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然，死亡往往会加快并且集中我们的记忆，但康拉德的天才带有某种基本的而非偶然的难以接近的因素。他近年来的声誉，明显地异乎寻常，毫无疑问在英国居于最高地位；然而他并非大众化的作家。有些人带着热情的喜悦来读他的作品，其他人认为他冷漠而缺乏光彩。在他的读者中间，包括年龄和爱好极其悬殊的人们。十四岁的小学生们从马立特、司各特、亨梯、狄更斯中间匆匆经过，把他和其他作家一块儿囫囵吞下；那些老练而挑剔的读者们逐渐深入到文学的心脏，他们在那儿反复翻弄着几片珍贵的面包屑，小心翼翼地把康拉德选上他们的筵席。当然，在人们不论什么时候总会发现别扭和不协调的地方，在他的美感中，可以发现一种不协调的根源。读者翻开康拉德的小说，必定和海伦照镜子时的感觉相同，她注视镜中的倩影就会明白：不论她怎么办，在任何情况下她都不可能被当作一位平凡的妇女。康拉德具有如此的天赋，他使自己受到这样的训练，他又是如此地受惠于一种奇特的语言，它的特殊魅力在于它的拉丁素质而不在于它的撒克逊品质，因此，他的文字似乎不可能有一点拙陋的或无意义的败笔。他的情人——他的风格——在静止状态有时候有点儿令人昏昏欲睡。但是，让我们去和她攀谈吧，那么她就会风度翩翩地向我们逼近过来，带着多么动人的色彩、胜利的喜悦和威严！然而，这一点尚可争议：如果他在创作那些他不得不写的作品之时不是像这样不断地关心它们的外观，康拉德可能会既赢得高度声誉又受到大众欢迎。它们阻滞了、妨碍了、分散了艺术效果，他的评论家们指着那些著名的段落说道；而把它们从上下文中抽取出来，和其他攀折下来的英国散文之花一起展览，已经成了一种习惯。他们抱怨道：他是自我意识的、呆板的、雕琢的，对他说来，他自己的声音比人类在痛苦中的呼喊更为亲切。这种批评是我们大家所熟悉的，而且像乐队演奏《费加罗》时聋子们的评论一样，令人难以反驳。他们看见了那个交响乐队；他们听到从远处传来一阵凄凉模糊的磨擦声；他们自己的评论被打断了，于是他们很自然地得出结论：要是那五十位提琴手去敲石铺路而不是在这儿磨擦莫扎特的乐曲，他们可以更好地为人生的目的服务。美教导着我们，美是一位训导者，既然美的教诲和她的声音是不可分离的，那么对于那些听不到她声音的人们，我们又如何能使他们信服呢？去阅读康拉德的作品吧，不要浅尝辄止而是整批地阅读，虽然从表面上看来康拉德所关心的只是向我们显示大海的夜色之美，谁要是在那相当呆板而低沉的音乐中听不出它的意蕴、它的骄傲、它的广阔而不可改变的完整，感觉不到善比恶更好，而忠诚、正直和勇气正是善的表现，那么他一定是真的没有把握住康拉德文字的意义。然而，要从这些作品的成分中捕捉这样的信息，可是件棘手的工作。放在我们的小碟子里滤干了，离开了语言的神秘和魔力，它们就丧失了兴奋和刺激的力量，丧失了作为康拉德散文的一种持久品质的极其猛烈的力量。
因此，虽然我们将到他的后期作品中去探险一番，并且带回一些珍贵的纪念品，但是其中有许多小径我们中间大部分人不会去涉足。正是那些早期作品——《青春》、《吉姆爷》、《台风》、《水仙号上的黑水手》——我们才会完整地加以阅读。康拉德的什么作品将会永存不朽？我们将在小说家的行列中把他放在什么地位？当别人提出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就会想起这些早期作品，它们带有一种气派，好像正在告诉我们一些非常古老而完全真实的事情，而这些过去隐藏着的东西现在被揭示了出来；我们想起这些作品，这样的问题和比较就显得有点微不足道。完整而娴静，十分简朴而又异常美丽，它们在我们的记忆中浮现出来，就像在这炎热的夏季的夜晚，起初有一颗星星缓慢而庄严地出现在天空里，然后又是一颗。
就这样，在那昏暗的背景之上，他描绘了一幅又一幅图画；首先是船的图画：下了锚的船；在暴风雨之前飞驰的船；在港口中停泊的船；他描绘了夕阳和晨曦；他描绘了黑夜；他描绘了大海的千姿百态；他描绘了东方海港艳丽的光彩、男人和妇女、他们的房屋和他们的姿态。他是一位精确的、毫不畏缩的观察者，习惯于“对他的感情和知觉的绝对忠诚”，而这种忠诚，康拉德写道：“是一位作家在他最意气风发的创作时刻所必须牢牢把握住的。”有时候，马罗异常安静而同情地在无意中漏出几句墓志铭式的诗文，使我们透过眼前闪耀着的所有的美和光彩，想起那背景的昏暗。
