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夫曼政府在1919年8月底返回慕尼黑。从5月初开始政权实际掌握在军队手里，准确地说是在5月11日建立的阿尔诺德·冯·默尔（Arnold von Möhl）将军领导下的“帝国国防军第四司令部”，它统辖着驻扎在巴伐利亚的帝国国防军部队。根据5月20日发布的公告，他们的主要任务是“在警察的配合下对民众进行更加严格的监控，及时了解民众的情绪以及可能出现的摩擦点，从而及早判断出起义的再次爆发并且把它消灭在萌芽状态”。军队司令部的情报部门负责执行这个任务，从5月底开始，情报部门的头头是卡尔·迈耶（Karl Mayr）上尉，这个具有颠覆性的军官是“希特勒政治成功的最重要的助产士”。
一些人认为，希特勒在1919年春季的态度混合了窘迫、被动和机会主义。因此2月26日当艾斯纳的灵柩穿过慕尼黑内城被送往东区墓地时，希特勒可能也站在送葬的队伍里（尽管只是根据保留下来的模糊不清的胶卷）。在两个苏维埃共和国时期，他转而支持班贝克的霍夫曼政府，他还参加过一支人数众多的自由军团。更多的时候，他在军营中等待着局势的明朗化。据说他在4月13日复活节前的星期日政变中鼓动他的战友们不要参加战斗：“我们不是那些流窜的犹太人的革命卫士！”但此事完全没法证实。可以确认的是，4月15日，即共产主义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后的第二天，他在兵营委员会的新选举中被选入他所在的遣散连所属的候补营的士兵委员会，从中我们也能得出结论，他没有公开反对过苏维埃共和国。希特勒显然懂得顺应时势的艺术，他不暴露自己，尽量表现得不引人注目——出于一种不无道理的看法：苏维埃实验持续不了多长时间。他在《我的奋斗》中描述的：他得罪了共产主义当权者，4月27日为了逃脱逮捕而英勇抵抗，这显然是虚构的故事。
次日希特勒读了德莱克斯勒的小册子，他在其中找到了与自己的“政治觉醒”相符的东西。给他留下长久印象的是文章中的核心思想——把民族主义与社会主义结合在一起的要求，也就是说，把工人阶级从马克思主义的“异端邪说”中解放出来。希特勒在书中继续写道，出乎意料，一周之后他收到一张明信片，上面写着邀请他加入德国工人党的通知，同时也邀请他参加下一次的党委会议。他在赫尔恩街看到可怜的党部所在地，超出了他最坏的预期：“这是最糟糕的社团……除了指导原则之外，它什么都不具备，没有纲领，没有传单，没有印刷物，没有党员证，连个可怜的图章都没有，只有好的信仰和意愿。”
到４月末对慕尼黑的包围圈完成了。这座巴伐利亚首府完全被切断了食品供应，货币支付体系全线崩溃。想要在最后关头避免流血的努力失败了——一方面由于帝国国防部部长古斯塔夫·诺斯克（Gustav Noske，多数社会民主党人）想要以慕尼黑为例杀一儆百的坚决态度，另一方面由于埃格尔霍弗尔高估了己方力量的战斗决心。埃格尔霍弗尔下令4月30日在卢伊特波尔德中学枪杀了十名人质，其中包括极右组织图勒会的七名成员——为了报复自由军团在进攻慕尼黑时犯下的暴行。“枪杀人质事件”引起了公众的反感，即使在苏维埃政权的支持者中也引起了非议。埃格尔霍弗尔在这座城市的集体记忆中被视作“红色恐怖统治”的代言人。由此他的残暴远远超过政府军5月初进攻慕尼黑前后犯下的暴行。
但这段描述也不符合真实的情况，因为那个叫鲍曼的人两个月之后才出现在与会者的名单上。也许希特勒就像在莱希菲尔德兵营时一样在辩论中插嘴了，引起了与会者们的注意。会议结束之后，德莱克斯勒快步追上他，把他的文章《我的政治觉醒》塞到希特勒手里。然后这位党主席说：“好家伙，你这人嘴皮子真利索，是个可用的人才!”
