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斯顿从未说过，他在使诈以求胜得大局。他当时没这么说，就是战后，他有大把时间且声誉愈隆，也没这么说。如果说，温斯顿用计谋胜过哈利法克斯，但又出于谦虚让这桩要事消弭于历史，这种说法不符合我们所知的温斯顿性格。怎么看，他都是极度自恋之人。再者，他后来近于被神化，这时坦陈诈胜，也无损形象，反可添彩。如果我们以为他无心标榜自己，可别忘了他曾戏侃：“各派认为，最好别提过去吧，尤其是我提出要将过去写入史册时，更是如此。”
事实证明，一九四〇年五月的风风雨雨成就了这个男人。他为相最初几周，相位不稳——他经受了为数不多的新领导人经受过的考验——但就是在这期间，他发现了之前未发现的其实已化入骨血的领袖特质。这让他受益终生，确保他跻身于真伟人之列，得以不朽。
五月下旬的战时内阁会议记录让我坚信，曾几何时，英国看似或将损失百分之九十的兵力，温斯顿渐渐接受左右之谏，即只要确保英国独立，尽管前景暗淡，寻求与纳粹德国媾和也算可取之策。他知道希特勒会提出过分要求：中欧、法国听任纳粹永久统治，且须归还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获得的部分德国殖民地。代价的确高昂，但显而易见，议和渐渐被当作选项，这毕竟强过德国入侵甚或占领英国，若后者成真，白金汉宫与议会大楼上空飘着的可就是纳粹党旗。
丘吉尔经历了左右摇摆、支吾嗫嚅、彻夜踱步、思想紊乱、出尔反尔、太多令人怒火难捺的前后转变、自我拷问、用心观察、倾听异见、反复思度、权衡选项、盘算估量以及抑郁无言，直到五月下旬，这才能面对英国民众，说出经质疑淬炼而得的坚定话语，选择实该选择的历史正道。
尽管如此，结束本书前，我仍愿列举我以为是一目了然的事实，并附上认定丘吉尔从未真正考虑媾和一派的盛行的驳论。
反驳争取时间一说的第二条理由是，该说罔顾丘吉尔当时承受的内心、政界、军界方方面面的压力。当时，形势危急：有人估计，德国人行将进攻英国（按丘吉尔军事顾问估计，不过数日）；英国民众如同鱼肉；在法国战场，德国兵力远盖英国（英军若能全部撤离敦刻尔克，英德两军一比十；反之，一比一百）；在德军进攻下，欧洲各国瞬间土崩瓦解；哈利法克斯获张伯伦为代表的一干人力挺，主张和谈，鉴于当时形势，合情合理，很得人心。
更有哈利法克斯的辞任之挟，才使得丘吉尔暂缓脚步，重新掂量。哈利法克斯这类人若非坚信自己正确、温斯顿错误，绝不会威胁要解体新立的政府；要无视这么一位人物的信念，也非易事。
一如前述，史家大卫·坎纳丁也如此评丘吉尔：“简单、激情、纯粹，不擅欺诈诡谋。”既然如此，那么，为何在前后皆无据可稽的情况下仍执意认为丘吉尔五月这段时间在耍阴谋诡计？
我为拍摄影片《至暗时刻》及撰写该书做了大量研究，确信温斯顿·丘吉尔于一九四〇年五月郑重其事地酝酿过与希特勒媾和，尽管这听上去令人反感。
历史并非只有他一个作者。一九一五年八月，某日下午，丘吉尔画着风景，了无戒心，与身旁诗人兼外交家的威尔弗雷德·斯科恩·布伦特聊道：“我这双手沾的鲜血多过油彩呀。”此话暴露了丘吉尔难得一见的脆弱内心，尤其让人借此洞察其更为隐秘的负罪心理。人一旦自咎，则终至于自疑。可以肯定，一九四〇年五月下旬，自疑攫住了丘吉尔内心。当你既往大错连连，一旦处于曾处的相似境地，再也不能自信满满。
丘吉尔犹豫动摇一说——姑且如此界定——的反对者认定，彼时精神实则近于混乱的丘吉尔绝不会有如此令人不寒而栗的犹豫动摇；我突然想到，反对者这么罔顾事实，该是忘了丘吉尔本人在加利波利战役或仅早之几周的挪威战役中曾有过的铸成灾难的种种误判。加利波利战役的教训让丘吉尔对己有所认识。那些黑暗的教训，在他一生挥之不去（虽则他对外否认心有疚意，包括他后来还称，在那场战役中英勇捐躯的将士令他倍感荣光）。
我深知这个观点不受人待见，我因之与几乎所有更加深谙这段历史的史家、评论家及其他学者抵牾。
