，水龙头全都是纯金的，大理石全是纯天然的。
拍摄中一切顺利，演员中除我之外的其他人，一如我的想象一样出色。葛优不必说了，换导演都不能换他，写剧本的时候，我的脑子里全是他的那种莫衷一是的表情。
能通过吗？
座谈会开得云山雾罩。之后，我们在老板的带领下驱车进山，沿途老板的手下不断指着一座又一座的山说：这是我们的地，这也是我们的山。同行的张健亚导演，座谈会时多喝了几杯茶，途中尿急。我说：你忍着点吧，别尿在老板的地盘上。他苦着脸说：谁知道老板的地盘有多大呀？车行了大约20来分钟，停在一道山口前，大家下来欣赏风光。张健亚说：应该出了老板的地界了，我实在憋不住了。撒完野尿，提起裤子，神情恢复了从容。他问老板的手下：这还是你们老板的征地吗？手下答：这里还是，过了前面那座石桥就不是了。
据参加会见的腾文骥导演说，老板问韩三平：你每年的电影投资需要多少钱？
韩三平说：用不了。
我在心里算了一下，60颗卫星，3 年发射完，平均每个月要发射两颗半。大买卖，这得给俄罗斯多少钱呀？不过我对老板的能力早有耳闻，几年前，这位老板获悉俄罗斯副食品短缺，于是抓住商机，用几车皮四川的腊肉和鸡蛋从俄罗斯换回了两架“图154 ”客机，租给一家航空公司，从中获得巨额利润。腊肉和蛋能换飞机，再搭点别的四川特产，换几颗卫星也不是天方夜谭。
《万事如意》如期在九七年的春节播出了，平心而论，由于剧本的原因，戏很一般，但仰仗着盛名，收视率还算不低，相当于过去存了一笔钱，这次取了利息。
我说：这样的题材有人看吗？不是所有的社会热点都能成为电影的卖点。下岗工人是没有心情去看电影的；在岗的人又不能理解下岗人的心情。在现实中承受苦难的人，在电影里要获得解脱。
“火烧赤壁”。
顷刻间，尤老板的眼眶湿了。
我当时都听傻了，很多天闭上眼睛，眼前就出现炸开喜马拉雅山的画面。事后，我问懂行的人，老板的创意是否可行？得到的答复是：扯淡！把喜马拉雅山脉炸开一道50公里宽的口子，至少需要数百颗原于弹的爆破能量，爆炸后会产生两种后果：一是，连青藏高原带尼泊尔王国的生态遭到毁灭性的破坏，至少上百年寸草不生；二是，一旦印度洋上的暖流吹到喜马拉雅山的北麓，积雪融化，青藏高原下面的十几个省全都会泡在水里了。虽然很扯淡，仍能看出老板具有超凡的想像力，
11月中旬，广电部赵实副部长，会同北京市委宣传部龙部长，以及电影局局长、副局长，北影厂各级领导，“紫禁城”各位老总，在北影厂第一放映室联合审查混录双片。放映结束，当场召开会议，对影片做出审查结论。
我在合同书上签了字，从此揭开崭新的一页，开机前，张和平随团去台湾访问，在香港机场等待转机时，突然灵机一动，随即打通我的手机，他兴奋地说：小刚，我想了一个片名“甲方乙方”，你觉得怎么样？
有些往事，有些回忆，成全了我也就陶冶了你。
尤老板眯着眼坐在自家洋楼的廊子下，听坐在对面藤椅上的钱康念协议。
1998年的元旦降临，在前后的17天里，我带着主要演员跑遍全国21座城市，所到之处受到观众空前的欢迎，我们一次次地伴随着片尾主题曲的音乐向观众谢幕，刚开始时，每人都有一肚子的感言，站在台上谈笑风生，到后来已经累得筋疲力尽，上台前都躺在车上睡觉，站在台上，脸上堆着笑，脑子里一片空白。记得因为每天都在不同的城市间飞来蹿去，在成都和观众见面时，我竟说成了：南京的观众朋友，给你们拜年了！弄得全场瞠目结舌。
尤老板把手机一挥： “不苦，还有鸡呢。”
当我得到这个消息时，激动的心情难以言表。喝酒！哥哥的剧本通过了！谁再说电影局不好我跟谁急！
梁子手里托着一饭盒饺子，捏起一个放进嘴里，说：“老钱，你尝尝，齐大妈包的这饺子真香。”
二舅妈说：“全村的鸡他都没饶了。”