在希特勒咄咄逼人的压力下，德国工人党的“全国主席”卡尔·哈勒尔别扭地走到公众场合。他更希望这个政党保持像图勒会一样的秘密党派的风格。1919年12月，希特勒通过新的议事规则让七人党委听命于他，从而实际上解除了哈勒尔的权力。1920年1月5日哈勒尔从职位上退下来。希特勒和排在哈勒尔之后的安东·德莱克斯勒共同起草了党纲，在1920年2月的全体大会上宣布了党纲。他们在德莱克斯勒于布尔格豪森尔的住所里列出的25点党纲没有什么原创性的思想，只是当时反犹民族主义圈子里流传的思想大杂烩的概要。首先是要求所有德国人统一在一个“大德意志国家”里（第1点），要求取消《凡尔赛和约》（第2点），要求归还德国殖民地（第3点）。第4点已经体现出明显的反犹倾向：“只有我们的民族同胞才可成为国家的公民。民族同胞是指有德国血统的人，而不考虑宗教信仰。因此犹太人不是民族同胞。”下面提出要求，所有在德国生活的犹太人应该归“外国人法”管辖（第5点），“禁止继续移民到德国”（第8点）。
希特勒在德国工人党的成功让国防军对他产生了兴趣。1919年10月底，普林茨—阿尔诺夫军营的第四十一步枪团司令部任命他为教育军官助理。后来他自己说成是“教育军官”，其实是不准确的，因为他是个二等兵，没有军官头衔。他一直与集团军司令部情报部门的卡尔·迈耶保持着联系，但他逐渐把工作的重心转移到了党的宣传活动上。12月10日他在德意志酒馆说“德国面临着最深重的屈辱”，然后明确地指出对失败和革命负有责任的人：“是犹太人，他们只顾自己做生意，肆无忌惮地挑拨和煽动老百姓打内战。”他坚持一个立场：“德国是德国人的！”在1920年1月6日的大会上他更加明确地表示：“我们不允许自己的命运被外族控制，我们要求禁止犹太人移民到国内。”在希特勒走上政治道路之初，他并没有收敛仇视犹太人的态度。他从一开始就是一个极端的反犹主义者，并且因此而投了听众所好。1919年秋季在慕尼黑达到沸点的反犹主义为希特勒提供了获得共鸣的理想土壤。
“射向艾斯纳的子弹让我们预感到，革命将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女作家里卡达·胡赫（Ricarda Huch）在2月26日的日记中写道。她的预感没有错。2月22日，全巴伐利亚的苏维埃代表聚集在慕尼黑开会，建立了一个“巴伐利亚共和国中央委员会”。奥格斯堡的小学教师恩斯特·尼基施（Ernst Niekisch）当上了主席，他属于多数派社会民主党的左派。经过苏维埃代表和各党派之间的长时间谈判之后决定重新建立被暂时取消的邦议会。3月17日，曾经在艾斯纳政府中担任过文化部长的约翰纳斯·霍夫曼（Johannes Hoffmann）当选新的总理。但这并没有平息工人阶级的愤怒情绪。而与此同时，从匈牙利传来的贝拉·昆（Béla Kun）宣布建立苏维埃共和国的消息不胫而走，对于所有想进行同样实验的人产生了影响。4月6日到4月7日一个决议产生了，中央委员会宣布成立“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霍夫曼政府逃亡到班贝克并且在那里发出声明：他们才是“巴伐利亚唯一的合法政权”。
接着希特勒逐条宣读了党纲，其间多次听到左翼政党的反对者大声提出抗议。警方的情报员写道：“现场多次陷入混乱，我经常觉得下一刻就要爆发斗殴。”后来国社党将2月24日的大会神化为纳粹运动的英雄式的开幕式，希特勒是神话的奠基人，他在《我的奋斗》中写下如下的句子：“烈火点燃了，淬火而生的宝剑将重新赋予日耳曼的齐格弗里德（译者注：北欧神话中的英雄人物）自由，赋予日耳曼民族新的生命……大厅逐渐变得空空荡荡，而运动开始进入正轨了。”事实上慕尼黑的报纸没有太关注这次大会。德国工人党（DAP）——不久后改名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NSDAP）——当时还只是个不知名的小党派。在《慕尼黑最新消息报》37行的报道中一次都没提到希特勒的名字。《民族观察家报》（《慕尼黑观察家报》1919年底改名）也只做了简短的报道。
当希特勒回到慕尼黑时，11月初的动荡局势已经平静下来，城市又恢复了正常的生活秩序。在议会里艾斯纳和多数社会民主党部长们的矛盾很快尖锐起来。就像在柏林的人民代表委员会里的同事们一样，部长们在革命的初期就坚决反对将业已成立的“工人和士兵委员会”纳入民族宪法的框架。它只能是制宪会议进行选举之前的临时机构。艾斯纳则赞成委员会和议会同时并存，他站在奥尔的对立面，奥尔希望尽快召开巴伐利亚州议会选举，从而削弱艾斯纳的地位。在12月5日召开的部长会议最终将选举的日子定在了1919年1月12日。