他们曾经是坚强有力的，就像那些既不知道怀疑又不知道希望的人们一样坚强有力。他们曾经急躁而又忍耐，狂暴而又挚爱，横蛮而又忠诚。怀着善意的人们曾经试图把这些人描绘成为了他们每一口食物而哀号啜泣，为了担忧他们的生命而奔波劳碌。实际上，他们只知道辛劳、贫困、暴力和放荡——但不知道畏惧，并且不想在心中结下怨仇。他们不易驾驭却易受鼓舞；他们默不作声——但他们有足够的丈夫气概，在他们的心中藐视那些为他们的艰苦命运而恸哭的多愁善感的声音。这是一种独特的、属于他们自己的命运；在他们看来，能够去忍受这种命运，是精选出来的优秀分子的特权！他们这一代默默无声地、责无旁贷地生活着，从来不知道爱情的甜蜜和家庭的庇护——而临终之时也不受狭隘墓穴的威胁。他们是神秘大海的永恒的儿女。
这就是他的早期作品《吉姆爷》、《台风》、《水仙号上的黑水手》和《青春》中的人物；而这些书，不论风尚如何变迁，它们在我们的经典作品中的地位是不可动摇的。但是，它们赖以达到这种高度的品质，是像马立特或者库柏所讲述的那种简单的冒险故事所无法具备的。因为，这很清楚：要浪漫主义地、全心全意地、带着恋人的热情来赞赏和颂扬这样的人物和这样的事迹，你就必须具有双重的眼光；你必须同时内外兼顾。要颂扬他们的沉默，你得有一条嗓子。要赞赏他们的韧性，你必须对疲劳有灵敏的感觉。你必须能够和惠莱与辛格顿在相同的条件之下生活，并且在他们怀疑的目光面前把你之所以能够理解他们的那些品质隐藏起来。只有康拉德才能过这种双重的生活，因为康拉德是由两个人构成的：和那位远洋船长同时并存的是那位他称之为马罗的精细、优雅而又挑剔的分析者。他把马罗说成是“一位考虑极其周详而又最富于理解力的男子汉”。
因为，正是依靠他身上某种激烈的气质，领袖和船长的气质，康拉德抓住了青少年的心。直到他写出《诺斯特罗莫》为止，年轻的读者们敏捷地觉察到他的人物基本上是朴实而英勇的，不论他们的思想多么微妙，他们的创造者的手法多么迂回曲折。他们是习惯于孤独寂寞的海员，他们与大自然发生冲突，但与人和睦相处。大自然是他们的敌手；正是她激发了荣誉、豪爽、忠诚等男子汉特有的品质；也正是她，在隐蔽的海湾中把深奥莫测、严肃稳重的美丽姑娘培育为成年妇女。首先，正是大自然造就了惠莱船长和老辛格顿那样乖戾执拗、饱经风霜的人物，他们是朦胧暧昧的，但在他们的朦胧暧昧之中闪烁着灿烂光芒，对康拉德说来，他们是我们种族的尖子，他永不疲倦地为他们唱着赞歌：
那末，多年以来处于支配地位的伙伴正是马罗。《诺斯特罗莫》、《机缘》、《金箭》是马—康联盟在那个时期的代表作，有人继续认为，这是个最丰满充实的时期。他们会说：人类的心灵比森林更为错综复杂；它有它的狂风暴雨；它有它的夜游生物；而作为一个小说家，如果你希望在人的各种关系中来考察人，那恰当的对手就是人而不是大自然；他的严峻考验是在社会里面而不是在孤寂之中。对于他们说来，在那些书中总有一种特殊的魅力，那些明亮的目光不仅落在汪洋大海上，也落在茫然困惑的心灵上。但是，必须承认，如果马罗如此劝告康拉德去改变他的观察角度，那是一个勇敢的忠告。因为，一位小说家的眼光是既复杂又特殊的：它之所以是复杂的，是因为在他的人物之后和人物之外，他必须树立一些稳定的东西，好让他把人物与它们联系起来；它之所以是特殊的，是因为既然他是具有某种感觉的孤零零的个人，他所能够确信无疑的生活面是有严格局限的。如此微妙的一种平衡很容易受到破坏。在中期之后，康拉德再也不能使他的人物形象与他们的背景之间保持完美的关系。他再也不会像他信任他早期作品中的海员那样来信任他后期作品中更加深谙世故的人物。当他不得不指出他们和那个小说家的世界——那个价值和判断的世界——之间的关系之时，对于那价值究竟是什么，他远远不如以前来得肯定。于是，“他小心翼翼地把着舵”这句话在一场暴风雨的尾声一再地出现，其中带有一种完整的道德说教。然而，在这个更加拥挤复杂的世界里，这种简单明了的话语变得越来越不合时宜了。有多种兴趣和关系的复杂的男女，决不会忍受一个如此简单的判断；要是他们接受了它，他们身上许多重要的因素就被这个论断遗漏了。然而，对于绚丽多彩而有浪漫主义魅力的康拉德的天才来说，找到一些它的创作可以试图遵循的规律，是十分必要的。基本上——这仍旧是他的信念——这个文明的、自我意识的人们的世界，是建立在“几种非常简单的思想概念”的基础之上的；但是，在这个思想和个人关系的世界中，我们到哪儿去寻找它们呢？