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想停留在奥古斯汀的地位上总是很困难的。稍微有点儿动荡，它就要转化成一种隐蔽的摩尼教了。奥古斯汀主义在情绪方面的征结就表现在密尔顿（Milton）《失乐园》（Paradise Lost）里的两端论法中：如果妖魔只是上帝的创造物，又如果妖魔只在上帝主宰的世界中活动着，其作用只是为了指出生活方面的某些阴暗角落，那么，妖魔和上帝力量之间的一场恶战差不多就变成一场职业性摔跤竞赛那样地有趣了。如果密尔顿的诗篇要比这些摔跤表演中的任何一场都更有价值的话，那就一定会给妖魔以打赢的机会，至少在妖魔自己所作的估计中就得如此，那怕这只是一种虚假的机会。在《失乐园》中，妖魔自己讲出的话说明他是认识到了上帝是万能的，跟他作斗争是没有希望取胜的，然而，妖魔的行动则说明了，至少在情绪方面，他是把这场斗争看成他的主人和他自己双方种种权利的一项无望的、但并非完全无用的声明。但即使是奥古斯汀式的妖魔，也得自己十分当心，不然的话，它就会被改造成摩尼教式的了。
因此，科学家的纯朴虽然是顺应职业而形成的特点，但不是职业上的缺点。一个人要是采取警局侦探人员的观点去研究科学，那他就得浪费许多时间去破获种种无中生有的阴谋，去侦讯那些心甘情愿地对直截了当的问题作出回答的嫌疑分子，总而言之，去玩警察与强盗这种流行的游戏，就象现在在官办科学和军事科学的领域里所出现的情况那样。目前科学行政首脑的侦探狂热乃是科学工作所以障碍如此之多的主要原因之一，这我是深信不疑的。
自然界的这些不驯性无论会使生命科学的研究者何等烦恼，幸而都不属于物理学家所考虑的困难之列。自然界是光明正大的，如果物理学家在攀登一座山峰之后，又在自己面前看到另外一座山峰出现在地平线上，那它不是为了破坏他所做出的成绩而故意树立在那里的。
除了教会自身，任何人都不能评价教会，这是真的；但同样真实的是，教会以外的人士对于这一教会组织及共主张可以有甚至应当有他自己的态度。同样真实的是，作为一种精神力量，共产主义基本上就是共产党人所讲的东西，但他们的种种陈述对我们自有一种限制，即仅能看作如何定义一个理想的方法，而非我们能在一个特定的组织或运动中据之行动的描述。
他们认为，通讯是一种博奕，是讲者和听者联合起来为反对混乱力量而进行的博奕，这个混乱力量就是通讯中常见的种种困难和假想中的企图堵塞通讯的人们。确切他说，这种情况就是冯，诺意曼的博奕论，这个理论讲的是一批人在设法传送消息，而另一批人则采取某种策略来堵塞消息的传送。在严格意义的冯.诺意曼的博奕论中，这就意味着讲者和听者在策略上共同合作，并从下述假定出发：堵塞通讯的人采取最优策略来扰乱他们，又假定讲者和听者也一直都在使用最优的策略来防止堵塞，如此等等。
我已经指出，科学家与之斗争的妖魔，是混乱，而非有目的的阴谋。自然界之具有熵趋势，这见解是奥古斯汀的见解，不是摩尼教的见解。自然界未曾采取进攻的策略，有意识地去打败科学家，这情况意味着自然界的恶行乃是科学家本身的弱点所致，而非自然界具有一种特殊的、能够和宇宙中有秩序的原则相抗衡或胜过它们的作恶力量。宇宙中有秩序的原则虽然是局部的和暂时的，但也许和宗教界人士所指的上帝并无多大的不同。依据奥古斯汀主义，世界上黑的东西都是消极的黑，只不过是因为它缺少了白；然而按照摩尼教，白的和黑的则是两支相互对抗的军队，面对面地排在一条线上。在所有的十字军远征中，在所有的穆斯林的护教战争中和在共产主义为反对资本主义罪恶的一切战争中，都含有一种微妙的、充满感情的摩尼教的色彩。