在《我的奋斗》中希特勒以他一贯的夸张把加入德国工人党说成是“最有决定意义的决定”。他一再强调，作为国防军的士兵他不能参加党派，其实这种说法不对，因为他从形式上说还属于老的军队。不管怎么说，他不是德国工人党的第七个党员，而是党委的第七个委员，德莱克斯勒请他担任宣传委员。为了造成人数更多的错觉而从501号开始排的按字母排序的党员名单应该从1920年2月初才开始使用的，那之后希特勒的号码是555。
渐渐的，越来越多的人来参加德国工人党的大会。在短时间内希特勒成为了党内的明星演说家。1919年11月13日，他在埃博尔布劳凯勒酒馆的130名听众面前用最严厉的言辞反对1919年6月底签订的《凡尔赛和约》。“自从地球存在以来，没有一个民族会心甘情愿地签订如此丧权辱国的条约”。警察局的情报员记下了听众们此时爆发出的呐喊“犹太骗子”。希特勒在进行反对《凡尔赛和约》的宣传时竭尽全力地猛烈抨击1918年11月11日在贡比涅森林签署停战协定的帝国财政部部长马蒂亚斯·艾茨贝格尔（Matthias Erzberger）。他认为：“一个将这种条约强加给我们的人，不应该再留在他的官位上，甚至不配在布腾豪森当小学教师。”（听众的喊声：他会落得像艾斯纳一样的下场！事实上，由于德国民族主义右翼分子的诽谤，艾茨贝格尔确实在1920年3月从帝国财政部部长的位子上退了下来，1921年8月被暗杀。）《慕尼黑观察家报》对这次大会进行了报道：“听众对希特勒先生真诚的演讲报之以一次又一次的热烈掌声。”
图勒会为慕尼黑的反革命行动搭建了平台。它以卐字为标识，并且拥有一份自己的报纸《慕尼黑观察家报》。他们不仅仅局限于市民阶层，还想在工人阶级中宣传种族主义观念。秘密社团的成员体育记者卡尔·哈勒尔（Karl Harrer）受命与火车站钳工安东·德莱克斯勒（Anton Drexler）建立联系，德莱克斯勒在战争中已经以德国民族主义祖国党的拥护者身份而闻名，1918年3月又建立了“争取公正和平自由工人委员会”。哈勒尔和德莱克斯勒共同建立了“政治工人社团”，1919年1月5日演变成德国工人党。德莱克斯勒成为慕尼黑分部的主席，哈勒尔担任“全国主席”——考虑到新政党成立之初只有三十个成员，经过几个月的发展还只是一个小党派，这个头衔听上去相当狂妄。
5月3日红军的抵抗被击溃，随后开始了在德国城市史无前例的白色恐怖。超过600人被杀害，其中有很多是无辜的平民。两个苏维埃共和国有代表性的领导人物也没能幸免。古斯塔夫·兰道尔在5月2日被捕，在押解到施塔德海姆监狱的路上被自由军团士兵用残忍的方式杀害了。同一天鲁道夫·埃格尔霍弗尔在他的隐蔽所被发现，遭受了严刑拷打之后，5月3日他在王宫的内院被一枪爆头。欧根·莱维内6月5日在施塔德海姆走过场的公审之后被行刑队枪决。恩斯特·托勒一直躲藏到6月4日，后来他被判处5年监禁。1919年5月7日，曾经积极支持苏维埃共和国的作家埃里希·米萨姆在埃博拉赫监狱里写下的日记里说：“这是一场我曾经为之欢呼的革命，可是当半年后它陷入血泊中时，我感到恐惧。”
希特勒居然拥护他在维也纳时代和战争中强烈憎恶的一个政党，这点令人感到非常惊诧。也许可以这样假设：革命最初的几个月他表面上倾向革命，原因并非他真的同情革命，而是有他策略上的算计。1918年11月9日之后，所有担心革命将被推向社会主义的社会变革方向的人都把希望寄托在多数派社会民主党人身上。为了维护既有的财产所有权，保守市民阶层的大部分人赞成多数派社会民主党尽快举行国家选举和各邦选举的号召，他们当然不可能突然转变为议会民主制度的忠实信徒。爱尔哈德·奥尔，艾斯纳的死敌，在巴伐利亚成为“被寄予希望的人和革命的基本反对者”。在元首总部的独白中希特勒对他和其他社会民主党领导人表示过赞许：“在1918年的变革中我做了区分：某一部分人全然被动地陷入，他们并不想革命，其中包括诺斯克、艾伯特、谢德曼、泽维林，还有巴伐利亚的奥尔。”
“投奔布尔什维克主义的第一块德国土地。”艺术赞助者和外交家哈利·凯斯勒伯爵评论，“如果共产主义者在那里站住脚的话，它将成为全德国全欧洲的头等大事。”但恰恰是共产主义者拒绝参与革命。巴伐利亚共产党主席欧根·莱维内（Eugen Leviné）把新政权看作一个“虚假的苏维埃共和国”，共产主义者们对于政府领导人抱着深刻的怀疑态度。中央委员会的新主席是作家恩斯特·托勒（Ernst Toller），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他从一个志愿兵转变为一个和平主义者并且参加了独立社会民主党。在苏维埃政府的十二名国民代表中有德高望重的人物，比如无党派的社会主义者和作家古斯塔夫·兰道尔（Gustav Landauer），他负责民族启蒙部（教育部），但也有一些滑稽可笑的人物，比如负责财政部门的无政府主义者西尔维奥·格泽尔（Silvio Gesell），他标新立异的货币整顿提议在有钱人中引起了恐慌。