在客厅里可没有桅杆；台风也不会来考验政客和商人的存在价值。到处探索而找不到这样的支柱，康拉德后期作品中的世界周围有一种不由自主的模糊朦胧，一种不确定性，几乎是一种令人迷惑和疲劳的幻灭感。在黑暗之中，我们仅仅抓住了往昔的高贵和响亮的调子：忠贞、热情、荣誉、献身——总是那么美丽，但是现在有点厌倦地老调重弹，似乎时代已经改变了。也许这是马罗的过错。他的思考习惯是有点儿固定僵化。他在甲板上坐得太久了；他的自言自语可谓精妙绝伦，但他拙于交谈对答；而那些“刹那间的幻象”忽隐忽现，不能作为一种稳定的灯光来照明人生的涟漪和它漫长而逐渐发展的岁月。首先，或许他没有考虑，如果康拉德要创作的话，他应该有怎样的信念，这是首要的基本问题。
马罗是那些天生的观察者之一，他们在退休生活中感到最为幸福。马罗最喜欢坐在甲板上，在泰晤士河昏暗的港湾里，一边抽烟一边回忆；在他的烟圈儿后面吐出了一圈圈美丽动听的话语，直到夏天的夜晚充满了烟味而变得有点雾气腾腾。同时，马罗对于曾经和他一块儿航过海的人抱有深深的敬意，但他也看到他们的幽默之处。他能灵敏地嗅出并且出色地描绘那些成功地掠夺了呆笨的老水手的生气勃勃的人物。他对于人类的缺陷独具慧眼；他的幽默带有讽刺意味。马罗也不是完全在他自己的雪茄的烟圈儿后面生活。他有一种习惯，他会突然睁开他的眼睛并且注视——一堆垃圾、一个港口、商店的一个角落——然后在燃烧的烟圈的火光中完整地描述那个在神秘的背景面前闪亮的事物。内省的和分析的性格两者兼备，马罗意识到这特殊的事物。他说，那种能力会突然降临到他身上，例如，他会在无意之中听到一位法国高级海员喃喃自语：“我的天哪！时间过得真快！”他评论道：
没有什么东西〔他评论道〕比这句话更平凡的了；但对我来说，它是和某种视觉印象相互合拍的。我们如何带着半闭的眼睛、失聪的耳朵、蛰伏的思想走过人生的道路，这是令人惊异的。……尽管如此，我们中间几乎没有人不曾经历过这种稀有的觉醒时刻：我们看见了，听到了，理解了，许多事情——一切事情——在我们重新陷入惬意的昏昏欲睡状态之前一闪而过。当他说话的时候，我举目而望，我看见了他，就好像以前我从未见到过他。
突然间，我们的客人离开了我们，叫我们还来不及在思想上有所准备或考虑好告别的言辞；而他的不拘礼节、不辞而别和他多年前神秘地到这个国家来定居是合拍一致的。因为在他的周围始终萦绕着某种神秘的气氛。这种神秘的气氛一部分来自他的波兰血统，一部分来自他令人难忘的容貌，一部分来自他奇怪的选择：他宁愿住在穷乡僻壤，听不到流言蜚语，受不到人们的邀请，因此，要得到关于他的消息，只有依靠那些习惯于拉拉门铃就登门拜访的淳朴乡民所提供的证据，按照他们的报告，那位陌生的主人礼仪周全、目光炯炯，说起英语来带有强烈的外国口音。
因此，通过一番粗略的区别，我们就会得出结论说：是马罗在作出评论而康拉德在进行创作。这会导致我们意识到我们说明那个变化的根据很不充分；康拉德告诉我们，在他写《台风》那部书的最后一个故事时发生了那个变化——这两位老朋友之间关系的某种交替变换引起了“带有灵感性质的一种微妙的变化”。“……不知道为什么，似乎在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什么可写的了。”让我们假定说，是康拉德，正是作家康拉德带着忧伤的满足回顾他讲过的故事而说出了上面这番话；他很可能感觉到他再也写不出比《水仙号上的黑水手》中更好的暴风雨场面，或者再也不可能比他在《青春》和《吉姆爷》中更忠实地赞扬英国海员的优秀品质。正是在那时候，评论员马罗提醒他说，在自然的进程中，人必定会衰老，会坐在甲板上抽烟并且放弃航海。然而，他又提醒他说，那些艰苦的岁月已经储存在他们的记忆之中，他甚至会暗示说，虽然关于惠莱船长以及他和大自然之间的关系已经无话可说，在岸上还有许多男男女女芸芸众生，他们之间的关系虽然是一种更加私人的关系，也许值得深入考察一番。如果我们进一步假定，在船上有一部亨利·詹姆斯的小说而马罗把这本书给他的朋友带到床上去看，我们可以从下面的事实中为我们的假设找到支持——正是在一九〇五年，康拉德写了一篇很好的文章来评论那位大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