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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心安处,便是吾乡 作者:余光中 近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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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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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九月,我从香港迁来高雄,幸而海缘未断,仍然是住在一个港城。开始的半年住在市区的太平洋大厦,距海岸还有两三公里,所以跟住在内陆都市并无不同。可是台湾“中山大学”在西子湾的校园却海阔天空,日月无碍。文学院是红砖砌成的一座空心四方城,我的办公室在顶层的四楼,朝西的一整排长窗正对着台湾海峡,目光尽处只见一条渺渺的水平线,天和海就在那里交界,云和浪就在那里会合了。那水平线常因气候而变化。在阴天,灰云沉沉地压在海上,波涛的颜色黯浊,更无反光,根本指不出天和水在哪里接缝。要等大晴的日子,空气彻彻透明,碧海与青天之间才会判然划出一道界线,又横又长,极尽抽象之美,令人相信柏拉图所说的“天行几何之道”(God always geometrizes)。其实水平线不过是海的轮廓,并没有那么一条线,要是你真去追逐,将永无接近的可能,更不提捉到手了。可是别小觑了那一道欺眼的幻线,因为远方的来船全是它无中生有变出来的,而出海的船只,无论是轩昂的货柜巨轮,或是匍行波上的舴艋小艇,也一一被它拐去而消磨于无形。

锺玲在香港大学的宿舍面西朝海,阳台下面就是汪洋,远航南洋和西欧的巨舶,都在她门前路过。我在中文大学的栖居面对的却是内湾,叫吐露港,要从东北的峡口出去,才能汇入南中国海。所以我窗外的那一片潋滟水镜,虽然是海的婴孩,却更像湖的表亲。除非是起风的日子,吐露港上总是波平浪静,潮汐不惊。青山不断,把世界隔在外面,把满满的十里水光围在里面,自成一个天地。我就在那里看渡船来去,麻鹰飞回,北岸的小半岛蜿蜒入水,又冒出水面来浮成苍苍的四个岛丘,更远处是一线长堤,里面关着一潭水库。

甚至不必倚遍十二栏杆,甚至也无须抬头望远,只听水上传来的汽笛,此起彼落,间歇而作,就会意识到脚下那长港有多繁忙。而造船、拆船、修船、上货、卸货、领航……缉私、走私……都绕着这无休无止的船来船去团团转。这水陆两个世界之间的港口自成一个天地,一方面忙乱而喧嚣,另一方面却又生气蓬勃,令码头上看海的人感到兴奋,因为这一片咸水通向全世界的波涛,在这一片咸水里下锚的舳舻巨舟曾经泊过各国的名港。高雄,正是当代的扬州。

十二年来我一直住在海边,前十一年在香港,这一年来在高雄。对于单恋海洋的陆栖者,也就是四川人嘲笑的旱鸭子而言,这真是至福与奇缘。世界上再繁华的内陆都市,比起就算是较次的什么海港来,总似乎少了一点退步,一点可供远望与遐思的空间。住在海边,就像做了无限(Infinity)的邻居,一切都会看得远些看得开些吧。海,是不计其宽的路,不闭之门,常开之窗。再小的港城,有了一整幅海天为背景,就算剧台本身小些,观众少些,也显得变化多姿,生动了起来,就像写诗和绘画都需要留点空白一样。有水,风景才显得灵活。所以中国画里,明明四围山色,眼看无计可施了,却凭空落下来一泻瀑布,于是群山解颜。巴黎之美,要是没有塞纳河一以贯之,萦回而变化之,也会逊色许多。台北本来有一条河可以串起市景,却不成其为河了。高雄幸而有海。

