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解每一首诗，我必用现代的（我的江南）国语读一遍，然后用老派名士的腔调朗吟一遍。虽然我的吟法，父亲听了，会说非闽非粤，死去的舅舅听了，会皱起长眉说念走了腔，而我的四川国文老师（科举时的拔贡）会放下嘴边的旱烟筒直摇头，我自吟自听，倒觉得蛮过瘾的，大有“余亦能高咏”之概。至少安格尔教授听了，说过marvellous之类的字眼，布莱德利班上的同学们，似乎也有同感。因为千言万语，苦口婆心，曾不能使他们进入诗的意境，而朗吟的节奏与音色，却是超意境且直接诉诸听觉的。
我的讲课，原不囿于中国的古典诗。接着唐诗，我讲到中国的散文——先秦诸子的散文、史记的散文、六朝的骈文和韩愈的古文运动。之后便是中国的小说，限于时间，只能以《红楼梦》为中心。最后的两个礼拜，我便集中在现代文学，谈到梁启超的新文体，王国维的文学批评，林琴南的翻译小说，谈到胡适和陈独秀的文学革命……最后谈到台湾现代文艺的运动，现代诗和抽象画的高度发展，并且放映七十多幅抽象画与二百多幅古典画的彩色幻灯片。此外，我更应邀在当地美以美教会概述中国的宗教，在宗教系的班上谈中国的文字，并在英文系的班上诵读中国的古典诗与现代诗。居停主人，美以美教会的牧师杜伦夫妇（Rev.&Mrs.F.Roy Doland），待我异常亲切，使我远适域外，仍得分享家庭乐趣。由于他们的向导，我有机会瞻仰到民主巨人林肯在新萨伦（New Salem）的遗迹，和他在斯普林菲尔德（Springfield）的纪念碑与故居。那是十月下旬，响朗朗的一个晴日下午，小阳春的天气，宛若回光一瞥，欲去还留。方向盘在杜伦先生阔厚的掌中，指挥一九六四的雪翡瑙瓦，饕餮多少英里的秋色。高速的观览中，成熟的风景慷慨地展现她的多姿，地平线和纵游之目在天地难解处捉迷藏，反正伊利诺伊州有足够的平原，让你驰车，驰目，驰骋幻想。没有什么比春秋佳日坐在疾行的车中更能放纵幻想的了。七十英里，七十五英里，八十五英里，速度快得似乎可以逸出悲哀的常轨，而不知名的国度似乎即在面前涌起。毕竟秋季已经成长到饱和，橡叶已经红得发焦，枫叶已经黄得伤眼，然而映在这季节最后的残照里，犹堪支撑一个美的宇宙，在雾后雪前，暂驻奇迹。四车并驶的公路，截过好几片鹿苑，路边的交通牌上，注着Deer Crossing，虽然不见鹿迹，已增多少仙意。据说游鹿来去自如，有时撞上汽车，会造成车破鹿亡。更据说，群兽目无交通规则，每有野兔和臭鼬之类的小可怜，碾毙轮下，因为超级公路上面，最低时速且限于四十五英里。时速到六十英里时，从起念刹车到戛然车停，已然滑行了三百六十六英尺。像王维夫子那种“清川带长薄，车马去闲闲”的温暾劲儿，准给人家的喇叭大轰特轰了。据说碾死臭鼬最为倒霉，因为其臭黏附轮胎，历久不衰，虽力拭亦不去。
高大、英挺、整齐的平头，浓黑的眉下闪动着热切的眼睛和微笑的齿光，那是克尼尔（William Kneer），我叫他比尔。他是新闻系二年级的学生，皮奥里亚本地人。我来了没多久，比尔便代表校刊《布莱德利侦探》（The Bradley Scout）来采访，之后便在十月一日的那一期发表了一篇访问记。不久，当地日销十万份的《皮奥里亚星报》（The Peoria Journal Star）派了一个记者叫菲利普的，来访问我，指明要我谈中国大陆的文学问题。我即就鲁迅和胡风的悲剧解析文学和宣传的不能相容，并阐明我在台湾从事现代中国文学的立场。这篇访问记长两千多字，曾在十月二十二日晚刊和二十三日的晨刊上连载两天。正是美国大选的前夕，两党竞选的热潮，冲击着大学的红楼。……