1918年11月19日，希特勒伤愈之后离开帕瑟瓦尔克野战医院。这位30岁的二等兵成为战后数百万回到家乡卫戍部队等待复员的无名士兵中的一员。他的情绪当然是很低落的。没有家庭、没有职业、没有社会关系，他有可能又跌回战前没有保障的生存状态。尽可能推迟从部队退伍的时间——打定了这个主意，希特勒在11月21日回到慕尼黑，他被分配到第二步兵团第一预备营第七连。他在这里又和第十六后备步兵团的一些老战友重逢了，其中包括后来和他共事的恩斯特·施密特（Ernst Schmidt）。
希特勒像海绵一样吸收了四处蔓延的仇犹情绪和反犹种族主义小册子和传单中传播的口号。被他自己说成在维也纳时期发生的“变成狂热反犹分子”的转变，终于在慕尼黑革命与反革命的背景和影响下真实发生了。把犹太人的“敌对形象”当作万恶的化身成为他日后的种族意识形态世界观的核心，他在莱希菲尔德遣返营的演讲中已经“清楚明白”地表示出来，因为本特中尉不得不请求他保持节制，不然他会给人留下“迫害犹太人”的印象。在谈到“犹太人问题”时要“尽量谨慎”，避免“清楚地指向那个不同于德意志民族的外族”。
1920年3月20日希特勒从军队退伍。军队里的人对他在政治上的起步有着决定性的帮助，后来他也一直和他们保持着密切联系。仅仅几个月之后，这个不知名的二等兵已经成为德国工人党（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有影响力的演说家，一个不可缺少的人物。他已经完成了横空出世的第一步，现在他要做的是扩大党的基础，坐到领导人的高位上。不久之后发生了有众多大人物支持的啤酒馆政变，它吸引了慕尼黑和更大范围的注意力。
“成为政治家本非我的心愿”，1942年1月希特勒在元首总部说，“有人认为，如果我从现在的位子退下去，日子会很难过。不！如果我能离开政界，把所有的担忧、辛劳和麻烦抛在身后，那才是生活中最美好的日子呢！”他原本应该成为一个艺术家，为了民族的利益才成为一个政治家，希特勒的此种论调也属于这个独裁者精心塑造的自我形象的一部分。实际上政坛才是他的口才和煽动能力的用武之地。虽然最初跨出的脚步还是不自信的、试探式的——但很快他就在国社党阵营的权力角逐中战胜了所有竞争者，脱颖而出，成为一个富有战斗力的极右党派的“领袖”。
苏维埃统治终结之后，他立刻从幕后走出来，公然转到了反革命的阵营中。我们发现，5月9日他已经成为三人委员会的成员，该委员会的职责是调查他所在团内的士兵们在苏维埃共和国时期的政治表现。在《我的奋斗》中他提到了他的“生平第一次多少算得上纯政治的活动”。他也毫不回避地提起，他在上司面前揭发过一些真的对革命抱着同情态度的战友们。比如他检举在4月15日与他一起被选入第一遣散连的营士兵委员会的格奥尔格·杜夫特尔（Georg Dufter）是“最凶恶最极端的煽动者”，“时时刻刻为苏维埃共和国做宣传”。他由此得到了好处。当他所在的遣散连在5月初被解散时，他却留在了军队里。从1919年6月开始，他待在第二步兵团的清算部门。这对于他在政治上的起步具有莫大的意义。
为什么希特勒要加入这个社团呢——“一个秘密社团和喝酒聚会的结合体”？看来正是由于新成立的党不成熟不完备才让希特勒下了决心。“这个可笑的小党派和寥寥无几的成员具备一个好处，还没有僵化成一个组织，留下了按照个人方法行事的余地。”换句话说：这里为他提供了一个迅速走到前台的机会，按照自己的理念打造这个政党。
托勒的实验只持续了一个星期。4月13日，复活节前的星期日，霍夫曼政府在忠诚于他们的一部分慕尼黑军队的协助下试图推翻苏维埃政府，政变失败之后，以莱维内为首的共产主义者认为夺取政权的时机到了。4月13日夜间，企业和军营委员会的大会宣布中央委员会解散。一个由十五人组成的行动委员会被指定为新的政府，并由莱维内为首的五人“执行委员会”为代表。随后政府号召举行历时9天的总罢工，目的是让工人们有机会组织起一支“红军”。
希特勒的目的从一开始就是将这个宗派主义的聚会圈子打造成一个有战斗力的政党。首先，1919年10月在“施坦内克尔布劳”酒馆隔壁设立了一个德国工人党的办事处，屋里有一台用来打印会议邀请书的打字机。希特勒后来说，他自己散发传单。听众的人数很缓慢地上升——“从11个到13个，最后到了17个，23个，34个。”1919年10月中旬德国工人党敢于出现在更大一些的公众场合了。《慕尼黑观察家报》的一则广告为在慕尼黑“霍夫布劳凯勒”酒馆召开的大会做宣传。会场里有100多个人，当晚希特勒是第二个演讲者。对于30岁的希特勒来说，10月16日第一次在公众场合演讲具有深刻的意义，他在《我的奋斗》中紧接着莱希菲尔德军营的段落下面提到这次演讲：“我说了30分钟，我以前并不清楚、只是有感觉的想法变成了现实——我有演说的才能！”