歌唱的是：美酒啊飘香，歌声飞，朋友啊请你干一杯，请你干一杯，胜利的十月永难忘，杯中洒满幸福泪……
美着美着，酒醒了，想起了一件事，剧本通过了，投资还没着落。
姚远说： “行。你身上不能留钱，电话我们也得收了。”
又说：光有卫星在天上飞着是没有用的，它只是一个载体，需要购买大量的节目来填充它，这样既解决了你们拍片的费用，又解决了片子拍完以后销不出去的难题。
九七年的春天到了。从那时起，借着《万事如意》吉利的片名，我拍电影的事情也开始有点万事如意了。
《甲方乙方》之后5 年，我顺风顺水，我深信它给我带来了好运。“经历的不必都记起，过去的不会都忘记” 《甲方乙方》是不能忘记的，特精选片段，共同回味。
记得是王更年局长首先发言，给影片定了一个可以通过的调子，接着两位部长相继给予影片充分肯定，然后各方面就具体内容、台词，提出若干修改意见。印象中，龙部长说：胆子还可以再大点，片子有些地方还是有些拘谨，有一场戏容易造成观众的误解，建议删去。
凯歌说：最末了优子说的那句，语调也好，我听了心里咯噔一下。 “1997年过去了，我很怀念它。”
他又说：现在下岗已经成了热点的社会问题，你能不能拍一部反映下岗工人再就业的喜剧？
在我的导演生涯中，两种情况都有幸遇到过，经验告诉我，修改意见不怕多，30条也不可怕，越多越具体，越具体越好修改，也就说明只要听话，通行在即；怕就怕寥寥几笔行文，用词十分抽象，比如说：整体感觉有些消极，调子比较灰，缺乏正面力量的引导。看到这样的评语，所有的导演都会心里一紧，汗当时就下来了。我时常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按照这样的标准衡量，《红楼梦》、《围城》，包括戏剧大师关汉卿和老舍先生的作品都是应该好好“修改”
一张日历从月份牌上撕下。
我当时真是无地自容，觉得自己很少说实话，好不容易说了回实话，还断送了大家的美好前程。时过境迁，这件事情演变成了笑话，被腾文骥和李少红广为传播。
春节刚过，北京电影制片厂的韩三平厂长约我聊聊。
我说：您得告诉我。
之后的5 年，一路顺风顺水，连续拍出《不见不散》、《没完没了》、《一声叹息》、《大腕》，一路风景独好。直到2002年，终于歇菜，沦为因伤缺阵的板凳队员。
我之所以使用“修改”这个词汇，是因为在审查词典里没有“枪毙”一词，取而代之的是“修改”。 “修改”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有期的，一种是无期的。前面一种是善意的，具有建设性的；后画一种则是兵不血刃，彬彬有礼地打入冷宫。
尤老板使劲躲着，恨不能钻到座底下，两手攥着鸡腿祈求着说：“我早就跟二舅告过别了，天天在村口大树下等你们。
尤老板狼吞虎咽地疯狂嚼着钱康给他们带来的烧鸡：钱康拉尤老板：“走走走，下车去和二舅道个别。”
姚远问：“他现在想吃肉了吧？”
结束外地的宣传，回到北京后，中国导演协会为《甲方乙方》举行了庆功会，很多导演到场祝贺。腾文骥说：这不是为你个人，是为了鼓励大家为中国电影救市。
钱康：“那怎么行？你把人这村子能吃的肉都吃了，不下车打个招呼就走，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
我答：《比火还热的心》，说得就是您这种人。
这句话听起来和韩三平对我说过的话如出一辙，就像他们事先商量好了一样。
经历的不必都记起，过去的不会都忘记。
当天晚上，我闻讯赶到重庆饭店，一大帮导演都在，席间主要的话题就是讨论两亿美元怎么花？我多喝了几杯也跟着起哄。
