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六年，我母亲二十岁，我父亲十九岁。五年后，我出生了。他们都是在小时候就离开南方的，满脑袋都是混合着古怪的思乡之情的鬼怪故事。他们放二十年代的唱片，唱二十年代的歌曲，读二十年代的书报，穿二十年代的衣服，说二十年代的语言；还没完没了地就“黑人的地位”展开辩论。
我母亲听到了尖叫声，我自己却没有听到。我只记得箱盖砸到我手上时的剧痛……再醒来时我已经在她的怀里了。我以为母亲会因我淘气而对我发火，但她没有。她安慰我，唱着小曲，用一块三角形的冰块敷在我的手上。我刚才是晕了过去!等我将我的疼痛、我得到的爱讲给姐姐听时，她该有多么忌妒啊。但是看见、研究那个手袋和宝藏的事——我是不会告诉她的。我会把对母亲过去生活的窥视藏进心中。它是私密的。它闪闪发光。现在，它也属于我了。
我曾看到一个漂亮姑娘躺在棺材里的照片，读到拍摄者关于她死去的前因后果的回忆。从那时起，我就已经确定了这部小说的时期、故事发生的地点和叙述的主线。在《哈莱姆死者之书》中，摄影师詹姆斯·范德齐向卡米尔·比洛普斯讲述了那个姑娘的死：“我认为她是在一次派对上，被她的情人用无声手枪射杀的。在派对上，她说自己觉得不舒服，朋友们说：‘那你干吗不躺一会儿呢？’然后他们把她带到屋里，让她躺下来。他们帮她脱掉衣裳，这才看见裙子上的血迹。他们问她怎么回事，她答道：‘我明天再告诉你们，哦，我明天再告诉你们。’她只是希望给情人一个逃跑的机会。为了拍照，我把鲜花放在了她的胸前。”姑娘认为情人复仇是合法的，但她甘冒生命危险来拖延时间的想法，实在太幼稚、太愚蠢、太沉溺于凄美爱情所要求的牺牲了。在我看来，这里弥漫着蓝调音乐所散发出的芬芳，同时，也燃烧着爵士乐那不可遏制的激情——它因而成为一颗生发故事情节和线索的种子。
在《宠儿》对母爱的聚焦之后，我试图研究夫妻之爱——将婚姻关系中“个体”的重新配置，将张扬个性与承担义务进行妥协。浪漫之爱在我看来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指纹，爵士乐是它的发动机。
我的母亲唱歌，就像其他人沉思一样。在我脑海里那个熟悉的场景中，持续地飘荡着母亲美丽的歌声：“万福马利亚，满被圣宠者……我今天早上醒来，头痛欲裂／我新的男人只留给我一间屋子和一张床……亲爱的主啊，引导我……我要给自己买一支枪，只要我还站得高……爱情是只反抗的鸟……当深紫色笼罩在雾蒙蒙的花园墙上……我有自己的性情和方式／要是我的男人开始动粗，我就让他找个新家……哦，神圣的夜啊……”就像后来被称作爵士乐的音乐一样，她从一切地方吸收素材，什么都可以——福音，经典，布鲁斯，赞美诗——然后把它变成自己的音乐。
“她站在那儿，舔着上嘴唇的雪花，除了握着刀子的左手，整个身体都在颤抖……”
我花了三年时间，让人物表逐渐成型——生于南方的一对老夫妻；一种城市特有的自由抓住了他们的心；从后重建时期南方的威胁转到后“一战”时期北方的希望，这种剧变带来的感情失控。夫妻两人被迫对一个将新的风险塞进他们生活的姑娘作出反应——这种风险与其说是身体上的，毋宁说更是心灵上的。为了再现这个时期的原汁原味，我读了一九二六年的每一期“黑人”报纸，那些文章、专栏，甚至是广告。我读了主日学校课程、毕业典礼日程，以及妇女俱乐部的会议备忘录、诗刊、随笔。我听了带刮擦声的“黑人”唱片，标签上标着正点、黑天鹅、象棋、萨伏伊、国王、孔雀。