上编 思念比远方更远
第一章 风筝与线

西子湾的落日是海景的焦点。要观赏完整无缺的落日,必须有一条长而无阻的水平线,而且朝西。沙滩由南向北的西子湾,正好具备这条件。月有望期,不能夜夜都见满月。但是只要天晴,一轮“满日”就会不偏不倚正对着我的西窗落下,从西斜到入海,整个壮烈的仪式都在我面前举行。先是白热的午日开始西斜,变成一只灿灿的金球,光威仍然不容人逼视,而海面迎日的方向,起伏的波涛已经摇晃着十里的碎金。这么一路西倾下来,到了仰角三十度的时候,金球就开始转红,火势大减,我们就可以定睛熟视了。那红,有时是橙红,有时是洋红,有时是赤红,要看天色而定。暮霭重时,那颓然的火球难施光焰,未及水面就渐渐褪色,变成一影迟滞的淡橙红色,再回顾时,竟已隐身暮后。若是海气上下澄明,水平线平直如切,酡红的落日就毫不含糊地直掉入海,一寸接一寸被海的硬边切去。观者骇目而视,忽然,宇宙的大靶失去了红心。

要是不赶时间,我宁坐火车而不坐飞机。要是更从容呢,就宁可坐船。一切交通工具里面,造形最美,最有气派的该是越洋的大船了,怪不得丁尼生要说the stately ships。要是你不拘形貌,就会觉得一艘海船,尤其是漆得皎白的那种,凌波而来的闲稳神态,真是一只天鹅。

第一夜我们投宿在俄勒冈州的林肯村。村小而长,我们找到那家暮投卧(motel),在风涛声里走下三段栈道似的梯级,才到我们那一层楼。原来小客栈的正面背海向陆,斜叠的层楼依坡而下,一直落到坡底的沙滩。开门进房,迎面一股又霉又潮的海气,赶快扭开暖气来驱寒。落地的长窗外,是空寂的沙,沙外,是更空寂的海,潮水一阵阵地向沙地卷过来,声撼十方。就这么,梦里梦外,听了一夜的海。全家四人像一窝寄生蟹,住在一只满是回音的海螺里。

去年五月,带了妻女从西雅图驶车南下去旧金山,不取内陆的坦途,却取沿海的曲道,为的也是观海。左面总是挺直的杉林张着翠屏,右面,就是一眼难尽的,啊,太平洋了。长风吹阔水,层浪千折又万折,要折多少折才到亚洲的海岸呢?中间是什么也没有,只有难以捉摸,唉,永远也近不了的水平线其实不平也不是线。那样空旷的水面,再大的越洋货柜轮,再密的船队也莫非可怜的小甲虫在疏疏的经纬网上蠕蠕地爬行,等暴风雨的黑蜘蛛扑过来一一捕杀。从此地到亚洲,好大的一弧凸镜鼓着半个地球,像眼球横剖面的水晶体与玻璃体,休要小觑了它,里面摆得下十九个中国。这么浩渺,令人不胜其,乡愁吗,不是的,不胜其惘惘。

以前在香港,九广铁路就在我山居的坡底蜿蜒而过,深宵写诗,万籁都遗我而去,却有北上的列车轮声铿然,鸣笛而去。听惯了之后,已成为火车汽笛的知音,觉得世界虽大,万物却仍然有情,不管是谁的安排,总感激长夜的孤苦中那一声有意无意的召唤与慰问。当时曾经担忧,将来回去台湾,不再有深宵火车的那一声晚安,该怎样排遣独醒的寂寞呢?没想到冥冥中另有安排:火车的长啸,换了货轮的低鸣。

西子湾的海潮,从旗津北端的防波堤一直到柴山脚下的那一堆石矶,浪花相接,约莫有一里长,十分壮观。起风的日子,汹涌的来势尤其可惊,满岸都是哗变的嚣嚣。外海的剧浪,捣打在防波堤上,碎沫飞花喷溅过堤来,像一株株旋生旋灭的水晶树,那是海神在放烟火吗?

