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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生存 作者:尼葛洛庞帝 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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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从游戏中学习学习的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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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4月11日,派普特在麻省理工学院举办了一个题为“教会孩子思考”的研讨会。

每个小队都拿到不同的线索,然后就出去周游各地,沿路只要完成任务就可以得分。

这孩子成了英雄,老师和同学们都想知道他是怎样发明出这种装置的,并且从许多不同的角度来分析他的实验,向他提出各种问题。这个小小的莱耀时刻使他体会到了一种非常重要的东西:学习的乐趣。病人豪膏的年轻人在我们的社会中,有学习障碍的学生可能远没有我们想象得那么多,倒是有障碍的教学环境之多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电脑能令这一切改观,因为它能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学习和认知类型截然不同的孩子。

街头顽童则在地铁里到处询问路人,结果,他们不但更快找到答案,而且他们一面询问,一面从A点移到B点,行进了较多的距离,也在比赛中拿到了较多的分数。

大多数的美国孩子都不知道波罗的海国家和巴尔于半岛国家有什么不同,谁是西哥特人(Visigoth,日耳曼族的一支),或路易十四生活在哪个年代。那又怎么样呢?为什么这些事情就这么重要呢?你知道里诺(Reno)是在洛杉矾的西边还是东边吗?

学习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当然是来自教——但必须有好的教师和好的教学方法,其中一个主要的衡量标准是教育能否引导孩子探索未知、掌握学习的方法,并找到前进的方向。在电脑出现以前,教学手段局限在运用视听设备和通过电视进行远程教学上,这些方式只不过更强化了教师的主动性和学生的被动性。自己动手做一只青娃电脑大大地改变了这种状态,忽然之间,从动手做事中学习变成了一种原则,而不是特例。由于我们现在几乎可以用电脑来模拟任何事物,我们不再需要靠解剖青蛙来了解青蛙的构造。相反地,我们可以让孩子们自己设计青蛙,创造出一种行为类似青蛙的动物,修正它的行为,模拟它的肌肉,在这只模拟青蛙身上玩不同的游戏。

60年代,大多数电脑和教育的先驱都提倡一种拙劣的不断演练的教学法,把电脑用在一对一的教学上,由使用者自己控制进度,从而更有效地教授同一堆吓人的知识。现在,多媒体风行一时,又出现了一批闭问造车,笃信练习好处的人,他们自认可以把电子游戏的魔力移植到教育上,以更高的效率向孩子们的头脑里灌输更多的信息。

派普特建议当我们把电脑作为一种教育的工具来使用时,可以把它想象成我们在用电脑创造一个——比如说——叫“数学乐园“(Maih1and)的国家,在那里,孩子们可以像学习语言那样来学习数学。尽管从地缘政治学的角度,“数学乐园”也许是个奇怪的概念,但在电脑上却绝对言之成理。事实上,现代电脑模拟技术已经能够创造出“微观世界”(microworld),孩子们在里面可以在游戏的同时探索极其复杂的原理。

举例来说,在我安排的寻宝比赛中,有一次必须解开一个填字游戏,才有办法找到其中一个线索。一般的聪明学生会冲进图书馆找资料,或打电话向他们的聪明朋友请教。

随后他注意到,如果他让马达带动助推器顺时针方向转动,那么这堆积木就会先朝右边扭动然后向任意方向运动。如果他让马达带动助推器逆时针方向转动,则积木会先向左扭动然后再向任意方向运动。最后,他决走在积木的下面装上几节光电池,然后把积木放在他在一张大自纸上潦草画出的黑线上。

你可不要小看了这场比赛。有时候,我们得在半夜赶到某个特定经度和纬度的位置上,一架直升飞机会从天而降,丢下一个1/4英寸、缠成一团的录音带,用乌尔都语给我们下达下一个任务:想办法逮住一头活猪,把它带到某个指定地点,在那里,我们会拿到一个电话号码(要找出这个电话号码,我们又得先解开一个复杂的号码谜,谜题是7个冷僻事件发生的日期,把这7个日期中每一个的最后一个数字拼在一起,就是我们要拨的电话号码)。

