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的上方，天空是古怪的肉红色。
“能花多少时间就花多少时间。”希夫基茨没有在这个话题上展开。到目前为止，他的健身已经变得有些古怪了。起码以部分人的观点来看是古怪的。
一时间，他们都站立在那条后来被希夫基茨称为‘美加边境失落的高速路’的小路上，一言不发。对于一条林中的无名小土路来说，那个名字有些拔高，但也算恰当。不知何处，猫头鹰又叫了一声。
“跟健身车说拜拜，”他说，仍然手托着脑袋，“也许可以到‘健美男孩’去办张会员卡，但该死的健身车我是不玩儿了。”
某晚胡乱调台的时候，他偶尔看到了A&E频道做的一期关于催眠的节目。接受采访的人是位自称“土星乔”的催眠师。他说，每个人每一天都在自我催眠。早上我们借此进人工作状态；阅读小说或观看电影时依靠它产生“代入感”；夜晚，我们用它来帮助睡眠。土星乔最爱最后这个例子，并用了很大篇幅讲了“成功睡眠者”每晚的例行惯例：检查门锁窗插，要么倒一杯水，要么念几句祈祷词或是冥想一会儿。他将这些类比为催眠师在催眠对象面前的手法和念词——比如从十倒数到零，或是一再向对象灌输他或她“越来越困”的印象。这个节目对于希夫基茨来说不啻于雪中送炭，让他判断出自己在健身车上的两小时定是处于轻中度催眠状态。
画面上是十月午后卡洛斯家的车库。名叫佩佩的狗竖着耳朵，似乎是被枪声吸引。卡洛斯不在画面中，但希夫基茨知道尸体的准确方位，就在左边，边缘夹着虎钳的工作台边。要是他的妻子在家，一定也听到了枪声；如果她不在家——或许是外出购物，更有可能是去工作了——那么等她回家发现尸体就是一两个小时之后的事了。
然而，还有一部分的他知道那样的对质纯属疯狂。没错，他确实状态很好，可是一对三也太没胜算了，何况你怎么知道卡洛斯太太没有把她丈夫的猎枪借给他们呢？她还会对他们说，好极了，干掉那个混蛋，记得告诉他第一颗子弹是我和姑娘们给他的。
他中午仍然在隔壁街区的杜根餐厅用餐，但经常吃的东西由过去油腻的双层汉堡变成了沙拉。下午，他会为自己作画：刚开始是为地下室墙面上那幅投影图增添更多细节。伯科威茨和他的工友们的那幅画已经用一条旧床单蒙好放到一边了，对于那幅画，他没什么可补充的。现在，他想让地下室里的那幅没有工人、只有通往赫基默的那条路的画更好地满足他的需要。
希夫基茨无法相信自己竟然会在地下室的健身车上睡着，同时还保持着每小时十五英里的速度。但他不喜欢另一个解释，就是他在通往赫基默的路上发疯了。或者更正常的说法，他在自己位于索霍区的公寓里疯了，出现了幻觉。
事实上，他真的拧了一圈，螺丝很轻松地就转动了，看来“健美男孩”的送货员组装时也是敷衍了事的。可是，拧螺丝时，口袋里的燕麦提子饼干也随之晃动起来，让他想起骑车时它们是何等的美味。右手放开车把，掏出饼干来咬两口，再喝上几口冰茶，真是完美的组合。疾驰中享用小小野餐，何等快活惬意，那伙狗娘养的却要将这种乐趣从他身边夺走。
或许职业运动员会比他状态更好，但到了三十八岁，那些人也已经接近运动生涯的终点了，不管他们对自己精心维持的身体多么自负，也会因为这一事实而沮丧。
第二天，骑着蓝翎穿过树林时（他现在离赫基默不到六十英里，离加拿大边境也不过八十英里），他在一个拐弯处看到一头高大的公鹿站在路中央，黑丝绒般的眼睛吃惊地望着他。公鹿摇摇白色的短尾巴，拉了一坨屎，扭头又跑进树林里了。希夫基茨看到它的尾巴再次一晃，公鹿便不见了踪影。他继续往前骑，不想让鹿屎标记他的踪迹，便小心避开。
他想：他们会开车轧过我，我会死在树林里。
“别绕圈子了。你们想要什么——”
“有什么大不了的，”他对女服务员说，“人只能活一次，是不是？”
只不过，这不是熟悉此类故事的读者期待的结局，对不对？甚至也不是他自己预料的结局。
现在，他置身车库中，鼻子嗅到了机油和干草的味道。除草机仿佛某个乡下神明般站在角落，虎钳夹在工作台上，又旧又黑，上面沾着碎木屑，旁边是橱柜。女孩们的旱冰鞋堆在地上，鞋带像香草冰淇淋般雪白。工具整齐地挂在墙面的钩子上，大多数是园艺工具，看来喜欢在他的院子里干活的大块头是（卡洛斯。我叫卡洛斯。）
希夫基茨意识到，自己很可能可以做到这个男人的要求，甚至有可能不费任何力气。有些人，只要开口吃了一个KK甜甜圈，就会收不住嘴，直到吃完盒里的最后一个。如果他是那样的人，问题就麻烦了。可他不是。
更糟的是，他失眠了。
“保重。”弗雷迪说。
“好吧，”布雷迪说，“有了好身材，就要展示出来。这是我的建议。”
尽管过去十二年来，他在收入报税表“职业”一栏填的都是“自由艺术家”，但希夫基茨并不真的认为自己是个有想象力的男人。而且，自打从德保罗大学毕业以后，他从未为自己画过一幅画（连素描都没有）。他给书设计封面，画过一些电影海报、很多杂志插图、偶尔的商品目录封皮。他还做过一次唱片专辑封面——为他的偶像口水骨乐队，但他说不会再做第二个了，因为除非用放大镜，否则你绝对看不清成品上的细节。这就是他做过的最接近有所谓“艺术气质”的工作了。
每次骑行，被跟踪的感觉都会变得更强烈一些，特别是他取下最后一张纽约州地区图，放上第一张加拿大地图之后。他用一支蓝色的笔一一用来画《手持猎枪的男人》的同一支——在过去那张没有路的地区图上画了赫基默路的延伸段，加了很多蜿蜒曲折的线条。他比过去蹬得更快，常常回头看，每次骑完后都会大汗淋漓，气喘吁吁，连爬下车关掉闹钟的力气都没有。
“坚持每天锻炼，半年后你的胆固醇指标会降低三十点，”T恤上写着“健美男孩”的肌肉男对他说，“这一点我可以打包票。”
说得更清楚点，是弗雷迪那辆道奇山羊的车头灯。因为对于伯科威茨和他的工友们来说，困惑和不满已经变成了愤怒，卡洛斯的自杀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他们将卡洛斯的死归罪于他，并跟踪他以寻求报复。捉到他之后，他们会——会怎么样？他们会怎么样？
去往赫基默的路上，总是十月末日落前一小时的样子。尽管他每次都骑两个小时（闹钟和健身车上的里程表都可以证明），太阳却从来不曾改变过方位；当他在小路上骑行，额前的头发被自行车带出的风吹动时，太阳总是在土路上投下同样的狭长阴影，并在同样角度的天空透过枝叶向他眨眼。
要是被问起得意之作是什么，他必定一脸茫然。若是问得紧点儿，他可能会说是为宝洁多丽衣物柔顺剂做的广告画，画上是位跑过草地的年轻金发女郎。但就连那个回答也是谎言，纯粹是为了敷衍。事实上，他不是那种拥有——或需要——得意之作的艺术家。他已经很久没有拿起过画笔，除了按照广告商的详尽指示或临摹照片之外——那个为终于摆脱静电而欢欣鼓舞的金发女郎就是从照片上来的。