中国的海岸线颇长,加上台湾和海南岛,就更可观。我们这民族,望海也不知望了多少年了,甚至出海、讨海,也不知多少代了。奇怪的是,海在我们的文学里并不占什么分量。虽然孔子在失望的时候总爱放出空气,说什么“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害得子路空欢喜一场,结果师徒两人当然都没有浮过海去。庄子一开卷就说到南溟,用意也只是在寓言。中国文学里简直没有海洋。像曹操《观沧海》那样的短制已经罕见了,其他的作品多如李白所说:“海客谈瀛洲,烟涛微茫信难求。”甚至《镜花缘》专写海外之游,真正写到海的地方,也都草草带过。

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圣人曾经说过。爱水的人果真是智者吗?那么,爱海的人岂非大智?其实攀山与航海的人更是勇者,因为那都是冒险的探索,那种喜悦往往会以身殉。在爱海人里,我只是一个陆栖的旁观者,颇像西方人对猫的嘲笑:“性爱戏水,却怕把脚爪弄潮。”水手和渔夫在咸风咸浪里讨生活,才是真正下水的爱海人。真正的爱海人吗?也许是爱恨交加吧?譬如爱情,也可分作两类:深入的一类该也是爱恨交加的,另一类虽未必深入,却不妨其为自作多情。我正是对海单相思的这一类。

至于台北,住了几乎半辈子,却陷在四围山色里,与海无缘。住在台北的日子,偶因郊游去北海岸,或是乘火车途经海线,就算是打一个蓝汪汪的照面吧,也会令人激动半天。那水蓝的世界,自给自足,宏美博大而又起伏不休,每一次意外地出现,都令人猛吸一口气,一惊,一喜,若有天启,却又说不出究竟。

高雄之为海港,扼台湾海峡、巴士海峡和南中国海的要冲,吞吐量之大,也不必去翻统计数字,只要站在我四楼的阳台上,倚着白漆的栏杆,朝南一望就知道了。高雄港东纳爱河与前镇溪之水,西得长洲旗津之障,从旗津北头的第一港口到南尾的第二港口,波涵浪蓄,纵长在八公里以上。货柜进出此港,分量之重,已经居世界第四。从清晨到午夜,有时还更晚,万吨以上的货轮,扬着各种旗号,漆着各种颜色,各种文字的船名横排于舷身,不计其数,都在我阳台的栏杆外驶过。有时还有军舰,铁灰色的舷首有三位数的编号,横着炮管的侧影,扁长而剽悍,自然与众不同。不过都太远了,有时因为背光,或是雾霭低沉,加以空气污染的关系,无论是船形舰影,在茫茫的烟水里连魁梧的轮廓都浑沦了,更不说辨认船名。

那已是近三十年前的事,后来长途旅行,就多半靠飞而不靠浮了。记得只有从美国大陆去南太基岛,从香港去澳门,以及往返英法两国越过多佛尔海峡,是坐的渡船。

水平线太玄了,令人迷惑;也太远了,不如近观拍岸的海潮。孟子不就说过吗,“观水有术,必观其澜”。世界上所有的江河都奔流入海,而所有的海潮都扑向岸来,不知究竟要向大地索讨些什么。对于观海的人,惊涛拍岸是水陆之间千古不休的一场激辩,岸说:“到此为止了,你回去吧。”浪说:“即使粉身碎骨,我还是要回来!”于是一排排一列列的浪头昂然向岸上卷来,起起落落,一面长鬣翻白,口沫飞溅,最后是绝命的一撞之后喷成了半天的水花,转眼就落回了海里,重新归队而开始再次的轮回。这过程又像是单调而重复,又像是变化无穷,总之有一点催眠,所以看海的眼睛都含着几分玄想。

其实也不必这么费事了。就算所有的横岭侧峰都穿云出雾,昂其孤高,在众神或太空人看来,也无非一钵蓝水里供了几簇青绿的假山而已。在我们这水陆大球的表面,陆地只得十分之三,而且四面是水,看开一点,也无非是几个岛罢了。当然,地球本身也只是一丸太空孤岛,注定要永久漂泊。

