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抗议德国军队轰炸这两个国家和地区，汉德克退回了1973年颁发给他的毕希纳奖。2006年3月18日，汉德克参加了前南联盟总统米洛舍维奇的葬礼，媒体群起而攻之，他的剧作演出因此在欧洲一些国家被取消，杜塞尔多夫市政府拒绝支付授予他的海涅奖奖金。然而，作为一个有良知的作家，汉德克无视这一切，依然我行我素，坚定地把自己的文学创作看成是对人性的呼唤，对战争的控诉，对以恶惩恶以牙还牙的非人道毁灭方式的反思：“我在观察。我在理解。我在感受。我在回忆。我在质问。”他因此而成为“这个所谓的世界”的另类。
《圣山启示录》描写的是叙述者“我”两次前往普罗旺斯圣维克多山追寻法国印象派画家塞尚油画创作的源泉之行。踏着这位“当今时代人类大师”的足迹，“我”观察和感受着圣维克多山无比奇妙的神韵，又漫游在巴黎、柏林和萨尔茨堡的圣山神水间。在与形式万象色彩斑斓的大自然的亲密接触和同时对塞尚绘画世界在精神和艺术上的领悟及思考中，“我”情不自禁地生发出超越自我的审美追求；塞尚贴近大自然的艺术表现成为“我”倾慕和效仿的楷模：“我不应该‘虚构’，而应该‘写实’。”“我”在这里坚持不懈地追寻就是要经历和感受一个通过自己而变得和谐的现实，就像画家塞尚的绘画充满了一种调节对立的力量一样，“我”也必须创造出“与大自然平行的艺术结构与和谐”。在两次与圣维克多山和塞尚绘画的心灵交汇中，叙述者把创作自己的诗学看成是圣维克多山的“启示”。对他来说，“写作的权利”是建立在自我与世界、自我与事物关联或者亲缘关系的基础上；作家的意图就是“采用一种促成真实的形式，再现这样的关联”。小说结尾一章借助对萨尔茨堡附近的莫兹格森林的描写展现了一个和谐的空间。在这个空间里，“我”通过对大自然与文明造物的观察和描写使得一切现象达到了一个更高层面的和谐；“大森林”的图像就是叙述者在经历了启示之旅后的艺术情怀的镜像：“那么真实的东西就是那所实现的形式；它不是对历史交替中那逝去的东西的控诉，而再现的是一种和谐中的存在。”
进入70年代后，汉德克在“格拉茨文学社”中的创作率先从语言游戏及语言批判转向寻求自我的“新主体性”文学。标志着这个阶段的小说《守门员面对罚点球时的焦虑》（1970）、《无欲的悲歌》（1972）、《短信长别》（1972）、《真实感受的时刻》（1975）、《左撇子女人》（1976）分别从不同的角度，试图在表现真实的人生经历中寻找自我，借以摆脱现实生存的困惑。《无欲的悲歌》开辟了70年代“格拉茨文学社”从抽象的语言尝试到自传性文学倾向的先河。这部小说是德语文坛70年代新主体性文学的巅峰之作，产生了十分广泛的影响。
同名小说《缓慢的归乡》是四部曲的第一部，也奠定了汉德克这个时期文学创作的基调。可以说，“归乡”是汉德克努力克服危机的必然归宿。小说描写的是地质学家瓦伦丁·索尔格在苦苦思索“缓慢归乡”中的心路历程。它在结构上分为三章，各章都有一个标题。表面上看，它们似乎扑朔迷离，可叙事的内在却使之丝丝入扣，形成了一条时隐时现此起彼伏的“归乡”主线。这也是汉德克一贯采取的叙事结构手段。
韩瑞祥
彼得·汉德克（Peter Handke，1942—）被奉为奥地利当代最优秀的作家，也是当今德语乃至世界文坛始终关注的焦点之一。汉德克的一生可以说是天马行空独来独往，像许多著名作家一样，他以独具风格的创作在文坛上引起了持久的争论，更确立了令人仰慕的地位。从1966年成名开始，汉德克为德语文学创造出了一个又一个奇迹，因此获得过多项文学大奖，如“霍普特曼奖”（1967年）、“毕希纳奖”（1973年）、“海涅奖”（2007年）、“托马斯·曼奖”（2008年）、“卡夫卡奖”（2009年）、“拉扎尔国王金质十字勋章”（塞尔维亚文学勋章，2009年）等。他的作品已经被译介到世界许多国家，为当代德语文学赢来了举世瞩目的声望。