之后的工作开展得非常有效率，一方面迅速把剧本上报市委宣传部；一方面责成“北京新影联电影发行公司”面向全国预订影片的上映档期；同时组织电影院的经理、发行公司管宣传的人看剧本，开讨论会，让电影院的经理说，那些情节观众会感兴趣，反复论证它的市场前景。像首都电影院的老关，北京青年宫的刘岩，大华电影院的老南，新影联的高军、卓顺国、王珠、尉健。都是那时起就和我打成一片的哥们儿，在他们眼里我根本不是什么“大腕”，就是一挨他们批判的对象。
我问他：拍什么东西能通过呢？我显然是一个被打入另册的导演。
这是我最喜欢听的歌，尤其是交响乐演奏的旋律，每次听每次晕菜（陶醉的意思），我大言不惭地给它重新填了词，虽然有些生硬，但我不想拐弯抹角，只想直抒胸臆，借以表达化险为夷柳暗花明的激动心情。亲爱的读者朋友们，你们就原谅我的肤浅吧。
说什么我也不下这个车。你们别想把我再扔下。“
梁子问尤老板： “怎么样，尤老板，这地够苦的吧？”
相知相爱，不再犹豫，让真诚常住在我们的心里。
那一段时间我最常做的事情就是，裹着军大衣站在二楼的阳台上，向着繁华的京城方向举目眺望，想着影片接二连三地遭到“修改”，又无计可施，心情巨落寞。
老板补充道：我说的是两亿美元。
一见面，他就说：我得给你捞出来，干活。
老板说：给你两亿怎么样？
几天后，喜讯传来，电影局负责创作的副局长王更年，给韩三平打来电话，据说电话打了一个多小时，王局长对剧本中的情节和对话，逐字逐句地和韩厂长交换了意见，并告之这些意见哪些是一定要删改的，哪些只是有些担心，哪些仅仅是出于个人的不同看法，导演可酌情考虑。最后他说：剧本原则上通过，修改后报电影局备案。同意建组筹备。
傍晚时分，我们又回到254 医院。老板在医院职工食堂用屏风隔出的一角，款待我们吃火锅，用料都是从四川老家带来的，口味正宗。几杯酒下肚，老板又爆出一项惊人的计划。
1996年的秋天，由于前面文章中提到的原因，我的心情一片灰暗，不得已只能把自己关在家里韬光养晦，那时我住在京郊通县的一个酷似“农民新村”的别墅区里，周围全是庄稼地，无沦白天还是黑夜，四周永远一片沉寂。时逢北京的房地产业陷于低潮，别墅区的开发商心灰意冷，置业主于不顾，撒手而去。别墅区里没有路灯，房前屋后到处是一人多高的荒草和盖了一半的残楼断墙，每到夜幕降临，小区一片漆黑，架起摄影机拍《聊斋》，不用美工师布置，其恐怖气氛蒲松龄看了一准满意。不仅如此，当地农民为了向开发商追讨欠付的土地出让金，开来拖拉机封堵了别墅区的大门，业主的汽车出入只能绕道，通过曲里拐弯的河堤才能进入临时扒开的后门，河堤的路面十分狭窄，坑洼不平，每天驾车早出晚归，都像是参加“555 越野拉力赛”。徐帆当时刚刚拿下驾驶证，驾驶技术由此得以迅猛提高，任道路崎岖神情自若。见此情景，原本已经入住的二三十位业主相继出逃，偌大一个别墅区里只剩下五六户人家绝望的坚守家园。
梁子忽然问： “是不是该给尤老板接回来了？他可在山里呆了有两月了。”
姚远和粱子、尤老板先后下车。
虽然累，但每天都有令人振奋的消息传来，尤以北京的票房最让我们陶醉，元旦期间，每日票房都在八十万至一百万。
钱康接着念道：“甲方应赔偿乙方一切损失。四……”
姚远问：“咱这院子里的鸡是不是都让他吃了？”
梁子仔细地搜尤老板的兜，把钱、手机等东西都收了：“这些东西我先替你保管着，车我们先开走，等你想吃肉了，我们就接你回去。”
11月初影片进棚混录。混录棚的放映员师傅，一起吃盒饭的时候对我说：小刚，我看了这么多遍都想乐，这片子有人缘。
