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张爱玲，仿佛任何一个凡人，都无法追随她的步履。她可以端然于水上，亦可以俯身于尘埃。这个出身贵族的富家小姐，如今只要求一间可以遮风挡雪的木屋。也许许多人看到这段文字，会为她流下伤感的泪。然而她自是不屑的，哪怕人生只剩下一种颜色，她依旧可以在百媚千红的花丛中翩然独立，风姿万种。
“克利夫兰”总统号，这是一艘轮船的名字。是它将张爱玲带离香港，驶向美国，只是忘记将她带回来。这艘船，同样载过许多有名的，以及无名的中国人，圆了他们的留洋梦。留洋对张爱玲来说，也曾是一个青涩美好的梦。在她十八岁的那年，她考取了英国伦敦大学，却因为战争而未能如愿。
救世军办的女子宿舍终究不是长住之处，张爱玲有种一叶落而知天下秋的感觉。出于无奈，张爱玲向位于新罕布什尔州的麦克道威尔文艺营求助，一九五六年二月十三日，她正式提出了申请：“亲爱的先生/夫人：我是一个来自香港的作家，根据一九五三年颁发的难民法令，移居来此。我在去年十月份来到这个国家。除了写作所得之外别无其他收入来源。目前的经济压力逼使我向文艺营申请免费栖身，俾能让我完成已经动手在写的小说。我不揣冒昧，要求从三月十三日到六月三十日期间允许我居住在文艺营，希望在冬季结束的五月十五日之后能继续留在贵营。张爱玲敬启。”
张爱玲在忆胡适那篇文里，细致地描写了一段送别的场景，读后令人感动不已，意味深长。“我送到大门外，在台阶上站着说话。天冷，风大，隔着条街从赫贞江上吹来。适之先生望着街口露出的一角空濛的灰色河面，河上有雾，不知道怎么笑眯眯的老是望着，看怔住了。他围巾裹得严严的，脖子缩在半旧的黑大衣里，厚实的肩背，头脸相当大，整个凝成一座古铜半身像。我忽然一阵凛然，想着：原来是真像人家说的那样。而我向来相信凡是偶像都有‘粘土脚’，否则就站不住，不可信。我出来没穿大衣，里面暖气太热，只穿着件大挖领的夏衣，倒也一点都不冷，站久了只觉得风飕飕的。我也跟着向河上望过去微笑着，可是仿佛有一阵悲风，隔着十万八千里从时代的深处吹出来，吹得眼睛都睁不开。那是我最后一次看见适之先生。”
在旧金山稍作停留，张爱玲便去了纽约。她并非举目无亲，因为在那里，有一个人在等她，就是她此生最好的朋友——炎樱。炎樱已经移居美国，在纽约做房地产生意，做得如火如荼。她的人生就如同她的性格一样，明丽开朗。人说性情决定命运，一点都不会错。炎樱和张爱玲同在港大学习，后来也同去上海，但是她的人生似乎一直都很顺畅。而张爱玲纵有斐然才情，风靡上海，却始终如飘萍，无根无蒂。
这个背影，给了张爱玲一种同是天涯沦落人之感，也刻在她的脑海里，永生难忘。只是她没有哭，而是倔强地微笑。她真的好孤独，因为回去之后，她又将面对那些落魄陌生的脸孔，和她们一起，接受这个城市的恩惠和救济。可是她从来不觉得，这样有失尊严。她不过是一个为了自由流离远方的女子，涉水而歌，不畏冰冷。
杯中酒已尽，旧事已成尘。船是在旧金山入境的，从此美国照见了她后半生明明灭灭的行踪。直到若干年后，她葬身于这个国。这就是定宿，这个来自上海的女性，这个穿越民国烟雨的才女，最后寂寥地死在异国他乡，只有魂梦归去故里。这一切，都是多年以后的事。如今的张爱玲，只是一个心性散淡的女子，她丢失了自己的国，想到这里安身立命。
母亲和姑姑的留洋，曾经在张爱玲的心中，留下了温情而浪漫的记忆。那时候，她甚至觉得国外的风，都是典雅而放达的。在国外，无需循规蹈矩地存在，无需装腔作势地生活。在这里，多了一份随性与散漫，自由和不羁。十年风雨，山高秋远，张爱玲年少时那个浪漫的梦早已不做了。她如今选择漂洋过海，是为了和过往纠缠不清的岁月告别。她曾经说过，要换一种干净利落的活法，她要在蓝天碧海下自由呼吸。
在这个遥远的异国，得遇故人，又邂逅胡适先生，他们牵引出张爱玲对故国的淡淡思念。之后，胡适对张爱玲一直很关照，唯恐她寂寞，几次打电话问好。张爱玲在炎樱家住了一段时间，重温大学时那段美好的梦。但张爱玲知道，这样并非长远之计，她此次来美国，是为了重新独立的生活，所以她要过回自己一个人的日子。