这里还牵涉到一个组织图勒会，它是当时众多的民间民族主义团体中的一个，该组织在1918年后由战前和战争中最有影响力的极右宣传组织“泛日耳曼联盟”发展而来，当时它正像恶性肿瘤一样迅速扩散。图勒会在慕尼黑建立了一个组织核心，由一个名叫鲁道夫·冯·塞博腾道夫男爵（Rudolf Freiherr von Sebottendorff）的可疑人物以秘密社团方式的领导。慕尼黑的一些显要人物也是图勒会的成员，比如泛日耳曼联盟慕尼黑分部的创始人之一出版家尤里乌斯·F.莱曼（Julius F. Lehmann），此外还有少数的民族主义右翼的支持者，后来他们作为国社党的策划人和参与者起到重要的作用。其中除了高特弗里德·费德尔，还有政论家迪特里希·艾卡特（Dietrich Eckart），大学生汉斯·弗兰克（Hans Frank），鲁道夫·赫斯和阿尔弗雷德·罗森堡（Alfred Rosenberg.）。
希特勒自命为冷静的、理性辩论的分析家：反犹主义作为一个政治运动不能被暂时的情感所支配，因为它最终会导致大屠杀。由此这位德国国防军的门生卷入了当年的一场辩论中，它是由莱比锡的反犹主义者海因里希·普多尔（Heinrich Pudor）在1919年8月发起的以“文化反犹主义还是大屠杀反犹主义”为题的辩论。普多尔反对仅以法律武器与犹太人作斗争。为了推翻“犹太统治”，必须动用各种手段，包括大屠杀在内。连反犹的德国民族主义的保护和防御联盟都不愿与这个“公开煽动大屠杀的人”为伍，而是重提泛日耳曼联盟的“把犹太人算作外国人法管辖的对象”的旧要求。希特勒也反对“情感反犹主义”而代之以他所谓的“理性反犹主义”。它将“有计划地合法地与犹太人斗争并且取消他们的特权”，而“最终的目的”是坚定不移地清除犹太人。只有“强有力的国家政府”才具备这个能力，而昏聩的国家政府——比如现任政府——则没有这个能力，希特勒认为它也依附于犹太人，是“革命的助力之一”。
希特勒内心始终“坚定不移”地坚持“从根本上清除犹太人”的目标。它当然不是一个极端反犹分子的个人想法，在新成立的国防军和自由军团中它获得了普遍的赞同。迈耶上尉也很赞成“这篇清醒明白的论文”，只是对“希特勒先生提到的利息问题”有保留意见。利息并非犹太人的发明，而是“建立在财产所有制原则上的、以健康的占有欲为基础的存在物”。虽然我们要清除毒瘤，但正如高特弗里德·费德尔说的，“不能倒洗澡水连孩子一起扔了”。此外迈耶还着重表示他同意“被称为政府社会民主的东西实际上完全掌握在犹太人手中”的见解。他强调人们必须把“所有的有害分子”——“也就是说犹太人”——当作病菌“清除”或者“隔离”。
在从艾斯纳被刺杀到苏维埃共和国被推翻的戏剧性一周里，希特勒有哪些动作？《我的奋斗》里对此几乎未置一词，由此很早就引起了谣传：他想掩盖个人历史中对他来说不光彩的一章——也就是说，他在革命初期同情左派。第一本希特勒传记的作者康拉德·海登也采纳了这些传言，他认为，二等兵希特勒在军营中的战友圈子里支持社会民主党人、反对共产党人。无可争议的事实是，希特勒于1919年4月3日当选为遣散连的“代表”，假如他公然反对革命的话，肯定不会出现上面的情况。但是否我们就能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希特勒当时“比较靠拢多数派社会民主党”呢？
1919年9月12日，也就是他给格姆里希写信的前四天，希特勒第一次参加了德国工人党（DAP）的大会。他在《我的奋斗》第一卷第九章的开头写道，一天，他从上级部门得到一个命令，“去监视这个政治团体从事的活动”。后来的文献也都坚持了“希特勒作为一个情报员，也就是间谍，被卡尔·迈耶派去监视大会”的说法。但是现在奥特马尔·普勒金格（Othmar Plöckinger）有力地否定了上述说法：迈耶上尉早就了解德国工人党和它的影响范围，因此无须再探听消息。希特勒根本没有执行间谍任务。他也不是一个人去的，到场者的名单显示，他身边还有几个在莱希菲尔德军营宣传小分队的同事。他的到场符合国防军第四司令部想对德国工人党施加影响力的意图。