弗雷迪冲过来，拳头扬到他眼前，摆出一个变了形的约翰·沙利文式拳击姿势。伯科威茨伸出一只手拽住弗雷迪的胳膊，把他拉了回来。
他并不是个天性爱自省的人，但当他胳膊底下夹着新地图册从巴诺书店出来时，却在思考到底是什么激励了他。偏高的胆固醇指标？对此他表示怀疑。布雷迪医生关于四十岁后减肥更难的严肃警告？可能有点关系，但也不是最重要的。或者说是他自己已经准备好改变了？似乎更有道理。
第二天一早，他没坐电梯，而是一步步走楼梯来到地下室，脚步坚决、双唇紧抿，一副重任在肩的模样。他看也不看箱子上的闹钟，便径直来到健身车旁，单膝跪地，拿起螺丝刀，再一次把刀尖塞人固定左边脚蹬板的四个钉子中的一个……
伯科威茨露出了微笑。与他说必须注明自己画的是什么，别人才能看得出来时那一笑相比，这个笑容虽然短暂，却更真诚，“我会安排的。”
他单膝跪地，把借来的螺丝刀的刀尖塞人一颗螺丝钉的凹槽，正要动手时却又犹豫了。他不知道那个朋友在把所有的可卡因冲下马桶之前是否抽了最后一把，就一把，权当向过去告别。他想一定是的。低程度的迷醉很可能遏制渴望，让拆卸工作更容易进行。如果他骑上最后一次，然后在体内内啡肽充盈的情况下拆车，是不是就不会这么沮丧了？是不是就不大会想象伯科威茨、弗雷迪和韦兰在最近的路边酒吧停下，接连买了几杯滚岩啤酒，向死去的卡洛斯敬酒，并干杯庆祝终于打败了希夫基茨那个混蛋？
他看出健身车由四个主要部件构成，还需要一个扳手才能将它彻底拆卸。不过没关系，用螺丝刀开场也行，可以用它把脚蹬卸下来。完了之后，可以向物业借把扳手。
问题是，他打算让那种事发生吗？难以置信的是，部分的他愿意。部分的他生他们的气，部分的他想要面对伯科威茨和他的工友，质问他们能指望他怎么办？还是破罐子破摔，继续海吃胡塞KK甜甜圈，排水沟堵着、溢水也不管不顾吗？那就是你们想要的？
“棒极了。或许您可以把这个理论介绍给更多人。去巡回讲座，甚至上欧普拉的节目。”
“好吧，”他说，“为什么不试试呢？”突然，一个念头在他脑中一闪而过，“我可以有顶那样的帽子吗？”他指了指伯科威茨戴的那顶。
有时，当他骑行所在的那条路与别的路相接时，会看到树上钉着路牌。一块牌子写着喀斯喀特路。另一块写着距赫基默120英里，上面布满了陈旧的弹孔。这些牌子总是与墙上地区图的信息吻合。他决定了，一到赫基默，就直接扎进加拿大的荒野丛林中，连停下来买个什么纪念品也不要。路就在赫基默结束了，不过没关系，他已经买了一本《加拿大东部地区图》，可以用蓝色的铅笔在图上画上自己要走的路，用很多曲线。曲线意味着更长的路。如果愿意，他可以一直骑到北极圈去。
“我想是的。”希夫基茨点头同意。“肚子上的赘肉也几乎全不见了。一直在健身吗？”
“你知道吗？”他对伯科威茨说，“我可不认为你伤得了我。我不认为你伤得了我。想想你会怎么样吧。你不过是个，是个……包工头！”
希夫基茨看着道奇在狭窄的土路上来了一个漂亮的三点调头，沿着来路开走了。管道般的洞口已经消失了，但希夫基茨丝毫不担心，等时间到了，他自然可以回得去。
梦的急切感已经消失了一些，所以他觉得可能是卡洛斯车库的那幅画影响了他的睡眠。它从房间的角落里瞪向他，反复强化着那些影像，像灌溉器为干渴的植物注入生命一样翻新着那个梦。他无法狠下心来毁掉那幅可称得上得意之作的画，只好把它翻转过来对着墙。
收到富瑞托支票的当天晚上，希夫基茨发现了地下室“壁画”的一个变化。他停下上闹钟的动作，走近几步细看——一只手里拿着低卡可乐，另一只手里是值得信赖的布鲁克斯通闹钟，旧衬衫的口袋里仍旧放着两块提子饼干——画面上似乎有什么东西变了，但他一时看不出来到底哪里不一样了。他闭上眼，默数到五——这是他常用的清空思路的小花招——然后猛地睁开，眼睛瞪得活像演员摆出一个夸张的吃惊表情。这次，他立刻就看出了变化在哪里。像当初的啤酒罐一样，靠近锅炉房房门的亮黄色圆圈也不见了。树木上方天空的颜色也变成了更深更暗的红色。太阳要么已经下山，要么只剩一点。通往赫基默的路上，夜幕即将降临。
他抬起腿跨过车架，把屁股（比出现红色胆固醇指标的那天紧致多了）安放在座椅上，一边想：此类故事都是这样发展的，对不对？结尾时，可怜的笨蛋总是说这是最后一次，我以后再也不做了。
伯科威茨、弗雷迪和韦兰对他的话毫无反应，也不知道到底听到没有。他们交头接耳讨论了几句，希夫基茨能听到说话声，却听不清楚谈话的内容。他们似乎是赶了很远的路过来的。不管他们到底是谁，或是什么，韦兰爬出了凹处，伯科威茨则在健身车旁跪了下来，就像希夫基茨曾经做的那样。伯科威茨拿起螺丝刀，眨眼间就把左踏板卸了下来，当啷一声扔到地上。希夫基茨仍然坐在路上，透过古怪的肉红色洞眼看着伯科威茨把螺丝刀递给弗雷迪·阿尔比马尔，那个曾和理查德·希夫基茨一同在糟糕的高中乐队吹着同样糟糕小号的家伙。玩摇滚时，他们的演奏要好得多。加拿大树林中的某处，一只猫头鹰叫了一下，声音说不出有多孤单。弗雷迪拿起螺丝刀，动手卸另一边的踏板。同时韦兰也回来了，手里拿着扳手。看清他手里的东西后，希夫基茨不由得一阵恐慌。
“我会的。”
希夫基茨转向伯科威茨。
布雷迪医生倚在座椅上，手指交叉放在他骨瘦如柴的胸膛上。
希夫基茨当然明白那句话的出处，他看过《教父》的书和所有三部电影。那些人就不能用一个不属于他自己语汇库中的单词或俚语吗？恐怕不能，他想。
伯科威茨是他们的老板和工头，就是拿着摩托罗拉手机、头戴利皮德帽子的那个人。那些名字都不合适，不过没关系。等他想到的时候，自然就会知道了。那时候，他的脑袋里自然会叮铃一声响。所以，现在没有必要着急。他甚至都不确定这幅画本身有多大意义。作画的过程中，他掉了十五磅肉，或许这才是意义所在。
画上有四个男人——都是身穿牛仔裤、毛葛夹克，脚蹬大皮靴的工人——站在乡间小路的一侧，路刚刚从茂密的树林中露了个头（他以泼洒、快速、饱满的笔触，用深绿的阴影和灰色的条状涂抹来表现树林）。其中两个工人手拿铁铲，另一个双手各拎一只水桶，第四个正把头上的帽子往后推，露出前额，充分表露出一日工作即将结束时的疲乏和终于意识到工作永远没有尽头的无奈；事实上，每一天结束时要做的工作都比一天开始时还要多。第四个人戴着一顶破旧的鸭舌帽，帽舌上方印着“利皮德”，看上去是工头。他正用手机给妻子打电话。马上回家，宝贝儿，不想出去，今天不想，太累了，明天想早点开工。那几个小子怨声载道，不过我把他们搞定了。希夫基茨不明白自己是怎么知道这些的，可他就是知道。就像他知道提水桶的人叫弗雷迪，这些人坐着来上工的卡车就是他的。卡车停在画面外的右方，可以看到车顶的部分阴影。其中一个拿铲子的工人，卡洛斯，背部劳损，正在接受脊椎推拿治疗。
