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泳对隶书遍临百种以上，纳尽汉碑，既有工整，又有博雅。既得古人之勃勃生机，又未落入俗境，只是开拓不大，殊失众望。
图16 伊秉绶隶书《张迁碑》全称《汉故穀城长荡阴令张君表颂》。东汉中平三年(公元186年)立，原在山东东平。乍视之，书刻俱不甚工，故历来论者，或有歧异，有以为法度差强，有以为大巧若拙。然平心而论，书刻固不甚工，却方劲峻峭，于不经意间实殊有奇趣，整体看来，更有典重古茂、令人心神震慑之气度，允为汉碑上品，后世宗汉欲求境界之高者，无不注重此碑。(图13)
朱彝尊，深味《曹全》逸趣，但只取纵势，不受束缚而另出机杼，特别于章法上更有飘逸神驰的风采。
《纪泰山铭》，唐开元十四年(公元726年)刻，是摩崖刻石，玄宗李隆基撰并书，比20年后他自己所书的《石台孝经》，既浑厚又朴拙，尚无纤巧妩媚之气。似与汉《赵宽碑》，及当时的史惟则所书《大智禅师碑》不无渊源关系。
《礼器碑》全称《汉鲁相韩敕造孔庙礼器碑》，也称《韩敕碑》、《修孔子庙器碑》，东汉永寿二年(公元156年)立，石在山东曲阜孔庙。亦是汉隶成熟时的一种典型。其字古雅无前，若得神功，所谓“星流电转，纤逾植发”，瘦硬若铁，变化如龙，一字一奇，妙不可测，力出字外，无美不备。 (图10)
图9 《封龙山颂》前章所举《乙瑛碑》是汉碑隶书的成熟时典型之一，此外，当其处在变化之中的写法，则各有异体。如《开通褒斜道刻石》，俗称《大开通》，是东汉现存摩崖刻石中最早的一处。石在陕西褒城北石门溪谷道中。大家皆以其字为古隶，浑朴苍劲，天然古秀，世称神品。
汪士慎，笔力清劲，结字谨严，淡雅得体，章法有致。54岁之后双目失明，犹能凭窗画梅，作八分书。
《曹全碑》全称《汉郃阳令曹全碑》，东汉中平二年(公元185年)立，明万历初在陕西郃阳旧城出土。其字秀美飞动，既不束缚，也不驰骤，可为汉隶中秀丽典雅之代表。(图12)
桂馥的隶书名重一世，为清代隶书大盛之转折。其字笔画凝重，醇朴古茂，结字严谨，法度森然。尤其气魄宏大，重如山坐，极有庙堂肃穆，堂堂典正之致。有人嫌其拙，是不识其巧；有人病其板，是闇〔an 按〕其灵动。清人入汉，能如桂馥者几人？如目睹其墨本真迹，更能令人折服。(图14)
三国魏晋中惟有以下几通稍见个性，略有可观。
邓石如的隶书骨劲丰茂，雅洁匀称，广集汉碑古趣，自成仪态，平和简静，遒丽自得，惟惜略有骋笔习气。(图15)
金冬心的隶书亦甚可观，笔意极重，格调高古，虽然直多曲少，但无板滞，反而灵动可喜，似是信手之作，不计工拙，但又颇具法度，因字成势，漫无失态。
其他如阮元、陈鸿寿、张廷济、姚元之、邓传密、吴熙载、何绍基、胡震、钱松、杨岘、俞樾〔yue越〕、胡澍、赵之谦、杨守敬等亦各有会心，或传师法，或得汉一格，或以汉为宗，旁参诸体，皆有其可观处，然较上述，则或逊开拓之功，或不及入汉之深，故不暇备举。遗泽俱在，读者可自寻检赏玩。
《赵宽碑》，也称《三老椽赵宽碑》，东汉光和三年(公元180年)立，1942年在青海乐都老鸦城白崖子出土。1950年曾遭火焚，残存一小块。其书流美而浑厚，章法茂密。用笔、结字已有明显的定则，无复前此诸作之变化自然。唐人隶书可能受此影响较大。