迈耶因希特勒在调查委员会的工作而注意到了他。“当我第一次看到他时”，他后来回忆说，“他看上去像一条正在寻找主人的疲惫的野狗”。迈耶上尉想找一个“值得信任的人”，在部队里进行“反宣传”，也就是说阐明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所谓危害性，同时重新培养旧的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的精神。在情报部门1919年6月初拟定的“宣传人员和干部”的名单上，第一次赫然出现了“阿道夫·希特勒”的名字。在这个二等兵开始工作之前，他先要接受培训。但是不像人们从前认为的那样，希特勒并没有参加1919年6月5日到12日在慕尼黑大学举办的第一届培训班，他参加的是7月10日到17日在波尔恰宫“博物馆协会”房间里举办的第三届启蒙培训班。在选择培训教师时迈耶动用了私人关系。他聘请了老同学、保守民族主义的历史学家卡尔·亚历山大·冯·米勒（Karl Alexander von Müller）来做“宗教改革以来的德国历史和世界战争的政治史”的报告。教师团队中还有米勒的内弟、来自慕尔瑙的工程硕士高特弗里德·费德尔（Gottfried Feder），他在1919年5月中旬发表的《粉碎金钱利息奴役制度宣言》引起了慕尼黑泛日耳曼主义者圈子的注意。这个自封的经济学家将“拜金主义”——也就是专注于金钱并由此引发的贪婪物欲——视作“当代最大的罪恶”。他认为责任在于掌握在犹太人手中的国际“高借贷利率金融”。对他而言“粉碎利息奴役制”意味着将来杜绝“纯粹金钱占有者不劳而获的收入”，让“创造性的资本”战胜“掠夺性的资本”。6月6日，费德尔在三四百名听众面前做了生平第一次演讲，其间演讲多次被掌声打断。在7月份的培训班里他也是教师之一。希特勒对他印象深刻：“有生以来我第一次听到和国际股份资本、借贷资本的原则性斗争。”费德尔的理论结合了反资本主义和反犹太人的思想，后来成为早期国社党理论纲领的固定组成部分。
根据恩斯特·施密特的说法，希特勒初到慕尼黑时“没有对革命发表什么意见”，但看得出来，“他内心苦涩”。他不想为维特斯巴赫家族一掬同情之泪。让他感到不舒服的倒是士兵委员会在掌管军营，破坏了他心中秩序和纪律的价值。“我厌恶那种运作方式，因此下决定尽快离开。”他在《我的奋斗》里说。大概更让他感到困扰的是革命爆发后的一段时期里慕尼黑和其他大城市的纵情狂欢气氛，到处看到人们的激情狂舞，盛况空前。“舞蹈狂热病”以“可怕的规模”蔓延开来，艾斯纳政府在1919年1月初的部长会议上说：“女人们变得疯狂，店老板们丧失了权力。”
高特弗里德·费德尔的影响体现在要求“取消不劳而获的收入”（第11点），“粉碎金钱利息奴役制度”。包括“在战争中敛取的横财”（第12点）。针对工人提出了大企业收归国有的要求，企业分红的要求，大幅度增加养老金的要求（第13点到第15点）。中产阶级得到了大商店划归地方政府管理的承诺（第16点），农民则可能被土地改革所诱惑（第17点）。宣传口号是“公共福利先于个人私利”（第24点）。与反对“腐败的议会经济”（第6点）相关的“加强中央集权”（第25点）的口号清楚地表明党纲最终的目的指向：消灭魏玛民主制，建立独裁统治的“民族共同体”，其中没有犹太人的位置。
柏林帝国政府终于忍无可忍。4月16日帝国总理菲利浦·谢德曼（Philipp Scheidemann，多数社会民主党人）在内阁中宣布，批准霍夫曼政府要求军事支援的请求。普鲁士中将恩斯特·冯·欧文（Ernst von Oven）受命担任军事行动的指挥。向慕尼黑进发的干涉军队还有弗兰茨·里特尔·冯·埃普（Franz Ritter von Epp）中将领导的自由军团，他的得力助手恩斯特·罗姆（Ernst Röhm）上尉，赫尔曼·埃尔哈特（Hermann Ehrhardt）舰长麾下的海军旅——这支军队几个月之后参与了1920年3月的卡普政变。水手鲁道夫·埃格尔霍弗尔尔（Rudolf Egelhofer）指挥下的临时拼凑起来的“红军”想要与三万兵力的军队抗衡，几乎没有胜算。
导师卡尔·迈耶不仅了解希特勒的反犹观点，而且他还明显表示赞同。因为1919年9月10日他给他的同事们布置了一个写论文的任务，这篇论文是从前参加培训的一个学生、来自乌尔姆的阿道夫·格姆里希（Adolf Gemlich）委托“可敬的上尉先生”完成的。在论文中需要阐明“犹太人是否危害到国家”的问题，如果“是”的话，“政府社会民主机制”应该如何应对危害。希特勒在9月16日的答复完全可以看作他个人生平中的关键资料。他在前几个月中吸收的各种反犹的陈词滥调和他总结后的综合结论都被展现在文章中，其中首先包括“犹太人绝对是种族而非宗教共同体”的论断，因此从根本上说他们是无法被同化的。通过“上千年的族内通婚”，“犹太人通常比他们生活在其中的众多民族更好地保存了种族纯粹性和种族特征”。作为费德尔的好弟子，希特勒将无限制的贪婪视为犹太人的种族特性，“围着金牛犊跳舞”，“它的权力就是以利息的形式不劳而获无限增长的金钱的权力……人类为之奋斗的崇高事物，诸如宗教、社会主义、民主，都沦为他们用来赚取金钱和满足权力欲的工具。它的后果是给各民族带来“种族结核病菌”。