从80年代开始，汉德克似乎日益陷入封闭的自我世界里，面对社会生存现实的困惑，他寻求在艺术世界里感受永恒与和谐，在文化寻根中哀悼传统价值的缺失。他先后写了《铅笔的故事》（1982）、《痛苦的中国人》（1983）、《去往第九帝国》（1986）、《一个作家的下午》（1987）、《试论疲倦》（1989）、《试论成功的日子》（1990）等。但汉德克不是一个陶醉在象牙塔里的作家，他的创作是当代文学困惑的自然表现：世界的无所适从，价值体系的崩溃和叙述危机使文学表现陷入困境。汉德克封闭式的内省实际上也是对现实生存的深切反思。
小说《圣山启示录》是汉德克漫长而曲折的“归乡”之路的继续。当《缓慢的归乡》中的索尔格降落在乡土上时，《圣山启示录》中返回欧洲的叙述者“我”便开始了探寻新的写作之旅。后者虽然在叙事方式上不同，但却进一步演绎了前者所表现的主题，读起来似乎或多或少是对前者的评述，审美与诗学问题构成了叙事的核心。这部所谓的随笔小说以夹叙夹议叙议相佐的方式融自我经历、自然描写、对哲学家和艺术家的议论、对油画的思考和引言于一体，从而在潜移默化的交织中给读者展现了一幅诗学宣言的图像。
小说主人公索尔格是中欧人，几年来一直在加利福尼亚一所大学工作。小说一开始，映入读者眼帘的就是一个孤傲不群的形象。索尔格身在几乎与世隔绝的阿拉斯加腹地孤独地从事着他所钟爱的地质研究。他感受着大自然，融合在大自然中。而与此同时，一种寻求“拯救”的欲望袭上他的心头：拯救心灵上的裂痕，结束与世对立的孤独，自我与世界重新合一。他徘徊在厌世与充满幸福的幻想之间，渴望实现某种持续的平衡。在他那奉若神明的工作中，索尔格预感到了那梦寐以求的东西：在沉思中，他作为自然观察者所获取的空间显现为生存意义的承载者，也成为“向别人敞开心扉的神圣之物”；他对自然界的形式和规律的探究赋予他一种“全然当下”的时间尺度。索尔格感受到自己无足轻重的生存就是自我丧失，于是他下定决心将自己置于历史的责任中。小说第二章，索尔格从阿拉斯加回到任教的大学，要撰写那酝酿已久的科学论文《论空间》。这部所谓的地质学研究著作实际上是索尔格试图克服危机的写照。他要远离“厌恶与分离的痛苦”，实现自我与世界的和解。伴随着地质观察和研究的进程，他的自我感受越来越激化。一方面他竭力去寻求空间的“主导形式”，另一方面他又一再感受到空间的丧失：他“不是孤独地生存在这个世界上，而是没有世界的孤独”。索尔格又一次陷入心灰意冷的生存深渊而无力自拔。然而，当他在加利福尼亚踏进那个邻居家的门槛时，顿时觉得走出了那令他极度沮丧的深渊，又回到生活的怀抱里。他视邻居为“神圣的他者”，因为在这个温馨的邻居家里，精神上几乎被击垮的索尔格又振作起来了，在对归属和群体的渴望中确立了自我的地位，认识到了“我”与世界的关联。“归乡”便自然而然地成为他心灵上的“拯救”：“您听听吧。我不想走向毁灭。在这遭受巨大丧失的时刻，我有了归乡的反射，不仅回归到一个国家，回归到某个地方，而是回归那个生我养我的地方。”索尔格最后决意要回到欧洲去，回到自己孩子身边。到了第三章，索尔格开始了他回归生存的“归乡”之路。归乡在这里不仅是心灵的反射，而且也是小说慢慢展开的叙事对象。在主人公的心里，渴望拯救的力量不可阻挡地要把“他这个个体与世界整体永远维系在一起”。在飞往纽约的飞机上，他决心赋予自己一个负有责任的“个人法则”。当他徜徉在纽约这座世界都市的人群里时，时间与空间在他眼前豁然开朗，“他有了言语，时间成了光明”。自我与世界交织，外部世界与内心世界交融。索尔格感受到自己的“历史性时刻：我在学习……历史不仅是像我这样的人只会横加指责的邪恶的序列，而且自古以来也是一个每个人（也包括我）可以继续和促成和解的形式”。
就在《骂观众》发表之前不久，汉德克已经在“四七社”文学年会上展露锋芒，他以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精神严厉地批评了当代文学墨守于传统描写的软弱无能。在他纲领性的杂文（《文学是浪漫的》，1966；《我是一个住在象牙塔里的人》，1967）中，汉德克旗帜鲜明地阐述了自己的艺术观点：文学对他来说，是不断明白自我的手段；他期待文学作品要表现还没有被意识到的现实，破除一成不变的价值模式，认为追求现实主义的描写文学对此则无能为力。与此同时，他坚持文学艺术的独立性，反对文学作品直接服务于政治目的。这个时期的主要作品有剧作《自我控诉》（1966）、《预言》（1966）、《卡斯帕》（1968），诗集《内部世界之外部世界之内部世界》（1969）等。