后来张爱玲搬去了救世军办的女子宿舍，这里简陋，其实就是救济贫民的地方。尽管炎樱不同意，但张爱玲个性倔强，她决定的事从无改变。女子宿舍的场景，确实有些混乱，有些萧索。在这里，也只是暂时落脚。对张爱玲来说，在这个陌生的城，谁也不认识谁，所以在怎样的环境下生存，她并不在乎。
据说张爱玲和胡适两个人的家族，还有一些渊源。张爱玲的祖父张佩纶认识胡适的父亲胡传，并且还在其事业受阻时帮助过他。后来张佩纶遭贬，胡传亦知恩图报，还给张佩纶寄去了两百两银子。而且胡适先生还跟张爱玲的母亲和姑姑同桌打过牌，也许是因为这些原因，胡适对张爱玲格外关注。
张爱玲语录强调人生飞扬的一面，多少有点超人的气质。超人是生在一个时代里的。而人生安稳的一面则有着永恒的意味。
张爱玲此次来纽约，还想见一个人，就是胡适先生。之前她在香港曾寄过那本《秧歌》给胡适。而胡适收到后，给张爱玲回了一封长信，并对《秧歌》做了细致的评论。他欣赏张爱玲的才情，认为她的作品很有文学价值。
此次离别，张爱玲几年没跟胡适通消息。后来通过一封信，又隔了好些时日，就听到了有关胡适的噩耗。胡适先生是于一九六二年，在宴会上演讲后突然逝世。张爱玲说他是无疾而终，有福之人。以胡适先生的为人，也是应当的。
此时的胡适已经脱离了政坛，来到纽约，开始他寂寥又闲逸的生活。在这里，他深居简出，闭门谢客。屋子的装饰中国味浓郁，他闲时在屋檐下晒太阳，喝茶看书，日子是真的安宁了。张爱玲在忆胡适那篇文里写道：“适之先生穿着长袍子。他太太带点安徽口音……态度有点生涩。我想她也许有些地方永远是适之先生的学生，使我立刻想起读到的关于他们是旧式婚姻罕有的幸福的例子。”
记忆中，秋天是一个旁若无人的季节。又或者说，再多的人，也抵不过那份清远微凉的况味。这个季节的心情和故事，都被染上淡淡霜华。曾经繁闹的都市，以及幽深的人生，似乎也简静许多，一眼便望到了尽头。
这座城市的繁华以及一切，对张爱玲来说都不再是诱惑。她唯一欢喜的，是与好友炎樱重逢。炎樱似乎成了这世上唯一可以信任的人，唯一的依靠。张爱玲在她面前，倾诉了多年来郁积的心事。那时候，她有一种如释重负的快感。随后，她们一起闲逛在纽约的街市、电影院、食品店。这种快乐，如当年在香港和上海一样单纯，一样温馨。
不知道，这两个女子，到底谁活得更真？纽约，世界之都。一座商业金融之城，一座艺术文化之城，给高贵的人以尊荣，给闲逸的人以清风，给卑贱的人以落魄，给忙碌的人以风霜。穿行在摩天大楼之间，感受霓虹幻彩的迷离，的确可以让你忘记自己的前世今生，从此愿做这个城市往返的微尘，不计较悲欢。
让张爱玲感动的是，有一天，胡适先生来到这里探望她。张爱玲请他到客厅去坐，里面黑洞洞的，足有个学校礼堂那么大。张爱玲无可奈何地笑，但胡适却直赞这地方好。很明显，这是对张爱玲的宽慰，他懂得一个单身女子在异国他乡的艰辛。这样一个才华横溢的女子，应该过上幸福安稳的生活，而她却可以在如此简陋的地方安之若素。胡适对张爱玲，不仅是怜惜，还有许多的钦佩和欣赏。
她走了，在那个大雪纷飞的季节，独自离去。她知道，过尽人海，也找不到现世安稳，她宁愿这样单薄地走下去。花儿谢了，连心也埋。他日春燕归来，身何在。
当然，这个季节亦适合别离。那些原本张扬明艳的人，显得有些矜持和沉静。张爱玲选择在秋天离开香港，是因为她不小心丢掉了那个从容的自我。世间尘缘，必定要经历百难千劫，才可以幻化虚空。这个云端之上的女子，就算她甘愿萎落尘埃，我们于她，始终是仰望的姿态。
终难忘，这个陌生的都市，这场寒冷中温暖的相逢。此时的张爱玲，渐渐褪去了华丽，成了一个沉静迷惘的观者。在这个人声鼎沸、高贵典雅的城，她充当了一个卑微冷落的角色。没有人认识她，纵有绝世之才，风流之姿，也只能演一场独角戏。她就像陡峭山崖的一株云松，像浩瀚银河里的一颗星子，将坚韧和璀璨藏于心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