那种立志为国的精神令人敬佩。后来拍电影《不见不散》的时候，我忍不住，借葛优的嘴把老板的惊世设想告诉了观众。没想到，影片试映时，惹怒了几位身为政协委员的科学家，写信告到中央首长那里，说我们剽窃了他们的创意。北影随即收到通知，由韩三平厂长亲自上剪接台将有关台词剪去。我得知这一情况后，哭笑不得，为我们的民族竟拥有这样几位理想如此远大的科学家瞠目结舌。
我问韩厂长：
钱康把扯下来的一天揉在手里，感慨地说： “时间过得可真快，又是一个金秋啊。”
因为我们创作人员不便对所有的意见都作解释，所以韩三平、张和平，两位出品人在对所有的意见做总结发言时，帮我们摄制组剔除了一些可改可不改的意见。
赵部长说：葛优、刘蓓扮演地主折磨傅彪那场戏，使用的音乐是二胡独奏“天上布满星”，他们这代人对这首歌曲有很深的感情，放在这里有调侃的味道，建议改成“江河水”或“二泉映月”等其他的二胡曲目。我们摄制组都一一做了记录。
过了一段时间，正当我对老板的承诺有些失望的时候，北影厂传来消息，老板邀请一批著名导演和一批银行金融界的老总们在四川的乐山召开一个“影视投资座谈会”。其时，韩三平厂长正在为北影厂的影片投资发愁，眼瞅着已到年中，一大堆导演捧着剧本没有投资，开不了机。得到这个消息，怀着有枣没枣打一竿子的心态，韩厂长决定亲自率队前往。
我知道他说的放一放的影片指的是后来拍摄的《一声叹息》。我给他讲了《比火还热的心》，听了我的故事，张和平当即表示，“紫禁城”愿意投资，与北影厂联合拍摄这部贺岁片。他当晚一口气读了剧本，第二天打来电话，说：把剧本好好调整一下，干吧。
姚远的二舅拉着姚远说：“你们可来了，尤先生都快变成黄鼠狼了，一到夜里俩眼睛放出的都是绿光。”
我们被引领着左转右转走进一个院子，看见一群人正围成一圈读报纸，这些人给我的印象是：小城市的知识分子。这时有人把老板介绍给我们，又把我们一一介绍给老板，我的印象中，老板那天穿得很朴素，一件白衬衫，挽着袖子，脚上穿着一双布鞋，看上去不像大财主，更像是参加“三夏四清”的机关干部，体形发式与当年的华主席有点类似。老板含笑和我们握手，同时告诉我们，他正在组织公司的年轻人讨论中国足球如何能够走向世界。之后，我们被让进一间会客室，会客室的墙上挂了许多面锦旗和奖状，桌上摆着苹果花生，让我想起了下部队演出时受到的接待。
停机后没有喘气，一头扎进剪接室，一个星期后粗剪完成，两个星期后第二剪完成。录音乐前，张和平和我坐在“紫禁城公司”街对面的一个只能放下三四张桌子的小饭铺里，要了8 两水饺，一人一瓶小二锅头，边喝边聊，酒喝完，饺子吃光，张和平拿出笔，找了张纸，写下《甲方乙方》的主题歌词。
张和平说：有些东西，你的想法不错，可以先放一放，时机成熟了再拍，别跟自己较劲。给“紫禁城”拍一部贺岁片吧，我相信它一定能带热电影市场。
他又说：我们现在正在论证一个惊天下的设想，把喜马拉雅山炸开一个宽50公里的口子，让印度洋上的暖湿气流经尼泊尔吹进青藏高原，彻底改变那里恶劣的生态环境，摘掉那里的落后帽子，把青藏高原变成美丽富浇的鱼米之乡。
二舅说：“他现在连老鼠都吃了，就差想吃人了。”
尤老板：“全拿走。”
我说：有。
想来想去，几个人一致认为，续写两集《编辑部的故事》成功的把握性更大一些，一是喜剧，二是大腕云集，三是观众对人物熟悉，不用从头说起，四是很多观众一直对《编》剧的续集翘首以待。编剧的事落在了我的头上，同时小龙还对我委以重任，负责召集原班人马。我用了3 天琢磨，10天写完了剧本，起了一个非常喜庆吉利的剧名，《万事如意》。
李少红也说：就你实诚，你也不想想，老总们一听电影业这么不景气，谁还敢投资啊？你缺心眼呀？
刘蓓用她独具的特质证明了我对她的信赖，一是起哄架秧子，二是假戏真做，三是心领神会，四是神情暧昧，五是江湖义气，刘蓓一点没糟践，全用在戏里了。