“他们的工作是抓住你扔下去的东西并处理它们。他们把某些东西送到各个生产部门，烧掉剩下的。如果你送下去的东西超过他们的处理能力，你就会发胖。你现在就是这种状况，只不过速度相对较慢。但很快，假如你不做改变，就会看到这个速度越来越快。有两个原因。一是你身体的生产器官所需要的燃料比过去少。二是新陈代谢的那帮伙计——身穿斜纹棉布裤、胳膊上有刺青的工人——已经不年轻了。他们不像过去那样能干，轮到分开要送走的和要烧掉的东西时，速度不如从前。有时候，他们还会犯浑。”
看到他们干活的样子，希夫基茨不由得想：要想干活快，还得行家来。毫无疑问，伯科威茨和他的工友们没有浪费一点时间。不到四分钟，健身车就只剩下躺在水泥地上的两个轮子和拆成三块的车架，简直像所谓“拆解图”一样干净。
只不过……
“你会带台电视下来吗？”其中一个送货员问。
头戴“利皮德”帽子作画最终成为了他的习惯，就像他习惯了在某周以S开头的日子里多吃一道菜，并且在周四晚上去杜根餐厅吃个浇冰淇淋的派一样。不管印度哲学到底是怎么说的，理查德，希夫基茨还是相信人只能活一次。既然如此，也许你就该允许自己什么都尝试一下。
谢天谢地，汽车引擎声和闹铃声间的力量对比突然发生了逆转，布鲁克斯通闹钟又恢复了它一贯的尖叫，催命般督促人快起床快起床快起床。等他睁开双眼时，面前出现的是墙面上的投影图，而不是那条路本身。
再骑一次，就当是告别，他想。
有一点是确定的，他对自己说。那就是要和那辆该死的健身车说拜拜。刚刚的举动已经像疯子一样了。要是继续这样下去，很快他就会把自己的耳朵割下来寄给别人，不是寄给女朋友（他没有女朋友），而是寄给布雷迪医生，那个应该为此悲剧负有责任的人。
足够把他叫醒。
“是的，”希夫基茨也想手指交叉放在前胸，又发现自己不会采取这个姿势。
他颤抖着站了起来。来路上，蓝翎的后方，出现了一个真实的洞。怪异的是，那个洞是肉红色的，让他觉得自己是在看着体内某处血管的裂口。洞口的边缘不住地晃动、鼓胀和收缩着。再往后，是三个男人，包围了地下室的那辆健身车，站姿同希夫基茨平生见过的所有工人一样。那是些有事要办的人，他们正在讨论的是如何办。
后是一条顶部有遮盖的通道，名叫佩佩的狗下巴搁在前爪上躺在那里。他经过时，佩佩没有抬头，只是把眼睛上翻瞪着他，露出新月形布满血丝的吓人眼白。在梦里，希夫基茨就是从那时开始哭的，因为他知道一切都完了。
打定主意后，他跨了上去，开始骑车。包围他的树林中，传来鸟儿回巢歇夜的声音。
希夫基茨坐起身，看着自己的双手。右手的手掌流血了，左边的手腕肿了起来，但他认为并没有骨折。他四下里看看，首先看到的是被道奇卡车尾灯映成红色的蓝翎。刚被父亲从车行买回家时，那辆自行车是很漂亮的，现在却被毁了容，前轮歪了，后轮胎也从钢圈上剥下来一半。他第一次感到恐惧之外的某种情绪。这种情绪叫愤怒。
特露迪死于恶性程度极高的血液癌症，希夫基茨在医院里陪她度过了人生的最后一天。他还记得，她最后的呼吸是多么沉重，吸入空气时，她那悲伤而衰弱的胸膛用力地向上挺起，仿佛知道那是最后一口气，是几十年生命的终结。他记得她吐出那口气，“倏”的一声之后，她的胸膛就静止了。从某个意义上来讲，他这四年来就生活在那样的呼吸停顿中。只是现在，风又吹了起来，扬起了他的帆。
那东西是我自己拆掉的，他想。这就是我的故事版本，只要坚持，我很快就会相信。
一天傍晚，从恍惚中被闹钟惊醒后，他歪着头，若有所思地盯着墙上的投影图打量了半天。换做是别人，可能看不出什么来；在这样的近距离前，强迫透视法失去了作用，林地在未经训练的眼睛面前瓦解为杂糅的色块——曾经的路面现在只是一团淡棕色，地面上浅浅一层落叶变成了深一些的棕色，掺着一抹抹蓝灰色斑纹的绿色是地上的苔藓，最左方明亮的黄白色圆圈是将落的太阳，危险地靠近锅炉房的门。然而，在希夫基茨眼里，这些色彩仍旧完美地表现了画面。画面已经牢牢地在他脑中扎根，一直没有改变。当然，除非是他在骑车；可即使是那时，他也意识到潜在的稳定性。稳定很好。稳定性至关重要，像是某种试金石，让他确信这不过是一场复杂的脑力游戏，只要他愿意，就可以像拔掉电源插头般随时从潜意识里抽离。
“但别太重。”韦兰加了一句。
希夫基茨有个在八十年代成功戒掉严重毒瘾的朋友，他还记得那个人说过，第一步就是要把你想摆脱的东西丢出屋外。
必须停止了，希夫基茨想，然而接着他又想：明天，或许明天吧。
在这种情况下，他会停下来，紧紧闭上双眼，再猛地睁大。世界会恢复原样，不过他担心或许有一天这个小花招也不管用了。那时候怎么办呢？饥肠辘辘地抬头看着像充血眼睛般的月亮，在树林里待一个晚上？
希夫基茨从梦中惊醒，不住抽泣、浑身发抖，腿在床上，头却垂到床下，头发耷拉着，几乎挨到了地板。他手脚并用爬出卧室、穿过大房间，来到天光下的画板旁。爬了一半时他才发现自己能走了。
“波士顿挖隧道的工人们中流传一句话，”伯科威茨说，“‘别赶工，让它自己结束’，我们对你的要求就这么点儿，希夫基茨。让我们还有活儿干，有钱赚。”
“让我们保有尊严，朋友。你认为我们能换份画画的工作，就像你一样吗？”他笑了，“不，朋友，要是我画只猫，就必须在下面写上‘猫’这个大字，别人才能知道我画的是什么。”
希夫基茨张了张嘴，想告诉他那太荒谬了，可伯科威茨眼里的某种东西让他不由得咽下了想说的话。 继续啊， 他的眼睛说，问问题，我告诉你的会比你想知道的还要多。
希夫基茨所住建筑的地下室阴暗凌乱、布局不明，住户们的杂物堆满写着门牌号的小隔间，还有烧锅炉的声音轰轰作响。然而地下室深处有个凹进去的角落还奇迹般地空着，就好像一直在等待他。希夫基茨让送货员把健身车放在那里的水泥地上，对着一面空墙。
女孩们绝对够不到的架子最顶端，放着一把点四一零猎枪，荒置多年，几乎被遗忘，还有一盒黑黢黢的子弹，侧面的温彻斯特字样几乎无法辨识，只不过这对他来说不是问题，他就是知道上面的内容。希夫基茨在这个时候意识到自己钻进了将要自杀的卡洛斯的头脑。他拼命挣扎，试图阻止卡洛斯或从这里逃脱，却两者都无法做到，即使他感觉到床就在旁边，就在从头至脚包裹他的薄纱两侧。
“我有一个孩子需要买矫形鞋，另一个需要接受言语治疗。”韦兰也说。
画面的左边出去，是工人们正在干的活，但从画面上却看不出来，只能看出他们有多累。希夫基茨一贯是个注重细节的人（用灰绿色块描绘树林的画法完全不是他的风格），他把工人们的疲倦通过他们脸上的每一根线条、甚至衣领上的汗渍画了出来。
韦兰停了停，抬头看看黑色的天空。不远处，弗雷迪的道奇在轰轰作响。
一周过后的那个下午，他乘电梯下了楼，来到地下室，再次登上健身车。刚刚定神于墙上的投影图，那辆健身车就变成了三速变挡的蓝翎，载着他继续向北方前进。他试图说服自己，并没有人真的跟踪他，只是噩梦和随后待在画板前的几小时产生了幻觉。一时间，虽然心里明白，他却似乎被幻觉论说服了。他有理由这么相信。首要的两条就是他夜里能睡着，白天能干活了。