我这一生,不但与山投机,而且与海有缘,造化待我也可谓不薄了。我的少年时代,达七年之久在四川度过,住的地方在铁轨、公路、电话线以外,虽非桃源,也几乎是世外了。白居易的诗句“蜀江水碧蜀山青”,七个字里容得下我当时的整个世界。蜀中天地是我梦里的青山,也是我记忆深处的“腹地”。没有那七年的山影,我的“自然教育”就失去了根基。可是当时那少年的心情却向往海洋,每次翻开地图,一看到海岸线就感到兴奋,更不论群岛与列屿。

次日清早被涛声撼起,开门出去,一条公路从南方绕过千重的湾岬伸来,把我们领出这小小的海驿。

(本文略有删改——编者注)

造化无私而山水有情,生命里注定有海。失去了香港而得到了高雄,回头依然是岸,依然是一所叫中大的大学,依然是背山面海的楼居。走下了吐露港的那座柔灰色迷楼,到此岸,又上了西子湾这座砖砌的红楼,依然是临风望海,登楼作赋。看来我的海缘还未绝,水蓝的世界依然认我。所以我的窗也都朝西或西南偏向,正对着海峡,而落日的方向正是香港,晚霞的下方正是大陆。

第二夜进入加州,天已经暗下来了,就在边境的新月镇(Crescent City)歇了下来。那小镇只有三两条街,南北走向,与涛声平行。我们在一家有楼座的海鲜馆临窗而坐,一面嚼食蟹甲和海扇壳里剥出来的嫩肉,一面看海岸守卫队的巡逻艇驶回港来,桅灯在波上随势起伏。天上有毛边的月亮,淡淡地,在蓬松的灰云层里出没。海风吹到衣领里来,已经是初夏了,仍阴寒逼人。回到客栈,准备睡了,才发觉外面竟有蛙声,这在我的美国经验里,却是罕有,倒令人想起中国的水塘来了。远处的岬角有灯塔,那一道光间歇地向我们窗口激射过来,令人不安。最祟人的,却是深沉而悲凄的雾号,也是时作时歇,越过空阔的水面,一直传到海客的枕前。这新月镇不但孤悬在北加州的边境,距俄勒冈只有十英里,而且背负着巨人族参天的红木森林,面对着太平洋,正当海陆之交,可谓双重的边镇。这样的边陲感,加上轮转的塔光与升沉的雾号,使我梦魂惊扰,真的是“一宿行人自可愁”了。

香港的地形百转千回,无非是岛与半岛,不要说地面上看不清楚了,就连在飞机上观者也应接不暇。最大的一块面积在新界,其状有如不规则的螃蟹,所有的半岛都是它伸爪入海的姿势。半岛既多,更有远岛近矶呼应之胜,海景自然大有可观。就这一点说来,香港的海景看不胜看,因为每转一个弯,山海洲矶的相对关系就变了,没有谁推开自己的窗子便能纵览香港的全貌。

曹操横槊赋诗,曾有“山不厌高,海不厌深”之句。这意思,李斯在《谏逐客书》里也说过。尽管如此,山高与海深还是有其极限的。世界上的最高峰,圣母峰(通称珠穆朗玛峰——编者注),海拔是二万九千零二十八英尺,但是最深的海沟,所谓马利安纳海渊(Mariana Trench),却低陷三万五千七百六十英尺。把世上蟠蜿的山脉全部浸在海里,没有一座显赫的峰头,能出得了头。

晕船,是最煞风景的事了。这是海神在开陆栖者的小小玩笑,其来有如水上的地震,虽然慢些,却要长些,真令海客无所遁于风浪之间。我曾把起浪的海叫作“多峰驼”,骑起来可不简单。有时候,浪间的船就像西部牛仔胯下的蛮牛顽马,腾跳不驯,要把人抛下背来。

