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笃45岁时受聘纂修《(光绪)山西通志》，此后，几部志书齐头并进。后来《山西通志》主纂者王轩去世，他又毅然担当起主纂的重任，更是不顾劳累和疾病，惟恐志书不能完成。冬天，寒风霜雪伴着冷砚孤灯，手指冻肿冻裂了，血流到指甲上，仍然不肯停笔。亲人在故乡病危，也顾不得回家探望。他说：“一身寿命的长短，就听天由命吧。如果三晋(山西)的文献记载到我手里断绝了，罪过不是更大了吗？”他60岁的时候，《(光绪)山西通志》终于脱稿。同一年，他本人也因积劳成疾而与世长辞。
嘉庆年间天津人蒋玉虹，为修天津志辛勤采访几十年。他不但尽力搜求前人的著述，而且遍行荒郊古庙中，遇到断碑残碣，都要剔去尘土，细细辨认它的字迹。一生积累的资料，分门别类有几十本。后来的《(同治)续修天津县志》，就是以他的资料为基础增补而成。他的心愿，总算由后人实现了。
燕居谦是山西交城县县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主任。交城已经有100年没有修志了。正当他和大家一起筚路蓝缕，艰辛创业的时候，发现患了胃癌。手术后，医嘱休养一年，他却一年没有停笔。1990年，他的胃癌已发展为晚期食道癌。这正是志稿进入总纂的关键时刻，作为总纂的主笔，燕居谦面临着严峻的抉择：立即住院手术，可能还有一线获救的希望，但至少要有一两年辗转于床榻；或是立即回去工作，争取在有生之年将志稿完成。他义无返顾地选择了后者。他说：“让我把生命留给我的这几个月的时间完完全全献给事业吧。”“大家不要为我悲伤，人迟早有一死，一个人能在他的有生之年献身工作就是最大的快乐。”他想的是，在他的笔记中和记忆里，还保存着许多来之不易的资料，有的是在被采访人生命的最后时日里抢救下来的。这些都是活生生的历史，怎能让它们随着自己短暂的生命一起泯灭呢？他说，一定要完成志稿的总纂，“也算我——一个交城人民的儿子献给故乡的最后一件礼物，那时，我就死也瞑目了。”
当我们为祖国地方志事业的累累硕果而自豪的时候，不能不想到古往今来那无数为栽培这些硕果付出了心血的人们。他们之中，包含了像章学诚这样杰出的方志学家，而更多的是遍布于中国大地的默默耕耘的修志人。
满屋图书横古墨，
有些编纂志书者自己身处逆境，或者面对着种种难以想象的艰难困苦，但他们视方志事业重于一切，坚持修志不倦。
这里所说的，只是从古至今千千万万方志编纂者中的几个代表，他们的才、学、识、志，是我国历代修志者优良品格的一个缩影。正是这一颗颗知名的不知名的星星，汇成了中国地方志这一片璀璨的星空；正是这一棵棵知名的不知名的小草，铺就了地方志事业的满目青翠。他们留下的不仅是修志的累累硕果，还有另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这就是他们对乡土的挚爱，对历史对后代负责的高度责任感，对地方志事业的专注和执着，以及那种不慕荣利，不避艰辛，严谨而刻苦的治学精神。今天，这些优良的传统正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扬光大，这是我们可以告慰于前人的。
浩如烟海的志书，伴随着这样的故事不知道有多少。放眼四望，我们可以看到，还有更多的后继者正踏着前人的足迹走来，其中就有山西省交城县的燕居谦。
编好一部志书是不容易的，做一个优秀的方志编纂者同样不容易。地方志的性质和特点，对修志人员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明代人范嵩说过：“修史要有三长，修志同样缺一不可。”(《重修建宁府志序》)“三长”指才、学、识，这是唐代史学家刘知几对史学人才提出的要求。“才”是收集、鉴别、运用史料的能力；“学”是渊博的知识；“识”是卓越的见识，要能够不屈从于权势，不受利禄的引诱，不为偏见所左右，公正无私地把应该记录的事情记录下来。清初的李绂〔fu浮〕更指出，修志者不但要有修志之才，还要有修志之“志”，没有坚韧不拔的志向，同样会一事无成。当然，在封建时代，才、学、识、志兼备，远不是人人都能做到的。但是，确实有许多人在修志的实践中追求着这样的理想，甚至倾毕生精力而不悔。
黑龙江的最早一部志书《龙沙纪略》，是它的著者方式济在流放生涯中完成的。方式济在清康熙四十八年(公元1709年)考中进士，两年后就发生了清代著名的文字狱之一——戴名世《南山集》案。由于戴名世称赞并引用过方式济的祖父方孝标的著作，早已去世的方孝标被开棺戮尸，方氏全族受到株连。方式济随同他的父亲被流放到卜魁城(今齐齐哈尔)。就是在这样的处境中，方式济留心收集当地历史文献，加上实地调查，写成了《龙沙纪略》。由于它的记载详实，而且中国古籍中对边疆地区的记载比较少，这部书成为后人研究黑龙江的重要典籍。
在今日的修志队伍中，何止一个燕居谦！