“你疯了。”他自言自语地说，然后再次把螺丝刀尖塞入凹槽。“动手，解决它。”
“嗯，”她回答，“印度人可不这么认为，但随你的便。”
布雷迪医生仍然手指交叉放在他狭窄的胸膛上——希夫基茨断定，那是个肺结核病患者的胸膛，显然没有任何胸肌——点了点他同样狭窄的头颅。希夫基茨觉得那几乎和黄鼠狼的头一模一样，尖嘴猴腮，眼神犀利。“是的，没错。他们会说，‘他难道就不会慢点吗？’，还有‘他以为我们是谁？神奇漫画里的超级英雄吗？’，要么，‘上帝，他从来就不休息吗？’其中一个——装病的家伙，每个组里都会有那么一个人——很可能会说，‘他妈的，他才不会关心我们的死活呢，人家是老板，不是吗？’”
“不论是室内还是室外，对我们来说都是一样的。”伯科威茨说。然后，他打开侧门，坐到驾驶座上。
一点一点地，他意识到脑海里酝酿出了一幅画，一幅要求在这个世界占有一席之地的画。当回到位于索霍区既当住宅又当工作室的公寓时，他大踏步地走过天窗下杂物散落一地的凌乱小窝，甚至都没有弯腰把邮件捡起来。事实上，他随手就把脱下的夹克衫扔在了上面。
被他推迟了一年的体检——如果他的妻子还活着，便会揭他的短，指出事实上他拖了三年才去——过后一周，理查德·希夫基茨被布雷迪医生请到医院，告知和讨论检查结果。既然没从医生嘴里听出明显的坏消息的征兆，病人也就欣然前往了。
也可能不是。
“我不知道，”希夫基茨说，“嗨，这里很漂亮，不是吗？”
希夫基茨本以为，此时伯科威茨会伸出手来让他握，可他猜错了。伯科威茨只是从帽檐下最后一次投来思量的眼光，便转身朝道奇车走去了。另两名工人跟在他身后。
“不管怎样，从数字上能看出你的饮食口味。体检那天，你的体重是两百二十三磅……同样与你的胆固醇指标非常接近，这可不是巧合。”
可是，梦境慢慢消失了，那些影像——底座裂缝的米色电话、微波炉、香蕉碗、狗的眼睛——却仍旧清晰，甚至更加清晰。
可是，就像灵感曾经击中我们中的精英——毕加索们、梵高们、达利们——一样，它终究会击中剩下的人，哪怕一生中只有那么一两次。希夫基茨搭乘穿越市区的公共汽车回家——自从大学以来，他就没有开过车——坐在座位上，他发现自己一路上不由自主地盯着过往的工人看：工地上头戴安全帽、脚步沉重的建筑工，有的提着桶，有的肩膀上扛着建筑板材；检修孔中一半身体在内、一半身体在外的联合爱迪生公司的电工，周围围着黄色的防护带，上面写着“施工中”；还有三个在百货大楼橱窗前搭建脚手架的工人，旁边站着第四个在打手机。
当晚，他第一次清楚地听到了汽车引擎的轰隆声，而且就在闹铃响起之前，看到前方的路上突然出现了蓝翎被拉长了的影子——只有车头前灯才有可能投下那样的影子。
他坐在路上，后又仰面躺在，受伤的左手抱在胸前。天上没有星星。他累坏了。最好别睡着，他提醒自己，树林里说不定会钻出什么东西来——也许是头熊——把你吃掉。可他还是睡着了。
我关注的根本不是我自己，他想，一边掏出楼门钥匙。从一开始就不是。我关心的是那些被永无止境的清洁工作困住的人。还有那条路。他们为什么要拼命让路保持干净？那条路通向哪里？
弗雷迪接口：“伙计，我不是什么哲学家，我只知道我的卡车需要保养，而我付不起钱。”
忘了是在哪里——可能是在萨拉达茶包绳子末端的小标签上——希夫基茨看到：对于想减肥的人来说，最有效的锻炼就是从桌边走开。对于这句话的正确性，希夫基茨毫不怀疑。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他越来越相信减肥并不是他的目标；成名也不是，尽管这两者都可能是额外收获。他不停地想起布雷迪医生所说的新陈代谢工作队，那些拼了老命干活却从他这里得不到丝毫帮助的倒霉蛋儿。每天花上一两个小时来画这些人和他们的工作，不想起他们也难。
他看到了一个枕头和一部底座裂缝的米色电话机。接着是挂满照片的走廊，他知道照片是那人的妻子和三个女儿的。再过去是厨房，微波炉的面板上闪烁着4：16。富美家的料理台上放着一碗香蕉（这碗东西让他又想吃又害怕热量太高）。
请快点，先生们，到时间了，他想，同时紧紧闭上双眼。闹铃声犹在耳，却仍旧还是令人心定的嗡嗡声，被弗雷迪卡车引擎发出的声音盖住。车似乎已经开到了身后，假如他们连花个一分钟来个纽约式的寒暄都不愿意怎么办？假如司机停都不停，直接轧烂车身，从他身上开过去怎么办？他会变成路上一只被压扁的死老鼠。
他想：我为什么要这样做？为什么，我明明心里明白的。
回过头看这件事也变得有些诡异。最初，他能瞥见的是地下室的凹处和一条过道，通往布满迷宫般储藏室的那些大房间。还会看到波莫纳橙子的包装箱，上面放着标记着四点至六点时间的布鲁克斯通闹钟。后来，某种红色的阴影扫过所有的物体，红影消失后，他看到身后出现了那条路，路的两边是秋日里叶片灿烂的树木——不过，随着暮色加深，树叶的颜色没有以前那么鲜艳了—一上方是变暗沉了的红色天空。再往后，回头看时压根就看不到地下室了。连个影子都没有。只有那条回到赫基默、甚至是波基普西的路。
他发现——更合适的说法是，他再次发现——自己的胸肌很不错。据他所知，比大多数快四十的男人们都强。于是，他放弃了将手指放在前胸的打算，老老实实把两手叠放在腿上。医生的说教开始得越早，结束得就越早。
醒来时，他发现自己躺在地下室的水泥地板上。被卸去钉头和螺栓的健身车七零八落地散在身旁。板条箱上的布鲁克斯通闹钟显示：8：43。显然，工人中的某一个关掉了闹铃设定。
“很好。说教到此结束。你也可以称它为布道。管它呢。我不会告诉你，去吧，别再犯罪。我要说的是，你看着办。”
布雷迪医生放下手，向前探身。他不带笑容地看着希夫基茨：“你必须做选择，我的工作就是让你清楚这一点，仅此而已。要么你改变生活习惯，否则十年后再来我这里时，你会有很严重的问题——体重或许超过三百磅，Ⅱ型糖尿病、静脉曲张、胃溃疡，还有和你体重相当的胆固醇指数。现在，你还有可能不用突击节食、腹部整形就能把体重减下来，也不用担心心脏负荷。以后，减肥就会变得困难。过了四十岁，会变得越来越难。四十岁以后，理查德，脂肪会黏在你的屁股上，就像婴儿的屎黏在卧室的墙上一样。”
一天晚上，希夫基茨拿着螺丝刀到了地下室。他打定了主意要拆掉健身车，不去理会自己已经像往常一样把闹钟定到了六点钟。那只是习惯而已，他想，闹钟——和提子饼干一样——也是工具的一部分，是自我催眠的手法，是梦魇的机械基础。
利皮德公司的其他成员同样也没有任何反应。
“我知道我体重超标太多了，”希夫基茨谦卑地说，“我一直打算改善这个问题。”事实上，他压根无此打算。
“开往波基普西，”他说，“他们一边收听WPDH，一边从纸袋里掏出啤酒喝。今天他们，……今天你们做了什么，小伙子们？”