海的呼唤愈远愈清晰。爱海的人,只要有机会,总想与海亲近。今年夏天,我在汉堡开会既毕,租了一辆车要游西德。当地的中国朋友异口同声,都说北部没有看头,要游,就要南下,只为莱茵河、黑森林之类都在低纬的方向。我在南游之前,却先转过车头去探北方,因为波罗的海吸引了我。当初不晓得是谁心血来潮,把Baltic Sea译成了波罗的海,真是妙绝。这名字令人想到林亨泰的名句:“然而海,以及波的罗列。”似乎真眺见了风吹浪起,海叠千层的美景。当晚果然投宿在路边的人家,次晨便去卡佩恩(Kappeln)的沙岸看海。当然什么也没有,只有蓝茫茫的一片,反晃着初日的金光,水平线上像是浮着两朵方蕈,白得影影绰绰的,该是钻油台吧。更远处,有几只船影疏疏地布在水面,像在下一盘玄妙的慢棋。近处泊着一艘渡轮,专通丹麦,船身白得令人艳羡。这,就是波罗的海吗?

海是一大空间,一大体积,一个伟大的存在。海里的珍珠与珊瑚,水藻与水族,遗宝与沉舟,太奢富了,非陆栖者所能探取。单恋海的人能做一个“观于海者”,像孟轲所说的那样,也就不错了。不过所谓观于海当然也不限于观;海之为物,在感性上可以观、可以听、可以嗅、可以触,一步近似一步。

站在甲板上或倚着船舷看海,空阔无碍,四周的风景伸展成一幅无始无终的宏观壁画,却又比壁画更加壮丽、生动,云飞浪涌,顷刻间变化无休。海上看晚霞夕烧全部的历程,等于用颜色来写的抽象史诗。至于日月双球,升落相追,更令人怀疑有一只手在天外抛接。而无论有风或无风,迎面而来的海气,总是全世界最清纯可口的空气吧。海水咸腥的气味,被风浪抛起,会令人莫名其妙地兴奋。机房深处沿着全船筋骨传来的共振,也有点催眠的作用。而其实,船行波上,不论是左右摆动,或者是前后起伏,本身就是一只具体而巨的摇篮。

无论文明如何进步,迄今人类仍然只能安于陆栖,除了少数科学家之外,面对大海,我们仍然像古人一样,只能徒然叹其敻辽,羡其博大,却无法学鱼类的摇鳍摆尾,深入湛蓝,去探海里的宝藏,更无缘迎风振翅,学海鸥的逐波巡浪。退而求其次,望洋兴叹也不失为一种安慰:不能入乎其中,又不能凌乎其上,那么,能观乎其旁也不错了。虽然世界上水多陆少,真能住在海边的人毕竟不多。就算住在水城港市的人也不见得就能举头见海,所以在高雄这样的城市,一到黄昏,西子湾头的石栏杆上,就倚满了坐满了看海的人。对于那一片汪洋而言,目光再犀利的人也不过是近视,但是望海的兴趣不因此稍减。全世界的码头、沙滩、岩岸,都是如此。

现在每出远门,都非乘飞机不可了。想起坐船的时代,水拍天涯,日月悠悠,不胜其老派旅行的风味。我一生的航海经验不多,至少不如我希望的那么丰富。抗战的第二年,随母亲从上海乘船过香港而去安南。大陆剧变那年,先从上海去厦门,再从厦门去香港,也是乘船。从香港第一次来台湾,也是由水路在基隆登陆。最长的一程航行,是留美归来时横渡太平洋,从旧金山经日本、琉球,沿台湾东岸,绕过鹅銮鼻而抵达高雄,历时约为一月。在日本外海,我们的船,招商局的海健号,遇上了台风,在波上俯仰了三天。过鹅銮鼻的时候,正如水手所说,海水果然判分二色:太平洋的一面墨蓝而深,台湾海峡的一面柔蓝而浅。所谓海流,当真是各流各的。