因此，目前在实际的做法上，无论是共产主义阵营，还是教会阵营中的许多分子，都是采取坚定不移的摩尼教徒的立场。我曾经隐约他讲过，摩尼教对科学来说，是一个很坏的环境。这一点也不奇怪，因为它对信仰来说，也是一个很坏的环境。当我们不了解我们所观察到的某一特殊现象是上帝的作品还是撒旦的作品时，我们信仰的根基就被动摇了。只有在这样的条件下，人们才可能在上帝和撒旦之间作出重大而任性的选择，这种选择是可以导致魔力或者（换个说法）导致巫术的。进一步说，只在巫术成为真正可能的气氛中，女巫迫害才会作为一项重要的活动而盛行起来。因此，俄国有它的贝利亚之流，我们有我们的麦卡锡之流，这不是一桩偶然的事情。
看来，马克思自己的见解是奥古斯汀式的；而恶，依他的见解，与其说是一种和善作斗争的值得注意的自发力量，不如说是完满的欠缺。但虽然如此，共产主义已经在斗争中壮大起来了，其一般趋势似乎就是要把黑格尔的最后综合（奥古斯汀主义者对恶的态度是与这一综合相符的）推到未来，而这个未来，如果不是无限远，那至少也是和目前所发生的情况非常疏远的。
这句名言决非陈词滥调，而是非常深刻的陈述，涉及科学家所面对的种种问题。要发现自然界的秘密，那就需要采取有力而精巧的手段，但是，就无生命的自然界而言，我们至少可以期望一桩事情，即当我们能够前跨一步时，我们不会因为自然界存心和我们捣乱，有意进行破坏，从而改变了它的策略，使得我们受到它的阻挡。的确，当我们涉及有生命的自然界时，这个陈述不免受到一些限制，因为歇斯底里常常是因为有位听众在场而表现出来的，其用意（经常是无意识的）在于迷惑这位听众。另一方面，正当我们似乎征服了一种传染病的时候，病菌可以突变，显示某些特性，其发展方向使人看来至少是有意识地想把我们带回原来由之出发的地方的。
用比较通俗的话来讲，无论是通话的人抑是堵塞通话的力量都可以随意使用欺骗手段来互相捣乱的，而且，一般他说，采用这种手段就是不让对方有可能根据关于我方手段的可靠知识来行动。所以，双方都在欺骗，堵塞通讯的力量要使自己适应于通讯力量所发展起来的新的通讯技术，而通讯力量则要机巧地胜过堵塞通讯的力量所制订的任何策略。在这种通讯中，我前面引用的爱因斯坦在科学方法上的名言是具有极大意义的，这句名言是：“上帝精明，但无恶意”（Der Herr Gott ist raffiniert，aber boshaftist Er nicht）。
我已经讲过，科学不可能没有信仰。我讲这话并不意味着科学所依赖的信仰在本质上就是一种宗教信仰，或者说它也要接受一般宗教信仰中的任何教条，然而，如果没有自然界遵守规律这样一种信仰，那就不能有任何科学。自然界之遵守规律，这是不能证明的。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世界在下一刹那可能变得象《阿丽丝漫游奇境记》中的槌球戏那样，在这个游戏里，用活的刺猬当球，球门乃是走向球场的其他地方去的兵士，而游戏的规则则是根据女王时时刻刻随心所欲的命令来制定的。在极权主义的国家中，科学家所必须适应的正是象这样的一个世界，不管这些国家是右的还是左的。马克思主义的女王的确是很任性的，法西斯主义的女王则是她的好对手。