今天,利用LEGO/Logo的孩子会学到你我在大学里才能学到的物理和逻辑原理。许多有趣的证据和谨慎的测试结果都表明,这种结构主义的方法是适合不同认知和行为风格的丰富的学习手段。事实上,许多被认为有学习障碍的孩子,在这种结构主义的学习环境中,都能健康成长。信息高速路上的顽童当我还在瑞士的寄宿学校就读时,因为离家太远,我和其他一些孩子在放秋假时没法回家,但却可以参加一场疯狂的寻宝比赛。

他在电脑上设计了一个更复杂的程序,然后启动马达。看到黑线,光电池会让马达停下来,再重新启动,如果重新启动时马达顺时针转,则积木右扭,反时针转,则积木左扭,终究又回到黑线上。结果是他造出了一堆会动的积木,沿着那条潦草的黑线而扭动前进。

在汉尼根小学LEGO/Logo实验班上,一个6岁的男孩在桌上堆起一堆积本,再把一个马达放在积木的顶端,然后用两根电线把马达和自己的电脑联上,再在电脑上敲出一个一行字的程序控制马达的开关。他开动马达的时候,积木跟着震动,于是,他在马达上装了一个助推器,但由于某种原因(可能是由于操作错误)而装偏了。这次当他再开动马达的时候,积木震动得更厉害了,它们不但在桌上跳来跳去,而且简直就要给震散架了(为解决这个问题,他耍了一个骗人的小把戏——这种把戏并不是任何时候都绝对不好——用几根橡皮筋把积木绑住了)。

所以,我建议老师在出加法运算题时,试着不要把题目中的数字当作单纯的数字,而把它们转化成钱数。你瞧,他突然就开窍了,有办法心算出三位数的加减法,甚至更高位数的也不在话下。原因是,这堆原本抽象而没有意义的数字,现在都变成了钱,可以用来买路,建旅馆和付过路费。

孩子显然吓呆了。最后,当女主持人连问了三次、镁光灯印热度也越来越高之后,这个满头大汗、恼羞成怒的小孩直愣愣地看着摄像机说:“对,是很好玩,就是玩起来太费脑子了。”

电脑控制的LEGO则更进一步,让孩子们能够赋予物理构造以行为能力。目前媒体实验室的LEGO研究还包括在一个积木中植入电脑的原型,为派普特的结构主义展现了更多的弹性和机会,同时还包括了积木与积木之间的通信,以及以新的方式探索并行处理的研究。

学校的校长是一位瑞士将军(他和大多数的瑞士军人一样,属于预备役),他既谋略过人又有号召力。他安排了一个为期5天、周游全国的竞赛,把孩子们分成小队,每个小队有4个从12岁到16岁不等的孩子,一共发给100瑞士法郎(当时合23.5美元)和1张为期5天的铁路乘车证。

长此以往,能够在互联网络上投入时间与智慧的人将会越来越多,互联网络也将变成一个人类交流知识与互助的网络。例如,美国退休人员协会的3000万会员身上就汇集了许多尚未被开发的集体经验。只要敲几下键盘,如此丰富的知识与智慧就能力年轻人所用。代沟在顷刻问便被大大缩小了。

这类的挑战对我总是有莫大的吸引力,而且,恕我在此自卖自夸,我的小队赢了这场比赛——我一直相信我们会赢。由于那次经历给我的印象太深了,我在儿子14岁生日那天,也为他做了同样的安排。由于没有美国军队可以听我调遣,我只为儿子和他班上的其他同学安排了一天的波士顿探险,同样把他们分成小队,只准他们随身带着固定数目的钱和一张不受限制的地铁车票。我花了几个星期的时间来安排各种线索:跟饭店的前厅接待员打招呼、把线索藏在公园的长椅下,有些地点则必须靠解开电话号码的谜题才能找到。你或许也能猜到,在学校功课拔尖的孩子不见得会赢——事实上,情况往往相反。街头顽童和“聪明”学生之间,总是有很大的差别。