他没费力气睁开眼睛，也没花时间去确认自己还是在荒无人烟的土路上，而不是地下室里。相反，他把眼睛闭得更紧，集中全部注意力去听闹铃声，这次把闹钟如酒吧侍者礼貌的提醒也变成了不耐烦的吼声：快点先生们到时间了！
他把一盒颜料拿到地下室以方便随时补色。现在，他不假思索地在路上涂了几笔掺了黑色的棕色颜料，比落叶的颜色深。他退后一步，看着画面上的新变化，点点头。只是很小的改变，但十分贴切。
理查德·希夫基茨从来没有感觉像现在这样清醒和快乐过。他的生活规律地划分为四部分。早上的时间用来做任何能为他的房子和肚子买单的工作，而他接到的活似乎比以前更多了。所有的报纸都在念叨经济不景气，可对自由商业艺术家理查德·希夫基茨来说，经济形势挺不错的。
可这不公平，他想。
“你属于那种新陈代谢能力不错的幸运儿。注意，不是多么棒，但若说还不错？是的。你一周吃几次麦当劳或温迪，理查德？两次？”
他想：我本有最后一次机会的。昨晚是最后一次机会，我没有抓住。
从希夫基茨口中冒出来的话变成：“你算老几，凭什么不让我保持体型？你想让我五十岁就死掉吗？见鬼，你管得太多了吧！”
伯科威茨一只手放在车门把手上，停下了脚步，回头看着他。
夜色美好，正适合在林中骑行。
他停顿的时间仅限于瞅了瞅角落里几块空白的帆布画板，随即就否定了它们。他转而选择了一张白色的厚光面纸和一支炭笔。接下去的一个小时里，电话铃响了两次。两次他都交给了答录机。
十几岁时，他在波镇和迪肯家的男孩们一起满街乱窜，在废弃的建筑上写下这句骂人话。他的背就是这么疼！可是，他失业了，医疗福利也没有了。吉米·伯科威茨无法支付手下的福利，卡洛斯·马丁内斯也就无法负担能缓解他背部疼痛的按摩，还有他的房子——啊，见鬼，他们过去曾玩笑地说过这事儿，可他知道自己没有在开玩笑，见鬼的他们真的要失去房子了。还有不到五年就还清贷款了，可他们还是保不住房子，先生，都是该死的希夫基茨的错，好死不死养成什么清路的习惯。手指下的扳机形似新月，就像那条狗凝视的双目中可怕得无法言传的眼白。
这是我最后一次机会，他想。最后一次机会逃开此类故事中大家预料的结局。
晚上——希夫基茨常规一天的第四部分一一他要么看电视要么读书，饮料由过去的啤酒换成了番茄汁或V-8牌果汁。他觉得既疲劳又充实，上床睡觉的时间也提前了一小时，增加睡眠很适合他。
好。很好。这样他就不用下车绕过被水冲垮的路面了。
“这太疯狂了，”希夫基茨喃喃道，“简直——”
伯科威茨并没有刻意避开蓝翎，而是直接从上面开了过去，把拆解工作完成得更加彻底。车轮的辐条被压断，发出吱吱嘎嘎的声音。道奇尾灯的光越来越微弱，然后在拐弯处不见了。过了好一会儿，希夫基茨仍能听到引擎的轰鸣声，但那也最终消失了。
Ⅵ·出乎所有人意料的结局不过，他还是又有了一次机会。
希夫基茨对此付之一笑，没放在心上。
突然之间，他明白了自己为什么给他们起那些名字。说来简单得可笑。戴“利皮德”帽子的那个，伯科威茨，原型是大卫·伯科威茨，所谓的“萨姆之子”，也是希夫基茨来曼哈顿那年《纽约邮报》的热点话题。弗雷迪是弗雷迪·阿尔比马尔，他的高中同学——他们曾在一个乐队待过，成为朋友的理由也很单纯：两人都讨厌学校。韦兰呢？是某个会议上碰到的艺术家。迈克尔·韦兰？还是米切尔·韦兰？希夫基茨记不清楚，只知道这人擅长画龙一类的魔幻题材。他们曾在宾馆酒吧里彻夜长谈，交换可笑又可怕的电影海报业的业内八卦。
接下来的五六天里，希夫基茨在健身车——或他童年时代的蓝翎——上的体验既美好又可怕。美好是因为他从来没有感觉这么舒服过；对于这个年龄段的男人来说，他的身体无疑正处于巅峰状态，而他也知道这一点。
……然而，没等他察觉，他已经又骑上了车，在那条路上飞驰，直到车头灯的亮光包围了他，让他觉得自己是个在黑暗舞台上被聚光灯照亮的演员。卡车的引擎声响得出奇——大概是消声器或排气管出了问题——而且有杂音，很可能弗雷迪没有在出发前对车子进行保养。是的，肯定没有，要还房贷，要买食物，还有孩子们的开销，却没了进账，哪有闲钱养车？
可他太累了，身体抖得厉害，没有办法马上处理那辆健身车。明天吧。明天早上，什么都不干，先把那辆车拆了。现在，他只想离开这个分不清现实和臆想的可怕地方。打定主意后，他走到过道边波莫纳橙子的包装箱旁——双腿像灌了铅一样，身上挂了一层薄汗，难闻的味道显示这汗是吓出来的，而不是运动出汗——关掉闹钟。他上了楼，躺在床上，不知过了多久才睡着。
“犯浑？”希夫基茨不理解。
希夫基茨则不同，在商业美术这一行里，只要他愿意，再画上个四十年甚至五十年也没问题。期间，五代足球运动员和四代棒球运动员将如大浪淘沙般来了又去，而他希夫基茨会在画架前岿然不动，好好地画他的图书封面、汽车广告和百事可乐的五个新商标。
画板上是一条空荡荡的路，地下室凹处的墙上还有一个更完整的版本。他想都不想就把那幅画扔到一边，重新铺上一张长宽各两英尺的厚光面纸。他随手抓过离手边最近的能留下痕迹的工具（恰好是一支三菱签字笔）画了起来，一连画了几个小时。不知什么时候（他隐约记得有这么个时候）他尿急，待察觉时，热热的尿液已经顺着腿流下来了。直到这幅画完成，他才止住眼泪。而幸亏如此，他才能退后几步，好好打量自己画了什么。
他想象了很多关于他们的事。工头叫伯科威茨，梦想有朝一日拥有自己的建筑公司。卡车——一辆道奇公羊——车主弗雷迪，喜欢幻想自己是顶级木匠。背不好的是卡洛斯。还有好偷懒的韦兰。这些人的任务就是让他不得心脏病或中风。他们要把从古怪的红色天空中源源不断落下来的垃圾清走，防止它们堵住通往树林的道路。
“你身高六英尺，三十八岁，”布雷迪医生说，“标准体重应该是一百九十磅左右，胆固醇也差不多应该是这个数。若是放在从前，比如七十年代，胆固醇两百四也不会有人当回事儿，但话说回来，七十年代你还可以在医院的候诊室抽烟呢。”他摇摇头，“然而，高胆固醇和心脏病之间的联系太明显了。两百四的胆固醇指数自然就不再被接受。”
“大概一次吧。”希夫基茨说。其实他平均一周要吃四到六次快餐。还没把周末偶尔去次阿尔比算在内。
“你们是我造出来的！”希夫基茨喊道，一边伸出右手的食指，像枪管一样将他们逐一点过去。“你是‘萨姆之子’！你是我在恩慈修女会高中时一起吹小号的朋友的成年版！你可没办法靠吹降E大调来救自己的命了。还有你，你是个专门画龙和人魔少女的画家！”
“他本来就不是一个满怀希望的人。有些人就是那样的。”
我现在可是在荒郊野地，整个地区图上都没有城镇的影子，连个村子都没有。就算把喉咙喊破，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能听到的恐怕只有大熊巴里、母鹿黛比和浣熊鲁迪。所以，要是真的看到车头灯，不管闹钟响不响，我都要回索霍区。从一开始就不该来这儿，我简直是疯了。
不，在那之前他们就赶上来了，他想。