迈耶上尉并没有因他的弟子缺少文凭而不满。他明显喜欢上了这个二等兵。1919年7月底成立了“宣传队”，负责在奥格斯堡附近的莱希菲尔德遣返营对从战场上回来的士兵进行“反布尔什维克宣传”，希特勒是二十六个被挑选出来的培训教师之一。在8月20日到25日的5天里他做了两个报告——一个题目为《和平条件和重建》，另一个题目为《社会政治和经济政治的口号》，他在其他人的讲座中也参加了讨论。他在莱希菲尔德开始了政治生涯的最初历练。生平第一次他在大范围里得到了肯定和赞赏，他意识到他的口才对于听众的影响力。“我投入了全部的激情和热爱”，他在5年之后描述那一时刻，“现在我忽然有了在大庭广众说话的机会，从前我并不清楚、只是纯粹出于情感而做出的猜测终于得到了验证：我能‘演说’。”后来一些参加培训的人也为他验证了这一点，“尤其是希特勒先生！”他们说，他是“一位天生的演说家，凭借他的狂热和受人欢迎的临场发挥，他牢牢吸引了听众们的注意力并引导他们思考”。
就在这个时期开始了彻底改变巴伐利亚和慕尼黑的革命面貌的极端主义浪潮。它是由1919年2月21日库尔特·艾斯纳被刺杀引发的。这位总理在前往邦议会想辞去他的内阁职务的路上遭到暗杀——在1月12日邦议会选举中艾斯纳的政党独立社会民主党遭到了灾难性的失败。他们只获得了2.5％的议席（3席），而多数社会民主党获得了33％的议席（33席）。1918年11月才成立的巴伐利亚人民党（BVP）是最强大的政党，共获得35%的议席（35席）。将两颗子弹射入艾斯纳后脑的刺杀者是22岁的少尉、在慕尼黑大学注册的法律专业学生安东·冯·阿尔科-瓦利伯爵（Anton Graf Arco auf Valley）。他在之前写下的笔记中承认了刺杀的动机：“艾斯纳是个布尔什维克主义分子，一个犹太人，他不是德意志人，没有德意志人的情感，他在埋葬祖国的思想和感情，他是个叛国者。”而就在仅仅几个小时之后，工人委员会的成员、酒吧侍者阿洛伊斯·林德纳尔（Alois Lindner）在邦议会对奥尔射出两颗子弹，奥尔被打成重伤。对于慕尼黑的工人革命者们来说，社会民主党也对刺杀负有责任，因为此前几个月他们一直不遗余力地在公众面前贬低总理艾斯纳的威望。
在这种情况下，希特勒应该很高兴1918年12月和恩斯特·施密特一起被派到基姆高的特劳恩施泰因，担任战俘营和平民拘押营的守卫。他在那里住了一个月，在此期间他几乎完全离开了我们的视线。大约1月中旬，营地被解散，他回到了慕尼黑，并不是他在《我的奋斗》里说的3月。2月中旬第二步兵营的预备营被重新改组，希特勒被分配到第二遣散连。我们对他在这段时间里的行动所知甚少。大部分时间他应该在营地里度过，此时他又恢复了老习惯，和恩斯特·施密特一起去看歌剧。2月20日到3月8日他被调去担任慕尼黑火车站的警卫。但是这一点也未经确认。
卡尔·亚历山大·冯·米勒在回忆录中写道，做完讲座之后，他走向空荡荡的大厅中的一群人，他们被围在中间的一个人迷住了，“他用一种奇特的喉音滔滔不绝地讲着，越讲越激动，我对他产生了一种特别的印象。”这位历史学家继续写道，“似乎众人的激动就是他的杰作，赋予他那种奇特的声音。我看到一张苍白消瘦的面孔，几缕垂下来的头发使他看上去不太像个军人，胡子剪得很短，浅蓝色的大眼睛闪烁着狂热而冷峻的光芒。”这段话是迄今为止最早注意到希特勒的一种特殊才能的文字，它是希特勒最大的资本：他的口才。“你知道吗？你的学员里有一位天才演说家。”米勒问迈耶上尉。米勒把希特勒叫来。“被招来的人顺从地走到讲台上，动作笨拙，在尴尬中透出倔强，他的演说没有什么亮点。”这位后来的演说家还没有进入角色——天生的口才和登台表演还没能配合起来。之所以如此，原因在于在场的著名历史学教授让希特勒感到气馁，让他联想起辍学的经历。他的自卑感在《我的奋斗》中通过对“所谓知识分子”的反感体现出来， “他们总是以貌似宽容实质上倨傲无比的态度轻视每一个没有完成必修学业而需自学必要知识的人”。
希特勒的发家史开始于慕尼黑。他在战后的巴伐利亚首府看到了能让他在政治上崛起的理想条件。1919年春季建立的苏维埃共和国让此地极端主义的钟摆先大幅度向左摆动，后来又出现了反革命的逆反反应，从而让钟摆又向右摆动。希特勒凭借敏锐的直觉利用了当地的局势。而且从一开始他在军队中就有一些具备影响力的后台支持者，帮助他开辟了政治道路。
9月12日在“施坦内克尔布劳”酒馆里召开的德国工人党大会也只有41个人参加。高特弗里德·费德尔做了题为《我们如何消灭资本主义？》的报告，因为希特勒已经了解演讲的内容，他把时间都用来观察开会的人。“我的印象既谈不上好也谈不上坏，一个新成立的政党，与其他许多党派没什么不同。”当报告结束之后他打算离开时，他听到一位来访者鲍曼教授在辩论中积极提倡巴伐利亚“脱离”普鲁士，然后和奥地利的德意志部分合并成一个国家。接着，就像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写的，他不得不加入到辩论中，断然否定了这位“学究”的意见，后来他一副尴尬相地走了。