编好一部志书，不仅要掌握大量历史文献，还要作大量实地调查。修志人员往往要深入到穷乡僻壤，去考察山川，寻访古迹，了解风俗。在交通不便的古代，更非有不怕劳苦，不畏艰险的精神和顽强的毅力不可。
元代山东志书《齐乘》的作者于钦，是山东人，在山东做官。他看到故乡经过多年战乱，古志已经荡然无存，决心自己动手修志。他常常说：“我生长在齐，怎能不把齐的山川、位置、城邑、物产、灵秀的人物和各处的疆界都记录下来呢？”他踏遍了故乡的田野，到处访问乡老，经过多年努力，终于实现了这个心愿。于钦去世的时候，家境萧条，这部志书是他留给后人的唯一重要的遗产。由于它所依据的不仅是文献资料，而且有许多亲见亲闻，一直很受后世的推崇。
也有一些修志者，辛劳一生，却未能看到自己的心血开花结果，但他们的志向和精神同样值得我们纪念。
河北束鹿(今辛集市)人谢迈度，生于清末，从青年时代就有志于撰写束鹿县志。他朝求暮索20年，作了大量资料准备，并且费许多周折找齐了清代编纂的五种束鹿旧志以备参考。1937年春，他被聘担任束鹿县志总纂，在北平(北京)开馆修志。正当他打算一展抱负的时候，“七七事变”爆发，河北沦陷，束鹿县政府溃散，支持他修志的县长南逃，修志的经费来源也断绝了。这时他自己在北平办着一个小小的文化书社，便靠着这点微薄收入，继续整理旧志和编写新志。尽管家庭生活日益拮据，妻儿责备抱怨，他仍然不改初衷。他对友人说：“我正在专心于著述，哪有工夫屑屑计较柴米油盐。文人死于贫困的比比皆是，我久处于困苦孤独之中得以不死，全是因为牵挂着修志啊。”他终于将束鹿旧志全部校勘完毕出版，又完成了百万字的《束鹿县志稿》，但由于生活贫窘，心力交瘁，再也没有力量支持刊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谢迈度在北京仍然念念不忘家乡修志的事，临终时嘱咐女儿将他的全部手稿和资料送回家乡，交给政府。他以自己的一生积累，身后还在继续为束鹿的修志事业作贡献。
燕居谦不顾亲友的恳求和众人的劝说，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愿望。为了排除一切干扰，最大限度地争取时间，他独自住进天宁古刹文昌阁中。庙前参天的松柏陪伴着他，强烈的事业心支持着他，修志前辈扬笃的事迹激励着他，他以重病之身，连续三个月，以每日万字的进度，完成了100多万字的县志总纂稿。之后又过了三个多月，他安心地停止了呼吸。
《(光绪)山西通志》的实际主纂者杨笃，一生和地方志结了不解之缘，也和紧张而清苦的生活结了不解之缘。他在36岁那年受聘纂修了《(同治)西宁县志》(河北阳原)，由于编得好，一下子出了名，聘请他修志的纷至沓来，竟在24年中主编了13部志书，平均不到两年一部。在编《(光绪)蔚州志》的时候，他一个人住在蔚州的城隍庙里，常常工作到鸡鸣天亮。除夕之夜，他在城隍庙里写了一付对联，这是他修志生活的生动写照：
高照是《(光绪)直隶和州志》(河北邢台附近)的主纂人。他没有参加过科举，靠经商为生，但很有文才，平时就热心搜集和州文献，写了上百篇当地人的传记，又为和州旧志写了几万字的考证和补订，为重修和州志做了许多准备。他说：“和州是我的家乡，是我生活憩息的地方。半生中耳闻目睹的事情，如果竟让它们漫漶湮灭了，那是要被先贤们讥笑的。”他向州官建议修志，州里说没有钱，他就捐出家财开设志局。志书修成后，他坚持不肯按州官的意志删改，情愿自己出资刊刻，虽然倾家荡产，到底为后人留下了一部高质量的志书。高照修志的时候，正值义和团运动兴起，列强在叫嚣瓜分中国，清朝皇室仓皇逃出北京，和州也“一夕数惊”，他却始终坚持不懈。几任地方官以官方力量没能办成的事，高照却凭着他的不屈不挠的坚毅之志办到了。
四川的大足石窟，开凿于晚唐至两宋。它分布在大足县境内20多处地点，一共有五万多尊石刻造像。这个举世无双的艺术宝库，曾经湮没于荒草衰烟之中几百年，早期的志书从来没有记载。清朝嘉庆年间，四川屏山知县张澍一度代理大足的政事，同时，代为主修大足县志。张澍是个博览经史的学者，不满足于照抄旧志，更不因自己是临时代理而马虎敷衍。他不顾坡陡路滑，奔波在大足的山山岭岭之中，对各处的石刻作了多次考察，写了十几篇考察文章，并将考察结果记入大足县志的“山川”、“古迹”篇，从而引起了后人的注意。现在，大足石窟已经名扬海内外，被列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有人称张澍是大足的第一个研究者，他是可以当之无愧的。
虚堂鬼神伴孤灯。
南宋的祝穆，立志编一部全国总志。他来往于闽浙江淮湖广之间，每到一处，必定登山涉水，寻踪探源，弄清地理形势，逢人便请教各地的风土人情。同时广泛搜集文献，到处借阅图经，发现有用的资料就昼夜抄录，毫无倦色。这样准备了十几年，几易其稿，才完成了南宋著名的总志《方舆胜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