“你想要多久？”他问。
“实话告诉你，”他说，“这个数字根本就不糟。”他抬起一根手指，“我是说，如果考虑到你的饮食的话。”
所有这些都在图画里，尽管它们并不真的在画布上。这幅画并未让希夫基茨为之着迷；可是，虽然它没有变成他的生命，却让他意识到这是他生命中全新的且向善的东西。他不知道这幅画完成后要拿它怎么办，也并不真的操心。目前而言，他只是享受着每天早上起床后，边把大狗平角裤的一截从他的屁股沟里拽出来，边眯着一只眼睛打量那幅画。他想，也许等画完成后，就要给它起个名字了。现在，他已经否定了几个：《放工时分》、《小伙子们喊结束》、《伯科威茨喊结束》。
他当然知道这幅画表现了什么，也完全明白天空为何是肉红色的。画中的人们就是上次诊疗结束时医生提到的工作队。在那片肉红色天空之外的真实世界里，这些工人的雇主希夫基茨，刚刚吃完睡前点心——剩下的一块蛋糕，或小心收藏的一个KK甜甜圈——并把脑袋搁到了枕头上。这也就意味着他们今天的工作终于结束了。从脸上就能看得出，这些利皮德公司的工人们今天累得连饭都不想吃，宁肯翘起脚来看一小会儿电视，或许还会在电视前睡着，然后几个小时后醒过来。那时候正常的电视节目已经结束了，轮到罗恩·波佩尔登场，向演播室里的粉丝们展示他的最新发明。他们用遥控器关掉电视，拖着脚向床边走，一路扔掉衣服，都懒得回头看上一眼。
只不过，他并没有去“健美男孩”办卡。一个星期没有真正锻炼之后——他倒是散了回步，但散步完全是两回事一人行道上太过拥挤，使他无比怀念赫基默路上的宁静——他再也无法忍受。最近接的活儿是仿诺曼·洛克威尔风格为富瑞托玉米片画广告，期限已过还未完成，经纪人和广告公司负责富瑞托项目的员工都打电话来催过他。这是在他的职业生涯中还从未发生过的。
他想：因为不知用了何种方法，他们让我这么做的。是他们。
卡车在逼近。不需要回头就能得出这个结论——也绝对不愿意回头看那可怕的魔鬼紧随在后，夜间躺在床上时他这么想。他浑身忽冷忽热，仍旧因毫秒之差躲过一劫而惊魂未定——他看得到影子正变得越来越长，越来越黑。
那是二零零二年的秋天，距离双子大楼在金融区的街道上坍塌已经过去了一年，纽约市带着稍许偏执多疑恢复了正常的状态……不过大家也知道，在纽约，稍许偏执多疑也是正常的。
体检结果以一串数值的形式体现在一张纸上，纸的抬头为纽约都会医院。除了一行以外，所有的检查项目和相应数字都是黑色的。例外的一行是红色的，希夫基茨毫不意外地看到，那是他的胆固醇指标。扎眼的红墨水数字——无疑，用红色标注正是为了醒目——是226。
希夫基茨皱皱眉头，一脸不屑。
“早晚，他们会像所有被迫长时间、高强度工作、没有周末更没有假期的工人一样，来个消极怠工：混日子，不好好干活。有一天，他们中的一个干脆就不来了，然后就会有第二个——如果你活得足够长的话——他们中的一个不来了，因为他躺在家里，死于中风或心脏病。”
没有理由再让工人们待在画里。这些日子以来，他难道不是在自力更生吗？而且还把自己照顾得很好。十月底，他又去找布雷迪医生检查了一次，这次的胆固醇指标变成了黑色：179。布雷迪不只对他充满敬意，简直就是嫉妒了。
挖了几条排水沟，一个声音小声说，山洪快把普利斯维尔附近的一条路冲坏了。挖好后我们今天提早下班。
他站到了虎钳旁边，点四一零夹在钳爪里，子弹盒放在旁边的工作台上，还有一把钢锯。他用钢锯锯掉猎枪的枪管，因为那样会让他要做的事情更容易完成。然后，他打开盒子，里面有两打圆鼓鼓的绿色子弹，下面是铜底。卡洛斯装好子弹合上枪机时，发出的是“锵”而不是“叮”。枪放进嘴里的感觉油腻而满是尘土，舌头感觉油腻，脸颊内侧和牙齿沾满灰尘。而且，他的背很疼，疼得要命，“他妈的混账”。
他停停顿顿地画着这幅画，但工作的时候比停顿的时候多，特别是随着时间过去，他开始意识到这幅画有多棒——接下来的十天里，在一个他认为合适的时间，他把画从白纸挪到了四英尺长、三英尺高的画布上。这是十年来他用过最大的画布。
“我才不管你怎么想，你他妈的混蛋！”弗雷迪大喊道，希夫基茨发现面前的人几乎要哭出来了。看来，这一次的交锋不止对他，对于他们来说也是极大的心理负担。不知为什么，这一点是让他感觉最糟糕的地方。“我才不管你，你他妈算什么东西？你不工作，游手好闲，满身赘肉，都不关我的事！但别把面包从我孩子的嘴里夺走，听明白了吗？我不许你那么做！”
理查德·希夫基茨凝神盯着墙面，开始踩踏板。
杀了我，他心情沉重地踩着脚蹬想，别不好意思说。追上来之后，他们会杀了我。
“再说实话，”布雷迪医生接着说，“你的体重也不是太糟。同样，还是考虑到你的饮食。现在，希望你仔细听好，因为这样的话，我只对病人们说一次。准确说，是男性病人。至于女性病人，如果没人打断，她们能就体重问题把我的耳朵磨穿。你准备好了吗？”
“那是什么？”他对着空荡荡的工作室发问，一边来回翻转、打量那顶帽子，“某种血的成分吗？”
“你把这个落下了，伯科威茨，”晚上喝啤酒而不是V-8牌果汁时，他自言自语，“明天我自己来收拾，但不要再有第二次。”
画面下方有几个字：手持猎枪的男人。他不记得自己写过，但那确实是他的笔迹，对那幅画来说也是个合适的名字。画面里没有人，也没有枪，但就该叫那个名字。
“你杀了卡洛斯。”韦兰说。希夫基茨预感，如果从韦兰的语气中听出谴责，他就会再度气愤不平，可他听到的只有悲伤。
他的心已经开始比平常跳得快些了（可他还没有开始骑车呢），他猜想这是大多数人在踏上旅途、期待遇到新面孔甚至新历险时的心情。健身车的控制面板上方有一个饮料槽，他在里面放了一罐红牛，据说这种饮料能迅速补充能量。在运动短裤上方，他穿了一件有口袋的旧牛津布衬衫，口袋里装了两片燕麦提子饼干。燕麦和提子据说都有降低胆固醇的功效。
那幅画完成之前，他每天在健身车上骑十五分钟。他也知道这点时间很可能不够（尽管肯定聊胜于无），但也知道这是他现阶段能忍受的上限。并不是因为累，十五分钟还不至于让他体力不支。真正的原因是因为枯燥。轮子转动的呼呼声和锅炉平稳的吼叫声交杂在一起，短时间内就能让他头皮发麻。对于自己在做的事情，他的认识过于清醒，那就是盯着自己的影子被头顶的两盏光杆灯泡在墙上投下重影，傻乎乎地在地下室里骑着一辆原地不动、哪儿都去不了的车。他还知道，等楼上的画完成后，他就可以着手画这里的一幅，事情就会有所好转。
是对你有帮助吧，希夫基茨想，对我一点意义也没有。同时，他的眼睛又被吸引到那个红色的数字上，226。
“我还没想好，”希夫基茨说，其实他已经打定了主意。
因为，在墙上的投影图前骑车不到三周后，他不再是在地下室的凹处度过两小时了。在第三周结束前，他是真的骑行在通往赫基默的路上了。
“很妙的比喻。”希夫基茨笑了起来。他忍不住。
可希夫基茨关注的……