《北海相景君碑》，东汉汉安二年(公元143年)立，碑原在山东济宁任城。其字结体长方，气势磅礴，下底竖笔多作延伸，如篆籀之曳脚，开放峭拔，虽不甚娟雅，但不失其古。
隶书虽然源于简帛，肇始于战国，而兴时则在于汉，尤其东汉更称鼎盛。魏晋以降，虽然渐趋衰微，但始终未断，至清又见复兴。在漫漫书史长河之中，能隶诸家，不胜枚举，只将具有典型代表性者列出，便足令人一开眼界。
《子游残碑》为东汉元初(公元114—120年)间刻，在河南安阳出土。古淡静肃，厚重朴拙，大小错落，极有情趣。
图13 《张迁碑》《孔羡碑》，也称《鲁孔子庙碑》、《修孔子庙碑》、《封孔羡碑》，三国黄初元年(公元220年)立，今在山东曲阜孔庙。其字结法遒健，方正板实，严实之中又含秀朗。
此三位得风气先，能上溯古法，化为新体，筚〔bi 必〕路蓝缕，功在遐迩。
图11 《鲜于璜碑》入隋唐之后，大多数碑刻或墓志，非楷非隶，已无甚奇处，否则便是沿《夏承碑》而下的一些着意雕琢的工艺隶字。然而以历史观点为标准，下列诸种，虽去汉已远，却能不落时弊窠臼，尚有特色，或纵为时风，却还稍有可观，可为一时之俊，值得一提：
《黄初残碑》也称《郃阳十三字》，三国黄初五年(公元224年)立，清乾隆初在陕西郃阳出土。残石共四块，每块行字不同。其字淳朴，略存古劲逸静的高妙气息。
《郛〔fu福〕休碑》全称《晋明威将军南乡太守郛休碑》，西晋泰始六年(公元270年)立，清道光年间(公元1821—1850年)山东掖县出土。其字奇姿百出，笔画干净明晰，结字新颖，气韵温润典雅。笔势参差，神态恣肆，颇有一些意趣。
图15 邓石如隶书隶书自汉及清，虽曾中衰，但仅由上所列，已可谓蔚为大观矣。
《张景碑》又称《张景造土牛碑》，东汉延熹二年(公元159年)立，在河南南阳出土。其字与《朝侯小子残碑》相类似，属隽永秀劲一派。用笔方中带圆，圆中有方，而转笔处用方折，尽脱篆意。瘦劲有《石门》之疏落，秀丽近《曹全》而无其甜俗。笔势左右开张，波磔分明，体势横扁，结字平正，匀称之中又有变化。初学习此，不至入俗，而可得用笔、结字之法度。
惟《夏承碑》必当一提。此碑全称《汉北海淳于长夏承碑》，也称《夏仲兖碑》，东汉建宁三年(公元170年)立。宋元祐时四川资州出土，明嘉靖时遭地震裂毁。今存河北永年县一通，为明嘉靖时知府唐耀重刻。其字时有篆籀笔法，极尽巧饰奇丽。汉碑之深朴沉劲之气，至此已尽逸去，古调不可复得了。因为它雕饰性过强，带有浓重的工艺性，于是格调降低了，然而影响后世，历魏晋、唐、宋，以至于元、明，流风绵长。后来《上尊号奏》、《曹真残碑》、《范式碑》、《王基碑》、《三体石经》、《西乡侯残碑》、《孙夫人碑》、《龙兴皇帝三临辟雍碑》等，皆沿《夏承碑》而下。
《封龙山颂》，东汉延熹七年(公元164年)立，石原在河北元氏西北45里王村山下，可惜现已全无所存。其字型体方正古健，绝少雕饰，字距行间密集，字画匀净，偶作粗重，极见气魄，尤其整体观之，但觉严整端朴，大度浑然。外有朴拙之态，而内含飞动之势。用笔虽大起大落，而法度森然。现存拓本，一经剪裁便失原貌，如能见全张拓片当可有截然不同的观感。(图9)