我在沙田住了十一年,这样水遁而逝的落日却未见过,因为沙田山重水复,我栖居朝西的方向有巍然的山影横空,根本看不见水上的落日。西子湾的落日像是为美满的晴天下一个结论,不但盖了一颗豪赫红印,还用晚霞签了半边天的名。

海的呼唤终于由远而近。抗战结束,我从千叠百嶂的巴山里出来,回到南京。大陆剧变的前夕,我从金陵大学转学到厦门大学,读了一学期后,又随家庭迁去香港,在那海城足足做了一年难民。在厦门那半年,骑单车上学途中,有两三里路是沿着海边,黄沙碧水,飞轮而过,令我享受每一寸的风程。在香港那一年,住在陋隘的木屋里,并不好受,却幸近在海边,码头旁的大小船艇,高低桅樯,尽在望中。当时自然不会知道:这正是此生海缘的开始。隔着台湾海峡和南中国海的北域,厦门、香港、高雄,布成了我和海的三角关系。厦门,是过去式了。香港,已成了现在完成式,却保有视觉暂留的鲜明。高雄呢,正是现在进行式。

话说回来,在我们这仅有的硕果上,海洋,仍然是一片伟大非凡的空间,大得几乎有与天相匹的幻觉。害得曹操又说:“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也难怪《圣经》里的先知要叹道:“千川万河都奔流入海,却没有注满海洋。”豪斯曼更说:“滂沱雨入海,不改波涛咸。”

半年后我们从市区的闹街迁来寿山,住进台湾“中山大学”的学人宿舍。新居也在红砖楼房的四楼,书房朝着西南,窗外就是高雄港。我坐在窗内,举头便可见百码的坡下有街巷纵横,车辆来去。再出去便是高雄港的北端,可以眺览停泊港中的大小船舶,桅樯密举,锚链斜入水中。旗津长岛屏于港西,岛上的街沿着海岸从西北直伸东南,正与我的视线垂直而交,虽然远在两三里外,岛上的排楼和庙宇却历历可以指认。岛的外面,你看,就是渺渺的海峡了。

每当我灯下夜读,孤醒于这世界同鼾的梦外,念天上地下只剩我一人,只剩下自己一人了,不是被逐于世界之梦外,而是自放于无寐之境。那许多知己都何处去了呢,此刻,也都成了梦的俘虏,还是各守着一盏灯呢?忽然从下面的港口一声汽笛传来,接着是满港的回声,渐荡渐远,似乎终于要沉寂了,却又再鸣一声。据说这是因为常有渔船在港里非法捕鱼,需要鸣笛示警,但是夜读人在孤寂里听来,却感到倍加温暖,体会到世界之大总还是有人陪他醒着,分担他自命的寂寞,体会到同样是醒着,有人是远从天涯,从风里浪里一路闯回来的,连夜读的遐思与玄想都不可能。我抬起头来,只见灯火零落的港上,桅灯通明,几排起重机的长臂斜斜举着,船首和船尾的灯号掠过两岸灯光的背景,保持不变的距离稳稳地向前滑行,又是一艘货柜巨轮进港了。

一九八六年十月十三日

西方文学的情况大不相同,早如希腊罗马的史诗,晚至康拉德的小说,处处都听得见海涛的声音。英国文学一开始,就嗅得到咸水的气味,从《贝奥武甫》和《航海者》里面吹来。中国文学里,没有一首诗写海能像梅斯菲尔德的《拙画家》(Dauber)那么生动,更没有一部小说写海能比拟《白鲸记》那么壮观。这种差距,在绘画上也不例外。像热里科(Théodore Jéricault)、德拉克洛瓦、透纳等人作品中的壮阔海景,在中国画中根本不可思议。为什么我们的文艺在这方面只能望洋兴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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