而且我还有记忆。
关于一个人在奴隶制度的威胁和感情扭曲之下，如何珍爱以及珍爱什么，《宠儿》给出了许多思路。其中一个思路——爱是永恒的哀悼。这让我考虑到另一个类似的思路：这种珍爱后来是如何在一种特定的自由中改变的。这种改变在音乐中得到了充分的表现。我对爵士乐所预见和引导的现代性，以及它那不可理喻的乐观，感到震惊。无论真实情况如何，无论个人命运和种族前景如何，这音乐坚持强调过去会来折磨我们，但不会将我们套牢。它要求一个未来——并且拒绝将过去看作“……别无选择的旧唱片，只能在裂缝处不停地重复自己，而且根本没有什么力量能够将唱针抬起”。
多么有意思啊!营造气氛、选择调色盘、探测她年轻生命的声音，然后把它全部转换成语言。这语言魅力无穷，光芒四射，就像一个珍藏在箱子里的晚会手袋！
尽管我有了一个概念、一个语境、一条情节主线、几个人物、一些资料，我还是不能建立意义——不是信息，而是存在其间的结构；在这个结构中，题目应尽可能靠近这个思想本身——即爵士乐年代的本质。在这样的时刻，一种美国黑人艺术形式从多种途径定义、影响、反映着一个国家的文化：性放纵的勃兴，政治、经济和艺术力量的爆发；宗教与世俗的伦理冲突；过去之手被当下碾碎。然而，其中最首要的，是创造。即兴创作，原创性，变化。这部小说不仅是描写这些人物，它还要力图成为他们。
作为本书的开篇，这样叙述不行，因为这样一来，后面都会变得机械而又落了俗套：接下来必然是“然后她……”。我当时想通过一种特别的透镜，来再现美国黑人生活的一个片段——这能很好地反映出黑人音乐中的浪漫，自由，死亡，诱惑，愤怒等等元素，以及它的表现风格。
我还记得打开厅里的铁皮箱子、仿佛打开了一个百宝箱的情形。箱子的锁是扣住的，而不是用钥匙锁上的，那令我激动万分；它的圆头，那些圆柱体——所有部分都紧紧相扣，吻合、妥贴。箱盖很重，但铰链很细；这里是偷偷摸摸地进入宝藏的捷径，但我被告知：永远不许靠近。我太小了，还没上学，没有姐姐在身边，日子长得没有尽头。她有了每天都要赴的约会（上小学一年级），所以一本正经的，一副扬扬得意的样子，而我则无所事事。我母亲在后院。房子里没有别人，所以没有人会知道这锁有多么好打开，箱盖掀起的时候有多么轻便。我相信宝藏就藏在那里，它也确实没令我失望——绉纱裙上面有一只晚会手袋，很小，珠光宝气的，边上还缀着黑玉和玻璃串珠。
我进入那个世界的努力总是遭到挫败。我无法找到那个声音，无法设置焦点。故事开篇说的是遭到背叛的妻子企图杀死她的情敌。“她站在那里，舔着上嘴唇的雪花……”还凑合，也许。但是，这还不够把这出组合戏剧的不确定性，从素材或人物那里提升出来。我知道关于这个妻子的一切，可是由于无法以合适的语言来表现她，我感到气馁，把铅笔扔到地上，烦躁地吮着自己的牙齿，想道：“噢，可恨！这算怎么回事？我了解这个女人。我知道她裙子的尺码，知道她睡在床的哪边。我知道她发油的牌子和气味……”于是我写了这些，毫不费力，从未间断，玩味，只是玩味着那个声音，甚至不考虑“我”是谁，直到叙述者看起来自然而然、不可避免地能够——愿意——与创造、即兴创作、变化的过程并行和开始介入。发表意见、评判、冒险和学习。我写过的几部小说，其结构是为了增强意义而设计的；而这回，结构就是意义。这个挑战就是揭穿和埋葬技巧，超越规则。我并非只想要一个音乐的背景，或者仅仅把它当作点缀随便提及。我希望这部作品能够展示音乐的智力、感性、无序；展示它的历史、它的流变，以及它的现代性。