可是美国的青年，也有很可爱的。大致上，我班上的学生都很用功，且认真阅读指定的参考书。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南喜（Nancy Ann Kelley），因为她总是考第一，而且读完了《红楼梦》。伶俐而且娇小，颇有一点拉丁女娃的风味，绾得高高的棕色长发，垂得低低的眼睫，应该上雷诺阿或是莫迪里阿尼的画面。她的答案总是清晰而中肯，显示她认真地了解那些问题。她将贾谊的《鸟赋》和坡的《大鸦》对比，分析得非常得体。在“校友回校”期间，她曾参加Homecoming Queen的竞选，结果虽然落选，却赢得不少注意。
而此际，秋色犹深，从大西洋到太平洋，从纽约到西雅图，纵你以七十英里的时速在超级公路上疾驶而去，也突不破重重的秋色了。枫城当然不叫枫城。伊利诺伊州的第二大城，皮奥里亚是密西西比支流伊利诺伊河畔一个古老而繁荣的城市。说它古老，是因为它建基于一六七三年，开镇史上，数伊州第一。说它繁荣，是因为世界闻名的毛虫（Caterpillar）履带开路机，总厂在此。然而这些与我无关。与我有关的，是枫城的一些人物，一些可能出现在马斯特斯的《匙河集》（Spoon River Anthology）中的人物。
在新萨伦的林肯遗迹徘徊了两个小时，回顾当日林肯村居的种种情况。一切停顿在十九世纪中叶的表面。泥糊石砌的老木屋中，笨重的桌椅和高架床，方花格子的桌布，犹闻唧唧的纺机，纵横可数的木条地板，一切都似乎停顿在马克·吐温作品的插图里，给人一种拨不开的时间之幻觉。到斯普林菲尔德已欲黄昏。斜阳自州府大厦高耸的塔尖上滑下来，余温已然敌不住薄暮的锋芒。在斜晖中，看到落锁的林肯旧宅。此中人已进入历史，住在永恒，犹有十几个游人，徘徊宅前，似欲逆泳而上时间之流。等我们攀上林肯纪念碑的大理石阶，落日颓然西下，夜色忽已连环。在寒气渐侵的苍茫中，辨认建墓时三十七州的古朴石徽。州各一石，重大如碑，而石分九型，据说是从明尼苏达、密苏里、马萨诸塞、阿肯色、犹他、意大利、西班牙、法兰西和比利时的大理石矿中采来。衬在黑蓝的夜空上，一百一十七英尺的方尖塔犹兀自矗起民主的意志，下面的四只角上，为自由而斗的英雄们仍然在进行南北战争——步兵群、骑兵队、海军和炮兵的青铜像座，似仍在抢夺一个铿锵的胜利。林肯死于一八六五年四月十五日，明年正是百周年纪念。百年后，民主的道路仍未平坦，且似乎更加崎岖。
可是面对满座的金发与碧瞳，面对玛丽亚和维纳斯的儿女们，吟起“人人尽说江南好，游人只合江南老，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那又是怎样的滋味？伊利诺伊的大平原上，偶尔也见垂杨，但美国的垂杨不知六朝，也未闻台城，美国的枫树更不解何为吴江。“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眼前这些美国的小儿女，更不解长安的意义了。
在“亚洲教授计划”之下，我于中秋之夕，飞来枫城，成为此地布莱德利大学（Bradley University）的所谓客座教授。这是三四年级的一年选修课，总名“东亚研究”，在我之后，还有尼泊尔、印度和韩国的客座教授各一，各任半学期的讲授。我的部分自然是中国文学。班上一共有三十八个同学。由于选课异常自由，各系的同学都有，系别差异，从英国文学到历史，从家政到新闻，从数学到政治地理俱全。本来听说——听别人警告说——美国的大学生最好发问，且勇于和老师辩论。我的经验稍有不同。大致上，班上的学生都很注意听讲，有问必答，可是并不紧紧追诘。也许由于缺乏东方历史和语文的背景，谈到中国的问题，他们反而有些羞愧之色。最能引起普遍的兴趣的，恐怕是中国的文字，尤其是六书的象形和书法的篆隶行草。从中国的文字开始，我将他们的兴趣带向《诗经》、《楚辞》、汉赋、乐府和唐诗。每读一首诗，我都为他们准备一篇颇饶英诗意趣甚且合乎英诗格律的所谓“意译”，一篇逐字逐句追摹原文的所谓“直译”，最后还有一篇罗马拼音的音译。这样绕着原文打转，自然比仅读粗枝大叶的“意译”较近真相。最令他们好奇而又困惑的，是四声平仄之类。无论如何努力，他们总不能把四声读准，尤其是阳平和上声。尽管如此，他们最感兴趣的，却是古典诗的朗吟。