图10《礼器碑》《嵩阳观记》全称《大唐嵩阳观纪圣德感应颂》，唐天宝三年(公元744年)刻，李林甫撰，徐浩书。有人以为与史惟则相近，其实不然，他没有史之工艺造作。他与韩择木也不同，没有韩之纤巧，他能于中和平稳中保持匀净，尚无俗品之经营，不失坦荡之平顺中正。
《房彦谦碑》全称《唐故都督徐州诸军事徐州刺史临淄定公房公碑铭并序》，唐贞观五年(公元631年)立，李百药撰，欧阳询书。碑原在山东章丘，乡人苦于碑商椎拓时围观闲人践踏禾苗，欲毁之，幸被邑令所禁，然下截已经漫漶〔huan 焕〕，不复从前。其字为隶书，格调古雅，既有“二爨”笔势，又有楷书气韵。在历代隶书中体势比较特殊，独备一格。
图12 《曹全碑》《谷朗碑》全称《吴九真太守谷朗碑》，三国吴凤凰元年(公元272年)立，在湖南耒〔lei 磊〕阳杜甫祠，后来经人剜改，风韵已失。其结构多为隶法，用笔凝迟浑厚，古雅静穆，气息浓重而俏秀。然无论用笔、结字，都已见由隶变楷的端倪，故人多以为是隶书向楷书转化的变型。
《崔泰之墓志》全称《大唐故银青光禄大夫守工部尚书赠荆州大都督清河郡开国公上柱国崔公墓志铭并序》，唐开元十一年(公元723年)刻，中书侍郎崔沔〔mian免〕文，李迪□书。其字虽然已失去了汉隶的质朴遒劲，但汉隶那种圆润凝重、迟涩稳厚的气息却保留了下来。
汉碑众多，除上举诸作外，其他如《阳嘉残碑》、《石门颂》、《张寿碑》、《孔宙碑》、《西岳华山庙碑》、《史晨碑》、《西狭颂》、《孔彪碑》、《杨淮表记》、《鲁峻碑》、《熹平石经残字》、《韩仁铭》、《尹宙碑》、《祀三公山碑》、《白石神君碑》、《赵圉〔yu 雨〕令碑》、《樊敏碑》、《朝侯小子残碑》等，都各有所长，称誉后代。综合观之，则不外端秀、严谨、疏朗、奇纵之别，前所列举，已足明鉴，兹不赘述。
黄易的隶书浑厚遒劲，用笔方圆兼备，交错自然入妙，颇得刚柔相济之理。是以其字朴实生动，变化出新。
《鲜于璜碑》全称《汉雁门太守鲜于璜碑》，通常与《张迁碑》并称为汉碑方峻拙朴的典范。东汉延熹八年(公元165年)立，1972年才于河北武清出土。通碑字迹大部清晰完好，仅有个别略损。碑字大小不等，行列不齐，但匀净错综而自然得体。就风格来说，方正拙朴，丰茂劲挺，斩截爽利，的确气韵高古。虽然原有方格之界，但并不受其限制，字在格中高低随意，而整篇逸趣无涯。(图11)
伊秉绶的隶书深得汉意，别成一格，着意于笔姿墨趣，金石气息，体势雄强壮大，显出一种凛凛不可轻犯的威力。格调高古，但又觉得新奇，既有率真，又有朴拙。(图16)
张祖翼居清最晚，但其隶书颇有书卷气息，了无清人或霸或奇或臃之积习，不滑不媚，清雅隽秀，凝重工谨，极得笔墨之情。
图14 桂馥隶书《杨叔恭残碑》全称《汉沇〔wei尾〕州刺史杨叔恭残碑》，东汉建宁四年(公元171年)立，清嘉庆年间于山东钜野昌邑集出土，碑残较严重。其书古雅端秀，法度森然，却疏落如散，用笔凝迟而秀挺，结体宽朗而绝俏，体型竖可纵长，横可四放，漫无拘束，大小错落，各得其宜，章法散疏无囿，但又了无失态之处，故在汉隶诸碑中立一奇格。
宋、元、明之间虽然亦有几位能作隶书者，但极一般，汉韵已失，惟唐以下而已。至清则大盛起来，但也有大量作品未出魏晋以来的俗格。当然自有佼佼者脱颖，为清代的隶坛展现了耀眼的光彩。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