所有领袖都需要运气——他们需要的是这种运气：他们的才能恰逢其时。
丘吉尔在诸如此类的巨大压力之下，又几无选择。在此情形下，识时务者不会不慎重考虑，选择考虑媾和总好过庶几注定被歼灭的结局。
持此说者集体偏执，似是不愿接受伟人丘吉尔也会有常人的自疑心理。承受自疑之苦者绝非罪人。相反，我以为能自疑，继而能不为自疑缧绁，接纳并综合异见，做出周全决策，有这样能力的领袖方实至名归，有真的领袖风范。
如此解读多有破绽。
细读温斯顿五月间一连串辩论所用词句的记录，可清晰看到他曾有的不惜代价战斗到底的立场慢慢动摇瓦解，他愈来愈倾心于和谈主张。回忆一下，那段时日的记录中，他有过措辞各异然大意相同的表示：愿“考虑”签订和约；乐于“商讨”和谈事项；如果和谈能守住重中之重的条件，能借此摆脱当前困厄，“便谢天谢地了”，“纵使代价是让出［马耳他与几块非洲殖民地］这些［英国］领地”，（如其在战时内阁所说）纵使让希特勒“独霸中欧”。他确实（在国防委员会上建议）要求法国，只要法国不被德国当成进攻英国的桥头堡，设若德国提出和谈，法国尽可“接受”。前述摘自战时内阁秘书纪要，读来自然有如嚼蜡。比较而言，张伯伦日记的用语无疑精彩生动，写道，一旦希特勒满足他所列条件，丘吉尔准备“毫不犹豫地抓住”和谈；为证明丘吉尔“毫不犹豫”，张伯伦日记透露，丘吉尔在对外保密的前提下，准允哈利法克斯与意大利驻英大使巴斯提亚尼尼于五月二十五日在伦敦晤谈——丘吉尔希望墨索里尼斡旋，促成英国与希特勒议和。继此晤谈，丘吉尔又正式授权哈利法克斯起草致意大利大使函，进一步商议英法两国与德国和谈的条款。
和平年代，温斯顿绝无用武之地。他的禀赋是危急之秋及如何化险为夷时、需要勇气及如何激发勇气时、面临风险及如何藐视风险时亟需的禀赋。比他更理智的人，决策时总不免担心这样那样的后果，但他对这种负面思虑嗤之以鼻——他一生都持这种态度——也不屑于理解他人为何这般。甘愿冒险是许多杰出领袖的共同人格，结局或颜面扫地或声名鹊起；究竟哪种结局，最终取决于领袖是否下对了险棋。
因此本书没单薄扁平化丘吉尔，而是将他刻画得更加伟大、丰满。
他下对了险棋。
说丘吉尔从未真将和谈作为选项，上述之举足以成为他曾妥协的力证。
正是在那个五月，温斯顿·丘吉尔成为了温斯顿·丘吉尔。
温斯顿·丘吉尔的言行，及其在一九四〇年五月这段惊心动魄的时日几经周折做出的决策，改变了英国与欧洲的命运，他也因此留名青史。然而，有关他在经历了论战、自疑、内省、忧惧、绝望与摇摆后何以做出正确决策，何以迅疾找到恰到好处的语言向国人诠释其思想、信念与情感，我以为，迄今尚未有人给予满意回答。我撰写本书，旨在把他的故事讲得视角更广、更多曲折冲突、更真实可信，总之，更像一个活生生的人。
至此，可以这么设想，在就前述大事辩论时，在深知所说每字被录时，丘吉尔确实口心一致，不诳今人，也不欺后人。
首先，让我们来看广为接受的驳论。它的实质是，丘吉尔的确有过若可媾和则谢天谢地或同意“考虑”媾和之说，但这不过是其精明之策，意在争取时间，绝非心声，他的内心从未有过犹豫动摇。假如他的言语在战时内阁听来似为当真——驳论便如是观——不过是计惑哈利法克斯，不让他在重大关节辞任，因为如果他辞任，政府十有八九会解体。最后，要让哈利法克斯、张伯伦这样老谋深算的政坛高手不至于作梗，丘吉尔唯有演戏。
其一，无据可证，属书生臆测。按克里斯托弗·西钦斯说法，对无据可证的所谓定论，斥之也可不必引证。
我的观点是，五月二十七日之前，温斯顿与哈利法克斯、张伯伦之间的根本分歧不是是否该而是何时议和。温斯顿认为，先让纳粹进攻英国，英国一旦挫败他们的进攻，和谈时便可占绝对上风。哈利法克斯和张伯伦坚称，趁英国还有兵力，当下才是议和的最佳时机。何去何从，痛苦难择，世界命运如何，一度就看双方交锋的最终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