我所讲的关于科学需要信仰的这些话，对于纯粹因果支配的世界和几率统治的世界同样都是正确的。任何程度纯客观的和彼此分立的观察都不足以证明几率是一个有效的观念。换句话说，逻辑上的归纳法是不能归纳地建立起来的。归纳逻辑（培根的逻辑）与其说是一种能够证明的东西，不如说是一种能够据以行动的东西；我们根据这种逻辑所作出的行动就是信仰的最高表现。正因为如此，所以我必须说，爱因斯坦关于上帝坦白为怀的格言自身就是一个关于信仰的陈述。科学是一种生活方式，它只在人们具有信仰自由的时候才能繁荣起来。基于外界的命令而被迫去遵从的信仰并不是什么信仰，基于这种假信仰而建立起来的社会必然会由于瘫痪而导致灭亡，因为在这样的社会里，科学没有健康生长的基础。
从这点出发，几乎用三段论式就可以推得一个结论：除了侦探职业外，还有其他职业不能也不会使人适于从事最有效的科学工作，因为这类职业既能使他怀疑自然界的诚实性，叉能使他对自然界及其有关问题采取不诚实的态度。军人被训练得把生活看作人与人之间的斗争，然而他未必会象军事宗教组织——十字军或镰刀铁锤军——中的分子那样地死抱着这个看法不放。在这里，基本宣传观点的存在远比宣传的具体性质重要得多。无论一个人对之庄严宣誓的军事组织是那杜斯?罗约那式的军事组织还是列宁式的军事组织，都不是要点，要点在于他认为他的信仰的正义性要比他应该维护自己的自由甚至自己职业上的纯朴性更为重要。不管他效忠于什么，只要这种效忠是绝对的，那他就不适于在科学的高空飞翔。在今天，几乎每一种的统治力量——不论是左的或是右的——二都要求科学家具有思想上的一致性，而不是要求他坦白为怀，这就不难理解科学已经受到怎样的损害，而将来等着它的叉是什么样的贬抑和什么样的挫折了。
表面看来，也许有人认为，即使没有自然界有意识地或有目的地干扰我们，科学工作者也应审慎从事，他应该如此这般地行动，使得自然界纵然是有意识地和有目的地欺骗我们，也不至于妨碍他以最有利的方式取得并传送信息。这种观点是不公正的。通讯（一般而言）和科学研究（特殊而言）都是很费力气的工作，即使是卓有成效的努力也是如此，其中还得包括同不相干的妖魔鬼怪作斗争而浪费掉的力量在内，而这种力量本来是应该节约下来的。我们不能过着一种象是跟群鬼在一起进行拳击练习那样的通讯生活和科学生活。经验已使每个有成就的物理学家深深相信：自然界不仅难于被解释，而且它是积极地抗拒人家对它作出解释的，就他已经做过的工作而言，有关自然的任一观念都还是没有得到确切证明的，所以，要想作为一个成就卓著的科学家，那他就必须纯朴，甚至是有意识地纯朴，假定自己是跟诚实的上帝打交道，所以他就得象个诚实的人那样地对世界提出自己的问题的。
任何一种按照军队方式建立起来的宗教组织都是受到了与堕落成为摩尼教异端相同的诱惑。它把与之进行斗争的那些力量都比作一支注定要失败的孤军，但这支孤军是能够（至少是可以设想作能够）取胜并使自己成为统治力量的。由于这个缘故，这类秩序或组织和我们鼓励科学家采取奥古斯汀式的态度就完全不相容了；何况，按照其自身的道德尺度而言，这类组织对于精神领域中的诚实性并无太高的估价。为了反对一个阴险的玩弄诡计的敌人，使用军事计谋是允许的。因此，宗教的军事组织几乎不得不十分重视服从、信仰自自以及所有那些对科学家有所损害的限制条件。
我在第四章提到过一桩非常有趣的工作，那就是巴黎大学的R.曼德尔勃洛特博士和哈佛大学的贾可布逊（Jacobson）教授最近关于语言现象所做出的研究，特别是关于字的长度的最恰当分布的讨论。在本章，我不想细谈这项工作，只从这两位作者所提出的若干哲学假设出发，引申出一些结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