他说：我们现在从事的是第四产业，世界上有一些人手里握有大笔的资金，但是没有用，比如说银行、基金会；世界上还有一些人充满智慧，知道自己要干什么，但又苦于没有资金，比如说各位导演。我们的任务就是，把那些放在那儿投用的钱交给需要他的人，这就是第四产业。
我没有想到，张和平会用这种方式将我一军，但那时我已别无选择，拍电影心切，心想就是没挣到钱也不冤，还过瘾了呢。
他说：既然你有这个信心，先不拿片酬怎么样？我们可以给你一个比例，按影片的市场效益分账，票房越高你分得越多。
当张和平得知市委宣传部的同志对剧本有些担心的时候，她又连夜打电话给正在山西开会的龙新民部长，对剧本做了大量的解释工作。得到宣传部的批准立项后，张和平找到我。
1997年8 月14日， 《甲方乙方》开镜。当时已确定，除不可抗拒的因素外，影片将于12月20日在全国上映。
韩三平严肃起来，他说：如果还不能通过，那不是你冯小刚气数尽了，就是我韩三平气数尽了！
尤其是王珠，她就没说过一句我的片子好，发行上映的时候，她都提着心。
尤老板忙说：“拉倒吧，我都想一辈子住饭馆里了。”
姚远说： “二舅，把咱院子里的鸡看严了，每天过过数。”
他说：你多虑了，就你来说是对事不对人，即使有一些成见也是可以消除的，最好的方法就是，拍一部双方都能接受的电影。当然，我并不是说，让你这样的导演去拍“主旋律”，说句心里话，让你拍“主旋律”我们也不会放心。你还是应该发挥你的特点，可以拍一部贺岁片。喜剧这种形式，领导、观众、创作人员三个方面，相对来说比较容易达成一致。重点就在观赏性上下点功夫，我认为一部高票房的电影，一点也不亚于在国内外的电影节上拿到的任何一项大奖。电影局的工作我去作，应该不会有太大的阻力，我已经和电影局的王更年局长沟通过了，他也表示欢迎你继续拍电影。关键看本子。
韩三平找我谈话的当天，我就给身在美国养伤的王朔打了电话，王朔对事情的估计没有我乐观，他怀疑这样一篇闲得没事拿别人开涮的小说，又是他写的，是否能通过？我说可以改成你好我好他也好的故事。他同意把小说的改编权交给我，只是不抱什么希望。有一件事我有点为难，可还是对他说了，我说：为了便于剧本通过，能不能在电影上不属原著作者的名字？王朔想了想，同意了。现在想想，他当时的心情一定很复杂，从中也可以看出王朔曾经非常看重我们的友情。后来影片公映，没有王朔的属名，明眼人都知道这是改编自他的小说，每次记者问到这件事我都无言以对。
两亿美元一顿饭的功夫就被瓜分一空，最后竟还出现了赤字。买单的时候，大家都觉得太便宜，吃一顿饭才花一千多块钱，真没劲。冲动之下，我奋勇接过账单，慷慨付费，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两亿美元也得从小钱花起。
我对老板说：您还不凑点钱，把伟大的“黑海舰队”租借到中国来，完成咱们的海上霸权梦想。就算咱们不想称霸，我也同意。但最起码，有“黑海舰队”在台湾海峡游弋，李登辉也不敢搞台独。
张健亚听后追悔莫及。
座谈会在那位传奇老板的主持下召开，导演们和金融界的老总们，兴致勃勃地讨论了中国电影的现状，去的时候说好了，重点是展望未来发展的美好前景。轮到我发言的时候，我说：感谢金融界的老总们对电影事业的热心支持，我们这么多导演现在都在家闲着没事，这是很不正常的现象……
这部电视剧的意义在于，它开创了国内贺岁片的先河，而它的始作俑者非郑小龙莫属。
钱康愣住，随即拍着脑门子说：“瞧我这记性，怎么给这事忘了个干净，真是忙昏了头。明天我就和姚远去接他。”