孩子们靠读和写来沟通,而不只是完成一些抽象的和模拟的游戏。不要把我所提倡的东西曲解为反对发展智力或蔑视抽象推理,恰好相反,互联网络给人们提供了探索知识和意义的新媒介。网络上的寻宝比赛我有轻微的失眠症,经常在凌晨3点钟醒来,然后在电脑上消磨一个小时,再回去睡觉。有一次我正在电脑前昏昏欲睡的时候,收到了一个叫迈克尔.施瑞格的人给我发来的电子邮件。发件人彬彬有礼地自我介绍,他是个中学二年级学生,想知道那个星期晚些时候他来麻省理工学院时,能否顺道拜访一下媒体实验室。我建议他来旁听我星期五的“比特就是比特”这门课,还为他指派了一个学生向导。我同时也把我们之间的通信各复印了一份给另外两位同事,他们也都同意和他见面。可笑的是,他们误以为他是着名的专栏作家迈克尔.施瑞吉,其实施瑞吉的名字后面多了一个e。

我想,这真是奇怪,我们在家玩大富翁游戏的时候,他老是当银行家,他看起来对与数字打交道很有一套。

他在会上提议把电脑用作发动机,使孩子通过使用电脑而学会教导别人,并从教导别人之中学习。差不多有15年的时间,这个极其简单的念头一直在他的脑海中盘旋,但直到个人电脑问世,它才终于付诸实现。今天,当1/3的美国家庭都拥有了个人电脑时,它大展身手的时刻才真正来临。

当麻省理工学院的媒体实验室在1989年首次开展LEGO/logo实验时,汉尼根小学从学前班到六年级的孩子们在LEGO管理人员、学术界和新闻媒体面前演示实验的成果。一位来自一家全国性电视网的热切的女主持人在闪亮的镁光灯下逼问一个小孩:这种形式是否不只是好玩的游戏而已?她想从这个8岁孩子口中逼出一句典型的、机敏的,能够吸引观众的话。

游戏于信息中,尤其是游戏于抽象的主题中的时候,信息载体呈现了更丰富的内涵。

法国、韩国和日本这些国家不断在青少年的头脑中灌输各种知识,它们付出的高昂代价就是,当这些年轻人升入大学的时候,他们已经跟死人差不多了。之后的4年,他们觉得自己就好像刚刚跑完马拉松只剩下一口气时却还被逼着参加攀岩一样。

西摩尔.派普特(SeymourPapert)正是这种“开动脑筋玩乐”的专家。他很早就注意到“擅长”语言这种概念很奇怪,因为随便哪个5岁小孩都能在德国学会德语,在意大利学会意大利语,或在日本学会日语。尽管年纪渐长之后,我们似乎丧失了这种自然学习语言的能力,但是我们无法否认,小时候我们都曾有过这种能力。

当我终于和施瑞格碰面的时候,他的父亲陪着他。他父亲向我解释说,施瑞格在互联网络上认识了各种各样的人,而且施瑞格眼中的互联网络就好像我眼中的寻宝比赛一样。最令施瑞格的父亲惊讶的是,不管这些人是诺贝尔奖得主也好,企业高级管理人员也好,似乎都能抽出空来,回答施瑞格的问题。原因是,在电脑上回信实在太容易了,而且(至少目前为止),大多数人还没有被一大堆无缘无故的电子邮件所淹没。

我还记得我儿子三年级的时候,老师难过地告诉我,他不会算两位或三位数的加减法。

今天的孩子有机会在互联网络上做一个街头顽童。在网络上,“孩子们能够听到彼此的声音但却看不到对方”。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网络上,读和写两项技能大有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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