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据汉代文献记载，古时候有采集民间诗歌的制度。政府设有“采诗之官”，王者通过采得的诗歌，可以考察民间的风俗，了解政治的得失。这个说法看来是可信的。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传说原来有诗3000篇，后来经过孔子删选，选出305篇，编定成为现在这个样子。其中的《国风》，分国编集了15国的民歌。15国覆盖的地域很广阔，包括现在的陕西、山西、山东、河南、湖北的全部或一部。在当时的交通条件下，如果不是有计划地派人采集，要在这么大的范围里收集这样多的民歌，恐怕是不可能的。政府派专人采集，孔子又将它们整理出来给弟子们做教材，显然不是单纯为了文学欣赏，而是将它们看作一种重要的地方文献，也是执政的或准备执政的人必须掌握的政治知识和社会知识。有人认为，《诗经·国风》是按地区收集记载文艺作品的开端，后来的地方志往往记录保存本地的诗文作品，就是受了《诗经·国风》的启迪。
《周礼》在记载掌管四方朝贡的“职方氏”的职责时，也以不足700字的篇幅叙述了九州的位置，各州境内的名山、大泽、河川、特产、人丁、牲畜和谷物的种类、“五服”的分布；虽然比《禹贡》更简单，却也初步有了地理总志的格局。
在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中国人对自己所居住的这片土地已经作了不少观察和研究。随着生产力的发展，随着地区之间交流的增加，逐渐产生了一些试图反映全国地理情况的著作，如《山海经》、《禹贡》和《周礼·职方氏》。它们已经包含了后世地方志中地理门类的一些最基本的内容。
尽管《周礼》所说的“方志”还远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地方志，但是在现存的先秦典籍中，已经可以觅到后世地方志的一些踪迹。
《禹贡》是《尚书》的一篇，只有1100多字，经后人考证认为是战国中期的作品。它先以自然山水作为界线，将全国分为九州，假托是大禹治水以后划分的行政区域。每一州中，简明地叙述境内山川的方位和脉络、土壤的性质、居民的种族、物产和贡品的种类、田赋的等级和运送贡品到中央的交通路线。然后是“导山”、“导水”部分，假托大禹治水时顺着山势疏浚河道，系统地叙述全国的山系水系。最后叙述“五服”(诸侯分封地区)。全文结构严密，基本上抛弃了神话迷信成分。它的记载比《山海经》更科学、更准确。例如《山海经》认为中国四面都是海，《禹贡》已经确认只有东方是大海。所以，作为一部地理著作，《禹贡》更加受到后人的重视。
《山海经》一共18卷，分为《山经》、《海外经》、《海内经》、《大荒经》四个部分。这部书是许多年中由许多人集体创作的结果，大约最初是口头传说，其中的主要部分在春秋末战国初形成文字，直到秦汉时还在增补。四个部分中，《山经》最重要，成书也最早。它以周的都城洛邑为中心，分为东南西北中五个山系，按照方向、距离依次讲述。每处地方详细介绍地理形势，如山的高度、形状和陡峭程度，水的发源和流向，有什么动植物和矿产，还记载了100多个古国和部族。由于它的记述夹杂许多神巫灵怪的传说，神话色彩很浓，过去有人把它归入小说。实际上它的大部分还是比较真实的地理记录，不少山川、物产是可以从现代地理中考求印证的。清代学者毕沅在《新校正山海经序》中，就列举了考实的具体山川100多处。据当代学者的研究，它所记载的金银铜铁锡等各种矿藏，大部分都可以得到证实。
《山海经》、《禹贡》、《周礼·职方氏》还有一个难能可贵的共同点：它们在诸侯割据、邦国林立的局面下，却能够把全国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它们描述的“九州”、“五服”，只是一种理想的区划，并不是当时真正实行的制度，却是当时正在萌发跃动的大一统思想的反映。后世的地方志，特别是全国总志(“一统志”)，往往参考它们的内容、范围和结构，决非偶然。
春秋战国时期，各国都有根据史官的记录编成的史书，如晋国的史书叫“乘”，楚国的史书叫“梼杌”〔taowu逃物〕，鲁国的史书叫“春秋”。《墨子·明鬼篇》还提到过“燕之春秋”、“周之春秋”、“宋之春秋”、“齐之春秋”。现在能见到的只有孔子据鲁国史书修订而成的《春秋》了。《春秋》是一部简略的编年史，从它可以推想各诸侯国史书的大概模样。这些国别史是我国最早的一批地方史，它们是后来地方志中历史门类的远祖。
《山海经》、《禹贡》、《周礼·职方氏》篇幅都很短，但是气魄都很大。笔下千里万里，山重水复，全都有条不紊。绝国异域，描摹得历历如见。试想在那交通极其不便，传递信息的手段极其落后的年月，它们的作者从哪里得到如此广泛的知识？一定是更早就有专人在搜集、整理这一类资料，包括留心采访来自远方的各种传闻。当时的各个政治文化中心不仅拥有丰富的历史记录，一定也拥有丰富的地理记录。这些早期的地理著作，正是我国先民长期集体积累的地理知识的总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