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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的骚动 作者:阿兰·德波顿 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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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失败与伟大——为阿兰·德波顿新书《新闻的骚动》而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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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老伯睡下后,我们俩走到屋外来说话。3月底的塞外还很冷,白杨树在黑暗中像巨人俯视着我们。

回到屋里时,肖老伯没有睡,他坐在炕上看着我们说:“不要再吵了。我要走了。地瓜是你妈妈小时候的名字,又矮又胖,她在喊我去陪她了。我没有什么要求,让我死在湖北老家的床上。”

第二天天还未亮,我们俩架着行动困难的肖老伯上了往延庆县的长途车。肖老伯其实只有50出头,早年丧妻,一个人拉扯老肖和一个还在上初中的妹妹。疾病让他的身体只剩下70多斤。

他第一次和我讲话是在公交车上,这家伙像地下党一样凑过来说:“海子死了你知道吗?”我那时不知道海子是谁,没敢接茬。这家伙继续神秘地说:“从山海关到龙家营的铁轨上,啪,一分为二。”

3月底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这件事成为新闻人老肖的终结。

我们的失败与伟大
——为阿兰·德波顿新书《新闻的骚动》而写

老肖说:“得空我得去一趟山海关,我要搞清楚海子看到些什么、想些什么。我素材收集了不少,不出五年,中国第一思想记者就姓肖了。”

老肖说:“你咋就不能把人往好里想呢?”

那个时候,北京的街道还没有那么多的人和车,没有鸟巢、水立方和华尔道夫酒店,但是因为干冷的天气和玻璃瓶的酸奶,这里的冬天比上海更让我们喜欢。

但是极目之中,只有那条悠远的河流,仿佛是岁月的眼泪汇成,清澈着、混沌着、奔腾着、遗忘着、燃烧着、毁灭着,长流不息。

我们走到光天化日下打开那张纸,竟然只有两个字:地瓜。

再大的牛皮也掩盖不了思想记者老肖比我更没钱。我有时会买两个肉包子吃,但他从来不买,说早晨吃不下,但是有一天我请他吃了一个,我觉得他只花了一点五秒就吃完了。

1989年春节后,我开始在《中国青年报》实习。大学三年级的实习,差不多应该视作每一个新闻系学生职业生涯的开端。

那天已经很晚了,我们在延庆县找了一个农民的房子住下来,一块钱一晚,有热炕。

地址就在延庆县。

一个多小时的路程中我永远哼着同样的一首歌,那是台湾的民谣歌手马兆骏唱的歌,叫《我要的不多》,它翻来覆去就唱,你一定要告诉我,这个世界孤单的,不只我一个。

26年里,很多次从长江尾的上海飞往长江头的重庆,忍不住透过飞机舷窗寻找那片长江边的鱼塘,还有那个在塞北和我争吵的身影,还有他的思想记者的梦。每一个清晨,那个人会不会把海贝贴在他的耳边,倾听这个星球和这个国家惊心动魄的声音,让他忘记延庆县绵延的山路,和我们曾经无望的忧伤。

那个周末老肖来宿舍找我,问我可不可以第二天陪他去一趟延庆县。

另一个孤单的身影每天也从北大出来坐332路公交车。

文/邱兵

一个多月以后,我收到一张50元的汇款单和一封寄自湖北的信件。

26年后的3月底,出版社让我为阿兰·德波顿的新书《新闻的骚动》写序。诚惶诚恐中,读到书中的一段文字。他说,查阅新闻就像把一枚海贝贴在耳边,任由全人类的咆哮将自己淹没。借由那些更为沉重和骇人的事件,我们得以将自己从琐事中抽离,让更大的命题盖过我们只是聚焦于自身的忧虑和疑惑。

当然我并没有钱住旅馆和招待所,我住在北京大学我老乡的宿舍里,哪一个床空我就睡哪一个床,那个冬天我闻到过来自陕西、河北、广东、四川、云南的各种味道,偶尔我需要将两根醒宝香烟插在鼻孔里用嘴呼吸才能入睡。

之后的日子,我又回到了332—地铁—107的轨迹。报社的食堂里,每天就两个菜,一荤一素,还有就是白馒头和大锅汤。我这个重庆崽儿经常会想起麻辣火锅和爆炒腰花。但是这里有很多我崇拜的新闻人:张建伟、麦天枢、卢跃刚……我每天坐在食堂的角落里,听他们咬着馒头说那些我似懂非懂的宏大叙事,日复一日,痴迷其中。

2015年4月

老肖的父亲患了重病,过来北京求医,结果几家医院都不收,理由是治无可治。20多年后回想起来,大概是肠癌转移到了肝部。束手无策的老肖从他老乡那里拿到了一个神医的地址,说神医救过不少无药可救的人。

信中说:“父亲是在床上过世的,很安详。我承包了长江边的鱼塘,能挣一点钱。我要挣钱照顾妹妹,不能再读书了。当然,也做不成新闻人了。羡慕你,可以面对那么大的世界。老邱,不管你拥有多么大的世界,当个正派人。”

肖老伯父子回家的盘缠是我们几个哥们一起凑的。在火车站的时候,老头突然跪在地上说:“下辈子我报答你们。”

我说:“要我说这神医就是个锤子,地瓜要能救命,卫生部长好去吃屎了。”

老肖哆嗦着说:“我早就知道地瓜是好东西,吃了就放屁,通肠胃,防癌。”

于上海

神医在一个民宅里坐堂。我们刚刚坐定,一个助理模样的人朝我们伸出一只张开五指的手,老肖傻乎乎地也伸出一只手准备击掌。那人面无表情地说:“50块。”

他叫老肖,和我一样21岁,但是长着41岁的脸,宜昌人,他学的是经济,在一家中央大报实习。我们每天早晨一起在校门口买酸奶,在白石桥车站分手。

老肖有20多块,我有30多块。凑完钱,神医背对着我们在纸上写了什么,然后折好交给我们说:“去吧。”

每一天去单位上班的路程都是非常漫长的。我需要从中关村坐332路公交车去白石桥,然后坐地铁到东直门,出来后换107路坐到海运仓胡同。

偶尔忍不住感叹,新闻是多么神奇的职业,那么远的热情,让我淡忘了那么近的忧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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