可是，想回去也不是那么容易。闹钟响后三十秒甚至更长时间，蓝翎还是蓝翎，路还是路，并没有立刻变成水泥墙上的一团颜料，而闹钟的铃声听上去也十分遥远，柔和得古怪。他觉得闹铃声迟早会变得像天上飞机的轰鸣一样远，像架驶离肯尼迪机场、飞往世界另一端北极点的美国航空767。
伯科威茨把钉子和螺栓塞进了工装裤的前袋中，袋里鼓囊囊的像装满了零钱。与此同时，他意味深长地看了希夫基茨一眼，后者立刻被那个眼神激怒了。所有的工人都从那个古怪的、管道般的洞口钻回来（他们低着头，像走进低矮的房门一样）之后，希夫基茨再次握紧了拳头，尽管那样让他的左手腕疼得发疯。
伯科威茨从“利皮德”帽子弯折的帽檐下不动声色地看着他。
希夫基茨本打算问医生，这个数字是不是很糟糕，但终于忍住没开口，心想还是不要以愚蠢的问题开始这次谈话为妙。如果检查结果良好，就不会用红色标注了。毫无疑问，剩下的那些数字都不错，起码也是在可接受范围内的，所以它们才是黑色。但他被叫到这里来不是为了讨论它们的。医生们都是大忙人，不会愿意把时间浪费在安慰病人上。于是，他放弃了那个愚蠢的问题，转而问医生，226究竟有多糟糕。
再拧上十几圈，甚至不用那么多，脚踏板就会随着一声闷响掉到水泥地上。接着他就可以再卸另一只，再接下来他就能继续正常地生活。
把健身车拆到再也不能骑之后，他就把闹钟和其他垃圾放到一起，就像他的朋友处理可卡因吸食管一样。他自然会觉得心疼——自己的愚蠢不该让那个小而结实的布鲁克斯通闹钟来买单——可他仍然会那样做。打起精神，像个男人！小时候他们曾这样互相打气；别哭鼻子了，打起精神，像个男人！
“一直如此，”伯科威茨说，“我们一直都把这里收拾得很漂亮。”他的语气中有戒备的意味，对此希夫基茨选择无视。他突然想到，胡思臆想也是有其骄傲的。
开始作画的一周后（也是他终于认为可以完工的一周前），希夫基茨去了二十九街的“健美男孩”俱乐部。在考虑过跑步机和爬阶器——这东西倒是挺有趣，可惜太贵了——之后，他买了一辆健身车，并额外支付了四十美元送货费和安装费。
当天他跨上健身车，想象身后就是波基普西镇，而不是2-G的电视、3-F的衣箱和4-A用油布遮盖的脏自行车。眼前延伸的那条乡间公路，在兰德—麦克纳利先生那里只是条弯弯曲曲的蓝色细线，在更详细的地区图上却有了名字，叫老莱茵贝克路。他把健身车上的里程计归零，眼睛死死盯住从水泥地与墙面相接处开始铺开的灰尘，想：这真的是一条通往健康的路。把这个念头储存在脑子里的某个地方，你就不用一直想，特露迪死后你身上的一些螺丝也松动了。
就在那时，闹钟响了，不是刺耳的尖叫，而是遥远的近似乐曲般的蜂鸣。
然而，如今肉红色已经被夜幕完全笼盖，天空变成漆黑。路却被光照得雪亮，蓝翎自行车的黑影清楚地投射在铺满落叶的路面上。他可以说他早就下了车，画面上那些变化是在梦游时加上去的。可他知道自己是在自欺欺人，而且并不单单是从手上没有颜料来判断的。
他会心满意足地蹬着车穿过树林间满是尘土的小路，闻着松树的清香，听着乌鸦的叫声和偶尔碾过落叶时，叶片碎裂的嚓嚓声。这辆健身车化身为十二岁时他在新罕布什尔曼彻斯特郊区拥有的那辆三变速的蓝翎。虽然不是他在十七岁拿到驾照前的唯一一辆车，却是毫无争议的最好的一辆。塑料的饮料槽变成了行李篮上手工焊接的虽笨拙却实用的金属圈，里面放的东西也由红牛变成了一罐立顿绿茶。不加糖的。
“别赶活儿，”伯科威茨说，“我们想要的就这么简单。让工作自己结束。”
他登上通往大厅的楼梯。爬楼梯时，他发觉自己饿了。于是，他想说不定该到杜根餐厅去点一份苹果派。苹果派并不是世界上最不健康的甜食，对不对？等他到了那儿，他决定在派上再浇一层冰淇淋。
“我不是说你会那样，理查德——大多数人都不会，似乎他们体内有限制器——但老话说得好，用叉勺也能自掘坟墓。记住这句话。”
布雷迪没有跟着他一起笑，但脸上也露出了微微的笑意。他又倚到椅子上：“你的前景可一点都不妙。医生们不会过多讨论这个话题，就像警察们不会过多谈论他们在车祸现场的水沟中发现的断头，或是圣诞树把房子点燃后的第二天在壁橱里找到的烧焦的孩子。但事实上，关于肥胖，我们所知甚多，有脂肪堆积、浑身都是褶子的女人，洗澡的时候连自己的臀部都够不到，还有走到哪里都臭气熏人的男人，因为他有十年甚至更长时间都没能好好擦身。”
“那你又是什么？”伯科威茨反驳道，“你想过没有？你难道要告诉我有可能并不存在一个更大的世界？知道吗，你也什么都不算，只是某个会计师早晨坐在马桶上看报时脑子里一闪而过的念头而已！”
可是卡车并没有撞倒他，反而从他右边疾驰而过，左侧车轮在堆满落叶的水沟里隆隆作响，然后猛打车身，横停在他前面，又惊又怕的希夫基茨忘记了父亲把蓝翎拿回家时嘱咐他的第一件事：理查，停车时先倒蹬踏板，握前闸的时候同时刹后闸。否则——
可是，当他第二天来到地下室时，根本没有必要涂掉画上的啤酒罐，因为罐子已经不见了。一时间，恐惧像钝器般搅动着他的腹部——他做了什么？半夜里梦游下楼来，拿起了松节油和画笔？但他立刻把这个念头抛到脑后，登上了健身车。健身车很快就变成了蓝翎，空气中又充满了森林的芳香，风再次将他前额的头发吹向脑后。是从那一天开始事情开始变化的吗？从他觉察到自己可能不是独自骑行的那一天？有一点毋庸置疑：就是从啤酒罐消失的那天起，他开始做很可怕的梦，并画了卡洛斯的车库。
一部分的他嘟囔着在现实生活中根本不会发生这样的事，在他理解范围内的现实生活中，绝对不会有他这样的疯狂举动，还有他这样的疯狂经历。然后他把这个声音推开，不再理会。
“我们对他说，‘坚持住，伙计，情况会好转的，’可他不是坚强的人。要知道，他从来也不懂得向前看。他绝望了。”
绝对是这样，他想，但我敢说，在现实生活中，人们这样放纵自己是不会有什么问题的，我敢说他们不会为此承担什么后果的。
车门在头顶打开，他听到了工作靴踩在落叶上的声音。他没有抬头，只等着他们抓住他，把他拽起来，可是并没有人动手。落叶散发出陈桂皮的味道，脚步声在他两边响起，突然又停住了。
布雷迪医生抬起一只手，像是在说随你的便……希夫基茨突然想到，这不正是汉堡王的营销口号吗？
和经纪人共进午餐——希夫基茨点了鱼和清蒸蔬菜，但接着来了一杯焦糖奶油——后回到家时，希夫基茨在大厅里看到了那个包裹。包裹上没有标签，没有联邦快递、安邦快递或UPS的商标，也没有邮戳，只有几个歪歪扭扭的黑体字写着他的名字：理查德·希夫基茨。不知为什么，他觉得是那个在图画下方标明“猫”的男人所为。他把包裹拿上楼，从工作台上拿过一把埃克托牌刻刀划开盒子。一团纸巾下面，放着一顶崭新的鸭舌帽，后面有塑料调整带的那种。帽里的标签上写着“孟加拉国制造”。帽檐上有几个动脉血般暗红色的字：利皮德。