进入90年代后，汉德克定居在巴黎附近的乡村里。从这个时期起，苏联的解体，东欧的动荡，南斯拉夫战争也把这位作家及其文学创作推到了风口浪尖之上。从《梦幻者告别第九王国》（1991）开始，汉德克的作品（《形同陌路的时刻》，1992；《我在无人湾的岁月》，1994；《筹划生命的永恒》，1997；《图像消失》，2002；《迷路者的踪迹》，2007等）中到处都潜藏着战争的现实、人性的灾难。1996年，汉德克发表了游记《多瑙河、萨瓦河、摩拉瓦河和德里纳河冬日之行或给予塞尔维亚的正义》批评媒体语言和信息政治，因此成为众矢之的。汉德克对此不屑一顾、一意孤行。1999年，在北约空袭的日子里，他两次穿越塞尔维亚和科索沃旅行。同年，他的南斯拉夫题材戏剧《独木舟之行或者关于战争电影的戏剧》在维也纳皇家剧院首演。
汉德克出生在奥地利克恩滕州格里芬一个铁路职员家庭。他孩童时代随父母在柏林（1944—1948）的经历，青年时期在克恩滕乡间的生活都渗透进他具有自传色彩的作品里。1961年，汉德克入格拉茨大学读法律，开始参加“城市公园论坛”的文学活动，成为“格拉茨文学社”的一员。他的第一部小说《大黄蜂》（1966）的问世促使他弃学专事文学创作。1966年，汉德克发表了使他一举成名的剧本《骂观众》，在德语文坛引起空前的轰动，从此也使“格拉茨文学社”名声大振。《骂观众》是汉德克对传统戏剧的公开挑战，也典型地体现了20世纪60年代前期“格拉茨文学社”在文学创造上的共同追求。
世纪文景将陆续推出九卷本《汉德克文集》，意在让我国读者来共同了解和认识这位独具风格和人格魅力的奥地利作家。《缓慢的归乡》卷收录了汉德克称之为“同名四部曲”的前两部，即小说《缓慢的归乡》和《圣山启示录》。70年代末，汉德克经历了人生中短暂而近乎绝望的生存与写作危机，陷入了为“生存下去！”而苦苦思索的迷惘中。他连续数月遭受着对自我要求、对生存世界过分的批评以及孤傲不群的折磨，沉浮在再也无法写作和“再也没有资格言说”的恐惧中。为了能够生存下去，汉德克竭力寻求一种新的语言，借以表达主体与世界的依存关系：“永远不再孤傲不群：也就是说，通过写作与他人心灵交流，永远；为他们写作，为他们创造艺术图像。”（汉德克）《缓慢的归乡》四部曲正是汉德克这段心灵煎熬和渴望变化时期的产物，也标志着他的创作风格的转变。四部曲虽然在主题上承继了70年代中期的小说创作，但汉德克越来越远离之前那带有神秘色彩的生存感受，日益趋向于通过叙事来调解主体与世界的关系，从而使形式与内容、时间与空间、历史与现实及自然与艺术之间形成不可或缺充满张力的联系。
继这两部小说之后，汉德克又接连发表了在主题和认知方面与之紧密相连的小说《孩子的故事》和诗剧《关于乡村》，并统称为《缓慢的归乡》四部曲。从整体上来看，四部曲无疑既是汉德克与危机抗争中寻求“拯救”的结晶，同样也标志着他的审美意识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他的文学创作又迎来了一个高潮。
我们选编出版汉德克的作品，意在能够不断地给读者带来另一番阅读的感受和愉悦，并从中有所受益。但由于我们水平有限，选编和翻译疏漏难免，敬请批评指正。
1979年，汉德克在巴黎居住了几年之后回到奥地利，在萨尔茨堡过起了离群索居的生活。他这个时期创作的四部曲《缓慢的归乡》（《缓慢的归乡》，1979；《圣山启示录》，1980；《孩子的故事》，1981；《关于乡村》，1981）虽然在叙述风格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生存空间的缺失和寻找自我依然是其表现的主题；主体与世界的冲突构成了叙述的核心，因为对汉德克来说，现实世界不过是一个虚伪的名称，丑恶、僵化、陌生。他厌倦这个世界，试图通过艺术的手段实现自我构想的完美世界。
2013年7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