在此期间巴伐利亚的首府经历了彻底的改变。11月7日，比在柏林早两天，革命在慕尼黑取得了胜利。众人传诵着一个名字：库尔特·艾斯纳（Kurt Eisner），他是慕尼黑的小党派独立社会民主党（USPD）的主席，1918年1月他由于领导罢工而被捕，10月中旬，他刚从施塔德海姆监狱被释放。11月7日将近傍晚，在特蕾西娅草坪大规模的示威游行之后，他和他的同志们开始了革命行动，他们冲进一个又一个兵营，没有遇到任何抵抗——它清楚地表明，在战争期间慕尼黑的君主制统治秩序已经濒临瓦解。11月8日早晨，红色的布告宣告“巴伐利亚自由邦”成立，维特尔斯巴赫王朝被推翻。当天下午，独立社会民主党（USPD）和多数派社会民主党（MSPD）联合组成了政府。库尔特·艾斯纳担任总理和外交部长。巴伐利亚多数派社会民主党主席艾斯纳在内阁中最大的竞争者爱尔哈德·奥尔（Erhard Auer）担任内政部长。通过非暴力手段夺取政权以及革命政府最初发表的很有节制的声明，让新任的总理博得了超出工人阶级以外的广大民众的极大好感。“我们没有流一滴血就获得了革命的胜利，难道不是一个奇迹吗？在历史上还没有过先例。”艾斯纳在革命取得成功后说。
艾斯纳另外一个引起争议的地方是他明确承认了德国的战争罪责，11月23日他让自由派报纸《柏林日报》发表了驻柏林的巴伐利亚特使在1914年7月和8月写的报告中的某些章节，它们证实德意志帝国有意识地煽动了奥匈帝国和塞尔维亚之间的矛盾，目的是和协约国进行一场决定性的战争。他发表的文章不仅受到多数派社会民主党的议会同僚们的尖锐批评，还被国民中的民族主义者骂成“叛国者”。随后艾斯纳成为愈演愈烈的反犹攻击对准的标靶。作为一个犹太商人的儿子，一个在社会民主党内取得了政治成功的记者，他被污蔑成真实名字叫“所罗门·考斯马诺夫斯基”的“加利西亚的犹太人”。 “将来回过头来看我们是否敢相信我们德国人居然容忍这种无赖上台？”驱逐舰舰长博吉斯拉夫·冯·泽尔秋（Bogislaw von Selchow）在1918年11月25日的日记里愤怒地写道。
5年后写下的字句还洋溢着希特勒第一次发现自己最大的才能——他的口才时的兴奋之情。他从听众们赞许的共鸣中获得了对自我的肯定，这是在他充满失望的早年生活中一直缺乏的东西。在这个时期与希特勒重逢的马克斯·阿曼几乎认不出他了：“他的体内燃烧着陌生的火焰……后来我又参加了两三次他的大会……那个男人喊叫着、表演着，我从来没见过这样的场景。但是大家都说‘这个男人在用真心说话！’他的汗水往下淌，整个人大汗淋漓，简直不可思议！”
莱希菲尔德时期的希特勒已经留下了他最初的反犹言论。据军营领导人瓦尔特·本特（Walther Bendt）中尉说，希特勒在“一个优美清晰、热情洋溢的演讲中提到了犹太人问题”。希特勒明显受到了费德尔讲座的影响，同时也受到了1919年春季以来在慕尼黑以及巴伐利亚尤其在军队里像传染病一样蔓延的极端反犹情绪影响。艾斯纳总理在保守市民的阵营内部就被诋毁为“犹太布尔什维克主义”的狗腿子。“解放”慕尼黑之后，这种“针对犹太人的仇恨宣传”扩散到苏维埃政府其他著名的犹太领导人身上——恩斯特·托勒、欧根·莱维内、托维亚·阿克塞尔罗德（Towia Axelrod）和埃里希·米萨姆。“苏维埃时期著名人物的画廊是罪犯的相册。”1919年5月BVP政治家格奥尔格·海姆（Georg Heim）成立的基督教农民协会运动组织在《巴伐利亚农民报》上撰文说，“没有国家观念的群氓，多半来自耶路撒冷市政府，他们将善良的巴伐利亚老百姓视为剥削的对象，以便填充自己的钱袋。”苏维埃政府通常被看作是“犹太人的政权”，并且与“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恐怖形象联系起来。1919年10月慕尼黑警察局的情报部门根据各方面的反犹宣传判断“越来越有可能发生大屠杀”。犹太社区和德国犹太公民总协会的代表提出申诉，但是警方用下面的意见驳回：“共产主义政权的领导人多数是犹太人，这一事实加深了民众对犹太人的憎恶。”
德莱克斯勒和希特勒把公布党纲的地点选在霍夫布劳豪斯酒馆。德国工人党大会的宣传单印在一张鲜红色的纸上。担心听众不够的忧虑被证明是毫无道理的。1920年2月４日晚上，大约两千名观众涌入一楼的大厅。希特勒第二个登台讲话，他对《凡尔赛和约》、对艾茨贝格尔和对犹太人的粗野攻击调动起了全场的气氛。警察局的报告生动地记录了听众们的反应：“罪人和犹太人先滚出去，然后我们闭门自我清洁。（热烈的掌声）罚款手段无法抵消投机商和放高利贷者犯下的罪行。（揍他们！吊死他们！）我们怎么才能保护同胞免受吸血蚂蟥群的侵害？（吊死他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