“你们都是我造出来的，”他哑着嗓子说，“是我用记忆和其他边角料造出来的。”事实当然就是如此，而且也不是第一次。比如说，画那幅仿诺曼，洛克威尔风格的富瑞托广告时，他就拜托广告商给他找了四个适龄男孩的照片，然后把他们画进了广告中，就这么简单。男孩们的母亲签署了必要的授权书；一切纯属商业手续。
两个月之后，希夫基茨收到一个包裹。
傍晚，关上闹钟后，他从牛仔裤后袋里掏出一条印花大手帕，擦了擦额头上的汗，同时往前靠近墙上的画。他手撑着臀部，挑剔地看着画，然后以他二十年来类似工作锻炼出的自信和速度把鹿粪从画面上抹掉，原地画了一个生锈的啤酒罐，显然是某个来猎野禽或火鸡的上纽约州猎人扔下的。
“比我的还要好，”他说，“看来你是真的上心了。”
他试着把帽子戴到头上。刚开始太小了，但他调整了后面的带子后，就完全合适了。他在卧室的镜子里照了照，仍然不太满意。他摘下帽子，把帽檐弯出一个弧度，再戴上去。现在看上去差不多了。等他脱掉午餐时的正装，换上沾满颜料的牛仔裤后就更合适了。他会更像个干体力活的工人……事实也的确如此，不管某些人怎么想。
没错，丢了还可以再买，这年头到处都有卖可卡因的，转个街角就有，但不应该就以此为借口，把那东西放在你意志薄弱时触手可及的地方。所以，他把家里的可卡因收到一起，从马桶里冲走了，之后又把吸毒工具和垃圾一道丢了。那并不是问题的结束，他说，可是起码意味着问题开始结束了。
还是同样的一幅画，但他这次要快得多，因为没必要把伯科威茨、卡洛斯、弗雷迪和懒汉韦兰放进去。他们已经收工回家，因此这幅画在墙上的画里，只有那条乡间小路。路以强行透视法画成，因而当他骑在车上时，它似乎从他身边渐行渐远，直至没人那片灰绿的树林中。骑车马上就变得没那么枯燥了。然而，两三天之后，他意识到这还不够，因为每天的骑车对他来说还只是单纯的体力活动。红色的天空也需要加上，但那很简单，是不动脑筋的工作。他想在路的远端两边各加一些细节，再在地上加一些散落的杂物，可是那些东西仍然很简单（虽然也很有趣）。真正的问题与画本身无关，两幅画都是如此。真正的问题在于他缺乏目标，为锻炼而锻炼总让他觉得没意思。它或许能让人瘦身健体，可它在进行过程中仍旧是毫无意义的，甚至只是存在主义的。那样的活动永远都是为了下一个事物，比如为了某家杂志美编部门的漂亮女士在派对上搭讪你，问你是不是瘦了。这远远不构成为动力。他还没有那么虚荣（或者说那么饥渴），可以为了这样的远景来忍受漫长乏味的过程。他迟早会厌烦，然后倒退回到KK甜甜圈的幸福时光。不，他必须决定这条路在哪里，又通往何方，这样他就可以假装是在那个地方骑车。真是个令人激动的主意。或许有点傻——甚至有点疯——但对希夫基茨来说，心里的兴奋却是最真实的。何况又没必要告诉别人他在干什么，对不对？绝对不用。甚至还可以买一本兰德-麦克纳利出版社的公路地图册，每天标注骑行进度。
接下来的一周里，他偶尔会想，或许应该把他在肉红色天空下的历险对别人说说，可每次都改变了主意。要是特露迪还活着，他会告诉她；可她要是还活着，事情就不会发展到这一步。告诉巴里是很可笑的，告诉布雷迪医生则是可怕的，没等你提到明尼苏达多项人格测验，他就会向你推荐一个好心理医生。
“过多久我才能断定这一切都没有发生？”希夫基茨问，“才能断定是我自己拆掉了健身车，因为我……怎么说呢……因为我玩腻了？”
说到胆固醇，利皮德公司的人们已经放工了。噢，楼上的画里——那幅毫无用处和市场、完全不像他所作的画——他们还在工作。可是在这里，他们已经挤进弗雷迪的道奇，开往，开往……
他画了几个孩子坐在田园风情的干草垛上分享一袋富瑞托玉米片，并把这画通过特快专递送了出去。第二天，他收到了一张一万零贰佰美元的支票和经纪人巴里·卡斯尔曼的一张字条，上面写着：你吓了我一跳，宝贝儿。希夫基茨想：吓了一跳的不止你一个，宝贝儿。
接下来是在车库里自杀的卡洛斯。他的原型是卡洛斯·德尔加多，人称大猫。多年来，希夫基茨一直追的是多伦多蓝鸟队，仅仅因为他不愿意像所有其他职棒大联盟的球迷一样力挺扬基队。大猫是蓝鸟队为数不多的球星之一。
他微笑着看希夫基茨皱了一下眉，但起码这不是个毫无同情心的微笑。
“让我们有活儿干，”伯科威茨重复道。
然而，还有别的更像真正答案的原因：由布雷迪医生召集和希夫基茨命名的工作队。队里有伯科威茨、韦兰、卡洛斯和弗雷迪。布雷迪医生并不在乎他们；对他来说，新陈代谢工作队不过是个比喻，目的不过是要让希夫基茨多关注自己身体内部的健康情况。这个比喻同妈妈们告诉小婴孩“小人儿们”正在修复他们擦伤的膝盖别无二致。
他很清楚自己在回头找什么：车头灯。
他生活的核心是第三部分，下午四点到六点。这两个小时是他在健身车上，由波基普西向赫基默进发的时间。在地区图上，细细的蓝线变成了老莱茵贝克路、喀斯喀特瀑布路和伍兹路；有一阵，在佩尼斯顿北边，则是邓普路。他还记得刚开始的时候，十五分钟都像天荒地老般那么久。现在，他却有时不得不强迫自己在两个小时之后停下。最后，他只好弄了个闹钟，定到六点。闹钟刺耳的铃声足够……
“你的成年生活是这样的，”布雷迪说，“你还像十几岁时那样吃，目前，你的身体——要感谢你那虽不出众但还算不错的新陈代谢能力——还能够跟得上。现在，把新陈代谢过程想象成一个工作团队是有帮助的。想象一下身穿斜纹棉布裤和马丁靴的工人们。”
希夫基茨走到沙发旁，坐了下来，双手托住脑袋。签字笔过细，用起来也不顺手，使得他的右手由于长时间的抓握而疼痛万分。他试着告诉自己，不过是做了个噩梦而已，那幅画正是噩梦的结果。从来就没有什么卡洛斯，也没有利皮德公司，两者都是他听了布雷迪医生的无心比喻而想象出来的。
自打十四岁时被三四个香艳的春梦领进成年世界后，他还没做过这么生动的梦。这也是他做过最恐怖的梦，其他的梦远不能跟它相比。恐怖之处在于如红线般贯穿其中的不祥之感，哪怕那个梦境让他觉得古怪而又不真实：他知道自己在做梦，可就是无法逃脱。他感觉自己被某种可怕的薄纱裹住了，明明床就在身下，他却无法清醒过来，恢复为那个穿着大狗短睡裤，大汗淋漓、浑身颤抖的理查德·希夫基茨。
否则会这个下场。恐慌中他双手攥拳，同时狠狠捏住左边的手闸，刹住了前轮。他被甩下座椅，朝驾驶座门上印着“利皮德公司”的卡车飞过去。他伸出的双手撞在卡车的地盘上，登时就麻木了。接着，他瘫倒在地上，不知道自己摔断了几根骨头。
他决定让那条路通往赫基默，靠近加拿大边境的一个小镇。他在公路地图册上发现纽约州北部有条未标记的蓝色细线，从首府奥尔巴尼南边的波基普西一路蜿蜒至他的目的地，距离大概是两百，或三百英里。他把这条路的起始位置在更详尽的纽约州地区图上用图钉标注，把图挂在墙上，挨着他那幅匆忙完成的……叫它什么呢？壁画不合适，姑且叫做投影图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