某日秋雾弥漫，方进早膳，发现班上的施路哈（Adam Szluha）端了咖啡过来同坐。感觉他的英语有些异样，追问下，始吐露他是匈牙利人。和他谈起李斯特和巴尔托克的音乐，眉宇间渐展喜色，说两人的作曲多受匈牙利民歌的影响。最后他才告诉我，离开匈牙利已经八年了。……经不起旅途的折磨和乡愁的呼唤，许多同伴只到了巴黎，便纷纷回去匈牙利。只有施路哈和他的弟弟横渡大西洋，到了美国。可是在美国，施路哈说，两兄弟并不能经常见面。忙于生活，他们总是在不同的城市工作。最近施路哈的父母将从匈牙利来美国，看两个久别的男孩子。说到这里，施路哈的眼眶都红了。
（本文略有删改——编者注）
一九六四年十一月于皮奥里亚·布莱德利大学
归途，阔大的平原罩上了渺茫的神秘。平直的公路，无声地伸入未知，如梦的车首灯光，拓开了一片黑暗，又被吞入另一片黑暗。我们平稳地向前游弋，从一个未知向一个未知，看夜在车窗外设计的几何图形，且忙于变换星的坐标，绕着青兮兮的北极星。黄灯眨着诡谲。红灯瞪着无礼的警告。白灯交换着匆匆的眼色，朝相反的方向投入黑暗。三百六十度的黑暗。黑暗在黑暗中泛滥着黑暗在黑暗中染黑了黑暗。鲸鱼在南方巨伟地泅泳，偶尔喷出一粒流星。终于，夜决定是缺少了一个半圆形。于是初七的半月从车窗的右后侧追了过来，把好几品脱的清光拨在我们的发上。如果这时此身在中国。如果这时中国在汉朝。如果我的古典情人在汉朝等我，在汉朝冰肌的月光中，在眼前这般恍悠悠的青白色的月光中洗她乌黑的长发，黑得晶亮的长发，如果。而忘了如梦的车首灯不过是指向皮奥里亚，指向枫城。忘了车外，万圣节渐近的夜空中，骑帚的女巫们，都不用点灯的。
班上另一个男孩，也曾有类似的经验。那是巴尔纳比（Stephen Barnabee）。瘦长而秀逸，尖尖的鼻子，灵活而湛蓝的眼眸，披一头漂亮的棕发。有一次小考，他最后交卷，说那天是他的生日，我竟然送他——指着试题——这样棘手的礼物。当天中午，我请他在学生中心的自助餐厅吃炸鸡。那天巴尔纳比刚满二十一岁，算是成人了，一团高兴。原来美国的小伙子有两个大生日，值得大庆特庆。那是十六岁生日和二十一岁生日——十六岁是可以开车的年龄；而二十一岁是成年，到这一天，你可以去投票选高华德或是詹森，更重要的是，你可以堂然步入酒肆，向酒保大呼：“一杯威士忌！”那天我当然没请巴尔纳比喝酒，可是在可口可乐与炸鸡之间，巴尔纳比告诉我他在西德做钢铁锯工的生活，说他怎么喜欢慕尼黑，怎么从西柏林乘火车去东德，看东德无欢的市民和冷落的街道，看东德的警察手持冲锋枪戒备的情况。
（《文星》第八十七期）
作客枫城，竟然也有一个半月了。秋色如焚，照亮了近处人家白漆的三角墙和远处的森林。日暖云轻的星期日上午，十月的尾巴晒得懒洋洋的，垂下来，成为人家廊上贪睡的花猫。小阳春的北美，尤其是伊利诺伊毗连艾奥瓦的大平原上，所谓秋老虎，并不可怕，因为它斑斓而且柔顺，更近乎一只向阳的花猫。虽说不可怕，柔驯的晌午到了傍晚，也会伸出渐利的猫爪，凌晨的霜齿也会深深陷进乔木，将枯叶咬出斑斑的血迹。秋色之来，莫之能御。红得剖心滴血的是盐肤木，赤中带黑的，是擎天拔地的巨橡，金黄爽脆日色欲透的，则是满街的枫树了。说到枫树，中年的读者当会忆起大陆的红叶，唐诗的读者当会吟起“红叶晚萧萧，长亭酒一瓢”的名句。美国中西部的枫树，却是黄叶。风起时，枫城枫落，落无边无际的枫叶，下一季的黄雨。人行秋色之中，脚下踩的，发上戴的，肩上似有意似无意飘坠的，莫非明艳的金黄与黄金。秋色之来，充塞乎天地之间。中秋节后，万圣节前，秋色一层浓似一层。到万圣节秋已可怜，不久女巫的扫帚，将打尽遍地的落枫，圣诞老人的白髯，遂遮暗一九六四的冬阳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