钱康：“甲方尤万成。乙方好梦一日游，简称梦游。甲乙双方经协商达成如下协议：一，甲方责成乙方为其实现吃二遍苦受二茬罪之梦想。二，乙方应不遗余力地创造性地完成甲方之重托。三，如甲方未经乙方允许单方中止之梦想，将被视为违约（如遇战争、自然灾害及人力不可抗拒之因素……）”
姚远对一对纯朴的农民夫妇说： “二舅，我们就把尤先生交给你们了，你们平常吃什么，他就吃什么。”
我想起了王朔的一篇小说《你不是一个俗人》，向韩厂长大致介绍了小说的中心情节—— “好梦一日游”。
尤老板惭愧地：“我知道我把这村子祸害的够呛，我一定给乡亲们办点好事。给村里投资一个养鸡场，吃一只还十只，我说到做到，农民兄弟太苦了。”
“大奔”越来越近。
我又问：万一过不了呢？
他问：你有信心吗？
九七年入夏，剧本初稿完成，取名《比火还热的心》。剧本经过北影厂厂审通过，送电影局候审。等信儿的时间很难熬，我显得有些忐忑不安。
一位贵人现身了，感谢上帝，在拍电影这件事上，他老人家给我派来了一位又一位的使者，算算，加起来足有一个班，时任北京紫禁城影业公司总经理的张和平约我见面。张和平有一个特点，干一行爱一行，原来做音像，推出了两部王朔的电视剧《爱你没商量》和《过把瘾》，后来当文化局长抓戏曲，又成功地推出了京剧连台本戏《刘罗锅》，演出时场场爆满。当时，他正好在全力以赴抓电影，紫禁城影业公司刚刚组建不久，一上手，就成功地推出了《离开雷锋的日子》，享誉全国。张和平是一位抓主旋律和市场两手都很硬的制片人，多年来一直关注着我的动向。
西面的门头沟山里，门头沟的山不好看，都是石头，也没有什么植被，给人的直观印象就是荒山野岭，山里除了采石厂就是煤矿。不知道瑞士人为什幺看上了这里，可能是他们怀有强烈的阿尔卑斯山情结，但这俩山也差得太远了，完全不是一种姿色。
从那次乐山会议以后，老板往北影的账上打了一笔起动剧本项目的定金之后，从此杳无音讯。
韩三平笑着对我说：放心，这次一定能过。
钱康也捏起一个尝，边吃边说： “你回头问问，齐大妈有什么梦想没有？咱们免费送她老人家一个。”又捏起一个饺子，说：“还真给我这馋虫勾出来了。”
郑小龙想了一个创意，就是要把港台贺岁片的概念移植到国内来，拍一部贺岁电视剧放在春节期间播出。
众导演也都很兴奋，纷纷献计献策，尽所有的想象力铺张浪费，挥金如土了半天，一算，最多也就能花出去两亿人民币。看来不拍电影，两亿美元是花不出去的。
1996年11月的一天，在事隔6 年后，《编辑部的故事》的原班人马如约到齐，鱼贯走进香山摄影棚。众人望着依照原样搭建的“人间指南编辑部”，感慨时间无情，似水流年。李冬宝、戈玲、于得利、牛大姐、刘书友和总编老陈，纷纷沉默着坐在自己原来在剧中坐着的位子上，很长时间没有人说话。刘书友和牛大姐看上去还是原来的样子，李冬宝和戈玲却已经不再年轻。难得的是，百分之九十的工作人员也是原班，大家相见格外亲切。赵宝刚导演走进来，还是老习惯，耳朵上别着根铅笔，手里拿着剧本，看得出来他也很动情，愣了一会神，喊了一声：给灯。布景上吊着的灯全部亮起来，宝刚说：对词。现场安静了，那一刻我蓦然发现，宝刚已经人到中年，两鬓杂生出许多白发。我站在暗处，看着熟悉的场景和人物，听着熟悉的台词，恍若时光倒流。我的嗓子眼儿一阵阵发紧，我想如果把这一幕拍成纪录片，其感人的力量要远大于绞尽脑汁编出来的剧本。我轻手轻脚默默地走出摄影棚，一个人坐到化妆间里，化妆间里每面镜子前都亮着一圈明晃晃的磨砂灯泡，房间里亮得一片灿烂，令人感到处在一个极不真实的世界。mpanel(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